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艺理论家鲍·艾亨鲍姆在俄苏形式论学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艾亨鲍姆研究在我国的俄苏形式论学派研究中尚属于较为薄弱的环节，相比之下，国外的艾亨鲍姆研究已形成一定的气候。本文梳理和考察了俄苏学界和欧美学界在艾亨鲍姆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并对之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也对国内艾亨鲍姆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艾亨鲍姆研究对国内文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鲍·艾亨鲍姆研究；俄苏形式论学派；述评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53-04

俄苏形式论学派（Русский формализм）{1}是一个20世纪初肇始于俄国的现代文艺理论流派，尽管它的活动时间尚不足二十年，但其极富活力的理论内涵深远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世许多文艺流派，成为现代外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发源地。鲍·米·艾亨鲍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1886-1959）是俄苏形式论学派重要代表，他与维·什克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尤·蒂尼亚诺夫（Ю.Тынянов）被公认为该派分支“奥波亚兹”{2}的领导核心。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研究中往往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并重，提出并发展了不少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对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发展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有学者认为，艾亨鲍姆的文章《“形式主义方法”的理论》“确是可以当做‘形式论学派十年发展史来细读的，是今人了解现代文论第一场革命原貌的一份重要文献。”[1]可以说，艾亨鲍姆是当之无愧的“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但遗憾的是，艾亨鲍姆的重要地位尚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充分重视，我们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规模与其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在具体研究上也存在不少空白点。相比之下，国外的艾亨鲍姆研究已形成一定气候，俄罗斯学者由于对本土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和长处，他们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自然不容小觑；欧美学界或许由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艺流派与俄苏形式论学派的渊源，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外的艾亨鲍姆研究，以此为我们深度挖掘与整理俄苏形式论学派及其学者学术遗产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俄苏学界的鲍·艾亨鲍姆研究

自“奥波亚兹”成立后，其不同凡响的文学理念在当时的苏联文艺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围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各种争论，出现了各种相当尖锐的批评声音。如果说，在艾亨鲍姆早期从事文学研究时，评论界对其还算温和的话，那么在形式运动时期，艾亨鲍姆的部分论战对手倾向于极端评价，而不尝试认真分析，这虽不能以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性一言以蔽之，但艾亨鲍姆等形式论学者遭遇不公正之评价却是不争之事实。除了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学者个人远见的缺乏也妨碍了对艾亨鲍姆的公正评判。众所周知，作为“奥波亚兹”的主要代表，艾亨鲍姆知识渊博，理论素养极高，这意味着，如若马上对其文章做出相应的评判，批评家本身必须具备出色的洞察力、巨大的学术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即首先自己至少就是一位出众的学者。因此，在对艾亨鲍姆学术思想进行质疑及批判的声音中不乏一流学者，如米·米·巴赫金以梅德维杰夫（П.Н.Медведев）为笔名撰写专著《文学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对形式论学派及其代表做了系统的评析，他的评论可谓是从另一角度同形式论学派代表进行了一场思想对接与潜在对话。

自“解冻”以降，五、六十年代起，苏联文艺界重新开始关注“失宠”的“奥波亚兹”和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遗产，维？伊万诺夫（В.Иванов）、瓦·柯日诺夫（В.Кожинов）等学者尝试从语文学、语言学、文艺学等的立场出发考察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我们认为，以尤·洛特曼（Ю.Лотман）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对艾亨鲍姆理论遗产的关注具有重要意义。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单一化，在评价形式论学派时，洛特曼并不能够自如引用“奥波亚兹”代表包括艾亨鲍姆的著作，并且不得不在评语上附加类似“错误”“缺陷”和“矛盾”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形式论学派当时正处于“失宠”的尴尬境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洛特曼等符号学派学者对“奥波亚兹”及艾亨鲍姆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再思考，“结构诗学”才得以传承俄苏形式论学派的诗学精髓，从而延续俄苏形式论学派的生命，并成为俄罗斯文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一时期俄苏文艺界也开始再版形式论学派代表的著作，重新整理并刊发过去未能发表的文章、通信、日记等，这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伊·安德罗尼科夫（И.Андроников）的《艾亨鲍姆的道路》（1975）、格·比亚雷（Г.Бялый）的《鲍·米·艾亨鲍姆——一位文学史家》（1986）、玛·丘达科娃（М.Чудакова）和叶·多德斯（Е.Тоддес）的《鲍·艾亨鲍姆的道路与遗产》（1987）等。

