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山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珍珠衫故事流变过程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李名山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珍珠衫故事最早见于明人宋懋澄《九龠别集》卷二中的《珠衫》，后冯梦龙将其收入《情史》，并改名为《珍珠衫》。冯梦龙又在此篇的基础上改编完成了“三言”中的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所体现的“因果报应”思想历来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而这种“因果报应”思想并非只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才有所显现，而是随着珍珠衫故事的流变逐步强化起来的。

关键词珍珠衫；流变；因果报应

一、珍珠衫故事的演变

明人宋懋澄《九龠别集》卷二中收入文言小说《珠衫》。宋存标《情种》卷四亦收入此文，并有总评写道“此新珠衫也，坊间有旧刻，得此后来居上。”①[P274]冯梦龙略加改编收入《情史》第十六卷，并更名为《珍珠衫》。《珠衫》和《珍珠衫》都是以文言写就，全文千余字。此后冯梦龙又将《珍珠衫》改编为拟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收录在《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在《珍珠衫》基础上敷演而成的，冯氏将其置于《喻世明言》篇首，可见其对此篇的重视。

二、《珠衫》与《珍珠衫》中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

（一）《珠衫》中果报观念的显现

这篇小说语言精练，故事富有戏剧性。作品中楚人面对失贞的妻子并未采取过激的行为，只是以很委婉的方式将她骗回家中，以一纸休书结束了二人的婚姻关系。后来当前妻再嫁，楚人更是送去了十六箱珠宝，这十六箱珠宝既反映了楚人仍念旧情，也为后来楚人卷入人命官司，前妻助其脱罪埋下了伏笔。楚人对失贞的妻子重情重义，妻子也为其所感动，最后为报答前夫的恩情而助其开脱罪名。这样的情节设置本身就有了“因果报应”的因素，且自然而不突兀。作品并不是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宣扬“果报观念”，而是包含着一种知恩报恩的思想。另外，这篇作品中还有一处表现出了“因果报应”观念。在篇末有：“或曰：‘新安人客粤，遭盗劫尽，负债不得还，愁忿病剧，及召其妻至粤就家，妻至，会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后室，即新安人妻也。’”①[P274]篇末写道，有传闻说新安人出门遭盗，忧愤不已使病情加剧最后亡故，他的妻子再嫁，夫君正好是楚人。此处果报思想的展现更为清晰，文中提到了楚人继娶的是新安人的妻子，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也蕴含着果报思想。文后宋懋澄也写道：“若此，则天道太近，世无非理人矣。”作者的意思是天道看似离人世遥远，不可触及，实际上它离人们很近，事事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也有其各自的联系。此处是评论楚人继娶的是新安人妻子这件事，作者虽未明言这是因果报应造成的结果，但从这句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这两件事是存在某些联系的，也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很难被人们参透的。这也就使作品具有了“因果报应”的观念。

但是文中的“或曰”和“若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要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果报观念，楚人继娶的是新安人妻子这件事，在作品中是以传闻的形式写出的，而作者在评论这件事时也加上了“若此”二字，可见，作者并不是要渲染这件事有多么真实，而只是单纯地抒发自己心中所想。

（二）《珍珠衫》的“情报”观念

《珍珠衫》源于《珠衫》，冯梦龙将其收入《情史》卷十六，归入情报类，可见，冯梦龙对《珍珠衫》主旨的把握是“情”和“报应”。《情史》中收录的都是关于“情”的故事，冯梦龙在序言中也写出了对“情”字的理解即“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②冯氏将“情”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没有“情”便没有万物，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父子、君臣、情侣关系都是靠“情”来维系的，“情”是一条无处不在的纽带。从序言中也可看出冯氏重视小说的教化功能，他希望利用小说来点醒世人，对世人有所劝诫。这也就是他在情史序言中所说的：“善读者可以广情，不善读者亦不至于导欲。”②由此可见，他认为阅读该书是有利无害的。

