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伟

[摘 要]生态消费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的消费方式。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完全赞同和欣然接受的乐观态度，人们也逐渐接受生态消费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并不“生态”。本文对异化的凯恩斯主义消费观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生态文明；凯恩斯主义

生产与消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在充分肯定生产对消费之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深刻理解消费对于生产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消费不仅“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而且为生产提供着“目的”和“动力”。或如马克思所说，当生产与消费“自己实现时，也在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①。在处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自然就会引出“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问题，因为要想使生产和消费相适应，就不仅要根据人们的消费需要建立合理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也要对人们的消费予以正确引导，建立合理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是对一定社会中消费现象的总体描述和概括，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关于消费决策消费过程、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组织、消费机制的总体特征”②。就外延而言，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的自然模式，包括自然生态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物质技术条件；二是消费的社会模式，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道德宗教和政策法律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社会条件。

一、生态消费观念的形成

伴随着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最后到生态文明的更替，人类消费模式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采集狩猎文明阶段，从消费的自然模式看，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同一，遵循自然规律并维持完美的生态平衡；从消费的社会模式看，人们共同占有采集和猎取而来的消费资料，实行原始的公有制。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为标志的。随着镰刀、锄头、犁铧等金属农业工具的出现和农田开发、农作物栽培方式的兴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被动地顺从自然转向人对自然的最初控制，这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质变。尽管如此，此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故在消费模式上依然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由此，在农业文明时代，“消费”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消费经常处于道德、宗教或其他法律行政命令等强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迅速膨胀的生产力在带来物质的迅速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实质而言，这一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生产”的维度入手，主张减少和控制生产；第二种思路是从“消费”的维度入手，提倡通过刺激和扩大消费，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前者是马克思的解决思路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凯恩斯的解决方式。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凯恩斯的解决模式，即通过种种方式刺激消费以剔除资本增长的绊脚石。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不仅在政府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而且资本家们也借助大众媒体大力赞颂并提倡“消费”，农业时代“消费”的贬义意味不仅完全消褪，而且“消费”还一路高歌并晋升为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与消遣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②具体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奢侈性、浪费性消费，是用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物品消费出去，其直接后果是对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与大肆破坏。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推进，人类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快，以至于地球家园难以承受人类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③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可能还要考虑生存的前提。实际上，凯恩斯刺激消费需求以解决经济危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消费主义”最沉重的代价是资源能源枯竭、环境持续恶化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人类开始仰仗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生存的困境。“人类社会通过创造发明来控制和改变环境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增长，是回应挑战、解决问题的潜力的显示。但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个过程又表现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一系列更为复杂、为害更烈的破坏环境。”④因此，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无非推迟结果出现的时间罢了。于是，人们开始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消费模式，产生了很多描述未来消费模式的名词，比如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等，其中探讨最多的就是生态消费。

二、我国生态消费研究述评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研究员即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消费模式”问题，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他认为，在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时，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消费模式；当时知识界存在的那种把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高消费”确实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但“高消费”必然伴随着“高浪费”，它带来的是剥削程度和贫富悬殊的加剧，是工人债务的增加和人们思想上的空虚苦闷与道德堕落①。可以说，周叔莲的论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提供了重要思路。大约同时，“消费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建立，它以“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结成的整个经济关系，即消费关系”为对象，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关系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确立的“消费经济学”主要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消费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已远远不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包括消费行为在内的人类活动的主要症结所在，这成为“生态消费”问题在我国提出的主要历史背景和依据所在。

20世纪90年代，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缓解二者之间的突出矛盾，“使中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使环境质量、生活质量、资源状况不再恶化，并得到局部改善”，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引导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论题。同年，黄志斌和赵定涛联合发表《试论未来的生态消费模式》一文，成为学界探讨“生态消费”问题的最早文献之一③。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消费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待生态消费，认为生态消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学界流传最广。比如有学者认为，非生态消费模式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消费模式的思考；以尽可能低的物质消耗去换取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人类迎接美好未来的理想模式。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消费不是超前消费、浪费消费、污染消费或过度消费，而是适应生产发展水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基准、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的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④。刘新新对“生态消费”的界定，就是对以“自觉调控、规模适度”为核心的概念的延伸：“生态消费是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是一种高层次的理性消费。它是指消费水平是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消费方式和内容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的一种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模式”，他提出：“生态消费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途径”⑤，并强调生态消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胡江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生态消费指的是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符合生态系统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⑥。邱耕田更是直接将生态消费称之为“生态化的消费”，认为它指的是一种既符合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①。汪秀英对生态消费的界定以邱耕田的概念为基础，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要求人们的消费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上，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消费理念。生态消费的约定条件要求消费具有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②

