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红燕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　650091)



牺牲品与引领者的缠绕与张力——路遥小说的性别意蕴

降红燕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以刘巧珍为代表的乡村女子和以田晓霞为代表的城市女性是路遥小说中令人瞩目的两类女性形象，文本如实展示了乡村女子牺牲吃苦和城市女性引领拯救的生动状貌，然而对牺牲品苟活和引领者死亡的结局设置却暴露出作者潜意识深处男性中心主义的印痕。

关键词：路遥小说；性别意蕴；乡村女子；城市女性

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迄今30多年的历史中，茅盾文学奖无疑是考量长篇小说成绩的一个重要标杆，到第八届跃过这一标杆的只有36人，陕西作家路遥就是其中之一，其《平凡的世界》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在《平凡的世界》之前，其中篇小说《人生》(1982年)以及作家亲自改编的同名电影影片《人生》(1984年)就创造了1980年代的一个文学奇观。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文学研究评论界自不会轻慢，虽然存在着文学史家与读者大众对路遥的不同“待遇”①，但是对路遥的研究一直持续有文面世，特别是2015年2月，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的首播，带动了文学批评界对路遥作品的又一轮研究热潮。然而综观已有的路遥研究，从性别视角切入的论析总的还不多。本文拟从性别视角出发，主要结合文本的细读，对路遥小说中蕴含的性别意味作一点探讨。

路遥主要以现实主义笔法来叙写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在对路遥相关的较早评论中有一个关键词是“交叉地带”②。所谓的交叉是指乡村(农村)和城市的交叉，乡村和城市是路遥笔下人物流徙辗转的活动空间，有意味的是，如果用性别眼光凝视其间的女性人物，可以发现乡村和城市几乎成为女性人物命运的象喻，其间承载着丰富复杂的性别蕴含。

一、乡村女子的牺牲与受苦

塑造女性人物形象，书写女性故事不是路遥小说的重心，这是任何阅读过路遥小说的读者的一个突出感受，他关心的是男性人物的男性故事，尤其是出生于农村而又上了学，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男性人物，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等。路遥的情感和笔力倾注于这些活跃在城乡交叉地带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身上，这使得路遥的小说带有某种“男性视角”：“……在性别上，男性对于路遥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女性。我想其原因大概是男性的审美习惯相对来说会粗犷一些，更重要的是，路遥的小说实际上有一个‘男性视角’在里面，自然会更容易引起男性的共鸣”[1]。但是写男性必然要写到女性，因为男性和女性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性别，尤其是青年男性，恋爱、婚姻对于他们虽不及对女性的意义重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内容。因此，具男性视角的路遥哪怕是无意，也会“顺带”出与男性主人公相关的人物，于是刘巧珍、田润叶、贺秀莲、田晓霞、吴亚玲、卢若琴、黄亚萍、杜丽丽、刘丽英等女性人物形象浮现出来，凸出于文本表面。而其小说中最先出现的人物形象便是刘巧珍。

巧珍这个漂亮、勇敢的乡村姑娘在高加林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民办教师落入沮丧境地时，向心仪的加林求爱，给阴霾中的加林带来了温暖灿烂的阳光。但是在加林进县城工作后，她却遭到了抛弃。最后加林走关系到县城工作的事被揭发而狼狈回村，而此时的巧珍已嫁为人妇。但是巧珍不计前嫌，拦下了准备为自己出气的姐姐，又为加林恢复民办教师的身份向姐姐的公爹(大队书记)求情。巧珍无疑是一个牺牲品，她的牺牲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巧珍把自己作为牺牲品奉献给高加林而不自知；二是传统性别文化把巧珍送上了神圣的道德祭坛。

漂亮“盖满川”的巧珍“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2](P27)于是她主动出击追求高加林，高加林为巧珍的深情所感动，也爱上了这个像一幅俄罗斯油画中人物的姑娘。但是高家村以及大马河川狭小的天地如何驰骋得开高加林狂野的心灵骏马。进城以后的高加林在有共同语言的高中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下动摇了。美貌善良的巧珍原想着“你在家里待着，我上山给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2](P34)，由于没有上过学，巧珍在有文化的人的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她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一种低到土地里仰望加林的位置。然而哪怕是这样的努力，也依然没有获得牺牲的资格。小说结尾，路遥一改全书前三十三章的体例，在第三十四章后边用小括号里加个 “并非结局”小标题的“露骨”方式，设置了一个开放式尾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故事情节不愿终止闭合的续写可能。或许有些读者会按当今21世纪的价值观念去想象加林和巧珍再续前缘的可能，但是1980年代初的巧珍明确表示要和朴实的丈夫马栓好好过日子。而且“并非结局”主要是对高加林而言，一如后来的很多评论所评判，也是路遥作为创作者所希望的[3](P305-306)，一俟有机会，高加林还会出走高家村，“逃离”大马河川。

