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长春130117）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兼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长春1301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二重化的存在方式。从认识来源角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反映，是第二位的东西。但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建设过程来看，意识形态又具有能动作用，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要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强意志。认真学习和领会《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命题，运用《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国高等学校要真正做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教育教学工作。这是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抓主要矛盾、解决现实危机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资本论》教学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著名的8·19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习近平同志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015年1月28日～29日，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会议召开后，习近平同志又专门对会议作了重要指示。中央首先明确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中央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中央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央要求，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来认真抓好。会议之后，教育部长、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许多高校的党委领导又纷纷表态，表示坚决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都表态要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就顺利地解决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轻率地得出这个结论。原因在于：第一，意识形态的认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例如，意识形态工作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间关系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第二，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要害还没有抓住。例如，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被淡化、被边缘化，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因。第三，解决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措施，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例如教育部也就是抓一下西方原版教材的运用问题，还没有对高校中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西化问题”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本文试图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以期对于解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解决高等学校意识形态严重“西化”问题，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命题的补充和发展

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头脑中，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不良影响一直难以肃清。在一些人看来，党中央一方面确定了“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有矛盾的。令他们不解的是，究竟是经济建设工作是第一位，还是意识形态工作是第一位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我们确认经济建设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承认，意识形态工作是第二位的工作，反之则反是。实际上，这一部分同志是认同“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相反，他们或明或暗地否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作是硬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软任务。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意识形态工作自然也就做好了。在这些人看来，意识形态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几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即使有点小的麻烦，也坏不了大“年成儿”。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意识形态工作至少要排在经济工作之后，是从属于经济工作的第二位工作。

经济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这是已经被我们的建设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但是，用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否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即人为地割裂经济建设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的错误。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我们的同志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错误认识，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把“物质决定意识”和“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作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理解。

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在谈到《资本论》的理论来源时，马克思强调《资本论》的理论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8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具体描述了德国经济学家生不逢时的不佳命运：在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问题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没有现实基础，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蓬勃兴起的时候，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激烈的斗争，又惊醒了德国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的资产阶级利益使他们不能不偏不倚地如实地反映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此，“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德国经济学家只能做英法经济学家的大商行的小商贩。”［1］18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第一性的，而作为对物质生产方式进行反映的政治经济学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经济学意识。

但是，当马克思转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将生产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概括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强调在生产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中，“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是能动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20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人类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时候，人类劳动过程的结果已经事先观念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了。仍以房屋建造的例子来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首先承认房屋建筑图纸，是人类对于客观物质认识的产物。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客观物质（即房屋）是第一性的，人类的认识（即房屋图纸）是第二性的。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大前提之下，马克思强调人们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建筑图纸建造房屋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的主观意识对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房屋和房屋的建设图纸，从何者为世界的本源的角度来看，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但是，从房屋的生产过程来看，房屋的图纸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外在于生产过程的东西。相反，它是人类建造房屋的劳动过程的基本生产要素，是能动的生产要素，因而表现为第一性的要素。从人类建造房屋的实际例子来看，房屋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物质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的存在方式。房屋图纸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它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因而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人类建造房屋的生产过程中，它却构成房屋生产的能动生产要素，表现为是第一位的生产要素。

把这个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这样二重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物质存在来看，它是一种全新物质生产方式，由物质的生产力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存在的反映，因而也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法律等理论。政治经济学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认识来源角度讲，它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反映，是第二位的东西。但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建设过程来看，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要素”。一个劣质的房屋设计图纸，不能引导人们建造出一栋好的房屋。当然，虽然有一个好的设计图纸，但是在施工过程中人们如果总是怀疑图纸，并且经常违背图纸进行施工建造，那么，这样的建设工程也是建造不出一栋好的房屋来的。就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言，没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虽然已经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被我们所怀疑和歪曲，那么，我们还是不能成功地建设好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与杜林、蒲鲁东、巴枯宁、布哈林、托洛斯基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原因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肆意歪曲和篡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只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在惊涛骇浪的斗争环境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是孤立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之外的、与经济建设工作无关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与经济工作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重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辩证地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之中。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意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建设处于首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工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建设目的、建设动力和力量保障等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第一位的，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松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突破，才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取得新进展和新成就。因此，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论述，是对以往我们所坚持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基本命题的补充和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在思想认识上解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低级社会发展阶段向高级社会发展阶段不断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区别于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它所特有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一个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从它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通过概念、范畴和观点等对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反映，因而就形成了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因此，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是由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存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当然，社会意识也不只是消极地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巨大的反作用。在阶级社会里，全体社会成员是以一定阶级关系的形式存在的。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无非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这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例如，奴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社会的社会存在（即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封建社会的社会存在（即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它所代表的现代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进行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斗争中产生的。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自身发展，必然要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就是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证的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资本论》的逻辑论证得到了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容上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另一方面，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的概括和总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内容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没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就不能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认识。没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也不能够从历史分析和借鉴中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就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从总的情况来看，关于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待创造。我们必须要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必须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它们的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巨大的流血牺牲为代价，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根据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对我们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关于改革的性质，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很明显，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诠释我们的改革。因此，习近平同志的改革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观。可是，有人却把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歪曲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不断地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一旦停止了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国改革就停滞不前了。他们就要跳出来呼喊“重启改革”。不错，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和借鉴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观，决不是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观。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强调在经济、政治、文化、司法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系统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就已经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究其根本性质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的原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就在于我们党能不能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思潮的批判

