孙大鹏 王玉霞

摘要：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供给侧管理理论的两个古典经济学源头，一个是斯密的分工理论，另一个是萨伊的萨伊定律。回顾并分析了凯恩斯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及需求侧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弊端。运用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探讨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石，并参照美国实施供给侧管理的具体措施，重点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实践对供给侧管理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在对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重视市场的作用，根据国情来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供给学派；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6001207

2015年，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央政府多次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应对经济下行、市场低迷以及产能过剩的对策。一时间“供给侧管理”成为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关注最多、流传最广的经济学术语。贾康和苏京春[1]梳理了供给学派遵循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路径。第一轮表现为从萨伊定律的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然后再到供给学派的兴起；第二轮表现为供给学派的理论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然后再形成供给侧管理理论。他们梳理了两轮“否定之否定”中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及历史背景，评价了各个学派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得失，对供给学派的历史地位及演变过程梳理的比较清晰，但对供给经济学发展的内在机理挖掘不够深入。罗良文和梁圣蓉[2]运用中国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生产函数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认为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进行优化。他们重在经验分析而对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挖掘不足。郝身永和那艺[3]结合中国目前高投资、低消费和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特征分析了需求侧管理面临的种种困境，指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除了稳定需求侧管理，还应该着重供给侧管理。刘霞辉[4]从中国宏观经济背景、人口的变动和生产要素弹性变动等角度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估计，他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国外供给侧管理的经验提出中国供给侧管理的具体措施。

上述研究着重于问题分析，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且对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探讨的深度、广度不够，对其内在机理的探讨不足。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深度挖掘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区别、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管理的创新之处、供给侧管理是否是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以及在供给侧管理实践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厘清这些问题，对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向、深化体制改革、落实“十三五”规划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供给侧管理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源头

1776年，斯密[5]用12年时间撰写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面世。这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第一章就以论分工为题，讲述了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劳动者，没有经过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职业机械，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决不可能的了”。但是，经过分工，一个抽丝，一个拉直，一个切截，一个磨尖，最后一个人一天可以做扣针4 800枚。斯密认为，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原因如下：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常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约这些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乍一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第三，许多减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做许多人的工作。当然斯密认为，分工是否深入和精细，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在这本书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自然自发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的理论与分工理论一起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基础。斯密认为，通过分工交换与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产品供给能力，这成为供给侧管理最原始的理论基石。

供给侧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古典经济学源头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萨伊[6]在180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了需求。他认为，“某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同时授予其价值，但除非有人掌握购买该价值的手段，否则便不会有人出价来购买该价值。所指手段由何组成？回答是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所组成。基于这一事实，我可以得到一个乍一看来似乎非常离奇的结论，那就是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售出，因为他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售出的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极易流失。然而，想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应该说萨伊定律的内容和解释是含糊不清的，它的价值在于启发人们去思考，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作用且互为依托的有机整体。在1848年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前，萨伊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直在欧美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其财富的产生、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的消费理论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弊端

1929年爆发了波及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它无情地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天然和谐论，打破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神话。美国经济倒退了10年，失业率高达25%。供给没有自动创造需求，产品积压、工人失业、社会购买力下降，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社会出现很多严重扭曲的现象：一方面，产品过剩，企业向大海里倾倒卖不出去的牛奶；另一方面，许多穷人因病饿而死。古典经济学认为，短缺和过剩都是暂时的，市场的价格能够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但它无法解释这种大面积的长期的不均衡现象，需要有新的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历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凯恩斯[7]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因为这本书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鼻祖。他否认了市场天然和谐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政府干预、宏观调控和需求侧管理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及其传人用有效需求理论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有效需求是指对国内产品有支付能力的购买，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组成。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出现经济衰退；当有效需求过旺时，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用三个定律解释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第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边际消费倾向是指人们在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增量占收入增量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例如，我有3 000元的月收入，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80%，若再增加1 000元的收入，只有60%也就是600元进入消费，其余的都是储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是不断增加的，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的作用，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就导致消费不足。此外，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若收入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收入分配较均等的状况会更加不足。

