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不仅是市场体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国家干预，不仅涉及对市场体制的重要认知，也会影响对经济法的基本规定。

许多人包括本人都曾对国家干预有过论述，[1-7]但言犹未尽，仍有话可说，本文继续讨论国家干预及其法治化。

一、国家干预的理论论证

亚当·斯密认为，私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尽管“事非出于本意”，但并不“对社会有害”，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8]。虽然“看不见的手”能够神奇有效地指导“从私人利益到社会利益”、“从个人选择到社会秩序”的转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各种情况：追逐私人利益同时促进社会利益，追逐私人利益并未促进社会利益，既未追逐私人利益也未促进社会利益、甚至侵害社会利益，通过个人选择促成社会秩序，通过个人选择并未促成、甚至扰乱社会秩序等等。亚当·斯密只注意或强调了第一种情况，是片面的。第一种情况是好现象，但也不是水到渠成、事所必至的，其间充满着自发性、偶然性、盲目性，而且存在诸多摩擦、冲突、内耗，环节众多，过程漫长，代价不小，也不能完全自由放任，否则，连第一种情况也难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