巧珍的命运令人嘘唏，很多人尤其是女性读者(观众)会为巧珍的悲惨结局一掬同情之泪，这泪水中除了同情，可能还有钦佩。这种钦佩其实不仅来自于作家自身和评论界，更来自于我国性别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路遥自己说过巧珍“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4]无独有偶，在以往的一些评论者的视域中巧珍被视为散发出传统女性魅力的人物③，就像文本中的德顺爷爷把巧珍称为“金子”一样。金子是不假，但这只是一层性别文化观念给女性镀就的外壳，这金子下面包裹着的是流着血泪的肉身。巧珍便是一件置于道德祭坛上镀了金色外壳的牺牲品。因此同情固然可以，但是钦佩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在路遥的笔端，乡村女子似乎就是为吃苦受累而生的。具有这种牺牲精神的除了巧珍，还有《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和贺秀莲。将田润叶拉入这个队列可能有人不同意，她可是吃上了国家粮的县城小学教师。但是就精神实质而言，润叶还没有脱离双水村土地的根子，她的爱情是属于泥腿子孙少安的，即便婚后也依然如此(心苦)。只有在丈夫李向前车祸失去双腿之后，她才转移了自己的视线，去照顾丈夫(身苦)。文本中这样叙述此时的润叶：“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青春炽热的浆汁停止了喷发，代之而立的是庄严肃穆的山脉。”叙事者评价：“我们不由再一次感叹：是该为她遗憾呢？还是该为她欣慰？”最后落脚为：“啊！润叶！难道她不仍然为我们所喜爱吗？”[5]在文本叙述中不断插入叙述者的主观评价(议论)，似乎是路遥从他的导师柳青那里学来的一种技巧吧。在美国小说修辞理论家布斯那里，这种不断表明叙事者主观倾向的技法被称之为“讲述”，与另外一种客观化的、非人格化或戏剧式的“显示”构成小说发展中的两种叙述方法④。布斯认为“讲述”多出现在早期故事中，带有人为专断的色彩。发展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小说越来越多地采用“显示”的技法。现实主义的路遥的“讲述”可谓顺其自然，某种角度看似乎不及“显示”来得耀眼炫目，但是却最清晰地表明了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倾向。在路遥看来，自我牺牲和献身受苦正是乡村女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还有秀莲。聪明的孙少安是不幸的，因为家里太穷供不起他上中学，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修理工”。孙少安又何其幸也，除了润叶想嫁他而不成后依然思念他，还娶到了不要彩礼的贤惠秀莲做婆姨。秀莲真是一把好手，她家里家外地忙，田间地头、砖窑场地上、家里锅台边都无所不能。但是最后，少安捐资修建学校，终于成为进入双水村历史的人物，秀莲却因多年积劳成疾，口喷鲜血倒在会场：罹患肺癌。

也许这就是文学想象，女人的吃苦受累和牺牲精神千百年来不是值得也一直有人在歌颂吗？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那些吃苦牺牲的女子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多数的读者也许就沉浸在作者编织的故事中，根本没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二、城市女性的引领与拯救

对于路遥的两个重要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有一种观点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即《人生》是路遥最好的小说，高加林是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平凡的世界》不如《人生》，孙少平也不及高加林。“路遥的最高成就其实止步于《人生》，而此后的《平凡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各种评判标准来看(主题、人物、思想、结构等等)都不过是《人生》的‘加长版’。”[6]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有其出发点，但是就性别视角来看，笔者以为《平凡的世界》是远远高出《人生》的，正是因为有田晓霞如霞光般灿烂的形象的出现，才使得作家路遥没有完全陷于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泥淖。

路遥曾说：“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3](P248)《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想超越《人生》的成功带来的热闹，尔后又对这种热闹喧腾不胜其烦的作品。路遥的计划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3](P253)路遥花了6年时间在一种近乎清教徒的狂热与苦行僧般的生活条件下，投入写作。从作品最后完成的情况看，他基本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愿望。“全景式”让人想起茅盾的《子夜》，《平凡的世界》走的也是《子夜》开创的现实主义范式道路。但是比较有意味的是，写实的《平凡的世界》却洋溢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光辉，这是由主人公孙少平和田晓霞这对恋人带来的。

孙少平和田晓霞最初相遇是在原西县城高中，两人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两个人之间有着较大的等级差异，开始孙少平是连黑馍和“丙菜”都无法保证的农村学生，田晓霞的父亲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这种身份差异一直保持到作品最后，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当工人，几乎每天都要到地下深井的掌子面挖煤，而晓霞的父亲已官升至省委所在地的市委书记，晓霞是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女，本人也在大学毕业以后在省报当了记者。两人的身份地位可谓有天壤之别，但是两个青年却跨越了这等级界限，从少年时代的友情走向了青年的爱情。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田晓霞承担的是孙少平引领者的角色。

