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鸣，代瑞娟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4；2.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武汉435065）

傅殷才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及其特色

海鸣1，代瑞娟2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4；2.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武汉435065）

傅殷才具有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他坚持用马克思的立场、理论观点和方法做指导，将制度经济学派置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科学地评价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他揭露了制度经济学派理论思想的阶级性，并对“工艺决定论”、社会乌托邦构想等进行批判。他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理论的目的是践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智慧，推进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傅殷才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即只有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政策制度才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制度。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批判；特色

傅殷才教授对西方经济学派和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开始于他从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以后。从196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西方经济学学派和第一篇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论文开始，到80年代他对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形成高潮，而到1990年代中期他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学派的研究达到自己的颠峰。1960年代以来，傅殷才教授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经济理论作指导，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经济学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一、傅殷才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

自1950年代初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傅殷才就开始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他更加深入细致地研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他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作指导，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指导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典范。

傅殷才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留学回国以后，是从研究西方经济学学派开始，然后再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从1960年代开始，他就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论文和小册子，对西方制度经济学与西方制度经济学派进行研究。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发表了他第一篇研究西方经济学学派的论文《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之一——新“自由主义”》。1965年10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文章。

自1980年代开始，他就不断地撰写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来研究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例如：《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正确评价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载《经济文稿》1981年第3期）；《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初析——评加尔布雷斯的“阶级消失论”》（载《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12期）；1983年，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出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其中，第24章新制度学派，就是由傅殷才研究撰写的；［1］《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加尔布雷斯“新社会主义”批判》（载《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政治经济学与科学技术进步》（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72期）；《加尔布雷斯》（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现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其中第22章研究了西方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制度经济理论）；《现代资产阶级科学技术进步理论述评》（载《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1989年为汤在新、颜鹏飞主编的《近代西方经济学说》，撰写了第二十一章：制度学派；［2］《新制度经济学》（载《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典（国际经济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出版）。1990年代中期，傅殷才受武汉出版社之约主编了《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共10部），并且研究撰写了其中的一部：《制度经济学派》。

1.1980年代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

1980年傅殷才发表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对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发展、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区别、主要理论观点主张以及对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等，进行了研究。应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的社会舆论氛围之下，当不少学者仍心有余悸的时候，傅殷才冲破极“左”思想的桎梏，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作指导，在该文中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科学的梳理、分析和肯定性的研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学术研究环境与极“左”思潮惯性氛围下，这是要有胆识和学术勇气的。虽然傅殷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经磨难，但是仍勇于做学术研究的先行者，是难能可贵的。他认真梳理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成就，如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自由放任政策早已不合时宜，市场经济不可能通过自行调整而恢复均衡，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和刺激；不能回避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缺陷和弊病，主张进行结构改革，提出计划化、合理分配投资、权力均等化；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而特殊的作用，科学技术及其知识是独立的生产要素等。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各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他也指出，制度经济学派是以“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进行了某些批评，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某些揭露。凡勃伦对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大公司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有些批评，甚至是相当尖锐和中肯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983年刘涤源、谭崇台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出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将其作为范本来进行教学和研究，推动了当时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其中也包括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的推动。傅殷才研究撰写了该书中的“新制度学派”这一章。书中的“新制度学派”一章，是以他1980发表的关于制度学派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吸收整合进了该学术论文发表之后他对制度学派进一步深入研究思考所产生的一些新的认识以及新制度学派发展的一些新材料，对新制度学派进行研究所应当涵盖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拓展和深化，并将其系统化归纳。1985年傅殷才的《当代西方主要经济思潮》一书出版，［3］该专著第一篇第四部分是“新制度学派”。傅殷才在这一部分中，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前驱——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新制度学派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新制度学派的“国家干预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社会乌托邦”。可以看出，傅殷才在1980年代对制度经济学派进行的理论研究，体系不断完善，逻辑日益严密，每个组成部分的中心越来越明确突出，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2.1990年代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

