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庄,赵文君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框架视角下征地拆迁议题的媒介呈现

邓 庄,赵文君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摘 要:选取《湖南日报》和《潇湘晨报》为研究样本,分析地方报纸在征地拆迁议题中的媒介呈现,总结出地方党报在国家话语权下的政绩成就框架和地方都市报在独立报道理念下的冲突框架,而无论那种框架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威的影响,因此两者又集合为国家话语权下的多元主义框架。

关键词:征地拆迁;《湖南日报》;《潇湘晨报》;框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征地拆迁成为城镇改造的重要举措,也成为媒体的报道选题。2004年湖南嘉禾强拆事件,开始引起舆论的关注;2007年3 月,“最牛钉子户”重庆抗拆事件,将多年的拆迁利益冲突公开化;2009年唐福珍自焚事件、2010年江西宜黄钟家抗拆自焚事件等将拆迁冲突推向顶点。征地拆迁问题关系到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牵涉到政策、经济、法制等多方面因素,媒体对征地拆迁议题的呈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本文以党报《湖南日报》和市场化报纸《潇湘晨报》为例,运用框架理论来分析地方媒体对征地拆迁议题的呈现,探讨此类报道的框架特点、形成机制、价值和局限性等。

1　媒体框架与征拆冲突

框架是指对事物的呈现方式,往往包括对事物信息的选择、加工、重组,以凸显某一内涵和思想,也即一种意义的生产模式,引导他人的认识和理解。新闻框架是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的整体性的思考基模,或中心意义的组构方式。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中总是选择一些信息而排除另一些信息,从而影响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1]。臧国仁在论述框架三层次结构时认为,最高层次结构是对某一事件主题内容的界定,呈现事情的状态,并通过标题、导语、或引语的特点形式出现;中层次结构包括主要事件(故事的主要内容,包括主要人物、情节、动作)、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项(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主要事件的缘由与评断(归因、评估)等;低层次结构是文本的符号表现或语言,包括关键词、修辞手法的运用等[2]。

拆迁以土地为资源为利益点,是对社会资源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开发行业的繁荣,土地资源的利益争夺也愈发明显,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也十分激烈,如果利益博弈的态势失去平衡,利益资源的调整达不到某利益主体的接受度,拆迁冲突的几率也就大大提升。针对近年的拆迁冲突,从媒体层面来看,由于媒体定位及记者认知度不同,在试图解释事件发生背景及原因时,媒介框架会影响其信息的选择和重组过程,同时从拆迁冲突的媒介归因中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媒介框架产生的机制。可以说,拆迁报道的媒体框架受到政治制度、经济利益、媒体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左右,形成一定的报道常规和框架模式,并通过对受众的信息控制而对此类社会问题的发展态势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

综合来看,拆迁冲突的媒介归因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归因于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如地方政府违背中央决策,导致拆迁利益冲突矛盾加剧,这种归因理论将新闻主题放在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上,同时为报道规避风险。如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10日对云南副省长沈培平被立案调查的报道。二是归因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从最初的《拆迁条例》,到2007年《物权法》出台,2011年1月《征收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相关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南方周末》在揭露拆迁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时就将大多数冲突归因于法制不完善。三是归因于利益主体间的经济纷争,如开发商与被拆迁户、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2　征地拆迁议题的框架分析

2.1 样本选择与类目建构

本文选择湖南发行大、公信力强的两家媒体《湖南日报》与《潇湘晨报》来进行内容分析。《湖南日报》是省级党报,《潇湘晨报》是湖南发行量最大的市场化报纸。本文以关键词(拆迁/征地/钉子户/自焚抗拆)+来源(湖南日报/潇湘晨报)进行电子版搜索;时间段为:2010-01-01起至2014-01-01日止,共搜到148篇相关报道,其中《湖南日报》42篇,《潇湘晨报》106篇。