《珍珠衫》脱胎于《珠衫》。上文已经提到《珠衫》中包含有一定的果报思想，《珍珠衫》自然也含有果报的思想因素在内。冯氏将其归入情报类应该也是注意到了其中的果报因素。但是《珍珠衫》并不是一味的要传达果报思想，而是要宣传“情”的观念，以情来劝谕世人。也可以说所谓“情报类”，情是重点，而报则是其次。《珠衫》中并没有提及楚人和妻子是否恩爱。而《珍珠衫》中则有“夫妇之爱甚笃”的字句，虽寥寥数字也可看出楚人和妻子是有感情的，这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楚人为何休妻但却要保全妻子颜面，哄妻子回到娘家，而不是赶她出门，哪怕是休妻也未提及妻子有失妇道。当妻子再嫁时还赠予十六箱珠宝。因为楚人和妻子感情甚浓，他还念旧情，所以才会如此做。而楚人妻最后助其脱罪，一方面是因为楚人对她的所做所为是充满情意的，另一方面也源于她也爱着楚人。《珠衫》中新安人的结局是出门遭盗、最后身死，而《珍珠衫》则改为“新安人以念妇故，再往楚中，道遭盗劫。及至，不见妇，愁忿病剧不能归。”②[P477]这里的新安人是因为思念楚人妻才再往楚中，道路上才会遇到强盗，也是因为见不到楚人妻才会病情加剧，最终亡故。这样，就将新安人的亡故和他诱奸楚人妻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也使“因果报应”思想在文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深。如果说“情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话，那么，楚人与妻子之间则是因情报恩，而新安人遭到横祸、身死他乡乃至其妻最后嫁给楚人则是报怨。这些人物是通过“情”联系起来，而他们的遭际也是由情而生。冯梦龙在文末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夫不负妇，而妇负夫，故妇虽出不怨，而卒能脱其重罪。所以酬夫者，亦至矣！虽降为侧室，所甘心焉。十六箱去而复返，令之义侠，有足多者。妪之狭，商之淫，种种足以诫世，惜不得真姓名。”②[P477]从冯氏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冯氏看重的是这篇小说中的情与义，以及这篇小说的诫世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情报”观念。《珍珠衫》与《珠衫》相比果报思想有所增强，但它更侧重的是“情”，而“报”则是在情的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报”是因情而生的。

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因果报应”思想的加强

《珠衫》与《珍珠衫》相比，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句、语言上稍作改动，并在作品的最后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是冯氏在前作基础上的再创造，使得内容更经得起推敲、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叙事更加完备。也正因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在前两个文本的基础上敷演而成的，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框架。但小说中所呈现的作者观念和思想倾向与前作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也更显著地表现在作品中所传达“因果报应”思想的程度上。

（一）果报思想因素强化的原因

文以载道历来被文人所强调，小说虽然是街谈巷语，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教育世人、警醒世人的作用。冯梦龙也很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他在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序中说：“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③[P646～647]由此可见，冯氏认为小说和儒家经典同样具有教化世人的功能，甚至在教化效果上要比儒家经典更胜一筹。他也看到了小说在淳化风俗、去恶扬善等方面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在辑校、选编宋元话本的过程中刻意彰显小说的主题，使读者在阅读之时可以潜移默化地反省自身，从小说中领悟深刻的哲理。因果报应思想虽然是佛教的一种观念，但它作为一种普遍意识，在我国却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如《易经》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我国的民间也流传着不少帮助他人最终得到好报的故事。因此，这种观念对人民来说并不会感到陌生。话本小说源于佛教的变文，接受这种果报思想是必然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拟话本小说蕴含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也属正常。另外，冯氏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要教化世人，而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是易于被人民理解和接受的，这也是冯氏在创作中强化了因果报应思想的原因。

（二）果报因素的增加

如果说《珠衫》和《珍珠衫》只是在文末注入了一定的果报观念，那么，果报思想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表现的更加明显、直接，全篇也充斥着这一思想。