由于从1960年代开始，傅殷才就一直关注探讨制度学派众多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及其进展，并且利用199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搜集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新资料，考察他们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条件；因此，在这一时期，他研究撰写了多种关于制度经济学派的论著，其中既有研究旧制度学派的，也有研究新制度学派的，而且承担了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国家重点课题，其中包括对制度经济学及其学派的研究。1995年，傅殷才出版的《制度经济学派》［4］一书汇集了他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的思想精粹，代表了他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的新高度。（1）对制度经济学产生历史背景的研究。（2）对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一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二是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三是以米契尔为代表的经验统计学派。（3）对过渡时期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傅殷才研究了制度学派新旧更替过渡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如凡勃伦制度经济学、艾尔斯制度经济学，资本主义变形理论。（4）对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如加尔布雷思、格鲁奇、缪尔达尔的新制度经济学。（5）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包括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6）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主义批评的研究。如新制度学派的有限理性说、行为主义企业理论、经理主义企业理论。（7）对制度经济学派的历史地位、加尔布雷思与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进行了评议。

二、傅殷才对制度经济学派的批判

1.对制度经济学派阶级性的批判

傅殷才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各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翻版。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历史学派都从人们的心理或精神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经济的历史进化过程，致力于描述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表面现象，轻视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而热衷于寻找一套能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制度经济学派在阶级立场上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新旧制度经济学派之间本质上更没有根本不同，二者的差别不过在于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旧制度学派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较小等情况，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根据现代较高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政策措施。［5］71～75最终目的都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

2.对“工艺决定论”的批判

新制度经济学宣扬“工艺决定论”（或称工艺主义），千方百计地利用技术进步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效劳。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如经济危机都已经克服或正在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已经逐渐消失，无须革命，改良足矣。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权力”不可能代替垄断资本的权力。科学技术革命必然导致生产的愈加社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的尖锐化，但不能自动地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尤其不能自动地“破坏私有制的基础”。只要存在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权力就依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必然起着支配作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仍然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使命。［5］71～75

3.对社会乌托邦——“新社会主义”构想的批判

所谓“新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首先提出的。在傅殷才看来，“新社会主义”构想不过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社会乌托邦之一，企图解决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新社会主义”构想主张采取的措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政策的界限，实际上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只不过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企图稍微限制垄断资本的权力，主张政府增加若干“福利措施”，最终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傅殷才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社会乌托邦的实质归结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即使有弊病，也是可以消除的，用不着革命。首先，当代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替垄断资本辩护，不得不注意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其次，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美化垄断资本主义，把他们构想的乌托邦乔装打扮成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最后，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理论”，都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总之，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的编造者竭力宣扬改良，反对革命。他们希望科技革命本来会完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任务。所有现代乌托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科技革命代替社会主义革命。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编造者都认为，没有阶级斗争，他们所主张的改良方案也是可能实现的。这些改良方案的空想性，正突出地表现在这里。［6］21～26

三、傅殷才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特色

由于傅殷才教授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史和西方经济学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来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因此，他对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

傅殷才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读书、留校任教和到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全面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史。经过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他不仅认识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吸收了其中科学的成份而产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领会到了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己今后研究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指导作用。留学回国以后，他长期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0年又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做访问学者，专门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及其发展演变。

1960年代以后，傅殷才在系统掌握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认真钻研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理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派，其中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是他对西方经济学学派研究的一个方面。由于他具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史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及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因此，他对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他既可以用马克思具体的经济理论来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各种理论观点，使读者从他的分析中看出马克思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又能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评价制度经济学派与代表人物可以借鉴的理论观点与分析，还能从他的研究中看出西方制度经济学派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与服务的本质性错误，让读者明白制度经济学派的错误究竟错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总的来说，他善于用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理论依据和方法的指导，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去分析研究评价制度经济学派的各种理论。因此，在当时的经济学术环境条件下，他既不是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也不一味地推崇其理论，而是对其错误的理论观点与本质性错误进行批评，对其正确的理论与分析给予肯定与借鉴，从而为推动中国的学者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学派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曾在自己的《制度经济学派》专著后记中明确地写道：“在我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还很不够，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注意它、研究它。这个小册子如能起到推动这一研究的作用，我就很满意了。”我们可以告慰傅殷才教授，他的这个愿望在他因病去世之前就已经实现。实际上，我们从傅殷才教授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深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修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以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与技巧。

2.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最终目的是借鉴其科学智慧发展中国经济

傅殷才教授研究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派与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许多论文和著作中都明确指出：在经济改革中要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他认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入系统的科学分析，把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提取出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来发展中国经济；另一方面的目的还在于进一步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7］251、410～411他认为：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制度、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必要条件；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政策研究，提出了各种经济政策主张，被西方许多国家政府所采用；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市场已不能调节经济，国家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技术创新；制度经济学派还在某些具体问题和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理论分析；制度经济学派反对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整体的、演进的研究方法等。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理论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成分，是凝结着人类共同科学智慧的结晶。我们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就是要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智慧，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傅殷才教授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反映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待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理论的立场、观点、态度与目的；也反映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自觉地把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目标。前者不是目的，而是为后者的实现服务的。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指导研究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就是要借鉴其研究成果中关于制度以及国家弥补市场失灵、干预调节经济等方面的科学智慧，改革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规则与制度，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傅殷才教授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是自觉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制度经济学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3.把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置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

