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芬，风笑天

(南京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性别与方法：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路径

李芬，风笑天

(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在经验研究中常常会发现，女性学者偏好选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女性话题。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趋势发现，性别与研究方法偏好之间只是阶段性的相关；诸如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等“想象的他者”是女性学者构建理论解释的重要切入点；而研究关系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与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对于具有“天然优势”的女性研究者亦不能幸免，继而引发了对质性研究本土化及学者自省性的反思。

关键词：质性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

翻阅文献，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性学者研究女性问题，而且经验研究中多以质性研究为主。其研究的领域包括：性别意识、女性形象、婚姻、择偶、生育、家庭、女性教育与就业等。譬如，《性、社会性别与充权: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城市女性的打扮意识:主题、内容与母女关系——以广州的个案研究为例》《彝族村落社会中女性择偶观的转变及影响——滇中Z村的个案研究》《妇女的教育与生育——美国社会个案研究》《婚前同居女性心理状况的个案研究》《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等。综上观之，就研究主题而言，女性学者多围绕女性所特有的生活经历来展开；研究方法上，相较于男性学者所常用的量化方法，女性学者更偏爱质性研究方法；研究主体上，能做到女性主题与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也多为女性研究者，而男性学者在女性(生活)研究中经常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内在联系？它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还是放之四海皆然？在我国质性研究本土化的历程中，其出现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最终宿命？本文试图从研究方法的偏好、研究的理论出发点、研究关系的博弈及学者的自觉性4个维度，来解析女性学者在研究中的特有视角、立场及其自我反思。

一、性别与研究方法偏好

尽管有的学者将社会学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的范式争斗视为“两性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可不可否认的是，性别与研究方法似乎确实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首先，由于质性方法能够和女性与生俱来的处理情感与关系的技巧相匹配，故女性学者更可能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换言之，采访者需要经过训练才能做到女性仅由于其性别属性和社会性就可以“自然地”“自发地”做到的事情：乐于表达同情心，敏感捕捉他人的情绪；善于“感情疏通”，抚平对方心灵创伤；倾听和理解没有明说的“言外之意”。其次，质性方法被认为特别适合应用于性别问题及女性生活体验领域。因为，按照Bernard对于两性处于不同衡量标准的区分，男性所处的“金钱关系”(cash nexus)世界能被有效地量化并进行跨情境比较，而女性所处的“身份关系”(status nexus)世界则因情境、个人体验等多样性而使量化的功效受限[1]。再次，质性研究方法还被视为矫正男性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利器。如今许多理论都是从男性视角发展而来，但当将其应用于女性经验时，往往发现二者的匹配度甚低。因此，重构融入女性体验、“重归中性”的知识体系是质性研究方法的潜在能量所在。

当然，两性在研究方法上的偏好差异并非中国独有，放眼全球，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即使是量化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也经历了从女性学者偏好质性研究方法到女性学者向量化研究方法看齐的过程。Carlson指出，尽管在已发表的心理学论著中以量化分析居多，但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运用定量的方法[2]。同时，在分析北美社会学类权威学术刊物10年间刊发的文章时发现，大多数文章属于量化研究，但女作者还是比男作者更多地运用质性方法；对于性别主题的探讨将会增加使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两性间表现一致。而且，时间对于两性在研究方法及主题的倾向上意义重大[3]。具体言之，在早期，无论研究主题是否关乎性别或女性经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用质性方法；后期，随着更精细的量化分析技术的普及、数据的公开与易获得、女性对男性传统研究领域(如职业、高等教育)的涉足，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守门者”①会有(无)意识地将在方法或选题上不符合主流要求的文章从主流刊物上分流出去，从而最终改变了早期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上的关联。所以，部分文章以主流倡导的定量方法来研究相对新颖但少见的性别话题，这样似乎更符合大众编辑与读者的口味，同时也可提高文章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性。那么，比照我国的研究方法现状，量化研究如火如荼、质性研究方兴未艾，其间既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研究方法的影响轨迹，亦可觉察到我国对舶来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努力。

二、批判驱动力： “想象的他者”

