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从“农家屋顶”到“怒火原野”
——论王鲁彦的乡土小说之变

王丹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要：王鲁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虽然创作生涯不长，但作品颇多，其创作道路亦屡经转折。从前期的《柚子》《黄金》《屋顶下》等短篇小说集到后来的《乡下》《野火》，其乡土小说的乡愁主题、乡土世界形态、乡民形象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由“农家屋顶”下走到了“怒火原野”中。探讨王鲁彦乡土小说的这种转变，并对其转变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其创作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理解。

关键词：王鲁彦；乡土小说；转变；原因

王鲁彦(1901—1944)的小说创作自始至终离不开“乡土”二字，换句话说，“乡土”是其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与此同时，王鲁彦笔下的乡土世界也是不断变化的，从一扫前尘的“五四”文学到风云变幻的左翼文学，其笔下的乡土世界出现了重要的转变。这种变化包括乡愁主题、乡土世界形态、乡民形象等，概而言之，他的乡土小说逐步由“农家屋顶”下走到了“怒火原野”中。

一、乡愁主题之变

王鲁彦的一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从18岁离开家乡浙江镇海，一生中仅回乡三次。但是，空间的阻隔并未使作家在心理上产生与家乡的疏离感，羁旅之人反而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乡愁之思时时激起回乡的渴望。无论是身处北京、上海还是湖南、江苏、广西，作家的心灵一直安顿在家乡镇海，其浓浓的乡愁则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前期的《柚子》《黄金》《屋顶下》等诸集子和后期发表的《乡下》《野火》都是作为知识者的王鲁彦的精神返乡之愁的表现，只不过前后期愁苦的内容已然有了不同。

(一)乡愁之悲民精神之病

在“五四”时期，启蒙的话语是整个社会的主导。而作家王鲁彦是深受“五四”科学与文明之风熏染和淘洗的，又因为受到精神导师鲁迅的影响，身处异乡的他在开始自己精神上的返乡之旅时，这隐现着的乡愁必然脱不开与“五四”的关系。在《柚子》《黄金》诸集中，王鲁彦将自己的乡土记忆唤醒，将鲜活的乡土经验和现实生活熔铸起来，共同形成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解剖。

在前期作品中，作家从文化学的层面致力于浙东乡间群体国民性的探讨，解剖浙东乡民精神上的病症，寻找长期以来乡民思想落后、人性麻木的根源。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病态的灵魂，如在浏阳门外看砍头的麻木的看客们；不知何为爱，只知“顺东西”，被打后想报复又不敢的阿长这类的阿Q式的人物；为女儿举办冥婚的母亲；只晓得金钱，冷漠麻木的陈四桥的乡民们；生病宁可求神也不求医的明达婆婆等。

作者笔下的这些乡民们，不管是陈四桥的还是吴家村的，也不管是傅家桥的还是朱家桥的，他们都是被封建文化熏染成了病态的人们。当离开了故乡，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作者以现代的眼光烛照乡村时，他的乡愁情绪的表达就集中在对这些乡民的精神病态的疗救上。

(二)乡愁之悲农生活之苦

然而，到了后期，作者的乡愁之苦却有了转变。 1933年，阔别家乡已久的王鲁彦回到故乡，此时的家乡已与十年前大不相同，更与“五四”前有了巨大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农民深受压迫之苦，伴随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斗争席卷广大农村之时，农民反抗剥削的斗争也逐渐开展起来。离乡后的作者在异乡回忆起这次返乡之旅时，其“乡愁”的主题有了新质，不再是 “五四”时期的悲愁乡民们的精神病态，而变成了社会学层面的悲愁农村萧条，农民穷困受压迫的情绪表达了。

在《乡下》《野火》中，作者站到了广大受压迫的穷苦农民的立场上，揭露反动政权抽捐勒税对农民的层层盘剥之苦。在《乡下》中，以乡长强生为代表的乡绅，在陈家村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对乡民进行层层盘剥。有房子的要交房子的捐税，门牌税；有田地的要交保卫捐税；出摊床要交摊头费；有船又要交河捐；甚至死了的人也免不了捐税。乡民如果交不上税就会被抓起来，整篇小说充满了对穷困农民悲惨生活的现实表达。而在《野火》中，作者同样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傅家桥的农民在地主豪绅盘剥重压下所遭遇的苦难的生活。旱灾肆虐，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反动政权横征暴敛，地主恶霸调戏妇女。农民阿曼就因年成不好交不上地租被打死；华生只因轧米时不小心将米灰吹进了地主阿如的米店里，结果就遭到了辱骂和殴打。除了人祸之外，作者还描写了农村的自然灾害对穷苦农民生活的侵袭。

