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　蓝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　430062)



形象生成的性属特征指认与限定——对路遥小说叙事的一种透视

蔚蓝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路遥的小说叙事，多是将女性视为美与善的化身来进行塑造，并且在男女并置的共构关系中，呈现出女尊男卑的叙写模式，但在主导的叙事观念上却仍然因袭着传统父权制的价值认知标准。对其文本叙事中形象塑造的性属特征与主观意图之间的关联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路遥；小说叙事；性属特征；限定

以性别观照的视角去审视路遥的创作，似乎可供做性属身份和特质分析的内容很少，而且笔者觉得一般人也很少会对他文学书写中的性别观念抱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路遥几乎是用三级跳的方式完美而又快速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之旅，从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惊人动魄的一幕》《人生》，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每一大步都踏在腾起的响板上。就单部篇目来看，路遥的作品并不算多，可做分析依据的文本范例有限，因为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需要凭借性属的先验感觉，从大量具体的小说文本中提出依据事实的观点和结论，这样才可能更切中地裁定隐含在创作表象之下的真实；二是路遥在小说叙事中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倾向，不像一些男性作家以其强大的雄性姿态显示出叙事话语的性别差异和对立。路遥笔下的男性人物多自卑隐忍、忍辱负重，不具雄性的阳刚、强悍的壮美这类男性的表象特征，而女性形象也不会隐没在过于强大的男性话语的遮蔽之下，以从属者和弱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虽然她们不一定会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但却被置于一种决定男性人格和道德立场的位置上，并且以女性对男性的仰慕和爱恋，以女性的善良和慷慨的付出，肯定和间接地促成着男性主人公一种内在自我的成长，有意无意中支撑着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心和毅力，激励着他们去承担人生苦难和重负。在路遥小说中，尽管叙事主体和道德主体的身份肯定是属于男性的，女性只是协从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但也正是在男性、女性二元组合的叙事层面上，通过女性对男性理想化欲望的再现，以及在女性与男性的对比关系的叙写中，男性形象才获得了最为符合路遥主观意图的表现与传达。

一、二元共构中的男卑女尊的并置模式

在父权制统辖的漫长历史背景中，男性中心意识和规范，以及男性话语构成了显性的社会历史语境和隐性的传统无意识的心理语境。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象征秩序中，男尊女卑便成为父权制社会的基本结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主导权利和基本的经济功能，女性则被置于从属的次级的地位，这种社会结构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所以，传统的小说叙事通常是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而与男性的强悍、阳刚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因此被置身于男性强有力的保护之下。这种父权制观念，已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潜意识心理并且代代传承，即使在当下的小说叙事中，这种思维模式仍隐含在作家创作的行为过程中,并且在话语表述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和程序。

不过，在路遥这里情形却有所不同，在处理男女双性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主次位置却是有点颠倒的，“男卑女尊”成为路遥小说叙事的最明显的构建性特征。自卑几近成为他的男性主人公所共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他们多数人在心理类型上都属于自卑型人格，这与他们出身于极度贫困的农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百里路之外的县城高中，但对这个家境极度贫困的孩子来说，却成为另一种不幸。他所在的尖子班除他外全是干部子弟，他饥肠辘辘，“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裳，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1](P129)他觉得在同学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自卑感很快笼罩了他的精神世界。《人生》中的高加林却是以一种极度的自尊，反衬出他强烈的自卑感。刚回村时，他是“以一种压抑变态的心理，用毁灭性劳动来折磨肉体，以转移精神上的苦闷”[2](P36)。《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因家境贫寒一直与贫困、饥饿为伴，为此遭受过各种白眼和屈辱，在心灵上留下过深重的创伤。从马建强、高加林，到孙少安、孙少平等，路遥笔下的男性人物有很多相似点：出身农村，家庭经济极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这使他们在城里人和富裕的乡民面前总是心存自卑，只能屈辱地面对体面和自尊，咬牙忍受着吃苦而忍让的人生，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男女交往中始终处在不对等的“男卑女尊”的位置上。