1.小说在正话前冯氏引入了四句古话：“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④并且直接揭示了自己创作这篇小说的意图：“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④[P1]由此可见，冯氏认为从此篇小说中便可见因果报应，这也就强化了因果报应的观念。

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官”和“媪”的命运赋予了因果报应的因素。《珠衫》和《珍珠衫》在楚人夫妇团聚后，就没有提到“官”。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特意为“官”安排了好报：“此人向来艰子，后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纳妾，连生三子，科第不绝，人都说阴德之报，这是后话。”④[P35]而且这篇小说中也借吕公之口，交代了“媪”的下场：“那婆子被蒋家打得个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县去了。”④[P28]这在《珠衫》和《珍珠衫》中是没有交代的。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老婆子年老却不得不搬离家乡，也可以视为她助“新安人”诱奸“楚人妻”而遭到的报应。作者为“官”和“媪”安排这样的结局，也是要借此告诫世人：善恶终有报，不要助人作恶。这样的安排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置于因果报应之中，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和他们的所做所为相关，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小说中的果报观念。

3.《珠衫》和《珍珠衫》都以传闻的形式指出新安人的结局。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将传闻改编后加入到了正文之中，让新安人出门遭遇强盗，染病而死，死后妻子改嫁蒋兴哥。蒋兴哥知晓这些后也发出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的感慨。由此，新安商人的结局也就作为了小说中造恶终受惩戒的典型。

（三）夹叙夹议叙述手法运用对果报观念的强化

《珠衫》与《珍珠衫》都采用的是不加评论的纯客观叙述的方式来描写故事，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在叙述角度上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手段，在叙事过程中不时地加入自己的评论，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故事中人物的评价。这种夹叙夹议的叙述手法固然是拟话本小说的一种特点，但这种手法在运用中也能够起到作者对读者情绪的引导作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作者观点。比如，在蒋兴哥得知继娶的是陈大郎之妻后，作者有诗曰：“天理昭昭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④[P31]在文末王三巧随蒋兴哥归家后反做偏房，作者有诗曰：“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④[P35]这些诗句是作者对蒋兴哥继娶陈大郎妻和王三巧还家作妾的评论，其中也夹杂着果报的思想因素，同时也是对善恶有报这一主旨的强化和突出。作者的用意是劝诫世人，通过诗句引发读者的思考，使读者知晓善恶有报的道理。夹叙夹议方法的运用使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所要传达的因果报应思想更加直接的表达出来，从而使小说中的果报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绝对果报观念对作品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此篇小说中充斥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作者的意图是要通过作品中所展现的因果报应情节，达到劝人向善的目的。但作品中对于人物命运的安排却显得过于绝对化。故事中人物都无法脱离果报，无论是蒋兴哥、王三巧、陈大郎还是吴县令、薛婆都因自己的善恶之行得到了相应的报应。可以说，作者的安排是人人皆有果报，而且是严格遵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则，这样的安排显得过于绝对化。而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的发展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巧合联系在一起，比如陈大郎到广东遇到了蒋兴哥，并将他与三巧的一切和盘托出，使情节有了意外的发展，再比如蒋兴哥续娶的妻子正好是陈大郎之妻，蒋兴哥误伤人命，断案的恰巧是王三巧的丈夫，等等，这些巧合都显得过于离奇，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些巧合，有些是作者为了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而有意设置的巧合，这也是绝对果报观念的一种体现，即某一事件只能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绝对果报的思想在现实世界却不一定适用，这种思想更多的是人们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幻想。当理想和现实存在反差时，不切实际的绝对果报观念反而不易使人们接受，同时这也削弱了小说的教化意味。

注释：

①[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录：九籥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明]詹詹外史辑：情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③冯梦龙编刊，魏同贤校点：古今小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④冯梦龙编.喻世明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李建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明代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5）.

[3]黄京.《珠衫》故事的演变[J].鸭绿江，2014（1）.

[4]王引萍.“三言”因果报应与编撰意图论析[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5）.

（责任编辑：彭琳琳）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6.2

收稿日期2016-01-27

作者简介：李名山（1992-），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