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华，蒙昱竹，梁任敏

（云南大学a.经济学院；b.滇池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04.011



中国沿边省会城市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郭树华a，蒙昱竹a，梁任敏b

（云南大学a.经济学院；b.滇池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04.011

摘要：文章主要采用多指标的度量方法研究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综合考虑沿边省会城市的先天地理区位要素，采用静态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先天地理禀赋对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其中，由于受外资利用方式粗放型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为显著负相关，而规模以上企业的征税行为能够扩大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也是显著正相关的，并得出了殷实经济发展基础、转变外资利用方式以及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政策启示

一、引言

如今，中国沿海地区开放比较成熟，内陆地区开放在不断加快，沿边地区的开放也在稳步推进。沿边地区的开放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黑龙江、吉林、辽宁在图们江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关系中，发挥出交通基础设施与国际通道的优势，与东亚、东北亚的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国等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关系；广西和云南依托大湄公河区域发展，与东盟国家开展了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新疆和内蒙古则凭借其靠近中北亚地区的优势与中北亚国家开展广泛的贸易往来(张玉新、李天籽，2014)［1］。尽管如此，沿边开放区域仍然存在过度依赖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国际贸易层次低下等问题，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对FDI依赖程度较高，沿边地区整体开放程度依然不高，且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戴翔，2012)［2］。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沿边地区出口产品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FDI主要集中于资源禀赋优势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附程度较高，受国际市场经济波动影响较大。总的来说，中国沿边省份的开放程度不高且以粗放型开放经济增长为主。在国家兴边政策与投资政策的作用下，沿边省份缘何开放程度不高？中国沿边地区省份的开放程度如何影响其经济增长？答案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沿边开放程度如何及其怎样影响我国沿边省份经济增长，也是本文的研究关键。

二、文献述评

一般而言，经济开放程度是用以度量某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的程度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反映了某国或某地区嵌入世界经济贸易与金融商品交往等多方面融入程度。从广义角度上来说，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接轨程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外贸易的有形与无形商品的交流发展程度［3］。如何测度经济的开放程度？现有文献主要涉及两种度量方法，其一是与贸易发展相关的单一指标方法，其二是综合多个指标对整体开放得分进行测算的综合性指标方法（赵伟、何元庆、徐朝晖，2005）［4］。单一视角的贸易发展对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度量主要从外贸依存度、贸易壁垒问题以及价格扭曲程度等方面对经济的开放程度进行测度。一是外贸依存度，即某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涉及进出口贸易，这种度量方法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经济体规模、消费市场需求量等因素，难以真实反映贸易政策效果（小岛清，1987）［5］；二是贸易壁垒，与经济开放程度成反向关系，包括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涉及多个指标，如集体关税率是一种关税壁垒相关的指标，可以用整体关税收入额除以整体贸易进口额计算（Corden，1966）［3］;三是价格扭曲度，涉及具体的商品价格，是商品在国内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水平与开展对外贸易中价格水平间的扭曲程度，与汇率、贸易壁垒等因素有关，并辅以实际汇率变动指标，这一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开放程度成正比（Dol⁃lars，1992）［6］;单一视角贸易发展对经济开放程度的测度方法的利用在国际国内都比较常见。Sachs-War⁃ner（1995）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开放经济度量指标，简单绝对地把经济的开放与否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制定了五种标准，涉及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国家经济体制、国家垄断行为、黑市外汇等5个方面，采用一票否决的方法研究经济体的开放问题，只有开放与不开放两种结果。从对外开放程度的测度方法来看，国内外研究者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方法与多指标方法对对外开放程度进行测度，其研究发现，多指标的对外开放程度测度方法相对普遍。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开放程度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且经济开放程度主要通过对外资的利用状况、开放过程中的财政政策、综合基础设施便利程度等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有学者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殷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并认为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李笋雨，2000）［7］。一是对外资的利用状况与经济增长。FDI是度量外资利用状况的较好指标，有学者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的方法对西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自治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省域的对外贸易发展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FDI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主要可以用De Mello（1999）的理论予以解释，当且仅当FDI以及国内的投资之间在相互补充的前提下，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才是积极的（闫鸿鹂，2010）［8］，通常来说，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中是显著积极的，而在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影响不显著（CHEN Zhao，LU Ming，YAN Ji，2006）［9］;二是包括税收等在内的财政要素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缩减对外预算支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西部地区效果较为显著（CHEN Zhao，LU Ming，YAN Ji，2006）［9］;三是综合基础设施便利程度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地区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影响，通过研究上海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进程发现，要促进浦东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信设施的建设，在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YANG Wanzhong，毛其淋;1993，2012）［10-11］。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用。多数学者研究认为，FDI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的效果不显著，对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而税收优惠政策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将对地区的经济政治形成积极的影响。本文将以我国的沿边省份的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上述影响要素对于我国沿边地区的开放程度的影响，并研究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开放程度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数据的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

