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亮

摘要：“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关键词：治理；善治；效率；公民参与；国家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2-0082-06

“善治”一词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被俞可平引入国内学术界[1]，自此，关于“善治”的研究便开始在国内兴盛起来。但“治理”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每个学者对“治理”这一关键性概念都持相同的看法，其中，南京大学周安平曾撰文与俞可平探讨“善治”的意涵[2]。首先，笔者将结合西方语境下“善治”发展的历程来分析“善治”的意涵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善治”意味着对治理单纯强调效率这一维度的改进，意味着它不仅仅重视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还特别重视公民的参与。同时，“善治”要依靠国家的保障才能实现，因为单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并不能保证“善治”之中的“善”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重新思考了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