若说上述性别与方法范式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间歇性相关”，那么性别问题与特定的解释视角则趋向于一种“强相关”，即一旦遭遇性别问题，维护与建构女性压迫的工具及场所便成为“众矢之的”，众人得而批判之。而“想象的他者”则正是这种批判的动力来源，它以假想敌的形象强化了(女性)研究者的逆向思维，并规划了研究的解释路径。具体说来，“想象的他者”来源于这么一种假设：长久以来，女性是被客体化、在“他者的凝视”下而被塑造的；欲打破此僵局，唯有弄清楚女性的压迫来源并瓦解其运作机制才可能迎来女性解放的春天。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台湾都会女性的新身体观：以台北市女性为例》等女性主题的质性研究中皆可看到，“想象的他者”往往会被具体化为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及其合谋，强调其对女性的身体打造与心灵规训，而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则是内嵌于其间的两大理论主线。

首先，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可谓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关键狙击点。女性主义批判的焦点在于，现有理论模式都是以男性经验与父权结构为参照的，妇女是被“放入”其中而其自身的经验却被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若以妇女自身的经验去分析性别问题时，将会别有洞天。因此，如果说“三寸金莲摇千年、三从四德定一生”是旧时代父权制的显性基因的话，那么如今铺天盖地的瘦身、丰胸与整容等身体管理则是父权制的当代变种，毕竟，身体塑造中隐含着男性审美文化价值趋向对女性身体的支配。同时，大众传媒利用其特有的展现技巧推波助澜，营造了对美丽、时尚与消费的欲望之镜,并使之不断地繁衍与再生,继而麻痹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进一步地，在旨在通过消费以获得身份认同并构建差异的消费社会中，作为“被看者”的女性蜕变为识别男性社会阶层的符号之一，女性的外在形象取代内在特质成为标准化的性别符号。三者的精细合谋，织就了环环相扣的“凝视”之网，“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4]。但需注意的是，作为“被看者”“消费者”的女性并非一味地逆来顺受，既有因内化了“想象他者”凝视而进行的自我管制，也有颠覆与反抗。只不过，根深蒂固的“想象他者”能够迅速采用“收编”策略来迎合(女性)反抗者的颠覆需求[5]。“收编”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它容许异议者和反抗者有一定的自由，这自由足以使他们相对感到满意，却又不足以威胁到其所抗议的体制本身。而反抗者又会创造出新的“抵抗”和“颠覆”来消解 “收编”现象，如此循环往复。

其次，自反性与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则是建构主义输送给质性研究的黄金养分。就研究内容而言，建构主义的启迪在于，研究对象(特别是女性、弱势群体)虽然在话语权方面一度“失声”，但却从未在社会事实的构建中缺席，这也是为何众多质性研究一直强调以研究对象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更侧重去研究其自我建构的过程的原因。就研究过程而言，建构主义激发我们思索：收集整理资料和文本产生的过程，究竟是一种镜面展示，还是一种拟态还原？换言之，研究过程其实是置于“想象他者”的滤镜之下而进行的。譬如，学术界关于研究访谈已形成了一项共识：它并不是一扇通向受访者经历的透明的窗户，而是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动态的互动而共同形成了报告。由于“想象的他者”塑造了访谈过程的那些隐性期望，研究访谈中的互动所引出的自我呈现便会与主流文化形式相吻合。再如，文本的产生。在舒茨看来，对社会的认知，在研究对象那里是日常且主观的建构；但对研究者而言，则是科学的建构——“对社会领域中行为主体的建构之建构”。由此，一个质疑随之而来：“(社会研究者)能否直接捕捉到生活过的经历？因为，这些经验是在研究者所写的社会文本中被创造出来的，这涉及到经验和文本之间的直接关联性的问题”[6]。正是对质性研究中这种展示性危机的追问，才得以发现“拟态”的存在。简言之，拟态指的是生成符号世界的行为。根据伍威·弗里克对社会科学领域中三种拟态形式的划分，质性研究过程至少完成了前两种形式的拟态②：促使被访者将其经验转化为叙事、访谈资料；研究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构建文本及解释这些构建[6]。它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我反省之机：在“想象他者”的滤镜之下，我们永远都是在科学研究中以符号形式生成的世界和研究者以实证方式想要研究的日常生活或情境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非盖棺定论。