“男卑女尊”在路遥小说中凝定了一种趋同趋近的叙事套路。首先，在男女双性关系的构架中，女方在家庭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方面都占据优势，就像高加林，“他和黄亚萍相比，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2](P15)。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自己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与高加林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从小与孙少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支书女儿田润叶在县上读了中学，又在城关小学教书，成了公家人，而孙少安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却因为家贫供不起而只能回乡务农。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读了大学当了记者，而孙少平却是铜城大牙湾煤矿的矿工。还有刘巧珍，虽然不识几个字，但家里光景是全村最好的。除刘巧珍外，这些女性都很容易地实现了做一个“公家人”的愿望，而这正是路遥的男性人物咬牙忍受吃苦、拼力与苦难和厄运搏斗所想要实现的终极人生目标。

其次，路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一般在男女关系中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动者、胜利者，而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一方。而女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却表现得很强势、主动，包括对爱情的追求和告白，也是她们更痴情、更主动。如当了教师的田润叶几次叫农民孙少安进城谈两人的关系；大学生田晓霞主动给孙少平写信；跛女子侯玉英和大学生金秀平生第一封求爱信是写给孙少平的；甚至像没读过书的村里女娃刘巧珍，也首先大胆而直接地对高加林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在偏僻封闭的陕北农村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当小说中众男性经历命运中的各种挫折和打击，如失学、失败、失意、失爱时，首先都是女性主动并且无私地去安抚和帮助他们。

再次，路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都是在女性的仰慕和爱中被塑造出来的。出身贫困的男性主人公的自我肯定感总是不断地被外在的社会环境和一些小的事件所颠覆，正是那些美丽、有文化、有社会背景、家境富裕的女性的仰慕与爱，满足了他们自卑的心理需求，他们从她们那里得到了一种情感和生命能量的补偿，由此充分体验到了自身的潜在优势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完成了对自我性别身份的确认，这已成为路遥小说叙事的一种刻意追求。

二、性别价值的判断和认知标准

路遥的小说叙事虽然呈现出一种“男卑女尊”的并置模式，但作为男性视角观照下的客体存在，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无不体现着男性关于性别价值的判断和认知标准，仍然可以说是男权文化映照下的女性镜像。审视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书写，“镜子的视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按照男性的意愿做出女性具体反映的视点”[3](P289)。路遥也不例外，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所具有的审美的特质，基本遵循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象征秩序，符合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所做的种种规范，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审美眼光和审美心理。

美丽，是女性形象所具备的第一要素。在文学、艺术创作视域中，女性仍然未能摆脱男性社会为她设定的标准。几乎在所有的经典性文学文本中，能够被男性所倾慕的女性无一不被塑造成一尊美神。尽管美神在男性心目中似乎至高无上，但在男性欲望的目光中被欣赏，成为男性欲望对象化的主体，就仍昭示出性别地位的差异。

路遥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都是美的化身，而且都是人中的尖子，走在哪里都引人注目。《人生》中的刘巧珍“漂亮得像花朵一样”，所以“她虽然没文化，但她有信心让他爱她。她知道她有一个别的姑娘很难比上的长处：俊”[2](P10—21)。《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田晓霞到矿上去看孙少平，她的美丽和洋气就把工人们给震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里的吴亚玲“是全校瞩目的人物”，“长得的确漂亮，会跳舞，会唱歌”[2](P135)，路遥在写这些女性的时候，采用了传统叙事中的手法，诸如运用比喻、比拟、烘托、映衬等等，将叙写对象从一般的常态中极力地提升起来。

温柔、顺从是传统道德准则对女性的要求。传统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要依赖于男性生存，温顺、贤淑成为传统女性的品质。刘巧珍是全身心地顺从归属于高加林，对于他要求的事，她总是尽量做得让他满意，要她刷牙，她就不顾村人的围观和非议，刷得满嘴血沫，这在陕北偏僻的农村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面对勇敢坦荡的吴亚玲，马建强也是喜欢“她性格的另一方面——温柔、真诚、恬静”[1](P163)。