到八十年代末，苏联文艺界不仅再版艾亨鲍姆的著述，而且积极翻译国外研究形式论学派的著述，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研究艾亨鲍姆的一个中心就是蒂尼亚诺夫家乡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自1982年起，这里每隔两年就会举行蒂尼亚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定期出版会议报告《蒂尼亚诺夫研究文集》（《Тыня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文集中不少文章是研究艾亨鲍姆理论的。如玛·丘达科娃在《艾亨鲍姆和蒂尼亚诺夫的学术活动中的社会实践、语文学反思和文学》一文中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雅可布森与艾亨鲍姆的往来信件，解读了信件内容和艾亨鲍姆日记，披露这几位学者对艾亨鲍姆传记创作的评议，剖析了俄苏形式论学派在后期转变文学研究方向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形势变化使然。《鲍·米·艾亨鲍姆与维·马·日尔蒙斯基的通信》一文则收录了1913-1946年间艾亨鲍姆与日尔蒙斯基的通信，其中包括24封艾亨鲍姆致日尔蒙斯基的信件和9封日尔蒙斯基致艾亨鲍姆的信件，并且附上艾亨鲍姆妻子致日尔蒙斯基（1921年10月）及日尔蒙斯基致什克洛夫斯基（1970年9月6日）的信件。叶·多德斯在引言中梳理了这些信件的内容，指出，从信件中可以看出日尔蒙斯基与艾亨鲍姆的九年友谊、二人在学术研究上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由此对艾亨鲍姆在加入“奥波亚兹”前后的心路历程做出了详细的探讨（涉及当时各文学思潮流派对艾亨鲍姆的影响）。这些信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对我们研究艾亨鲍姆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此外，叶·多德斯在《30-50年代的鲍·米·艾亨鲍姆》一文中梳理了艾亨鲍姆在30至50年代对政治生活的态度，认为他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论著是对生活的反思，是其经历的写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在接受西方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坚持本土资源的开采，开始积极反思历史，清理学术核心范畴。艾亨鲍姆理论思想在俄罗斯进一步受到关注。几乎所有的无论是基础理论的，还是深度的美学著作都触及到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现当代伟大哲学家和美学家，如谢·阿维林采夫（С.Аверинцев）、叶·巴辛（Е.Басин）、Е.沃尔科娃（Е.Волкова）、鲍·梅拉赫（Б.Мейлах）、 瓦·哈利泽夫（В.Хализев）等也都高度关注艾亨鲍姆。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大学美学专业Е.沃尔科娃教授曾指导两位学生撰写以俄苏形式论学派及艾亨鲍姆美学思想遗产为选题的学位论文。这两位学生在论文中都对作为“奥波亚兹”成员的艾亨鲍姆的美学论题进行了梳理，考察了艾亨鲍姆的整体文艺思想。在对与“奥波亚兹”相关的历史文化事实溯源的同时，也分析了艾亨鲍姆于这一时期创作的理论著作，并从历时观念出发，对艾亨鲍姆学术思想转变进行了连贯分析，追踪了艾亨鲍姆在“奥波亚兹”解散后致力于建构完整的美学思想的活动。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叶·奥尔洛娃（Е.Орлова）在俄罗斯学界重要学术刊物《文学问题》（3-4月）上发表了文章《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鲍里斯·艾亨鲍姆》。该文以艾亨鲍姆论“批评”的几篇文章（包括尚未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几篇早期批评文章）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艾亨鲍姆的文学批评家身份及其有关批评本质和任务的观点。奥尔洛娃教授指出，一直关注与思考批评与语文学关系的艾亨鲍姆认为：“必须使文学与文艺学密切联系……正是从这种密切中可以产生并且正在产生新的批评……”，“批评——这不是专业，而是体裁。”[2]即批评是文艺学的体裁。奥尔洛娃教授还认为，早在1912年底，艾亨鲍姆在评论伊万？诺维科夫作品时曾做如下表述：“我们仿佛重新感受到了公鸡、狗崽、蜜蜂、蜘蛛、夜晚、人们，及整个大自然。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啊——重新体验那些已经定型了的、僵化了的！”[2]显然，这可以被视为什克洛夫斯基此后在《作为手法的艺术》（该文发表于1917年，被艾亨鲍姆誉为“形式论学派的宣言”）中提出的“奇特化”（Остранение）{3}这一核心概念的雏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俄苏学术界对艾亨鲍姆文艺理论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从排斥打击到重新认识的曲折过程。在新时期，即使时局动荡、经济不景气，学者们也从未停止对其理论资源的开采与发掘，尚能够公正科学地评价其理论思想体系，既有宏观上的把握，也涉及具体理论学说，甚至关注到艾亨鲍姆曾经为将社会性因素纳入研究体系而做出的努力。虽然俄苏学界目前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艾亨鲍姆研究专著，却也不乏专题性的研究。可以认为，俄罗斯对艾亨鲍姆文学理论建树的研究虽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系统，但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二、欧美学术视野中的鲍·艾亨鲍姆

