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智 杨籽昂 潘爱玲

摘要：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SO2和COD排放作为环境投入要素，测算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以2007年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为时间节点，对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SO2和COD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减排成效并不显著，但排污权交易试点不仅在试点省份起到了较好的直接减排效果，而且也提升了试点省份的经济绩效，尤其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用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通过纯技术效率的相对改善，遏制了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中国应继续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通过排污权交易的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使其不仅促进效率改善，更在技术进步层面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经济绩效；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22；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6004706

一、引言

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逐步重视，粗放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残酷的环境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污染间反复思考和权衡，试图寻找最优的发展路径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绩效。当然，中国不可能走“先治理后发展”的道路，毕竟发展是第一要务，环境问题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环境投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更为有效的环境政策，从而提升环境约束下的经济绩效。

考察中国环境政策制订和实践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单一的直接管制手段到直接管制与市场激励手段并重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对污染控制主要采取单一的命令控制型直接管制手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逐渐重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运用，如排污收费、减排补贴、环境信息披露和排污权交易等。那么，中国实施的环境政策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减排效果？又是否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绩效？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经验问题。张晓[1]最早将中国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总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环境政策进行了评价。他通过对宏观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情况的比较分析，指出1978—199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速度明显优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阶段性特征，并将其重要原因归结于环境政策的作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政策比较成功地控制了经济快速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但未能对具体环境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展开评价。张友国和郑玉歆[2]建立了一个排污收费标准改革的CGE模型，运用政策模拟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系统评估了2003年新的排污收费方式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收费方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限，对环境污染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但仅局限于理论模型的模拟，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撑。李永友和沈坤荣[3]利用1994—2006年跨省工业污染数据研究了中国各种具体环境政策措施的减排效果，研究发现排污收费的减排效果较显著，而减排补贴和环保贷款的减排效果不明显，但仅研究了各种环境政策措施的减排效果，没有联系到经济增长层面。

评价一项具体的环境政策是否有效，不能仅仅考察其直接的减排效果。因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既需要缓解因经济增长造成的污染，又需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过度严苛的污染控制措施在短期内会产生较好的减排效果，但极有可能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一项有效的环境政策应该在不突破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使环境容量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从而以最小的环境投入实现最大产出。但在经济绩效评价领域，近年来中国较多的研究是对环境约束下环境生产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评价[4]-[7]，这些研究均没有涉及对具体环境政策的评价。

总的来看，对于如何构建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评价环境政策的好坏是一个研究难点，原因是环境政策本身是众多具体政策措施的集合，它们在空间上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很难从静态的环境生产效率或动态的环境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分离出某项具体政策措施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由于2007年中国开展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只在部分省份进行，从而为我们分析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有效性提供了便利。中国于2007年开始陆续批复江苏、浙江、天津、湖南、湖北、山西、内蒙古、河北、陕西、重庆和广东等11个省份试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的要求，试点工作到2017年应基本完成，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本建立。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比较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后两个时期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来分析排污权交易这一环境政策是否有效。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在环境生产率的计算方面，应用得较多的是Malmquist指数最早由Malmquist[8]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尔后由Caves等[9]发展应用于具体企业的生产率分析，Fare等[10]进一步用两个时期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来定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深入研究，Malmquist指数已成为生产率分析非常有效的方法，并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省际生产率的计算。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通过对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后两个时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的比较研究，评价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的数据涵盖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后文统称省份，其中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关基础数据均来自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投入产出数据具体包括5个指标：产出指标为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GRP），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环境投入（H）3类共4个指标。关于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份的资本存量。具体做法是利用张军等[11]的研究成果，得到2000年中国各省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然后按照类似的方法，得到2002—2012年各省份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估算中的经济折旧率（