总之，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在《乡下》《野火》中到处是穷苦人民的哀嚎声。此时身处异乡的作者所产生的乡愁不再是“五四”时期对于乡民精神病态的担忧，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于现实层面的农家生活之苦的愁闷了。

二、乡土世界形态之变

(一)死水般的“农家屋顶”

在早期创作中，王鲁彦笔下的乡村形态是静态的，古老、沉闷、压抑、凝滞，是一个封闭幽抑的叙述空间。在这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死嫁娶，敬神祭祖，四季轮回，一代一代，生活没有波澜，生活周而复始……无事的生活是乡间的常态了”[1]。但是这种无事与平静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人类美好生活场景的再现，而是乡民对于贫穷和苦难的异常艰辛的隐忍。

王鲁彦笔下的人物多是“为反动的地方政权、外来的工业文明和冷酷的人间习俗所压迫、所损害的农夫、商人和其他小有产者”[2]，他们在浙东这片土地上不是在轻松弹唱田园的牧歌，而是在背负人生的重担艰难行进。这里有千辛万苦为女儿举办冥婚的菊英妈；有只会偷东西，被人嫌弃唾骂的阿长；有省吃俭用，不肯看病补身体的本德婆婆；有被外来工业文明挤压得无法生存的伊新叔。

在王鲁彦笔下，贫苦的生活、炎凉的世态和冷酷的习俗无一不压迫着浙东乡间的人们。尽管如此，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却并不觉醒，反而用“欺和瞒”愚昧麻木地生活下去。如在《菊英的出嫁》中，菊英的这一场愚昧迷信的“冥婚”竟然得到的是乡民们的称颂。再如在《阿长贼骨头》中，小偷阿长偷小孩项圈被痛打一顿，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连为什么被人打，被谁打过都全部忘光了。王鲁彦笔下的乡间社会虽遍布荆棘和压迫，但是此时却“静”得出奇，如死水般沉寂。

在王鲁彦的小说中，不仅乡间的人物是沉默、麻木的，与之相对应的乡间的整个氛围也是沉闷压抑的。在《菊英的出嫁》中，当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冥婚时，一丝阴森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岔路》中，乡民只因先走哪个村的路发生争执，便引起了一场械斗，令人感到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而在《屋顶下》中，一对婆媳只因金钱就一拍两散，不能不令人心生压抑。在这些小说中，作者给我们呈现的更像是农家屋顶下沉闷压抑的生存，是一幅代表农民愚昧游走在世间的冷色调的图画。

(二)怒火般的乡间原野

在王鲁彦的后期作品中，乡村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乡村已经变成蛰伏着、酝酿着、期待着重大变动的动态、开放的空间了。

在这个新的时期，农民开始觉醒了，农村大地上响起了春雷般的反抗的声音。在《乡下》的开头，阿毛的一席话就开启了乡间农民觉醒的第一声。他无所畏惧地教训有名的恶霸阿坤：“我做不得人！我先和他拼命去！” “别人不敢，我阿毛敢！阿坤是什么东西。”[3]2而到了《野火》中，乡民觉醒的声音更为清晰和响亮，已经由先前个人的呼喊变成了如今群体的呼喊。华生在与哥哥的争吵中大声喊出“我是人！”“我不做人家的牛马！”[4]22在阿曼叔被打死后，乡民们心中的怒火燃烧起来，一起高喊：“打死人要偿命！”“叫凶手出来，叫凶手出来！”[4]387几千年来在浙东这片土地上受压迫的老百姓们终于喊出了自己的愤怒之声，这里的乡间不再平静，斗争的野火开始燎原，死水般的乡间社会被搅动的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了。

与蛰伏、骚动的乡间社会的改变相契合，王鲁彦对乡村场景的描写也开始变得恢弘壮阔。在《野火》中，作者首次展开了巨大的群众场面的精彩描写。大闹丰泰米店、奋起抗捐、组织暴动这几个回合写得波澜壮阔，旋起旋伏，激动人心。不同于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沉闷压抑、苦闷彷徨，作者此时创作的空间格局壮大了不少，已经从对农家屋顶下沉闷的乡民生活的描写变成了对乡间旷野上怒火燎原式的斗争的展现。