首先，要批判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有人从机械唯物论出发，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人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产生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而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有很高发展程度的成熟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人类社会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通过发展生产的办法最后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就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的学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工人阶级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能够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以自身的行动来推动人类社会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阶级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理论上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不践行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会成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无非是强调：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我们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其次，要批判普世价值观或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和秉承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而不能毫无批判地信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的要害在于，我们的一部分同志要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失去意义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问题。他们采取以下三部曲：第一步，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观；第二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第三步，把经过他们美化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强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从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的构成因素来看，也存在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共性表现为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共同的方面，而个性则表现为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的本质。根据这一原理，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之间的共性，而在于他们之间的个性。具体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的因素，不在于二者之间有某些共同的要素，而在于二者之间的个性差别。当代中国宣传普世价值观的人，其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有某些共同因素，其错误在于他们否认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西方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价值观强加给我们，就是要在价值观上搞乱我们的思想，以便达到他们分化和瓦解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再次，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价值观或折衷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当然要由少数理论家去研究和阐述，但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少数理论家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能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物质世界的理论武器必须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有人不重视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限定在精英人群中。由于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不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被束之高阁。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价值观，其认识论基础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与传统的主张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相比较，二者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而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二者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传统的唯心史观主张帝王将相创造历史，而我们队伍中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同志，实际上是将创造历史的力量寄托在了少数马克思主义精英身上。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成长所必需的人民群众这个土壤，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马克思主义只有变成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人民群众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世界。

有人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下，要求民营企业家和共产党员一样树立共产主义价值观是不现实的。他们主张共产党人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搞出一个能够迁就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被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折衷的价值观。如果说民营企业家有民营企业家的特殊性，那么，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所有的其他阶级和阶层都不能树立共产主义价值观。当然了，在他们看来，由于这些特殊的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阶层的影响，我们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也不能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共产党人讲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即工人阶级讲工人阶级的价值观），资本家阶级讲资本家阶级的价值观，各个民主党派都只讲自己党派的价值观，等等，那么，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等于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在全社会弘扬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使自己的价值观去迁就资产阶级或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必然表现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大杂烩。

实际上，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其阶级关系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有主要的阶级关系和次要的阶级关系构成。如果从统治和被统治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阶级可以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52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尽管工人阶级还不能立刻消灭其他阶级，但是工人阶级已经是占主导地位的领导阶级了。因此，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必须要主导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妥协投降，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意识形态领域的背叛投降，其长期结果必然是共产党领导地位被逐步削弱，直至共产党领导地位被取消。二十世纪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败，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背叛投降。因此，我们党要有效避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必须要在思想理论上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在思想理论上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思想保证。

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强意志

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作为人类意识结果的目的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这种积极的能动作用的发挥还必须依靠人类的意志去贯彻。前面我们已经引证了马克思将“人类按照建筑师的建筑图建造房屋”与“蜜蜂用蜂蜡建造蜂房”这两种活动进行对比，马克思强调人类劳动的目的性。之后马克思继续写道：“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208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在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中，不仅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而且还要有为实现这种目的和目标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在人类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的历史阶段，劳动者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的目的和结果，完全在于人类能否具有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坚强意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靠的就是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靠的就是革命意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各种利益关系的诱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奋斗更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在两种制度并存，特别是在西强我弱、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树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坚持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行动意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在13亿中国人民思想认识上取得共识，而且还要成为他们行动的统一的集体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凝神聚气，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能从普通人民群众的意识中自发地产生。它首先是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进行理论研究而揭示出来，然后，还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通过宣传和教育的途径在工农大众中进行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还要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形式简单的政治说教。要通过文艺作品的艺术形式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最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变成工农大众改造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由此看来，一个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

当然，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不注意要采取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和普及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版、宣传和普及工作，理所当然地首先应该受到重视。而文学艺术作品则是更重要的意识形式。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实际上，习近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还必须要由更为具体的经济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予以贯彻和传播。