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西方，俄苏形式论学派经由捷克结构主义学者的介绍而广为周知，此后对该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引入到译介到深入研究的研究趋向。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对艾亨鲍姆的研究主要以引入和译介为主。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将俄苏形式论学派放在世界文论的背景中来探讨，认为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属于“内部研究”，文中肯定了艾亨鲍姆对19世纪俄国抒情诗的研究的学术价值。美国学者维克多·厄里希（V. Erlich）在《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1955）中全方位阐述了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发展历史和理论观点，行文中多次谈到艾亨鲍姆，肯定其在该派中的重要作用及对形式论诗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张隆溪先生曾这样描述：“当维克多·埃利希在五十年代中期把俄国形式主义最初介绍到西方时，他那本英文著作《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十年之后，茨维坦·托多洛夫用法文翻译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论文，汇成《文学的理论》这本小书出版，却立即引起热烈反应。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再到巴黎，也就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结构主义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已经被普遍认为代表着现代文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形式主义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保加利亚裔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Todorov，）在编译《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965）时收录了什克洛夫斯基、雅可布森、蒂尼亚诺夫、艾亨鲍姆等人的文章，其中将艾亨鲍姆于1925年发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文章《“形式主义方法”的理论》视为俄苏形式论学派理论入门而置于该书首篇。“1971年，这篇文章在美国被Н.亚当斯编入《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1978年又被L.马特伊卡与K.泼沫斯卡编入《俄罗斯诗学读本》；……在1998年于英语世界面世的一部《文学理论文选》中，鲍里斯·艾亨鲍姆这篇文章的标题被译成《形式主义方法导论》。”[1]由此看来，该文在俄苏形式论学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奥地利学者汉森·廖韦（A. Hansen-love）撰写了《俄国形式主义：奇特化原则基础上的方法学建构》（1978），美国学者赫伯特·伊格尔（Herbert Eagle）注意到形式论学者在电影诗学方面的贡献，回顾他们建构电影诗学的缘起，译介了艾亨鲍姆的文章《电影修辞问题》，这反映在其专著《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1981）中。此后，西方学者在谈到俄苏形式论学派时，都会提到艾亨鲍姆并将其作为该派主要成员来看待。如美国学者弗·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语言的牢笼》（1972）、比利时哲学家布洛克曼（J.M.Brockman）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974）、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cs）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77）、托·本奈特（T. Bennett）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和法国学者茨·托多罗夫的《批评的批评》（1984）等等。

