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芳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王叔岷首先拜见了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并将自己写的一首五古抒怀呈傅斯年指导。傅斯年翻翻，便询问王叔岷未来想做什么课题。王答：“《庄子》。”傅斯年笑笑，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然间，他脸一沉，对王叔岷说：“要把才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很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喏喏而退。此后，王叔岷便一生牢记傅斯年教诲，从校勘训诂入手痛下功夫研究《庄子》，最终成为二十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作了不出“成果”的硬性规定，弱化了“成果欲”，洗去了浮躁，才可能有真正的研究和真正的成果。反观现在的教师写作，往往缺少这样的耐心和淡泊。文章写出来了就想获奖，投出去了就想发表，鉴定后就想评职称，一切都是冲着某种目的和好处而去。被外在的目的和好处牵着鼻子走，写出来的东西与“自我”离得很远，这显然是对“写作”的误读，也无法从“写作”中获得乐趣。

本末倒置的写作会把写作功利化、手段化，使写作发生异化。当写作成为了手段，我们还能从写作中得到多少乐趣呢？当写作成为手段，写出来的文章还有多少力量和质量呢？

其实，“写”本身就是目的，“写”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写”是靠近人的本能的需要。人是需要交流的，当自己有了某种好的想法和做法，就会急于找人交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得，在交流中放大幸福感和成就感。反过来，心里有了不解和烦恼，此时最好有个倾诉的对象，通过与之交流，让内心的情绪得以释放。但是平时大家忙于工作，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不多。再者，与人交流也是有条件的，最好能找一个知心人、同道者，至少所谈话题是大家感兴趣的，这样交流起来才有意思，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才会出现“相见恨晚”的感觉。但这样的“知己”未必一下子就能找到。与其苦苦寻找依然无果，不如自己制造一个“知己”，那就是拿起笔来，通过写作的方式，把内心的想法写下来。写一写，思想得到了疏理，情绪得到释放，境界得到了提升，这种以笔代口的“交流”方式更为自由、更为开放、更为深入。

我们还可以把所写内容发在博客上、QQ上、微信朋友圈内，人家看到后可以通过回复的形式开展交流。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所记内容拿出来，修改一下寄出去发表，或者结集出版成书。一旦所写内容公开发表了，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交流。

山东省孙明霞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说到，她一开始写文章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发现教学中的许多事值得写下来，并把文章贴在自己的博客里，简单的想法就是与人分享。杂志社的编辑看到后觉得文章有发表的价值，就把她的文章在杂志上陆续刊登出来。她继续着原来的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几年来发表的文章有百篇之多。这就是一种无为之“为”，不带任何目的性，写出来的文章很美、很纯粹，很能打动人。写的过程自然轻松惬意，是自然的抒发，是快乐的记录，是心灵的旅行。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也有值得记下来的“好东西”：师生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教学中有效的做法，工作中的点滴感悟，孩子的童言童语，等等。这些“好东西”留着，我们还可以去回味、去思考，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卸下写作的各种意义外包装，让写作回归到朴素的自然化的简单状态，无须赋予教师写作太多的“写”以外的意义，让写作多一点自然的色彩，多一点本来的功能，单纯而又快乐地把教育生涯中的所做、所思写下来，使其成为教师的行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