SymboldA@ ）为96%，当年投资（I）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计算。由于缺少西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统计数据，故西藏当年投资直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此外，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四川的资本存量包括重庆的数据在内，由于2007年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包括重庆，故本文采用计算当年资本产出比的方法，从四川的数据中分离出2000年重庆的资本存量，2000年重庆的资本存量=2000年重庆的地区生产总值×2000年四川和重庆的资本存量÷2000年四川和重庆的地区生产总值=1 58934×10 254/（1 58934+4 01025）=2 910410亿元。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关于劳动投入，采用各省份历年三大产业的总就业人数表示。其中《中国统计年鉴》缺少2011—2012年的分地区总就业人数，这两年的总就业人数通过查询各省份的统计年鉴补充完整。关于环境投入，采用二氧化硫（SO2）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两个指标，排污权交易涉及的主要污染物各有不同，主要涉及SO2、NOX、COD、NH3-N、烟尘、工业粉尘和重金属铅、镉、砷等，但以SO2和COD最为普遍，所以本文使用SO2和COD排放量作为环境投入的替代变量。具体采用各省份历年SO2和COD的实际排放量数据。

三、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2007年以后，中国陆续在11个省份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作为中国环境资源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排污权交易对在全社会树立环境资源有价的理念，促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有效减少，更好地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表1是2003—2012年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后中国SO2和COD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从全国来看，S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下降比较显著，平均排放强度从2003—2007年的21490千克/万元下降到2008—2012年的16180千克/万元，降低了247%；COD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则有所上升，平均排放强度上升了40%。对比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的情况，发现试点省份SO2和COD的减排水平和排放强度下降情况均好于全国，尤其是试点省份两类污染物的平均排放强度均有所下降，分别下降了277%和04%；非试点省份的情况则比全国水平略差，COD的平均排放强度上升了74%。

通过对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后试点省份和与非试点省份的比较，我们发现排污权交易在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和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政策，我们不仅要考察环境政策的减排效应，而且要分析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那么，排污权交易是否对中国试点地区的经济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我们通过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来进行分析。

12003—2012年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表2是2003—2012年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素及其分解值。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2年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0101。这个结果大体反映了该时期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现实，并且与大多数研究文献的结论相似。结合现实经济背景来解释，2003—2012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与中国在该期间内重化工业化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结合现实经济背景来解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与重化工业发展趋势相关。2003年以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持续加大，加之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以石油、采掘、水泥建材和机械设备制造为代表的重化工业行业迅速膨胀，使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大幅增长，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值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年均下降0032，技术进步年均下降0072。这意味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源于技术衰退，表明中国生产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通过环保技术与工艺的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不够，而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仍处于主导地位。

2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表2第7列和第8列计算了2003—2012年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比发现，2003—2012年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低于非试点省份。从平均值来看，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0898，较非试点省份低出0006。但进一步观察发现，2007年底以前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较为明显，表现在2004—2007年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低于非试点省份；而在2007年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后，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明显开始缩小，其中2008年和2010年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高出非试点省份0009和0019，其他年份也只是略低于非试点省份。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排污权交易试点在弥合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方面发挥了作用。

2003—2012年全国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2007年底以前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线基本低于全国趋势线，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线基本高于全国趋势线；2007年底以后全国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线却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这种变动趋势所呈现的特征说明，尽管总体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2007年推行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对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具有积极效果。

表3计算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全国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以及是试点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及其分解值的变化。从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来看，2007—2012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0888，比2002—2007年的平均值下降0020；从全国和非试点省份来看，2007—2012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比2002—2007年下降0030和0035。对试点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比全国和非试点省份分别低0010和0015。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排污权交易试点遏制了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值来看，试点省份试点前后纯技术效率变化值比非试点省份高0022，而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值分别低0001和0006，说明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相对改善。

3东中西部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的比较分析

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有很大差异，下面通过分别考察东中西部的情况来进一步分析。表4第2—4列是2003—2012年东部地区全部省份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2003—2012年东部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低于非试点省份；2007年底以前东部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较为明显，但这种差距在2007年以后明显缩小。表4第5—7列和第8—10列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关数据。西部地区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呈现与东部地区相同的特征，而中部地区呈现相反的特征。