通读样本后建构以下类目:主题内容、消息来源、情感基调、报道类型。主题内容是报道中主要陈述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决策会议,主要指政府制定的征地拆迁的政策、公告或有关会议内容等报道;二是政绩成就,指征地拆迁推动民生建设和经济繁荣的报道;三是文化遗存,指对拆迁中的文化古迹遗迹保护的报道;四是民生百态,指征地拆迁期间老百姓的生活变化;五是拆迁冲突,如固守抗拆、以命抗拆、以暴抗拆、暴力拆迁等;六是法制主题,对征地拆迁政策法律的解读或者是对某一征地拆迁事件的法制讨论。虽然遵循类目构建的“互斥、完全”原则,但在文本编码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文本的主题框架本身就有多重性,所以上述框架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如《长沙麓谷街道为征地农民“送岗位”》(湖南日报,2013.03.18)按照主题内容看,既可以归入到政府成就框架内,也可以属于政府的决策决议框架。具体到文本的归类时,会按照其核心的意义表达、显意元素与主题类目间的关系及消息源的分布等进行综合判断。

消息来源即主要呈现谁的话语,消息的呈现主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社会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表达空间,所以媒体对消息来源的选择事实上已体现出媒体对新闻主题框架的一般态度。从拆迁事件报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消息源:一是被拆迁人,包括拆迁事件中房屋或土地被征拆的户主及相关人员;二是开发商;三是政府官员;四是拆迁执行者;五是专家;六是媒体记者。需要解释的是,某文本中可能有多个消息源,遇到此类情况,笔者在通读文本了解文本的大主题框架下的情况下,选择文本中最突出呈现的消息源归类。

情感基调即拆迁报道中媒体所呈现的态度。按照一般的分类划分为:中性、正面、负面。

报道类型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深度报道四类,从报道类型中可以看出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度和深层认知度。就事论事的简短报道往往不去探究事件背后的各种成因和联系;长篇的大型报道通过背景和“次生事实”来构建拆迁报道框架。所以对于报道类型的分析、对于文本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2.2 样本类目分析

2.2.1 样本内容分析

表1:主题内容分布

通过此表可看出,《湖南日报》近三年有关“决策决议”的主题占一半以上(52.4%),次之为“政绩成就”的主题(19.0%),两者之和占报道总量的七成(71.4%),“拆迁冲突”主题不到10% (9.5%),排名第三。《潇湘晨报》排名前三的主题分别为:“拆迁冲突”(26.4%);“决策决议”(25.5%);“民生百态”和“政绩成就”均为(12.3%)。总的来看,《湖南日报》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决策决议”和“政绩成就”主题,占71.4%,而《潇湘晨报》的报道主题分布相对均衡,主题内容相对多元化,每一个报道都不超过总数量的26.6%,“拆迁冲突”主题的报道数量最多。

2.2.2 消息来源分析

表2:消息来源情况分布

前文已经阐述,媒体记者对消息来源的选取过程其实就是报道的框架构建过程。综合表2来看,《湖南日报》的消息来源最多为“政府官员”(61.9%),其次为“媒体记者”(11.9%),“专家”(9、5%)和“被拆迁者”(9、5%),这一数量分布也体现了表1的统计结果,即符合“政绩成就”和“决策决议”的主题,体现党报注重舆论宣传,自上而下建构媒介话语权的报道方式。

《潇湘晨报》消息来源前三依次为:“媒体记者”(37.7%)、“政府官员”(24.5%)、“被拆迁者”(20.8%),相比《湖南日报》消息源的集中分布不同,《潇湘晨报》的消息来源相对分散,与表1的主题框架分布情况相符。这说明了相对于党报,市场化媒体有更多独立性,报道角度也更多元化。报道中的专家消息源主要分布在深度报道或对政策的解读中,如《征地补偿标准,大幅提高还是微调?》(潇湘晨报,2012.12.20),邀请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针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深层次的讨论,这也体现出《潇湘晨报》着力提升报道内涵和社会意义,以彰显传媒价值。

2.2.3 情感基调分析

表3:情感基调分布

从表3分析得出,《湖南日报》相关报道中,“正面”(38.1%)比例远超“负面”(9.5%),体现党报维稳、构建和谐社会的报道目的,而中性报道占总报道量一半以上,与表1中“决策决议”主题的报道数量相符。