二是从生态需要层面看待生态消费。据司金銮考证，“生态需要”源自俄文，出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③。就我国而言，叶谦吉于1987年最早提出“生态需要”概念，为生态消费的提出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尹世杰将“生态需要”视作“生态消费”的起点，认为“生态需要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并从生态需要、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态文化等四个方面对生态消费进行了研究④。鲁长安也是从生态需要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消费”的，他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着眼于生态需要”的消费方式，有助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⑤。李贯岐将生态需要同生活需要、生存需要相结合，提出生态消费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思想意识基础上，提供服务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同时使服务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⑥。

三是从人本主义的视角看待生态消费，以突出人的理性和主体作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以刘志飞为代表，他认为：“生态消费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乃至人的生存方式等的革命，反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⑦，强调生态消费是对西方消费主义的超越，是人自觉、自主的选择。从人本主义视角看待生态消费，并不是我国学界“生态消费”观念的主流，但这一观念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是大行其道。

大体而言，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普遍采取乐观态度。以此为基础，学界近年来将对“生态消费”问题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生态消费模式的建构路径”的探讨方面。比如尹世杰提出，要将发展生态产业、开拓绿色市场、培育优美生态环境、建立和完善生态法制体系作为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具体路径⑧，这成为此后建构我国生态消费模式的主要路径，李贯岐、蔡普民、钟芸香等学者均持大致相似的观点⑨。

三、对凯恩斯主义消费观念的批判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扩大消费来刺激企业生产，那样容易导致过度生产、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不能鼓励个人过度消费，那会导致大量抛弃、大量浪费等现象。因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不被人们所接受，生态消费的模式越来越被人们所青睐。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打着生态消费的旗号，其实并不“生态”，实际上成为消费生态。例如，目前很多商家从生态消费中寻求巨大商机，通过兜售生态、环保理念销售商品，大大增加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附加值以攫取利润等。此处所谓的生态消费，只是虚假、伪劣的生态消费，它的着眼点不是生态，而是消费，是打着生态的幌子去行消费之实，其所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仍然没有走出消费主义的藩篱。这种所谓的生态消费仍是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

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有效需求，为现代资本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理论支撑，实际是以消费主义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或者说，是从消费着眼去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是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资本的顺利运行有赖于有效需求的提高和消费的持续增加。凯恩斯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将消费纳入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生产过剩去解释经济危机，由此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大厦①。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领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是从消费和流通的领域去寻找原因。凯恩斯的理论由于顺应了人类欲望这一本能的导向，以满足欲望为基本途径，往往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某些阶段，凯恩斯的理论曾一度成为主流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凯恩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的确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只是暂时缓解甚至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只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向生态领域蔓延。凯恩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因而造成异化的生态消费，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现象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②。

我们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症结不在消费而在生产领域，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凯恩斯不仅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批判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企图转向消费领域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仅仅只是调整了消费品，进而将关注的对象转向是不是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这种仅仅着眼于生态消费品的所谓生态消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消费的欲望追求，而且使其忽略了消费行为及其过程是否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注重的仅仅是消费品本身的绿色化，强调的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的使用，着重考虑的只是某些群体、国家、地区的消费需求，因而也难以体现环境正义。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但他对消费异化观念的批判却为当前研究生态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与人的联系比生产更为密切，消费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变成了对物的无限占有，逐渐被异化。在异化消费中，财富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③，人们“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①。另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也都大篇幅地论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无法弥补的裂缝。笔者认为，马克思将其消费思想建立在生态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生态消费观念，其合理性不仅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生态消费概念中对消费至上思想的狭隘理解，符合人对自身本质的最高要求，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消费的本来意义是通过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本质和发展要求，因此消费是人类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了目的本身，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求。这种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把消费者引向欲望的满足和对于物的崇拜之上，它偏离了以人为终极关怀的文化视野，忘却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初始目的，不断诱发和催化人们膨胀的物质欲求，从而让人陷入了消费的异化。就像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要求消费活动符合生态价值观，它以人的精神存在为归宿，旨在通过健康而合理的消费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自然，人类的自由也因此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法则。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不仅仅将生态视作一个自然生态学的概念，更将之视作一个生态伦理学的概念。也就是说，生态在此被用于标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③，它体现出生态伦理的要求，即要求人类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进行④。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将生态伦理高度统一于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这有助于恢复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人类消费活动能否健康、永续地进行，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其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类永远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良好的生态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生态化的消费品，还包括消费过程、消费结果的生态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意味着：在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基础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