我们还考察了2003—2012年东中西部全部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发现各样本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从表4可以看出，2007年底以前东部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低于东部总体趋势线，东部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高于东部总体趋势线；2007年底以后三条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排污权交易试点对东部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提升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2007年底以后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大体高于中部总体趋势线，中部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大体低于中部总体趋势线；2007年底后三条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基本一致。这一特征表明。从西部地区来看，2007年底以前西部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大体低于西部总体趋势线，西部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大体高于西部总体趋势线；2007年底以后三条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大体保持一致。这一特征表明排污权交易试点排污权交易试点对中部地区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产生作用对西部试点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提升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2007年底以前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高于中部总体趋势线，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高于中部总体趋势线；2007年底以后三条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基本一致。这一特征表明排污权交易试点对中部地区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产生作用。从西部地区来看，2007年底以前西部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低于西部总体趋势线，西部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线基本高于西部总体趋势线；2007年底以后三条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排污权交易试点对西部试点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提升作用。

为什么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中部地区没有体现应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各地区参与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寻求答案。东部地区目前有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和广东等5个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是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最多的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试点省份各有3个，分别是中部的山西、湖北和湖南，西部的内蒙古、重庆和陕西。尽管各省份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在探索中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进展各有不同，成效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从软件和硬件建设来看，浙江和江苏等东部省份的成效较突出，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交易管理系统的建设运行和政策文件的发布数量等方面居各试点省份的前列。从主要污染物交易的累计量指标来看，陕西、内蒙古、重庆和河北等西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指标较突出。从排污权交易的活跃程度和成交金额来看，浙江和江苏等东部省份的排名较靠前。此外，西部省份的重庆、内蒙古和陕西还比较重视排污权交易指标的储备管理，较早明确制定了排污权储备管理办法，为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对排污指标的需求、调节排污权市场供求关系和调控排污权市场价格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从排污权交易试点情况的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进展和成效较大，而中部地区相对较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排污权交易试点在提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绩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中部地区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最后，我们还分别计算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东中西部排污权交易试点和非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前后两个时期平均值的变化值。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相对改善，这一点同样在东中西部分地区得到验证，东部、中部和西部试点省份纯技术效率试点前后的变化值分别比非试点省份的变化值高0009、0008和0046。我们尤其关注中部地区的情况，尽管中部地区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相对非试点省份要差，但其纯技术效率还是得到了相对改善。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非试点省份技术进步的增长变化优于试点省份。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目前中国试点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主要对试点省份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发挥作用，而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效果不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SO2和COD排放作为环境投入要素，测算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以2007年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为时间节点，对试点前后两个时期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主要污染物SO2和COD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重视环境保护的同时更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对排污权交易这项重要环境政策试点效果的评价，应着重考察其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效果。本文主要结论和隐含的政策含义为：

第一， 2003—2012年中国主要污染物SO2和COD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有升有降，污染控制和减排成效并不显著，这是该时期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素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源于技术衰退，表明中国生产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通过环保技术与工艺的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不够，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加大先进技术的引用、研发和使用，从而带动技术进步，比效率改善和规模提升更为紧要。

第二，排污权交易试点在试点省份起到了较好的直接减排效果。通过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试点省份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的下降均优于全国和非试点省份；排污权交易也提升了试点省份的经济绩效，尤其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用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通过纯技术效率的相对改善，遏制了试点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提升经济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排污权交易试点的进展和成效更为显著。因此，中国应继续深入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通过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创新排污权交易机制，使其不仅促进效率改善，更在技术进步层面起到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99，（3）：88-99

[2]张友国，郑玉歆中国排污收费征收标准改革的一般均衡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5）：3-16

[3]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7-17

[4]胡鞍钢，郑京海，高宇宁，等考虑环境因素的省级技术效率排名（1999—2005）[J]经济学（季刊），2008，（3）：933-960

[5]李静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J]南方经济，2009，（12）：24-34

[5]田银华，贺胜兵环境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再估算：1998～2008[J]中国工业经济，2011，（1）：47-57

[6]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5）：95-109

[7]匡远凤，彭代彦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经济研究，2012，（7）：62-74

[8]Malmquist， SIndex Numbers and Indifference Curves[J]Trabajos de Estatistica，1953，4（1）：209-242

[9]Caves，DW，Christensen，LR，Diewert， WE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Output，and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s，1982，50（6）：1393-1414

[10]刘瑞翔，安同良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变化趋势与因素分析——基于一种新型生产率指数构建与分解方法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2，（11）：34-47

[10]Fare，R， Grosskopf，S， Norris，M，Zhang，ZY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1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