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曼

(西北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从Alice案看美国专利法第101条可授权客体的最新进展

张曼

(西北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Alice案预示着美国司法界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始逐步提高商业方法专利，尤其是软件专利的可授权门槛。Alice案之后，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进行了严格解释，缩小了可授权客体的范围。同时，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也大幅减少了软件专利的授权量。虽然上述实践有利于打击专利流氓，防止专利滥用，但一刀切的做法难免有失偏颇，对互联网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经济活动未能起到积极作用。

商业方法专利；抽象观点；可授权客体

纵观国外商业方法专利的历史发展，其可谓一波三折。以美国为例，1908年联邦巡回法庭在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一案中指出数学演绎法不属于专利保护对象，排除了这一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1970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Gottschalk案、Parker案和Diamond案等判例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即商业方法的应用如果可以产生实用的、具体的和有形结果的话，那么就可以纳入专利保护范围[1]154-163。然而，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liski一案中否认了原告所主张的“机器或转换”测试法是认定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认为这是对美国专利法第101条的误读。同时，由于Bliski案审理过程中，一部分大法官出具了不同的意见书，对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提出质疑，因此使得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判断标准再次陷入争议之中[2]74-84。2014年6月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Alice Corp.v.CLS Bank Int案，明确了可授权客体的条件，也潜在地排除了之前判例对可授权客体所做的较大范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