《潇湘晨报》相关报道中,“负面”(44.3%)比例远超“正面”(5.7%),与《湖南日报》相反,可见地方都市报和地方党报从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互补关系,共同构建了媒介的多元视角和多元利益表达空间。

2.2.4 报道类型分析

表4:报道类型分布

从表4中分析得出,《湖南日报》的报道类型依次为“消息”(54.8%)、通讯(23.8%)、评论(9.5%),消息数量最多,与表1中“决策决议”主题占据一半有关。《潇湘晨报》的报道类型依次为“消息”(36.8%)、“通讯”(34.9%)、“深度报道”(17.0%),“通讯”和“深度报道”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远远超过《湖南日报》,可见《潇湘晨报》从更深层面来构建征地拆迁“图景”。

2.3 报道文本分析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湖南日报》与《潇湘晨报》的报道框架上有不同特点,本文进一步从两份报纸中选取代表性文本,运用框架三层次结构理论进行微观分析,以具体说明两者的框架。

2.3.1 《湖南日报》:国家话语权下的政绩成就框架。“国家话语的新闻框架”为“文本叙事的主体是国家,文本所表达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国家的权威和利益。”[3]《湖南日报》的报道框架可以概括为“国家话语权建构下的政绩成就框架”。

首先“决策决议”的主角就是国家或政府,是从国家发展角度对征地拆迁事件进行相关研究讨论的结果,包括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而其消息来源也大都是“政府官员”。所以居于前两位的“决策决议”和“政绩成就”主题,都是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层面对征地拆迁进行媒介传播,属于在国家话语权的建构下对政府政绩成就的展现。

以《湖南日报》2013年9月11日的《4万众一心奏和谐—大岳高速公路临湘段征地拆迁工作纪实》一文为例,从高层次结构来看,标题和小标题营造了一种积极热闹的拆迁图景,各部门以民为本,以热火朝天的干劲,递交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属于正面的“政绩成就”报道框架。从中层次结构来看,消息来源上,全文共有16处消息源,但均为政府官员(市长、拆迁办指挥、村镇领导等),通过消息源的控制构建了一个政府话语框架;文章还从归因上强调“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临湘市的征拆工作稳步推进”,从评价上强调“为大岳高速其他县区征拆工作树立了临湘样本”,均从“政绩成就”角度对拆迁进行高度概括。从低层次结构来看,文章中的关键词,如“颂歌、万众一心、稳步推进、责任、担当、捷报、以民为本、和谐征拆……”,均通过正面积极的词语来表达全文正面的基调。

2.3.2 《潇湘晨报》:独立报道理念下的冲突框架。《潇湘晨报》作为市场化报纸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多元视角,尽管这种多元性还是限定在“国家权威”之下。

以《潇湘晨报》2012年5月15日的《巧家征地拆迁调查——征地方案指出,被征地人必须服从,不得拒绝和阻挠》一文为例,从高层次结构来看,其标题显示该报道属于调查性报道,是对征地拆迁冲突的调查,导语对巧家拆迁中的爆炸事件进行了介绍,一开始就建构“拆迁冲突”的框架。一位85岁当地老奶奶站在木棚外的配文照片,加上背景介绍“木棚搭建于10年前,补偿协议未达成,房子被强拆,一位85岁老奶奶在路边搭棚子住,政府每天每人补偿1斤米”,更凸显了拆迁者的弱势地位,试图调用悲情叙事和情感资源来构建“拆迁冲突”,拆迁者与当地政府间的利益博弈也更加明显。

从中层次结构来看,该报道以被拆迁的5个村民和2个法律专家为主要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中政府官员仅有一人,通过村民的悲情叙事和对生存现状的描述,法律专家对当地补偿条例的解读如“当地政府涉嫌伪造公文”等,来归因出当地政府的违规操作、征地补偿不合理等原因,造成村民不满而引发的爆炸冲突。

从低层次结构来看,文章中的关键词如“被殴致死、剥夺、气急败坏、难以承受、明显违规、强拆、粗暴、无辜……”都带有明显的感情基调,表达了消息源主体的好恶态度,而媒体记者也通过消息源的引用,采写这些带有态度情感的关键词来构建“拆迁冲突”框架。