第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定律。资本的边际效率指一项投资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现值的贴现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投资的回报率。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指随着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少。因为不管哪个行业投资增加，该行业产品的供应量就会增加，当需求不变时，产品价格会下降，从而导致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此外，当该行业投资增加时，企业对这个行业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加，要素价格上涨会导致该项目的生产成本增加，投资的回报率也会下降。

第三，灵活偏好定律。灵活偏好也被称为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有手持货币等待投资机会的偏好，因而利率不可能过低，利率尚未达到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已经非常大了。

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定律与灵活偏好定律，解释了投资不足。只有当投资回报率大于无风险市场利率时，投资才有价值。当投资回报率下降时，若市场利率也同时下降，投资不会减少，只要资本边际效率即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仍然是可行的。但市场利率因灵活偏好的缘故，不可能无限下降，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利率就出现了困难，因而就会影响投资的增加。

凯恩斯用这三个定律解释了没有政府干预的封闭经济中消费和投资的不足。凯恩斯认为，“对于商业循环的说明，其尤著者，当推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状态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此三者之变动，在商业循环中各有作用。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律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7]。“繁荣后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者，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将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于未来之看法，亦随之而变为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中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青睐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者之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方才增加”[7]。这里的商业循环是指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认为一国经济有经济衰退、经济萧条、经济复苏和经济高涨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紧密相连、循环往复、周期性波动。经济的波动犹如太阳晨起夕落一样自然，但是经济的大起大落破坏性比较大。为了熨平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政府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政策，即当自由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减税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达到提高有效需求，医治经济衰退的目的。当自由市场出现有效需求过旺、通货膨胀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达到降低总需求、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一直处于不可动摇的主流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用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他给西方世界带来了长达40年的繁荣。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把“经济萧条”这个词从经济学字典中剔除，因为我们有了凯恩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即经济滞胀。滞胀的出现对凯恩斯理论提出了挑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衰退；有效需求过旺，通货膨胀。当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变得束手无策。和凯恩斯理论不同的其他宏观经济学派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对滞胀现象解释最清晰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

三、供给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

1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

供给学派弥补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只研究需求不研究供给、只研究短期不足不研究长期不足的缺陷。供给学派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是由被称作“供给冲击”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减少造成的。关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有完全不同的假设。凯恩斯认为价格具有完全的粘着性，因此，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当政府实施扩张性的增加总需求政策时，会导致国民总产出增加而不会拉动价格水平的上涨，需求侧管理是完全有效的。而新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具有完全的灵活性，因此，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当产品价格上涨时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同幅度上涨，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其总需求的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增加国民总产出。

现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于总供给曲线形状的描述过于极端，短期总供给曲线具有正的斜率，其原因主要是当产品价格上涨时，要素的价格也上涨，但要素的价格特别是劳动的价格调整不能做到立竿见影。企业在产品价格上涨而要素价格没有同步上涨的时候，有增加产出的几率。当产出较少时，类似凯恩斯理论；当产出靠近潜在的国民产出时，类似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此，当总需求增加时具有两个效应，既增加产出也拉动价格水平上涨。至于主要作用于产出还是作用于价格水平，要看处于哪个阶段，在凯恩斯阶段，主要作用于产出，次要作用于价格水平，其经济学含义是当宏观经济严重衰退，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偏离较大时，政府的需求侧管理比较有效；当经济进入到古典阶段，总需求增加主要作用于拉动价格水平，次要作用于增加产出，需求侧的管理就有害无益了，如图1和图2所示。其中，P表示价格总水平，Y表示国民总产出。

而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原因是生产成本上涨，导致总供给减少，如图3所示。

供给冲击意味着AS左移至AS′，其结果是产出Y减少至Y′，而价格水平由P上涨到P′，滞胀就出现了，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使总供给曲线右移，以解决滞胀问题，如图4所示。