由于使用单一指标法对经济开放程度进行度量难以真实地反映我国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本文主要采用综合指标法对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开放程度予以度量。从已有文献中的分析发现，经济开放程度与贸易的发展、外资的利用、税收行为以及交通通信的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在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上，本文选用涉及对外开放的三个指标，用以度量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且用人均GDP指标度量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主要选取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等8个沿边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西藏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不做研究），分析我国主要沿边市辖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选取2003-2014年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省会城市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中经统计网，真实可靠。

（二）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鉴于沿边省份出现了向省会城市及市辖区经济集聚的现象（张玉新、李天籽，2014）［1］，因此，主要以中国沿边省会城市及市辖区的开放程度为研究对象，以寻找助推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两大类型方法测度下的中国沿边省份开放程度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以期寻找提升中国沿边省份开放程度的政策方法，助推我国沿边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选择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人均GDP为因变量，用以度量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选择三个自变量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标准，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X1），一般来说对于外资的利用状况能够很好地反映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且外资在本国的利用方式也对经济的开放程度有较大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X2)，反映了沿边省会城市地方政府对于管辖区域内的企业征税情况，这种征税不局限于向外资企业课税，同样也向本土企业课税，所以说，这一指标一方面反映了对外开放的税负壁垒，另一方面能够很好地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力量大小；市辖区道路面积(X3)，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地方政府的交通通达性与运输的便利性，是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很好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到2014年的11年间，选用实际利用外资（X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X2）以及市辖区道路面积（X3）等三个指标研究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三个指标均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其中，长春、哈尔滨、昆明、沈阳的对外开放发展程度的提升趋势较为明显，其指标变化曲线的斜率较大，而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南宁的对外开放程度趋势较为平缓，但都略有提高，其指标变化曲线的斜率较小。

图1　基于三个指标分析的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图2　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关系散点

2.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从图2可以看出，2003-2014年的11年间，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实际利用外资（X1）的影响提升效果不明显，但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X2)与市辖区道路面积（X3）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为了更系统直观地研究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在第四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

四、模型基础与实证结果

本文主要选用变截距项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沿边省会城市开放程度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好处在于可以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本文选用的基本模型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的C-D函数模型，如下所示：

对模型（1）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模型：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因变量y的一阶滞后项，得到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模型：

其中，ui是8个沿边省会城市的变截距变量，lny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沿边省会城市的地区人均GDP随时间与城市截面而变化，lnyit-1是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zlnx1it是解释变量，代表沿边省会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随时间与城市截面而变化；zlnx2it是解释变量，代表沿边省会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随时间与城市截面而变化；zlnx3it是解释变量，代表沿边省会城市市辖区道路面积随时间与城市截面而变化；b0、b1、b2、b3是它们的系数，zi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如沿边省会城市所属沿边省份是否沿海、边界国家数量等，vi+eit是扰动项，且vi是无法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随个体变化的个体异质性未知变量，eit是时间扰动项，随个体与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如表2所示，空间因素是每个沿边省份的特有性质，随时间的变化不变，但在不同的沿边省份不同，被视为异质性因素。本文主要引入的空间异质性因素是每个沿边省份的边界邻国数目，把其视为空间变量。把我国8个沿边省份有超过一个边界邻国数量的省份状况记作1，把只有一个边界邻国的省份状况记作0，用以考虑邻国数量对于沿边省份开放程度的影响。在引入第一个影响沿边开放程度的空间地理要素，即某省份的邻国数量后，接下来引入第二个空间异质性要素，即沿边省会城市所属省份是否沿海，把沿海的省份情况记作1，没有沿海的省份情况记作0。

表2　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异质性变量情况

（一）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

表3列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空间异质性因素的边界国数量与是否沿海等在检验结果中都被去除，留下了随时间与截面变动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市辖区道路面积等解释变量。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沿边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且以粗放型对外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观测的是沿边省会城市的沿海情况与边界国家数量，因此，这些空间异质性要素对于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发展程度影响不显著，在模型估计结果中都被删除（omitted）。

