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涵

摘 要：《蛙》生动描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东农村围绕计划生育所展开的一幅喧闹缤纷的浮世绘，其深广的社会内涵及其批判意识，又是与小说的女性书写联系在一起的。从小巧可人的王胆到曾经威慑整个人民公社的男人们的泼辣的姑姑，在其性格鲜明的女性群象塑造中，寄寓着作家对重男轻女和歧视女性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批判，同时也不失某种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

關键词：莫言；《蛙》；女性形象；传统观念批判；现实批判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诺奖评委会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说：“莫言是个诗人，粉碎了陈腔滥调，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他一直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人，在众多的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个充满张力、丰满、鲜活的形象，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是颠覆传统的，是闪耀光芒的。[1]莫言先生祖籍山东，他笔下的文字也充分体现了山东人的豪放、粗犷、磅礴大气的性格特点，同时又不失幽默风趣。在读完长篇小说《蛙》之后，我不得不再次赞叹莫言先生深厚的艺术描写功底。《蛙》不仅充分体现了莫言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这种特点，而且在其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塑造中，还寄寓着作家强烈的传统文化观念批判和现实批判意识。

《蛙》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东农村围绕“娃”所展开的一幅喧闹缤纷的浮世绘，而集中体现的是当时的计划生育对人们的摧残和迫害。这种深广的社会内涵及其批判色彩的呈现，又是与小说成功的女性书写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中的女性，不论是小巧可人的王胆，还是曾经把整个人民公社的男人们都喝趴下的泼辣的姑姑，当她们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观念、时代主流风潮或整个家族的压力时，似乎又都有一种逆来顺受的天性。王胆是个侏儒，与人高马大的陈鼻结合后，能生下第一个女儿陈耳已是万幸；可陈家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保守的家庭，骨子里就流淌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为了完成让夫家抱上孙子的可笑愿望，王胆冒着生命危险怀上第二胎，却恰逢最为严格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关口时候，为了躲避姑姑、“小狮子”等人的追捕，不得已在大雨之际上了江中的木筏。虽然第二个孩子平安出生，可自己却未能挺过难关，命丧江海。如果说陈家人一心只考虑传宗接代而不考虑王胆的身体条件，是造成王胆死亡的直接原因，而王胆的逆来顺受则是造成自己生命悲剧的内在因素。本来侏儒体质的人受孕，生产就十分困难，即使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侏儒症患者想要平安生下孩子也非易事，更不用提在当时物质和医疗条件匮乏的中国农村，这基本上是冒着以一命换一命的风险来生儿育女。王胆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想来在受孕之前她的心情也一定是充满着对未知的惊慌，但她依然选择如此去做，甚至是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之后她依然接受去怀第二个孩子，其根源还是那种源远流长的重男轻女和歧视女性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要求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导致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从未获得过重视。甚至在某些男权至上的人眼中，女人只是生育工具，注定依附于男人生活，对男人更应该言听计从。可事实真的应该如此吗？如果王胆是一位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她还会接受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生下第二个孩子吗？包括那些在计划生育还未开始前拼命生子的女人，有人已经生下了五、六个孩子依然选择继续怀孕生子，她们的选择无非是为了完成丈夫们再多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蛙》在这样的女性性格刻画中，无疑寄托着莫言对这种消极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批判。

小说的前半部分有一个场景特别耐人寻味：“我”家里的一头母牛难产，叫姑姑过来接生，当出生的是一头小母牛后，“我”的父亲惊喜过望，大叫着“老天保佑”；姑姑听见了很生气，连连追问“为何男人们看见老婆生的是女孩后，却是满脸的不高兴”。“我”的父亲回答道“因为母牛可以生小牛啊。”姑姑继续追问“女孩也可以生小孩啊。”[2]父亲一脸无奈地称“那不一样”，姑姑大叫“哪里不一样！”是啊，哪里不一样？这不能不引人深思。父亲的“不一样”是基于对女性的歧视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姑姑的“哪里不一样”无疑是对这种腐朽观念的诘问和斥责。

即便是在姑姑形象的塑造中，也同样寄托着作家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批判。可以说，在小说《蛙》中，主人公姑姑是给我印象最深、也是让我最佩服的一位女性。她性格泼辣大胆，做事雷厉风行，可以算得上是超越传统观念对女性定义且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可即使是这样的姑姑，也免不了要顺从家里的意愿而嫁给当时的县委书记杨林。想想看，姑姑的上一个男朋友王小倜，一个身材高大、面皮白净、多才多艺的飞行员。这二者之间的差距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而心高气傲的姑姑却心甘情愿地嫁给杨林，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仅仅觉得杨林这个县委书记的身份可以使自己的家族受益。如此看来，之前姑姑那些看似独立自主的言行其实也是某种伪装。说到底，她也不过是一名同王胆一样性格柔顺、命运悲惨的女性罢了。因此并不奇怪，在小说的最后，已经年老色衰的姑姑最终和郝大手结合，而她与郝大手之间从来没有过共同语言、更是她从来都不爱的男人，——他唯一能做的事便是给姑姑捏泥娃娃，希望弥补姑姑以前的过失。

同时，《蛙》的批判意识还体现在其现实意义的层面上。这主要表现在由姑姑的职业而展开的对现实生活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描写上。人的一生往往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在计划生育政策未实施之前，姑姑是村民眼中的送子娘娘，按姑姑的话来说：“她走到哪里，成群的鲜花围着她，成群的蜜蜂也围着她”，活得是受人尊敬，在村里妇女的眼中更可谓德高望重。每天做着自己喜爱的职业，姑姑的生活不可谓不快活。然而，自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后，姑姑的境遇尤其是人们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之前姑姑为产妇们带来希望，带来新生命，是人们爱戴的“送子观音”；而现在姑姑所要做的却是夺去新生命，把一个个未成形的胎儿扼杀在子宫里，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就不留情面地骂她为“催命判官”了。不难想象，对姑姑来说，她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并不比那些产妇要少。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姑姑作为一个虔诚的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个将自己的职业视为神圣使命的妇科医生，她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政令，冷漠无情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自觉排除属于自我的任何一点思考，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来说，大概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是难道她不后悔吗？在姑姑晚年，她开始害怕听到青蛙的鸣叫，一声声的“哇哇”就像是曾经她杀死的“娃娃”的哭泣。对此，小说还集中以相当长的篇幅，来描写姑姑的这种潜意识。这就是她夜晚走在野外小路上，四周是让她惊悚的蛙鸣，更有无数的青蛙缠绕着她，跳到路上，跳到她的身上。这更让姑姑恐惧地感到了那些娃娃们的冤魂对她的纠缠。姑姑累了，也倦了，在文中的最后，姑姑帮助小狮子产下一名代孕而怀上的孩子，终于，作为女性的姑姑的灵魂也由此得到了救赎。

[参考文献]

[1]何利荣.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西江月，2013-12.

[2]莫言.蛙.北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外国语学校，山东 济南 2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