傅殷才教授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对待人类智慧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在研究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派的过程中，不是孤立地只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当前的理论，而是把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即把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置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例如，当时资本主义矛盾重重，资本主义的许多制度弊端显现并且阻碍了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出现了很多失灵现象，因此新自由主义渐渐式微等。傅殷才这样的做法，既便于人们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学说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研究制度经济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去研究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出现的必然性以及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观点、理论内容、研究目的与研究任务产生的由来等。这样，就能更准确地定位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同时，也便于人们将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与其他经济学派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更能够使人们明确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具有与其他经济学派不同的学术理论职能，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其理论功能。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能够从西方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成果中，剔除其错误的东西，借鉴其科学智慧，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制度与政策体系，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也便于中国的经济学者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成果中反映人类智慧结晶的成份，研究并建立符合中国特点的制度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用于制定与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系列规则和制度，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早日成为经济富裕的大国和强国。

傅殷才教授具有扎实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善于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做指导，分析和评价西方制度经济学派。他一贯地坚持，科学地评价西方制度经济学与西方制度经济学派，批判其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与服务本质，借鉴其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智慧来发展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学术研究环境极为复杂的条件下，作为共产党员的傅殷才教授一直坚定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术真理。1992年，他在一篇论文写道：“要在西方经济学中挑选出有用的东西来，既需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去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著作和资料，又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敢闯的精神。前怕狼，后怕虎，是不可能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用成分的。”总之，他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但是，由于傅殷才教授所处的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和早期，尤其是到改革开放的早期，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极“左”思潮仍然非常浓厚，而且有时还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他在坚持自己科学主见的基础上，有时也会在形势严峻时在自己的论著中做一些技巧性的文字处理，以避免再受不必要的冲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对他产生误解。

四、启 示

傅殷才教授坚持用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作指导，对制度经济学派进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

1.政策制度是影响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

经济运行发展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既会受到经济运行发展自身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等），也会受到自身系统之外社会系统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运行发展进程中，当自身系统内部各种因素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政策制度这类社会因素就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傅殷才教授在对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派把研究重心从“量的增减”转到质的方面来，例如转到对制度、制度结构、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规则、经济计划、技术创新和企业内部产权界定等方面的研究中来，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一方面说明，政策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制度对于价格矫正、技术创新等方面即经济运行发展进程及其各个环节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傅殷才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启示：政策制度是影响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中逐步完善制度安排，通过建立完善各种规则、政策和制度，以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2.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政策制度才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运行基本规律，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运行发展的内在最基本要求。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具有这种最根本的特征，所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能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同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每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是非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吸收和改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获得的成就。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社会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进程中，对出现的新现象、新领域和新问题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和抽象，从而不断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使其与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相适应。所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是人类共同科学智慧的结晶。傅殷才教授之所以一直坚持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对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研究，就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奠定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与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傅殷才教授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由于只有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政策制度才能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客观要求，因此只有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政策制度才是科学的政策制度，才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所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制定的各种规则、政策和制度一定要具有科学性，同时，还必须避免制定政策制度的随意性和冲动性。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制度

傅殷才教授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顺利的环境下还是在逆境中，都一直在坚持追求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真谛，他坚信马克思经济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巨大的能动性，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无论是研究马克思基本经济理论，还是研究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求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政策制度，以促进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傅殷才教授坚持用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制度经济学派，还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制度，还要与一切错误的经济政策制度思想作斗争，用科学的政策制度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与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繁荣。

［1］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231-251.

［2］汤在新，颜鹏飞.近代西方经济学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05-156.

［3］傅殷才.当代西方主要经济思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129-172.

［4］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75-298.

［5］傅殷才.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派”［J］.北京：世界经济，1980（9）：27-31.

［6］傅殷才.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加尔布雷思“新社会主义”批判［J］.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21-26.

［7］方兴起.傅殷才经济论文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55-411.

责任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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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74（2016）09-058-07

2016-07-09

海鸣（1976-），女，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代瑞娟（198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旅游经济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