三、乡民之变

(一)病态的乡间愚民

在前期的《柚子》《黄金》《屋顶下》等集子中，王鲁彦塑造了一系列的乡民形象。这些形象性格鲜明突出，是作者秉持“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以具有现代意识的眼光对浙东乡民性格做出的精彩剖析。

1.自私冷漠

王鲁彦对于乡土世界的民众进行观察时，看到的第一个性格弱点就是自私冷漠，麻木冷血。《柚子》中有一群蜂拥在浏阳门外看杀头的冷血看客；《自立》中有因一点小事而对簿公堂的嫡亲兄弟；《黄金》中的如史伯伯有钱时，人们吹捧尊敬，无钱时便冷嘲热讽；《鼠牙》中的阿生嫂与阿德嫂本是相互帮助的邻居，只因一场误会，她们便相互抱怨、谩骂和报复。

2.愚昧迷信

对于鬼神的迷信与崇拜几乎成为乡间百姓的精神信仰了，乡民们借鬼神之说缓解自身精神上的痛苦与挣扎。王鲁彦挖掘自己的乡土记忆，描写了一个又一个愚昧迷信的形象，揭示出他们的精神负累。在《菊英的出嫁》中，一个旧式慈母花费大量钱财置办金银首饰与绫罗绸缎，只是为死去的女儿举办一场冥婚。在《岔路》中，村里瘟疫流行，袁家村与吴家村的人所做的事竟然是筹集巨款贿赂县官，举行关爷出巡大典来驱妖镇邪。在《河边》中，明达婆婆患重病却不求医问药，反而迷信神佛，在拜祭菩萨后她就相信自己的病会完全好了。

(二)觉醒的反抗勇士

如果说在前期短篇小说集的创作中，作者还是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来挖掘浙东乡民的精神病态的性格并以期引起疗救的话，那么到了中篇小说《乡下》、长篇小说《野火》中，作者就开始以阶级的眼光来观照浙东乡间的每一个人了。于是，作者笔下出现了不同于以前的农民形象，他们面对压迫和剥削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进行反抗了。作者赋予了他们火一样的性格，也在他们身上寄寓明天的希望。

在《乡下》中，阿毛是一个有着烈火一般反抗性格的觉醒者的形象，尽管这种觉醒还显得有些幼稚和天真。阿毛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拥有一副铁打的筋骨与不屈的脊梁，他不畏惧阿坤，在金生辱骂他之后，他愤怒地奔回家要砸掉自己的船，再也不吃这碗饭。后来乡绅诬告其持斧行凶被投入大牢，虽然受尽折磨，精神失常，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复仇，复仇是他的行动表现，也是他的性格核心。尽管他后来复仇失败，跌入河中死亡，但是他身上的勇于反抗地主强权的勇气以及不屈的毅力是以往作者小说中所没有的。

《野火》中的华生较之阿毛来说，其在反抗与斗争的性格上是一脉相承的。华生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勇士的形象，他看不惯哥哥的忍辱偷生，低三下四，每次与哥哥争吵，他总是对哥哥发出不做地主豪绅的牛马的呼声。在轧米时，因米灰进入阿如老板的米店里，阿如羞辱了华生，面对羞辱，华生没有低头求好，而是大闹丰泰米店。在面对地主乡绅的苛捐杂税时，华生不仅勇敢拒交，而且带领乡民奋起抗捐。除了华生之外，阿波、秋琴等人也是农民反抗意识觉醒的代表，并且，随着地主豪绅的层层盘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抗争的队伍。尽管到了最后，由于傅青山设下的圈套，农民们反抗的怒火被扑灭了，但是从《乡下》中的个人单枪匹马到《野火》中的聚众斗争反抗，王鲁彦以其文学之笔为我们描摹出觉醒的斗士群像。

四、转变之分析

王鲁彦后期创作的《乡下》《野火》等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乡土世界，与其前期作品《柚子》《黄金》《屋顶下》《雀鼠集》等有很大的不同，其创作风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对于这种转变，历来研究者们褒贬不一。因王鲁彦是乡土小说家的缘故，我们不妨从其乡土经验与写作实践的结合情况来分析他的这种转变。