忠贞、守情，这是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它从封建道德说教的层面传达着男权文化和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控制，不仅在意识层次，而且也包括女人的肉身。这种双重的控制和压抑，使男性享有对女性的某种特权的同时，也为女性戴上了难以挣脱的历史枷锁，使一代代女性自觉就范。女性的痴情是传统文本中的惯有模式，路遥的小说叙事也不例外，像刘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高加林”，“多年来，她内心里一直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1](P20-21)。即使被高加林抛弃而嫁给马拴，也“根本不能割舍她对高加林的爱。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她爱他”[1](P104)。高加林被辞退回乡她跪求姐姐不许她去羞辱他，怕高加林回来又习惯不了地里的劳动，还去求人让他去教书。当教师的田润叶给孙少安写信，告诉少安她愿意一辈子和他好。可自卑的孙少安却觉得两人的地位悬殊，从山西领回一个叫贺秀莲的姑娘成了亲。但田润叶却仍是将自己的情感领地全部留给了孙少安，虽然她迫于家庭的压力，嫁给了县委领导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可婚后润叶对他极为冷淡，而且拒绝与他同房。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反面的例子，那就是孙少平的初恋郝红梅跟干部家庭出身的班长顾养民好上了，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好友金波得知此事，痛打了顾养民为孙少平泄愤。而郝红梅最终也被顾养民所抛弃，其后郝红梅婚姻不顺，生活艰难。明显地，路遥是有意地在惩罚这些女性对情感的背叛。

“相夫教子”是历史传承下来的衡量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的标准，路遥的小说中并不过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他始终把“相夫”作为评价贤淑女性的重要标准，即女性对所爱的男性不仅在日常生活上要全身心地付出，而且也要在男性的事业发展上多进行有益的“辅佐”。《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和田晓霞、《在困难的日子里》里的吴亚玲、《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卢若琴等，采用各种方法用钱、粮票、饭票或是食物等资助着一直与贫困、饥饿为伴的男主人公，这些无私的援助和生活上的体贴，温暖着他们饱受屈辱的心灵。同时，这些家里有一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女性也为他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在路遥笔下的女性身上，有许多最具共性之处。有些不一定是典型的男性话语，但从其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塑造中，从路遥对女性的最佳德行的赞赏中，倒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路遥衡量女性的价值标准认知，这也是出身贫困农家的路遥所特有的性别价值的判断与标准。

三、寻找两性架构中的平衡点

路遥的小说是一种男性化题材的文学，它对历史、政治、知识，以及城市、乡村社会关系的架构等一切外部的世界感兴趣，虽然也面向自身，强调内在的情感、感受，但总体倾向于表述乡村男性的自我经历。性别意识在路遥的叙事中并没有突出的体现，因为在路遥所处的时代，女权主义理论作为启蒙话语并不具普遍的知晓性和影响力，甚至对当时的女性作家来说，性别意识也未能提升为强烈的主体能动性，女性视角在她们的创作中也很少会有明晰的表达。包括路遥在内，在多数作家那里，性别和性属关系只是包括男女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存在，也是文学表达的需要。

主导路遥小说叙事时态的仍然是男性视角。作为男性创作的小说文本，路遥小说中充斥着显性的男性意识及男性话语，如前所述，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就明显地隐含着父权制的认知标准，其想象力也未能逃脱“由性别特征所组成的潜意识结构的束缚”[3](P2)。若是以女性意识统摄下的女性主义批评去观照路遥的作品，随处都有可拈的明显的父权制的印记，以及在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特征的陈规化描写，那种已经沉入到潜意识中的父权制的观念，在小说叙事中一不经意便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比如“英雄救美”这一传统的男性叙事模式，在《平凡的世界》中被两度讲述，孙少平救过平时对他并不友好的跛女子侯玉英，使她对他一往情深。此外，“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模式也隐含在其小说基本的男女关系的演绎之中。