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降，西方学者充分认识到艾亨鲍姆之于俄苏形式论学派的重要意义，即不仔细研究艾亨鲍姆的著作就不能对“奥波亚兹”理论立场做出正确阐释，因此出现不少专门研究艾亨鲍姆的学术文章，包括深入的专题研究乃至专著，自此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詹姆斯·柯蒂斯（James Curtis）在《柏格森和俄国形式主义》一文中考察了俄苏形式论学者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艾亨鲍姆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关系，认为三位学者都不同程度接受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到批评实践中。美国学者哈罗德·谢弗斯基（Harold Schefsky）在《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批评的焦点转换》一文中回顾了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研究，认为其研究方法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这与艾亨鲍姆的思想发展、学术环境都有一定的联系。卡罗尔·安妮（C. Any）在《“奥波亚兹”中的鲍·艾亨鲍姆：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界限的检验者》一文中认为，在创建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时，俄苏形式论学派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研究中避开明显的文化的和历史的阐释，如何防止转向非文本研究，而艾亨鲍姆就担任了解决这个困难的“警戒员”的角色，不但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批评方法，还经常暗示同事们不要离题，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们建立独立自足的文学科学的努力毁于一旦；在另一篇文章《鲍·艾亨鲍姆的未完成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著作：与苏联历史的一次对话》中，安妮对艾亨鲍姆的《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进行了分析，指出，传记创作是艾亨鲍姆同苏联政府的对话，是对当局干预文学生活的抗议。

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即雷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1991）中对艾亨鲍姆进行了专节介绍，认为艾亨鲍姆是俄苏形式论学派的领导人物之一，与其他形式论学者一起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而持久的贡献。在韦勒克看来，艾亨鲍姆规模最大而且持续最久的著作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三卷本传记《列夫·托尔斯泰》。传记第一卷以早期专著《青年托尔斯泰》为基础，是“形式主义”式的分析，无新颖之处。而在后两卷中，艾亨鲍姆刻意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或“形式主义”批评的探讨，转向了广义的生平。“不过一方面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研究所留传世人的是显示其学识渊博的洋洋大观的丰碑，一方面在后几卷里实际上并无什么内容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遑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4]韦勒克还谈到艾亨鲍姆的文章《文学生活》（笔者译为《文学日常生活》），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做出的让步，或者说是承认。这时期西方学界还出现了两部艾亨鲍姆研究专著：卡罗尔·安妮的《鲍·艾亨鲍姆：一个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不同声音》是一部艾亨鲍姆学术思想研究专著。安妮认为，首先必须确认艾亨鲍姆在俄苏形式论学派中的地位，应当发掘出他的独特理论。在某些评价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安妮受到了厄里希的影响，但也有独到见解。譬如指出，在“后形式主义”时期，艾亨鲍姆像同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屈从了当时的政治要求，因此这时期的学术论著的质量难免会打折扣。在如何看待艾亨鲍姆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安妮建议把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学术运动看作一种自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现象，而非文学研究方法，要学会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阐释艾亨鲍姆的文艺观发展的逻辑性。詹姆斯·柯蒂斯的《鲍·艾亨鲍姆：他的家庭、国家和俄罗斯文学》侧重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察艾亨鲍姆不平凡的一生。柯蒂斯首先描述了艾亨鲍姆的家族史，认为艾亨鲍姆的苦难源自犹太血统，他在俄罗斯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归属感。然后，柯蒂斯详细描绘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艾亨鲍姆思想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他加入“奥波亚兹”的前因后果，他在“奥波亚兹”期间的社会活动等等。最后，柯蒂斯还向我们展示了艾亨鲍姆的晚年生活以及家人的命运，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艾亨鲍姆的生活就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缩影。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艾亨鲍姆的研究已突破“形式主义论”局限，甚至注意到艾亨鲍姆后期学术理念转向，但尚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所参照读本未必都是“第一手”资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误读无疑会影响研究者的理解；此外，西方和俄国在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上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无疑也会影响到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譬如在如何看待艾亨鲍姆在“奥波亚兹”解散后的“隐性发展”时期的方法转变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存在明显的分歧。西方学者大都认为这是艾亨鲍姆迫于政治压力做出让步的“妥协投降”行为，而俄罗斯学者认为艾亨鲍姆的转变是源于他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是自然发生的方法上的演变。见解的不同足以证明问题的复杂性。究竟是方法上的转变还是思想上的转变，这还尚待从学术角度进行考察。其实，这些年来苏联文艺学界陆续披露了“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学术档案材料，这些档案的开放，为人们客观描述与历史评价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学术遗产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三、结语