三、研究关系的博弈：“真朋友”还是“假友谊”？

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在立项之初就戴着放大镜“俯视”被贴以“病态”标签的人群；收集资料的过程也以研究者的单向发问、被访者 “挤牙膏”式的被动回答居多。不难看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隐含着不平等。而质性研究方法的出现则可视为二者关系重归平等的努力。譬如在《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中，其作者坦陈为了获得关于女性性观念与性行为的私密资料，她会“以退为进”——有选择性地与被访者分享自己的私密体验，或是在网络上扮演“知心大姐”的角色疏导遭遇情感困惑的访谈对象。这里，所呈现出来的研究关系不仅是平等的，甚至是友善的，“研究者完全与被研究者打成了一片”。然而，研究者真的可能与被研究者做朋友吗？还是，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以“假扮友谊”的糖衣来包裹“拉关系”之内核？

理论上，我们期望质性研究的过程是良性的，既能够给予研究对象有价值的个人洞见，也能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个体的生活及问题。可是，在实践中，所有的访谈关系几乎皆摇摆于真正的同情与“假扮”关系之间，从而衍生出质性研究过程中亟需甄别的双向隐性问题：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和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

其一，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这是指技术娴熟的研究者会巧妙地利用业已建立的信任关系来层层挖掘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事实上，“过于有效地”拉关系，会无形之中诱导研究者去侵犯受访者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的“不知情权”。毕竟，关系越深入，受访者就越有可能去探讨自己更为私密的感受与经历，这其中当然也会包括那些事后可能反悔的内容，无论研究者事先如何承诺保密或匿名。欲破解此困境，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关系是否等同于信任？“关系等同于信任(强调是我们加的)，而信任是得到回答者可能做出的最完整、最准确信息的基础……在一个高效的访谈中，研究者和受访者都会感到愉悦、有收获，并对过程和结果感到满意。和蔼可亲的研究者就是实现这种效果的方式”[7]。请注意，这段话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方式，即，研究者通过有效引导信息的技巧训练而建立信任关系(或称之为“拉关系”)，继而为访谈“设定了目标”，并“管理了”受访者的“许可”[8]。反之，一旦信任的互动方式启动，受访者就很少对访谈过程提出质疑，因为这样似乎会伤害到与研究者(“假扮”)的友谊；另一方面，也令受访者的许可范畴已远远超过访谈之初的“知情同意”，使得研究者几乎可以无须太多顾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并不“等同于信任”，反而偷换了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受访者究竟“知情同意”了什么？有别于进入研究之前的口头同意或书面同意，“知情同意”应该是当下发生的——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情境的变化，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不断有重新的协商。诚如Maxine Birch所言,对于参与者而言，“同意”的确切本质或许只有到研究结束了才最终变得清晰，而此时，研究者对形成研究的影响是很显著的。Tina Miller在撰写博士论文《初为人母探究：转变的叙述》时就意识到，知情同意不仅仅是愿意参与研究、接受访问，还可能会牵涉到对访谈记录和资料分析的阅读和评论[9]。因为，令她不安的是，她最终的研究发现明显与研究对象的预期不符，引发了少数受访者的抵触情绪。而与Tina Miller的战战兢兢不同，《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的受访者则开明得多，在阅读完初稿之后，有的受访者甚至声明无须使用匿名或化名，可直接使用真名，以此来提高个人知名度及在朋友圈的影响力[10]。

其二，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这是指研究对象将研究者的学术权威光环泛化，不自觉地假借研究访谈进行自我心理辅导，引发了研究目标与可能结果的相背离。不可否认的是，在质性研究的深入性访谈中借鉴了大量心理咨询的成熟技术，如宽松又非疏远的空间距离、表现出感兴趣又非过度八卦，并使用鼓励性而非指示性的“嗯”的艺术。但就研究目标而言，发掘问题、解释成因、改善弱势群体地位、建构理论才是正解，而心理治疗至多只能算作“节外生枝”。概言之，不能把访谈变成一种治疗手段。因此，科维尔指出，存在这么一种危险：“亲密的个人关系……可能会把研究访谈带向一种半治疗性的访谈”，而事实上“有些人会(故意)把访谈变成一种治疗手段”[11]。《性、社会性别与充权：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一文即是在重大事件(汶川地震)背景下混杂了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质性研究的深入访谈等方法的特殊案例。一定程度上，该文作者唯有先对研究对象(极有可能患有灾后应激创伤综合征)进行心理治疗作为铺垫，才能顺利地保障其真正研究目标的实现。尽管科维尔也很自信地声称，“在话题变得过于感情化而不应该在访谈中继续下去时，研究者是会感觉到的”。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即使是很有经验的采访者也会觉得很难在“良好关系”“友谊”“亲民关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从而避免“咨询式的”和“治疗式的”访谈深度[8]。