在文学创作和阅读中，秉持不同的性别立场，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照视角，继而产生不同的阐释结果，或许女性读者可能会有些敏感，那就是路遥的男性主人公在对待感情时过于务实的抉择，会为了伸手可触的利益而轻易地丢弃感情，使他们曾经爱过的也全身心爱着他们的女性陷入终身的感情痛苦之中。像高加林为了去南京有更好的发展，几句话就把相爱很久的刘巧珍给甩了，5天后他就毫无心理愧疚地与黄亚萍开始了他们新的、完全是“现代”的恋爱生活。孙少安和田润叶从小一块长大，又彼此相爱，他却害怕承担所要承担的责任，找了个两人地位悬殊、自己没有爱的资格的理由断了关系，马上与从山西领回的陌生姑娘贺秀莲成了亲。这种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观念下的男性话语的表述，在路遥的作品中还有多处可指证。

不过，路遥在小说叙事中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并不存在主观意向上的性别歧视，有意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也不会刻意地去表现男性性别的优越感，因为他笔下的男性基本上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家庭，先就处在了低位，因而路遥在创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寻找男女双向关系架构中的一种平衡，在同体共构的观照视角中去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男卑女尊”是路遥小说叙事的一个明显的构建性特征，在这种常见的处理男女关系的叙事模式中，路遥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在两性之间，确切地说是在双方不对等的物质生存之间构成一种新的平衡。诸如那些出身农村家庭、经济极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与他们交往的都是有着下凡仙女似的容貌的城里干部的女儿，男性以在全县考第一、二、三名的优异成绩，也用聪慧的大脑，不凡的抱负，以及与苦难和厄运搏斗的勇气和行动，打动和征服了在家庭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方面都占据着优势的女性。在这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男性主人公身边，常常会看到很多喜欢他的女性围着他转，尤其是些漂亮、优秀的有着令人羡慕的“公家人”身份的女性，以倾慕、服从、卑屈、追随、守情的姿态出现。路遥总是将在生活中看似处于劣势的男性在男女关系中置于主导的位置，来满足和补偿男性的自尊和自我的心理需求。尽管路遥小说中的许多男主人公贫穷困顿，却在精神上对这些在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女性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使卑微外表下的男性的强势心理得到释放。

可能，我们并不需要去刻意地指认路遥的创作主体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他的文学表述只是反映出他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社会生存的切身实践，只是按照他自己类似的经历和熟悉的可知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人物的叙写也遵循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规则和程序，孙少平、高加林属于路遥带有自身体验的原型，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去毛乌素大沙漠，在文学期刊《北方》担任编辑，这本身就是路遥自己的生活，这种自身的原型故事才创造出了路遥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像《平凡的世界》中小时候的田润叶给孙少安补裤子的场景，就是路遥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985年在《文学报》发表的创作谈中就专门谈到了这一节。而路遥小说中“男卑女尊”的并置模式，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路遥的妻子就是一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常常与他用书信探讨文学和创作，因为比他早参加工作，所以多年都在用自己的工资资助路遥的学习与创作，这在路遥笔下的田晓霞和多个女性形象身上都有所体现。因此，对路遥小说文本中呈现的男性意识是可以忽视的，因为在父权制统辖的漫长历史背景中，男性规范和男性话语构成了显性的社会历史语境和隐性的传统心理语境，只是在我们意识到“女性意识”的存在后，我们才可能去清晰地审视和分析男性创造的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无意识心理倾向，并从中指证男性意识及男性话语的表述形式。

当然，在路遥小说叙事中明显地体现着在男性意识支配下的性别价值取向与判断。他也无法摆脱潜意识心理中的传统男权文化的历史积淀，虽然他对刘巧珍、田晓霞这类女性，有着长期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并且一直以积极的创作热忱和热情的笔触来进行赞美，但他在努力表达自己的这种主观意向情感时，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所做的种种规范和审视标准。

参考文献：

[1]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A].人生 [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2]路遥.人生[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Confirmations and Confines of Gender Elements in Characterization:

On Narrative Devices of Lu Yao

WEI Lan

(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In Lu Yao’s novels, women characters are usually embodiments of beauty and virtue. In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Lu Yao seems to be following a narrative mode of upholding women over men, but deep down, he still clings to the values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gender element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author’s subjective intentions, which should be significant study insofar.

Key words:Lu Yao; narrative of novel; gender elements; confines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69-05

作者简介：蔚蓝(1956—)，女，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网络语境下文学批评的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5Y004)

·性别文化视野下的路遥创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