表3　对外开放的固定效应模型

从三个度量开放程度变量与沿边省会地区经济增长程度的计量结果中可以发现，个体效应的标准误为1.040 980 1，干扰项的标准差为0.443 690 3，rho 为0.846 310 6即个体效应方差占个体效应方差与干扰项方差的平方和的比例（个体效应的波动率占整个波动率的比例）为0.846 310 06。R的平方为0.708 0，调整后R的平方为0.803 2，P值较小，认为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对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出影响不显著的关系，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对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影响不大，猜测可能是由于我国沿边省份的外资利用形式主要以粗放型、资源集中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不恰当的外资利用方式将阻碍经济发展，而外资能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正向作用与负向作用抵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对人均GDP影响不显著，在本部分（二）中将进一步检验研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对人均GDP的影响呈现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沿边省会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征税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能够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效应；市辖区道路面积对我国沿边省会城市发展的效应为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307 095 1，相关性较大，也就是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进一步促进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结合模型（2）的变截距项模型实证结果发现，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昆明、兰州、南宁、沈阳、乌鲁木齐等截面的截距项分别为-1.026 671、-0.634 2、2.152 417、-0.305 74、-0.208 56、-0.017、omitted、0.049 988，且通过了t统计量与p统计量的检验，可以发现，呼和浩特与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发展基础较好，其截距项均为正，而长春、哈尔滨、昆明、兰州、沈阳的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发展基础不及呼和浩特与乌鲁木齐。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有所出入，可以认为是由于一些忽略了的变量（如乌鲁木齐与呼和浩特所属省份的边界国家较多）所致。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阶OLS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的比较

表4是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阶OLS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比较。（1）是Arollano和Bond（1991）［12］的一阶差分的动态面板数据矩估计结果，（2）是Arollano和Bond的两阶段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3）是Windmel Jir （2005）在（2）的基础上加入robust选项的统计结果，（4）是一阶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5）是在（1）的基础上加入robust选项，（6）是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4　动态面板数据、一阶OLS、固定效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比较

从表4模型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Arenallo and Bond（1991）的一阶差分据估计动态面板估计的结果（1）和（5）中，其中（5）加入了robust稳健性选项，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对当期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5）和（1）中均显著，市辖区道路面积影响在（1）和（5）中均显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在（1）和（5）中均显著。且模型通过了误差自相关性检验以及过度识别问题的检验，而（2）和（3）的估计结果显著性不好，所以认为进行两阶段GMM广义矩估计是不合理的。且（1）和（5）的一阶差分GMM广义矩估计的值介于（4）和（6）的估计结果之间，因此认为（1）和（5）的估计结果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一阶差分GMM广义矩估计下，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增长滞后一阶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显著正向影响的，实际利用外资的影响为显著负相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以及市辖区道路面积的影响均为显著正相关。同样，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相类似，我国沿边省会城市所属沿边省份的边界邻国数量与是否沿海情况的影响被剔除掉了，影响不显著。

（三）主要研究结论释义

首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对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相类似的研究包括Borensztein等（1995）建立在Romer(1990)、Grossmam和Helpman（1991）建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基础上的研究［13］，结果发现，FDI在较为落后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必须在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越过0.52年的基础上，才会显现出正向的效应。刘正良等，刘厚俊等;2007，2006）［14-15］通过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差异化的人力资本对于FDI的吸收效果具有差异化［14］，也就是说，按照Borensztein等和刘正良等的研究理论，我国的沿边省会城市的人力资本门槛基准值能够达到的省份较少，缺乏基本的人力资本，难以发挥FDI的吸收效应，且我国的主要沿边省会城市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高层次人才较少，无法作为吸收FDI效应的主要动因，中等层次的人力资本是吸收FDI的主要动因，却没有形成依托高等级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说，我国的主要沿边省份在吸收FDI效应过程中通常难以达到显著的效果，甚至出现FDI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负向的影响作用。