四、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基本矛盾激化的时期以后，在资产阶级的衰落和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的力量对比中，由于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诞生的新社会。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但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绝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变化，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在，并且依然在不断激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大趋势而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仍然要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要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但是最终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首先必须要有坚强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高等学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

1.高等学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前沿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解决做好高校意识形态问题，首先是要在思想认识上解决我们究竟要什么性质大学的问题。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同志视察北京大学。习近平同志在肯定了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同时，要求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中国高等教育要融入世界教育体系，就要和国际一流大学看齐。中国必须要承认差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能指望很快就超越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世界名牌大学。因此我们只能向他们看齐，争取做第二个哈佛大学或第二个剑桥大学。那么，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明确要求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呢？

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所谓的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不仅仅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要为一个以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为疆土界限的国家建设服务，而且更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要为在中华大地上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决定了中国高等学校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大学。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要把北京大学办成“第一个北大”。在习近平同志的语境下，“第一个北大”的寓意，绝不是我们不去和世界一流大学争高低，绝不是我们从一个狭隘的视野出发满足于“国内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业。作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个部分，并服务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一流的北京大学，既是中国第一，当然也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去和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争排序，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办社会主义大学，这样的北京大学一定是领先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是中国第一个北京大学。

首先，作为社会意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高等学校必须要通过科学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和法律等意识形态蓝图；其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机构，高等学校必须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两项划时代的任务决定了，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也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目前还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作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些大学未来发展的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强我弱”的局面必然会发生逆转。因此，这些曾经的一流大学必然会表现出不符合时代需要的落伍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要追求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办成为国外一流大学的仿制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思想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上的具体体现。

2.高等学校必须要肩负起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学生首先要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成为主力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为社会生产服务。高等学校在这些领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就教学内容方面来看，是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当然，就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本身，以及传授这些知识的一般方法论来看，也有一个如何将这些知识本身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出来的问题。再者，作为高等学校培养对象的大学生，还要解决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为什么人的问题。因此，即便是高等学校中这些纯粹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传授的领域，也要坚持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教育。此外，物质生产过程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要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高等学校要在培养青年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开设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的院系以外，还要专门开设以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为主的院系和专业，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门的社会科学人才。这样的院系和专业，直接的教学目的就是培养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反映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这样的院系更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沿知识。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高等学校中深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错乱而导致亡党亡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反面教材。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会使执政党在行动上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执政党的错误意识的影响下，青年学生不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被淡化、弱化，从而被动摇，再到最终被颠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前车之鉴。苏联东欧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亡党亡国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刻都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建设。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战略高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必须要向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把青年学生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意志坚强的人才。

3.高等学校必须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究竟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又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问题？有人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有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从当前高等学校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主要可以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在课堂上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公开辱骂我们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政治制度取代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性质恶劣、影响较坏，但是，由于是发生在个别教师身上的个别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提高认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能够很容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高等学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例如，我们无批判地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无批判地引进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版教材；在个别走在全国“前列”的985和211学校，还引进了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熏染的经济学院的“洋”院长。在“洋”院长的主导下，这些学院的教师队伍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这些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跟着西方化，等等。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已经积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程度了。应该承认，以往不同时期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我们抓意识形态工作只重视局部而不重视全局，只重视点而不重视面，不善于从辩证的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总是停留在治标阶段，而没有涉及到治本。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根治，意识形态病症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而每一次复发后意识形态病情都进一步恶化。

现在，甚至我们针对意识形态问题所拿出的治疗方案和对策，有时也会成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手段。例如，我们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曾经将高校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或教研室）升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将马克思主义课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领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发挥作用，由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相关学院的具体学科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高等学校里就造成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被公式化、教条化。而相关的专业院系却成了意识形态错误思潮泛滥的世外桃源。现在有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等单位普遍以强调“纯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片面强调“更多引进外国资源”。

我们的教育全盘西化，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高等学校。仍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也有学派之争。例如，凯恩斯主义就否定数理经济学。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他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忽视掉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3］由此，在西方信奉凯恩斯主义的院校领导人也不主张把数理经济学作为自己院校的主要课程来开设。凯恩斯主义作为国家干预主义，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因此，在凯恩斯主义者主导的院校里，是不给新自由主义提供讲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是非主流经济学，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院校里，也是不给新制度经济学以主要讲授地位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新自由主义是很没有教学地位的。今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犹他大学等院校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奉为主流，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另外，同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只能选择自己有发挥余地的大学进行研究和讲授。凯恩斯主义集中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而新自由主义则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等院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似乎是一无所知。中国大学的院校课程设计者，只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课程。在他们那里，不同课程名称代表不同的知识面，因此，他们都力争要通过课程设计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于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等等，都被看作是独立的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本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把它们并列为两个二级学科，似乎二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本来经济计量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流派的评价也是多有批评，因此其在西方各个大学开课情况也很不一致。然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将其作为与经济学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能表现出如此的无知无畏。其他例如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而我们的大学课程设计中却把他们当作不同的学科和不同方面的知识。现在，中国大学纷纷将这些不同名称的“经济学”搬上了大学课堂，进行原汁原味的讲解。这是空前的思想混乱！这是空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泛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和挑战！

