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交往行为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呼吁在科技工具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要回归生活世界，重视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深入剖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观照当前大学精神的危机与困境，无疑为我们理解当下大学精神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开辟了新的视域。

第一，大学交往特质与大学精神的生成

交往作为社会生活的开端，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1]人类的教育活动同样起源于交往，“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2]“没有交往，教育关系便不能成立，教育活动便不可能产生。一切教育不论是知识教育还是品格教育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3]交往亦为大学的本源性依据，大学源于交往，其本质又在交往中得以展现和确证。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源头，围绕知识的探索与追求，组成师生的社团行会，籍助超越边界和种族的共同语言——拉丁语，进行理智的交往与论辩的训练，并在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抗争中奠定着大学的自治传统，孕育着大学自由精神的最初萌芽。

那么何谓大学的交往，大学的交往又何在、何为？

首先，大学的交往活动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大学把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毫无限制地相互发生关系，以达到完整的统一体。不只是在科学的专业范围内需要交往，而且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生活也需要彼此沟通。[4]可以说，交往既是大学教育的途径，也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所在，是两者内在的统一，围绕高深知识的特殊实践，其交往特质蕴于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全部的教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