减税的主张会不会导致政府债台高筑，税收总额下降呢？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用一条拉弗曲线给予了回答。拉弗曲线是一条描述政府税收总额和税率关系的曲线，税收总额T和税率t之间有一段具有正相关关系，有一段具有负相关关系。该曲线表明当税率为0时，政府税收总额为0，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总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税率升高到一定数值之后，高税率减少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动摇了税基，反而导致税收总额下降。当税率为100%时，生产与消费活动完全停止，政府的税收总额为0。可见，政府的税收总额取决于税率和税基两个因素，当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t*时，政府的税收总额达到最大，当t>t*时降低税率会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减税反而增加了税收总额，如图5所示。

2供给学派的具体政策

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是典型的供给学派理论的实践者。20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状况，里根总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第一，实施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即将机器设备名义使用年限缩短，每年多提可以免税的折旧。加速折旧使企业能提前收回投资，刺激投资的增加。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让企业保留更多的税前收入，增加了企业的再投资资金。另外，降低资本增值税。资本增值税是指对金融资产以高于原价卖出获利时征收的税种。在供给学派的倡导下，美国国会于1979年和1981年两次降低了资本税税率。

第二，降低储蓄收入的税率。众所周知，储蓄是投资的前提。为了激励人们少消费多储蓄，除提高利率外还要降低利息收入的税率。美国从1985年开始对利息收入减税。

第三，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为了激励劳动者多劳动少闲暇，美国政府分两个阶段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第一阶段是1981—1983年，1981年削减5%、1982年削减10%、1983年再次削减10%；第二阶段是1987年，美国政府将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税率由过去的50%降至28%。

第四，鼓励研究开发。为了刺激技术进步，从1982年开始，美国法律规定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可以从应缴纳税款中扣除。这项规定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此外，供给学派还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恢复企业自主经营权，削减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严格限制救济金的发放，只开设救济老年贫困、赤贫等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多余的福利项目。这减少了个人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

除了减税外，美国政府自1981年以来还采取了减少对企业的干预，控制货币供给量等措施。美国政府实施供给侧管理的效果十分显著，1982—1988年美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迎来了“大稳健”时代。当然，美国的供给侧管理也有代价：一是政府债务增加；二是由于富人在减税中获得的利益较多，美国的贫富差距在里根执政时期进一步加大。

四、中国政府供给侧管理的创新

1需求侧管理的成就与不足

从图3可以看出，当实际国民产出远远低于潜在国民产出的前提下，政府需求侧管理的效应主要作用于提高产出水平，而次要作用于通货膨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要采用需求侧管理的模式。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超过9%。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 708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9 22873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达到7 904美元，已经基本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个人创造潜能的同时，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长期实施需求侧管理也产生了负面效应。

第一，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它解决不了信息搜集困难、决策成本过高的问题，相机抉择的时机和力度都难以把控，假如差半拍反而加大经济的震荡幅度。

第二，政府也有委托代理风险，拥有较大调控权利的政府官员在监管不到位时，难免有设租、收租的行为，重复建设、盲目上马以及豆腐渣工程很难避免。

第三，政府投资多为基础建设投资，对科技进步、创新等增加长期经济增长实力的要素关注不够。

第四，中低端产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各级政府债务负担加重都是需求侧管理带来的副产品。

当由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源在拉动经济增长这驾马车难以为继时，释放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及制度变革这五个供给侧方面的要素是必然的选择。

2中国政府供给侧管理的创新

中国政府的供给侧管理与美国政府的供给侧管理有明显的不同。美国政府所面对的美国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形成的“供给冲击”所导致的滞胀，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而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虽然破记录地下滑为69%，但这还是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15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因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不大。美国供给侧管理主要是通过减税等措施降低生产成本，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位移，以总供给的增加解决滞胀问题。中国政府面对的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不完善而长期积累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所以它比总量的调整更复杂、更困难。不能完全照搬国外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必须有自己的创新。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的第八次会议上为中国的供给侧管理做了如下界定：“要更加重视供给侧的调整，加速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地化解过剩产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根据习近平主席的界定，中国式的供给侧管理被学术界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第一，去产能。主要是指化解过剩的产能，加快淘汰僵尸企业。目前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光伏和风电设备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70%以下，许多低效、无效的企业占用过多的资源，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笔者认为，消化过剩产能及淘汰僵尸企业除通过“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市场，寻找生存的空间之外，应该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市场经济本身就有化解产能过剩及淘汰僵尸企业的功能，政府的任务是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减少退出和淘汰过程中的社会风险。