出现上述混乱局面的原因在于，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要在不同的学科层次上进行运用的。没有这些具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在学科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出现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于具体的学科领域，同样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被孤立化教条化严重后果。目前我们高校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我们长期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而全盘西化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是致命的。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生产，说到底是资产阶级意识的生产；相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需要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因此，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高等教育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主流社会意识生产，那么，我们无异于精神自杀，必自食其果。现在，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战略高度上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严重后果，以坚决果断措施尽快结束我们社会主义大学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生产和传播的事实。努力把中国高等学校建设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和宣传阵地。为此，中国高等教育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创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和法律等意识形态蓝图。这是解决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所必须具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论高度。

4.高等学校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突破

如前所述，目前我们的高等学校在法律、历史、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等等诸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严重西化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呢？前面我们已经强调了，纠正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高度。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抓住要害，拿出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来“事半功倍”地解决高校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强调过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重要性，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深切地感到，它们似乎是同义语的反复。如果从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提法出发，如果真的能够将这种提法贯彻到底，那么，由这种提法也都能够很顺利地到达另外一种提法。例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首尾一贯地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那么，我们就必然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论。反过来看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那么，我们也一定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和贯彻好其中的任何一种提法。我们的实践往往是，任何一种提法都要差“最后一公里”。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前提下，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更好地坚持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方法进行坚持。这个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解决不好，也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道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马克思从学习法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经过重视哲学和历史研究，最后倾注全部心血以惊人的毅力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作。这条道路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发现真理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关键在于我们要弄清楚，何为“生产的普遍规律”？何为“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生产的普遍规律”，就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谓“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奠定在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方面的特殊规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经济基础，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则是奠定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于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是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这段话就是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里的具体科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要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百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指出它们分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开始的。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后，马克思才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然而，我们从马克思写作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分布来看，显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创作上所占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前两个方面著作创作所用的时间①。

事实上，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后，又不得不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归属和最后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研究领域，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唯物史观才得以由科学假说变成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现实。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证的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资本论》的逻辑论证得到了贯彻。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而独立存在的。有人坚持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就够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可以只为人类工作到1848年，在此后漫长的35年里马克思可以休闲娱乐、享受生活。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会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学说，就不会有20世纪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我们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同样，这些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关键也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是在理论上像马克思那样，以科学的态度让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理论命题和观点，具体落实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每一个具体过程和具体环节之中，而是人为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划分出来，割裂开来，最后停留在抽象意义的物质和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巨大反作用”的抽象说教！

目前我们的教育部门正在抓紧采取措施，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课堂进头脑。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进课堂进头脑，化作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实际行动。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课堂进头脑，不能不以教师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为前提条件。若没有教师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即使是用行政命令进了课堂，但实际上也不会被教育者和青年学生所接受，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头脑、排挤出课堂。而要培养教师和青年学生，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收效不佳，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将这项工作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结合起来。从马克思创作路径来看，马克思所走过的道路是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最后到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但是，从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和核心来看，《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乃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对象。因此，《资本论》是最好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的发展变化而揭示出来。《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它比此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更能体现理论对实际的解释力；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它比《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和扬弃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经济学著作，它比以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雇佣劳动和资本》和《哲学的贫困》等更加科学和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因此，在《资本论》中，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不再僵化教条。在《资本论》中，科学社会主义命题不再脱离实际和空洞无物。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使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发展的成就之上。过去我们总是相信在《资本论》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独立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被严重教条化、严重脱离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不能不说是与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思想建设上偏离了对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有关。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曾经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认真学习和领会《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命题，运用《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国高等学校要真正做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教育教学工作。这是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抓主要矛盾、解决现实危机的必然选择。

注 释

①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11月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创作于1845年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于1847年1月～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写于1845～1846年。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定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他们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然而，就是在这些著作出版以后，马克思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付出了毕生精力，马克思在世时也只是公开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第2卷、第3卷还仍然只留下了一批写作手稿。后来恩格斯继承马克思遗志将手稿编辑整理出版成现在我们读到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伦敦：克米伦公司，1936：2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责任编辑：黎贵才

F0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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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74（2016）09-030-14

2016-06-2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6A10）

丁堡骏（1961-），男，黑龙江海伦人，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