乡土作家在写作时，往往会将自己的乡土记忆唤醒，结合现实感怀进行个人书写。而王鲁彦在其创作前期和后期所唤醒的乡土记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呈现给读者的乡土世界也就不同了。在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集中，王鲁彦侨寓他乡，便难免回忆起自己的故乡。作者此时唤醒的记忆是作者曾经亲眼看到过、亲耳听到过、亲身经历过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的事件随时间沉淀在作者的脑海中，并在“五四”精神的激发下重新活跃起来。作者此时对乡民形象的描绘是颇为鲜活的，人物的性格是丰富的。从菊英母亲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愚昧与迷信，又看到了旧式慈母的爱子之心；从王阿虞身上我们既看到了财主的自私心理，也看到了冷漠的人情世态对他的侵害。同样的，在描写乡民之间的关系时，作者也是基于自身的乡土经验的。浙东这片土地商品经济是较为发达的，而作家又是店员家庭出身，自己也做过学徒，所以说对于金钱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有深刻体验的。如在《阿卓呆子》中，阿卓本是拥有巨额遗产的人，受到镇上人的尊敬和服从，然而到他花尽钱财后，人们便尽情打骂、侮辱他。《黄金》中的如史伯伯是一位乡村小有产者，他有钱时，人们倍加尊敬，没钱时便遭冷嘲热讽。在这里，作者写乡民之间的关系时不是以穷就正义、富就不仁的简单标准进行评判，而从自身经验出发，以更为复杂的眼光观照浙东乡间的每一个乡民。因此，他此时写出的浙东乡间是真实可感的，人物也是立体多彩的。

尽管《乡下》《野火》也是作者返乡之后，是他耳闻目睹家乡的新变化之后在异乡写作的，但是作者的乡土回忆却没有之前那么鲜活了。这是因为作者虽然看到了故乡的新变，但是并没有真正亲身参与和感受过这种变化过程的点点滴滴。早期的乡土记忆虽说也不是作者主观收集的，但是十八年的乡村生活在客观上已经不知不觉进入到作者的头脑中了，并且每一部分都是那么生动鲜活。而后期写作《乡下》《野火》时，当时的“革命许诺的是直接而又速效地改造乡村的动人幻景，于是在王鲁彦们的作品中出现了暴烈的反抗的乡村叙述”[5]。这样的叙述因其浮光掠影式的乡土经验而显得没有那么真实有力。可以说作者仅仅是被乡间这种新生的变动所激动，激情的涌动甚至超过了经验的积累。作者笔下的阿毛、华生一类的反抗者的形象虽然是契合当时农村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的，代表着新生与觉醒的力量，是作者此前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勇士形象，但因为作者在这方面的乡土体验性不足，往往先预设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之后再在自己的乡土记忆里搜刮相符合的人物类型，理念先行，这样一来，反抗者的形象自然显得单一、扁平，反而不如早期乡土小说人物形象那么真实与鲜活了。同样的，在描写到乡民间的关系时，王鲁彦也不像早期一样根据自己记忆中对于乡民之间关系的真切感受来书写了，而是先将阶级阵线划分清楚，穷人就是穷人，富人就是富人，二者除了阶级斗争是不能稳定共存的。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清晰的划分复杂得多。因此，虽然王鲁彦展示了两大阶级的斗争，预示了光明的未来，但是对热火朝天的斗争的描写却有失重的感觉。

五、结语

纵观王鲁彦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乡愁”无疑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但在其创作生涯的前期和后期，其小说中乡愁的内涵有所不同。王鲁彦的前期作品主要集中于对浙东乡间民众国民性的探讨，包括《黄金》《柚子》等作品集中的小说，而到了后期的《乡下》《野火》中，则主要悲愁乡民在物质上的贫困和艰辛了。此外，王鲁彦前后期作品中乡土世界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前期作品中沉默死寂般的乡间社会被后期作品中的愤怒反抗之声打破。与之相应的乡民形象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愚昧麻木的乡民中终于出现了觉醒的勇士形象。王鲁彦前后期作品风格变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作家乡土记忆、乡土体验与其写作实践的结合程度有所不同。在早期创作中，作者因自己的乡土记忆与现实启蒙话语的差异从而刺激了创作，乡土经验与启蒙思考是相伴而行的。而在后期创作中，作者将人物形象、人物关系预先设定好了，然后才将乡土记忆唤醒，这是先理念后经验，由此形成了其后期创作中的一些弊病。

参考文献：

[1]谢秀穷.乡土空间的永恒与变迁——论王鲁彦的离乡与精神返乡[J].学术交流，2014(4).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王鲁彦.乡下[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

[4]王鲁彦.野火[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

[5]胡景敏.被征用的乡土经验——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叙述[J].燕赵学术，2007(1).

[责任编辑于湘]

收稿日期：2015-12-09

作者简介：王丹(1989-)，女，河北黄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3-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