第二，去库存。主要是指减少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房地产库存达到74亿平方米，而且仍然以157%的速度不断增长。这些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长期以来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它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也是个人资产的主要归宿。房地产业的兴衰不仅影响了钢铁、水泥和家电等诸多产业的兴衰，也关系到就业及个人资产安全等社会问题。目前中国房地产业总体出现过剩的态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潜伏着较大的金融与社会危机。怎样严格地制定土地审批制度，抑制房地产过剩现象的加剧，同时通过城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去化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多库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目标。

第三，去杠杆。主要是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里的杠杆是指金融杠杆，如，居民负债占GDP的比例，政府负债占GDP的比例以及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例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中央、地方金融部门以及个人的金融杠杆都有上升的趋势。杠杆率越高，潜在的金融风险越大。如何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系统的债务杠杆，如何规范股票和债券市场、提高个人投资的安全性以降低资产风险无疑成为供给侧管理的重要任务。

第四，降成本。主要是指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放水养鱼，释放企业的活力。这项举措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完全吻合，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合。如，实施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实施“营改增”税收改革制度、加速折旧、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据估算，“营改增”以后可以降低企业纳税9 000亿元人民币。推行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严惩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减少寻租空间，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放松对民营企业的过度规制，降低制度成本。

第五，补短板。主要是指坚持问题导向，缺什么补什么。在中国低端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中高端产业有着严重的短板效应，供求错位现象严重。一方面国内许多产品需求匮乏；另一方面大量个人到国外“扫货”。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其中自主品牌不足10%。目前，中国80%的高端芯片、80%的发电设备、90%的高端数控机床都依赖进口。补短板的关键是制定较好的人才战略，构建激励机制，提高创新意愿，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多元化服务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科研领域，让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五、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比较及启迪

正如前文所言，政府的管理及调控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否一定需要政府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因为政府也失灵。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政府的管理作用，它无法摆脱政府失灵带来的弊端。但是它们仍然存在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求侧管理力度大、见效快，负作用也大。无论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还是降低利率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供给侧管理强调结构调整，减轻企业负担，更重视市场的作用，见效相对缓慢，负作用也小。

第二，需求侧管理强调短期，供给侧管理着眼于长期。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因此，需求侧管理不太重视具有长期效益的经济增长、企业研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处理，只是简单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当时的宏观经济风向相反地增加或减少总需求。而供给侧管理主要注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潜在产出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位移，强调的是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

第三，需求侧管理的理论相对完整系统，而供给侧管理理论相对零乱、片面。目前，虽然宏观经济学有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这两个分支，但新凯恩斯学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仍居主流地位。理论框架及政策主张非常清晰明确，而供给侧管理理论和实践尚处于探索之中，模糊不清、任人发挥的地方很多。

梳理供给侧管理理论渊源，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启迪：

第一，这两种理论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都是西方上百年经济实践的总结和提炼，不能用供给侧管理去否定需求侧管理。两种管理都有其适合的土壤，当经济出现比较大的衰退时，需求侧管理必不可少。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必须用政府的管理去矫正。其实政府失灵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宜采用“小政府大市场”策略，让政府逐渐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退出，回归它应有的职能。供给侧管理中政府也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需求侧管理强调宏观比较公平，供给侧管理强调产业差别性较大，更容易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

第三，供给侧管理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无论是需求侧管理理论还是供给侧管理理论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经济和文化与西方有明显不同。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从城市到农村，从地方到中央，很多有创造性的制度变革都是诞生在有中国特色的土壤上，如何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给制度创新者、理论创新者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比引进几个词汇更为重要，有了自由宽松的环境，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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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良文，梁圣蓉 论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基于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8-36

[3]郝身永，那艺 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积极调整[J] 当代经济管理， 2015，（4）：1-5

[4]刘霞辉 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J]经济学动态， 2013，（10）：9-19

[5]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6]让·巴带斯特·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72

[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