四、自省：“拿来主义”还是“推陈出新”？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社会学是舶来之物。无论是质性研究方法、量化统计技术，还是西方理论，究竟是“拿来主义”“附庸主义”，还是“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结合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现状来看，大致呈现出两种态势：有的学者以西方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靶子，希望创造出更具本土特色的理论或方法，但有可能陷入脱离学术前沿、“闭门造车”之境地；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在学科研究中秉承“中国问题”意识，但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仍然是“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 将中国经验的价值定位为对西方社会科学某一具体命题的证实或证伪的倾向”，而后者则在当下更为流行[12]。加拿大学者熊秉纯对上述经验研究中的做法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台湾家庭工厂的个案研究，她发现西方那套评估劳资关系与工人意识的思维对于台湾的家庭工厂根本不适用。因为，西方是以显性的方式来表达劳资冲突和工人意识(如示威罢工)，而台湾则多以隐性的方式(如言语挑衅)[13]。因此，作为学者的我们，需要避免不假思索地在西方本体的框架下来讨论各种中国的问题，或者仅仅用中国的数据去佐证西方的理论。或许，“带着中国的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

同样地，质性研究的各个环节也时刻要求我们要保持自觉与自省。就抽样而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等待“类别”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涌现？由于质性研究试图囊括的是“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追求的是“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度”，而非量化研究所要求的“以样本推论总体、近似代表总体中的全部个体”的代表性，因此，这是一个边收集资料、边分析、边抽样的过程，也区别于量化研究中变量的设计可能在正式实地调查启动之前就已完成且在后期也不会有太大变动。而就访谈过程而言，我们是否能让被访者宽心与放心，化解“社会赞许”的副作用？所谓社会赞许，即被访者倾向于给出社会或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观点，使用传统的自我表达方式，将自我表演成“标准的”(或者是与标准相差不远的)主体，从而与社会大众保持一致、避免被孤立的焦虑。遥想改革开放之初，学者李银河为了获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关于婚前性、婚外恋、同性恋等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个案资料，不得不路遇随访、合意者再请入家中深入访谈，可见“社会赞许”的副作用在彼时之强劲。当下，有时候为了提高访谈或调查的成功率，我们可能需要正式行政渠道的引介，但也应视情况区别对待。但凡作过实地调查或田野访谈的研究者都有类似的困惑，这种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只不过随着政策调整及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各异。因此，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与对象，访谈(或调查)的情景、时机、中介人是否在场、互动节奏等之间的组合远比想象的精妙得多，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及时甄别并迅速调整策略。同时，就材料分析与结果呈现而言，我们是否能“与材料肩并肩”并忠于自己的发现？一定程度上，研究者的权力最为彰显的地方不在于选题，亦非方法的取舍，而在于材料分析与结果呈现的过程之中，因为它是他人看不见或不那么容易看见的。如此一来，究竟是努力地自我调和，以符合主流的学术生态，还是拒绝自我扭曲，保持对材料的忠诚并不畏风险，便成为研究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是非曲直尽在研究者自觉与自省的一念之间。

注释：

①这里是指对来稿从遴选、编辑、发表到出版等一系列环节都遵从主流方法(量化的)与意识形态(西方的、白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的一种形象比喻。这种潜规则使得质性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类主流刊物中出现频率不高，进一步导致了质性研究的影响力有限、对学科的建设力甚微。

②第三种拟态：读者在阅读经研究者加工的文本的同时，根据自身经验再度返回至日常情境中对上述文本进行理解性的还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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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5)：17-33.

Gender and Approach: Female Scholars’ Qualitative Research

LI Fen, FENG Xiao-tia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In empirical researches，it’s common trend that female scholars prefer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female topics. By compar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tendencies，we found that gender is only periodically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approaches. For female scholars，“the imagined other”, including patriarchy, consumer society and mass media,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mak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s far as the research relationship is concerned, researchers’ emotional exploitation and objects’dependency on authority are so widespread that female scholars with natural advantages bear no immunity. Such issues inspire reflection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elf-examination of researchers.

Key words:qualitative research; gender studi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06-06

作者简介：李芬(1978—)，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风笑天(1954—)，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ZDB150)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