在爱情产生之前的高中时代，孙少平阅读的书报基本上是田晓霞带来的。见多识广的田晓霞为孙少平打开了认识广大世界的窗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引导迷途的但丁去游历天国的贝雅特丽齐一样，田晓霞就是孙少平的贝雅特丽齐。有意味的是小说文本中也用到了“引”这个词：“孙少平被田晓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地读她带来的一切读物……”“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由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生的阶层。”[7](P184-185)晓霞又犹如点化孙少平灵慧之心的大师，使这个农民的儿子身在地面，而心向往着天空。高中毕业时晓霞请少平在街上的国营食堂吃饭，晓霞说：“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卖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屯……”[7](P321)这一段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大程度上正是田晓霞的激励，回乡后的孙少平才继续坚持阅读的习惯，在当民办教师“下岗”后，痛下决心走出双水村，离开亲人温暖的照拂，到比原西还大的黄原城，当了一个出卖苦力的揽工汉。抬石头的重体力活让少平背上伤痕累累，但是哪怕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他都坚持阅读。一个农民揽工汉，繁重的劳动之余捧着外国文学经典名著读，那种情形，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场景中才可能真实地存在。

在孙少平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总有一种忧郁的底色，这是由他出身的低微带来的。但是他一直努力超越自己的卑微，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最后变得坚强、自信。从某种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主人公孙少平的成长小说[8]，繁重的劳动使其身体成长，丰富的阅读让其心智成熟，而在这一成长过程中，田晓霞就是孙少平最初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与主动奉献牺牲的刘巧珍相比，田晓霞是一个具有明确自我意识、居于主体位置的现代城市女性，她不仅可以把握自身的命运，而且还可以引领、指导男性。

与田晓霞类似的还有《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吴亚玲。这部写于1980年冬至1981年春的中篇小说，从其内容看，就是《平凡的世界》中高中阶段的孙少平与田晓霞故事的前篇。来自农村的男学生马建强因为家境贫寒，每天吃不饱肚子以致影响学习成绩，要求退学。而在这一过程中，班上的生活干事、女同学吴亚玲想方设法在不损伤马建强自尊心的前提下，利用父亲是县武装部长的便利条件，让马建强得到一个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机会获得报酬，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后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不同的是，这个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方式展开叙事，“我”就是马建强。这种聚焦方式特别突出了“我”的所思所想，重点不在吴亚玲，但是亦可看出晓霞的雏形。文本通过马建强的眼光突出了吴亚玲单纯善良的脱俗精神，她只是想帮助、拯救这个身处困境的农村同学。

发表于《人生》之后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被有的评论者视为是路遥的败笔③，但是主人公卢若琴却是个与田晓霞有相同精神气质的人。她从富饶繁华的平原来到一个山沟小学当代理民办教师，开始旁观、继而卷入了高庙小学另一个教师高广厚家的生活。善良朴实，热爱工作的高广厚经历了家庭解体又重新复合的过程，而若琴便是帮助这个家庭死而复生的拯救者。

三、牺牲品的苟活与引领者的死亡

在路遥的小说里，除了巧珍为代表的乡村女子和晓霞为代表的城市女性外，还有一组带有杂糅性质的女性人物：黄亚萍(《人生》)、刘丽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杜丽丽(《平凡的世界》)。其杂糅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她们有城有乡，黄亚萍和杜丽丽身处城市，刘丽英则来自乡村。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在她们身上体现出诸多矛盾之处。就审美价值而言，这组形象塑造得比较粗疏，远不及刘巧珍和田晓霞具有艺术魅力。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刘巧珍是高加林的牺牲品，田晓霞是孙少平的引领者。她们代表着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两极。一个处于甘愿为男人吃苦牺牲的客体位置，一个则占据着引领男人提升的主体位置。

在与加林的关系中，巧珍其实一直处在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变化状态。主动是她先在心里悄悄爱上加林又在加林落难时主动出击，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心理深层，她其实有一种没读过书的人在文化人面前的自卑感，所以在得知加林哥不要自己之后，她别无选择地在痛苦后快速与“门当户对”的追求者马栓结婚。

开始时引导少平追求精神世界的晓霞对少平的认识其实也在发生一种变化。高中毕业以后他们失联了很久，一直到少平作为破衣烂衫的揽工汉与穿米色风衣的师专大学生的晓霞因为《王子复仇记》巧遇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他们再度联系，阅读书籍，交流思想。此时的晓霞“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9]她对少平由原来的指引变为钦佩，又逐渐变为爱情。少平对晓霞的爱恋也是情不自禁。两个有着精神追求的青年男女相爱了，这算得上是天底下最理想主义的爱情了。但是从世俗的层面看，两个人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从黑暗的井下升到地面的少平看到一身阳光的晓霞时，恍然以为是仙女降临。然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遥远距离似乎就在暗示着现实的某种残酷预兆：天仙田晓霞的死是势所必然。路遥如何让天仙落入大牙湾的煤矿工人的家属院或者双水村的土窑洞呢？这是无法想象的。“天仙”这一说法是笔者源于文本的联想。晓霞死后，悲痛难当的少平一直在意念中向往见到晓霞一面，于是出现了写实的路遥作品中少有的科学幻想——外星人出现的场景，虽然这是孙少平的梦。但这似乎也在说明晓霞非我族类的仙女属性。