在回顾了艾亨鲍姆在国外学术范围内的接受史之后，我们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对艾亨鲍姆理论遗产的研究上，大多经历从曲解、批判到客观公正评价的过程。显然，俄罗斯和欧美学者起步较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国学术界虽认识到艾亨鲍姆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尚未充分理解艾亨鲍姆在俄苏形式论学派中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我国学界的艾亨鲍姆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学者对作为一个整体文艺流派的俄国形式论学派展开过专题的或整体的研究，并且不断深化认识，甚至达到了应用、变形、实践等的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但我国学者大都是从整体上回顾这一学派的历史和理论学说，且主要围绕“文学性”和“奇特化”这两个核心概念、围绕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可布森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理论建树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而对其他形式论学者的理论思想未加以重视。就艾亨鲍姆这位单个学者来看，对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显然与我们所提的“艾亨鲍姆为‘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其次，从翻译工作来看，存在着著作译介数量较少的突出问题。即使存在几篇译文，也尚不能反映出艾亨鲍姆文艺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整体风貌。此外，我国理论工作者在对艾亨鲍姆著述的理解上在许多方面尚存分歧，如对艾亨鲍姆的名字、艾亨鲍姆文章中出现的术语等的翻译还未达成一致，容易造成混乱之嫌。再次，谈及艾亨鲍姆，我们的介绍也仅限于其与俄苏形式论学派相关的学术活动，对其在该派解散后的研究知之甚少。

我们认为，在考察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体系时，既要保持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又要坚持现代思维的开放性。众所周知，艾亨鲍姆是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创建者和守卫者。他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逻辑严谨，论证周密。在形式论运动期间，艾亨鲍姆提出不少原创理论丰富了形式论诗学，又注重批评实践，对形式论诗学做出总结、辩护，守卫了形式论诗学；在形式论学派解散之后，他及时对早期形式论诗学做出反思及修正，尝试走出“形式主义牢笼”。因此，他更是俄苏形式论诗学的超越者。我们认为，艾亨鲍姆的这种学术理念超越不是“妥协”也不是“投靠”，而是其思想成熟的表现，其超越对20世纪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由此看来，借助“第一手”著作，深入到俄苏形式论学派生成的原初语境，系统整理艾亨鲍姆的形式学说及理论范畴，从而展现艾亨鲍姆文论思想的总体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考察艾亨鲍姆中晚期对早期形式论诗学的反思和修正，有助于我们认识艾亨鲍姆作为俄苏形式论诗学之超越者的身份，澄清史上将俄苏形式论学者定位于“唯形式论”之误读，有助于我们把握20世纪文学批评范式从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转型的内在学理。其次，系统梳理和分析艾亨鲍姆的理论影响，可促进我们对当代世界文论走向的理解及把握，从而更好建设我国的文艺理论。再次，系统检阅艾亨鲍姆的批评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其理论学说，也将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多方位的参照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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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有关这一文艺批评学派的称名，请参见李冬梅：《艾亨鲍姆：俄苏“形式论”诗学的创建者、守卫者和超越者》（《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2期）第23页。

{2}“奥波亚兹”是“诗歌语言研究会”俄文缩写名称的音译，即“Опояз”——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3}关于俄文词语“Остранение”，我国学术界有多种译法，如“陌生化”、“奇特化”、“奇异化”等，笔者采取了“奇特化”的译法，以免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Очуждение）一说混淆。

参考文献：

〔1〕周启超.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27.

〔2〕Екатерина Орлова. 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2，№2：36-41.

〔3〕张隆溪.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J].读书，1983，（8）：91.

〔4〕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59.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