其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对于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本文结论相类似，Hyun Park（2009）研究了税收等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外生的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16］。Konstantinos Angelopoulos and Apostolis Philippopouls（2007）［17］通过研究希腊1960-2000年的数据，同样发现了税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从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状况看，对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征收所得税，有利于劳动力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的产出效率［18］，而我国的8个主要的沿边省会城市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所以，对于沿边省会城市征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产出效率，且这种效应大于资本的产出效率，所以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对于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再次，市辖区道路面积对于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地区经济的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已得到了大量研究的验证，Junjie Hong，Zhaofang Chu，and Qiang Wang（2011）研究发现，通过构建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了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地区经济的增长显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这种正向影响效果在公路与铁路基础设施的影响效果中尤为显著［19］。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沿边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的增长状况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在国家“一带一路”和“桥头堡”等战略的基础上，交通等综合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了人口以及地区产业发展的集聚，并带来了规模收益递增以及地区经济的增长，缩短了我国沿边省会城市与发达地区的运输距离，削减了运输成本，并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沿边省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沿边开放程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沿边开放政策的选择十分重要。无论是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的结果还是动态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都显示，我国沿边省份的先天经济禀赋条件对于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沿边省会城市由于地处沿边地区，虽然是沿边省会经济发展的中心，但由于邻国的经济增长程度较低，边界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及我国沿边省份经济发展程度，且仅有的沿边临海省份广西、辽宁的省会城市仍然距离海岸线较长，难以发挥其对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沿边省会的先天地理禀赋并不优越，对于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沿边省会城市的地理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我国沿边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多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利用外资的方式较粗放，这也大大削弱了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另外，沿边省会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额以及市辖区道路面积的扩大有利于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所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需夯实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其成为沿边省份经济发展中心，辐射沿边省份发展以及周边经济体的发展，促进沿边省份与周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使其未得以发挥的沿边边界效应得以发挥。因边制宜，打造沿边贸易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带。我国的沿边地区与多个中亚、东南亚、北亚、南亚国家相接壤，边界线狭长，距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较远，具有先天区位与资源禀赋条件优越但后天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与经济发展资源匮乏的特点。沿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往往存在缺乏规范、投资力度不足、贸易屏障较为严重等问题。因此，基于沿边地区的地缘特色，促进沿边贸易发展与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国家的政策帮扶与倾斜，如配合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战略，扩大贸易投资规模，简化贸易流程与行政审批制度，实施相应的关税优惠政策，促进沿边地区的边贸往来与人员交流活动，削减贸易屏障，促进沿边贸易活动的优化与转型升级。

第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使FDI流向高端产业链以及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FDI的优势；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迫使其向节能环保型产业转换；另外，大力兴修交通基础设施，促进沿边省份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助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我国沿边地区虽然有着良好的地缘优势与多个国家相接壤，但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交通基础设施的兴修与完善不到位，难以缩短区域间经济距离，助推沿边地区开放的转型升级。因此，大力发展道路交通网络，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与政策倾斜帮扶，提升区域内人员往来、资金交流与货物贸易、信息、技术的互联互通是提升沿边地区开放程度战略定位的不二选择。大力兴修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综合运输体系以及道路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在地处内陆沿边的地区，应大力兴修公路铁路等道路基础设施，发挥管道运输的积极作用。而在地处沿海沿边的地区则应着力发挥海运基础设施建设，兴修码头，加大发展海陆运输并与陆路运输相配合。要殷实我国沿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还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展集约型能源利用方式，搞环保生态资源经济，大力发展资源开采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科技人才，基于先进人才和技术较为优厚的待遇并提升科研环境，促进沿边省会城市发挥沿边省份经济发展中心的地缘优势，并集资源、技术、资本为一体，辐射周边县域，带动全省与整个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发挥边境口岸优势地位。我国有72个沿边国家级口岸城市，沿边口岸具有地理位置优越，货物量巨大，贸易环境有待改善的特点。因此，应大力发挥边境口岸的优势地位，发挥其沿边开放“要素”的地位，加强对沿边贸易口岸的管理，充分发挥其口岸地缘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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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世平］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Opening Degree of China’s Border Capital Cit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UO Shu-huaa，MENG Yu-zhua，LIANG Ren-minb
（a.School of Economics；b.Dianchi School，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mainly employing multi index measurement method，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 up de⁃gree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capital cities，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innate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these cities，and makes the verification by the static fixed effect panel data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endow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capital cities is not significant，whereas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Among them，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citi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nsive use of foreign capital，whereas tax collec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can in⁃crease fiscal revenue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aper makes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foreign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Keywords：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economic development；policy implications

作者简介：郭树华（1963-），男，山东诸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开放经济理论与政策；蒙昱竹（1989-），女，云南昆明人，助教，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梁任敏（1984-），男，湖南邵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JL0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71362026）；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金项目（ZDZB201305）

收稿日期：2016-02-15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6）04-00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