从该文中可以看出《潇湘晨报》通过报道主题、消息源选择、词语选用等来构建报道框架,表达对拆迁事件的质疑、追问,从中折射出《潇湘晨报》作为市场化媒体在独立报道理念下的冲突框架立场。

2.4 小结:国家话语权下的多元主义

通过对《湖南日报》、《潇湘晨报》拆迁报道的框架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归纳为国家话语权下的多元主义框架。这里的多元主义,不仅指报道主题框架的多元、消息来源的多元、报道类型的多元,而且指党报《湖南日报》和市场化都市报《潇湘晨报》的共生,本就是“舆论合唱”多元主义的体现。但这种多元主义始终在国家话语权的控制下,一方面,不同的媒体在公共事件中的报道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具有各自的报道立场与报道宗旨,另一方面,媒体必须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同时积极推进有关事态朝良性发展,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可见,在社会冲突的报道方面,一方面媒体行业的市场化运作使得媒体的社会功能得以进一步体现,它往往成为大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形成了相对多元的利益表达空间,但一方面又要符合社会稳定发展的国家利益要求,因此媒体对征地拆迁报道框架就呈现出国家话语权下的多元主义这一特点。

3　总结与反思

《湖南日报》通过“国家话语权下的政绩成就”框架塑造正面的国家和政府形象,对受众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一套统一的价值观体系有利于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达到维稳的目的。《潇湘晨报》建构独立报道理念下的冲突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的多元性和媒体的独立性,有利于普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湖南日报》的报道框架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和宣传色彩,而这种回避问题,以宣传为主的报道理念,往往很难得到受众认同。由于《湖南日报》作为党报,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在国家话语权的稳定框架下淡化浓厚的宣传色彩,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潇湘晨报》经常运用悲情叙事框架,将拆迁征地事件戏剧化、娱乐化,报道方式上往往煽情夸张。报道经常对被拆迁者命运的不幸进行突出呈现,构建了悲情叙事的主基调,渲染拆迁双方的对立,将被拆迁者描述为“娇小”的,将拆迁者描绘成“粗暴”的,赚足了读者眼球。大众化报纸为吸引受众眼球,将这种悲情叙事的基调融合到拆迁事件报道中,有可能加深各利益主体间的隔阂和矛盾,因此应从客观中立的角度,真实再现征地拆迁冲突。

总而言之,媒体在拆迁报道中的社会责任应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拆迁事件进行真实客观的呈现,回避冲突或者单一扭曲的再现会影响公众对征地拆迁事件的认知,长久来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二是对公共权力进行舆论监督,征地拆迁事件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政府、拆迁方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缺乏监督会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公,媒体对侵犯公众合法利益行为的舆论监督是重要方面。三是对各方利益进行协调,媒体更要保持一定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创造多种疏导和沟通的方式,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尤其在社会两极分化、矛盾凸显的环境下,媒体更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为其提供利益表达平台。

参考文献:

[1]周素珍.社会冲突事件报道中的新闻框架及其运用[J].东南传播,2009(10):13.

[2]于小雪.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媒体再现[D].广州:暨南大学,2011.

[3]袁光锋.合法化框架内的多元主义 征地拆迁报道中的“冲突”呈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56.

On Media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s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Framework

DENG Zhuang,ZHAO Wen-ju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Hunan 42100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Hunan Daily and Xiaoxiang Morning News as the research sample,analysis the media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s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in the local newspaper and summed up the conflict framework between the local Party's newspaper in the national discourse performance achievement framework and the local newspaper under the concept of independent report.Both kinds of framework are influenc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in a certain extent.Therefore, they set for 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pluralism framework.

Key words: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Hunan Daily;Xiaoxiang Morning News;framework

作者简介:邓庄(1973—),男,湖南永州人,博士,副教授,从事新闻业务和媒介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城市改造中民意表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湖南为例”(2015D062);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社会治理创新视野下网络问政的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南为例”(2015ZZ003)的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16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6)01-01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