前文说过，路遥文学世界中的重心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人物，女性仿佛是男性“顺带”出来的，但是文学形象一旦产生，他(她)自身就有了生命力。刘巧珍和田晓霞是路遥笔下最感人的女性形象，是当今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罗宾·沃霍尔所谓的可以让女性读者“痛痛快快哭一场”的人物。刘巧珍活着，田晓霞死了。这样的结局安排似乎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故事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这一表面的症候下是否暗含着某种观念意识的走向，是否可视为一种古老性别文化观念的情不自禁的自然流露？刘巧珍代表的是一种富于牺牲精神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客体的女人为主体男人牺牲，因此她必须活着，哪怕这种生活只是一种苟活。而主要居于主体位置的田晓霞虽然起到了引领一个男人成长起来的关键作用，但是她只可能活在理想的天空，在现实的大地上却找不到自己继续存活的土壤，只有走向死亡的天国。

这或许就是小说文本的创造者路遥的一种心理深层无意识的流露和投射，这种无意识说到底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而隶属于一种集体，这种集体存在着性别的差异。早于路遥的《人生》，女诗人舒婷就在《致橡树》中发出了不做攀援的凌霄花，不做痴情的鸟儿，不像险峰、泉源，甚至不做日光、春雨，而要做一棵与橡树平等的木棉树的呼吁。而男作家路遥歌颂的则是牺牲，虽然他所说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包括德顺爷爷，但是牺牲者的角色往往更多是由巧珍这样的女子来承担，这一点，想来路遥并无多少明确的意识。

文学创作起步于诗歌的路遥最后停留于小说艺术殿堂的建造，他的小说并没有刻意宣扬某种性别意识，作家只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文学法则叙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他集中摹写的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农村男性知识青年的苦难奋斗历程。然而用性别眼光检视路遥小说，依然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性别意识形态意蕴。乡村女子几乎都是吃苦受累的牺牲品，而城市女性则焕发着主体的理想主义的华彩。从作品的实际看，路遥小说中的性别意识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复杂的，呈现出某种纠葛缠绕的艺术张力。就像他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留下了一笔遗产一样，路遥也在作品中如实描画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生动状貌。然而在潜意识深处，路遥认同的依然是女性一味吃苦牺牲是一种美德的观念，这又打上了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男性中心主义的深深印痕。

注释：

①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在《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一文中曾指出，“路遥的文学史定位现在还是一个问题”，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和黄平的《从“劳动者”到“劳动力”》中也都谈到此问题，指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比较权威的教材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讲到改革小说时提了一句《人生》，对《平凡的世界》不见只字；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虽对《人生》有所论述，但对《平凡的世界》却一笔带过。而在读者大众那里，《平凡的世界》却是印数居高不下、最受欢迎的“常销书”。见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页、第53页、第75～76页。

②如王愚的《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载于《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而“交叉地带”这一语汇又来自于路遥本人，在谈到《人生》的写作时，路遥说他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的故事。见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载于《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③如宗元著《魂断人生：路遥论》中的“人物论”有一节“绚丽多姿的女性世界”，将路遥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概括为“传统女性”和“当代女性”，各标题为“传统女性的魅力”和“当代女性的风采”，对于二者都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32～161页。

④参看美国W·C·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第一章“讲述”与“显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24页。

参考文献：

[1]杨庆祥.阅读路遥：经验和差异[A].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3.

[2]路遥.路遥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A].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路遥.王愚关于《人生》的对话[A].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9.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路遥.路遥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2.

[6]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A].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3.

[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李陀，刘禾，蔡翔，等.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A].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7-223.

[9]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3.

Victim and Leader of the Winding and Tension：

A Discussion on the Genders of Lu Yao’s Novels

JIANG Hong-ya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Liu Qiaozhen, a typical rural girl, and Tian Xiaoxia, representative of urban women, are two types of remarkable female images in Lu Yao’s novels. His novels accurately depict rural women’s hardworking and sacrifice, and urban women’s spiritual guiding power. However, death of spiritual guides and survival of victims in the end expose imprint of male chauvinism deep in Lu Yao’s subconscious.

Key words:Lu Yao’s novels; gender connotations; rural women; urban women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74-06

作者简介：降红燕(1963—)，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8

·性别文化视野下的路遥创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