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广州51063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纪念傅殷才教授逝世20周年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广州510631）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倾向，甚至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这一思潮中，傅殷才教授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至死不渝。在傅殷才教授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批判性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批判与借鉴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傅殷才教授1996年7月9日不幸病逝，离开我们已20年了。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世情和国情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却证明了傅殷才教授的基本经济观点的正确性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当我们打开因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被迫关闭了30年的国门时，一些人面对西方社会的“庞大的商品堆积”惊呆了，失忆了，从而丧失了批判和鉴别能力，“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败了。一些长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学者，特别是那些竭力主张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学者，竟然也倒向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竭力鼓吹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从“极左”转向了“极右”。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之中，傅殷才教授不改初衷，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至死不渝。

傅殷才教授在《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一文中说；“我们纪念恩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恩格斯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会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经济研究工作者才不会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俘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70“不言而喻，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更加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会走到邪路上去”。［1］573为此，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改革开放中的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而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即后者处在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而前者则由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进入到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阶段。因此，非市场化，就成为社会主义实践者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非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经70多年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仅未能实现，而且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非市场化的目标。在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代之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任务。社会主义实践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转变，使得国内外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正确呢？在傅殷才教授看来，如果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那么，就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傅殷才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它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五种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三大阶段或三大社会形态。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发展过程的方法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仅仅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来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加之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而误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并由此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如果在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来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为前提，那么，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而也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的目标和任务限制在现阶段所能解决的范围内。同样，如果仅仅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将只能看到它们的共性，即都处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从而社会关系都表现为一种物的依赖关系。但是，如果在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来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为前提，那么，既会看到它们的共同点，又可以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区别，从而能够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实践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转变，显示了数以亿计的社会主义实践者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实践向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虽然现在看来，过去的某些空想是那么的天真，但却是一种“伟大的天真”。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一种良好愿望，即由沦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奴隶，变成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而这种愿望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实践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转变，不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什么问题，相反，它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1］574

另外，针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产生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流行说法，针对国内某些学者深受哈耶克否定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而只关注市场和企业家行为，傅殷才教授写了《论马克思〈资本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一文。在该文中，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远早于凯恩斯的《通论》，从而开创了真正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具体来说，马克思强调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是基于发达的专业化分工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则与经济过程的按比例发展相冲突。而一旦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内部比例关系被打破，普遍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这表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光凭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是绝对不够的。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不止一次地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之一就在于它对社会的经济过程缺乏有意识的调节。同时，马克思发现，由于股份公司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垄断，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经济生活本身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不是直接的产品交换或简单商品流通，只要不否认商品经济社会的内在矛盾，其国家干预和宏观管理就不可避免”。［1］595

傅殷才教授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资本论》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斗性文献，因此，马克思决不会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为资产阶级出谋献策，对这些问题作出直接的陈述。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一切研究大都是从有关商品、货币、价值规律，以及银行、信用等在资本主义生产各环节的现实运动的分析中得出的，另有一些又是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预见未来社会时提出的。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602“总的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很完整的，对我们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07

二、以《资本论》为指导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

傅殷才教授认为，“今天，我们比恩格斯当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更繁重，更紧迫。现代资产阶级正在群起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它把原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消灭，企图用资产阶级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用资本主义代替共产主义。”［1］570，571其实，“资产阶级不止一次地宣布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地‘消灭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是在不断地寻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借口和‘新’斗争手段。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针锋相对，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动叫嚣。”［1］571为此，傅殷才教授将批判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他看来，对西方经济学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首先是因为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一个学说为哪个阶级服务，是正确还是错误，是阻碍社会发展还是推动社会前进，是有利于经济改革还是把改革引到邪路上去，必须明辨清楚，一点也不能含糊。西方经济学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方法论，是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出谋划策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资产阶级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在它的一般理论著作中，辩护性和反动性不仅没有改变，有的甚至更加强烈了，我们对此必须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批判，决不让它们影响和毒害人民群众的思想。［1］552

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的辩护性和反动性没有改变甚至更加强烈了，也许有人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但在傅殷才教授看来，“这是符合实际的论断”，因为，“庸俗经济学总是反对当时进步的先进的思想。它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上半叶，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19世纪下半叶，由于《资本论》问世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务是直接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第三阶段，即从20世纪初直到现在，它的锋芒无时无刻不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无时无刻不指向社会主义制度”。［1］250很明显，“不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经济理论，而去照抄照搬，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资产阶级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可见，照搬西方反动经济理论，既直接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又从根本上反对了我们所坚持的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方针。”［1］255

傅殷才教授强调地指出：“当前，保守派甚嚣尘上。他们搬出陈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统理论，加上一些新的花絮，推行新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向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猖狂的进攻”。［1］324“在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有许多不同的派别，它们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它们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是相同的”，［1］336如信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宣扬“自然失业率”理论，反对工人阶级。“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是垄断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这一阶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下的意向和要求。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本质来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它的新保守主义学派是庸俗的，反共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都以很早就已经提出的、被马克思彻底批判过的萨伊定律为圭臬，而且仍在作18、19世纪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黄粱美梦，所以都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他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该拿起批判的武器”，对新保守主义经济学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那种认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批得过头了，今后不再需要批判了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只要看看我国前一时期曾经有人不加批判地宣扬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这种批判就显得更加特别重要了”。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

傅殷才教授认为，在经济改革中，既要批判又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当然，正确处理批判与借鉴的关系是极其不易的，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说过，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阶级斗争日益加剧，“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17傅殷才教授认为，不能因为这段名言就以为马克思完全否定了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一段名言，只是指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比谁都明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客观经济现实某些方面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某些方面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有时候远不是与之一致的，有时候是完全歪曲的，但有时候是或多或少相符合的，其中有积极因素可资利用。因此，马克思不仅认为在古典学派之后有不属于庸俗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不能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的人物，而且还认为，即使在庸俗学家，甚至是最反动的庸俗经济学家中，也可能有个别论题是值得注意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中专门用一章，以长达近60页的篇幅来论述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理查·琼斯。在批判他的错误的同时，对他的学说的积极方面作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认为琼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在于：接近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在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把资本看作社会关系；把地租理论从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中解脱出来；接近于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批判了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的观点，并提出了积累不依存于利润率，而依存于利润量的原理。［3］439～496另外，马克思认为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特征是“一种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与李嘉图比较起来，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显然后退了一步，如他摒弃了劳动价值学说而代之以生产费用论，企图用节省论来为资本家的利润辩护，在人口问题上他是马尔萨斯的拥护者。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约翰·穆勒，并认为“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2］670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穆勒关于资本并不具有生产力，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力的论点，“对于那些同样把两者混为一谈，但又认为资本有生产力的人来说，却是好的”；［3］258与斯密和李嘉图都把资本看成物相比，穆勒正确地将资本看作生产关系；穆勒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上的“不公正现象”，认为“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2］670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对马尔萨斯进行了严肃的、无情的批判，谴责他为“剽窃能手”、“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和“无耻的献媚者”、“下流人物”等等。但马克思也指出了马尔萨斯在理论上的贡献。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三部著作，即《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政治经济学定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而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出资本和活劳动之间、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4］7在傅殷才教授看来，这三个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对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该批判的予以批判，该肯定的予以肯定。

傅殷才教授特别强调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述，能使我们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大胆地吸取和借鉴它，善于利用它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捍卫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说：“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这种关于‘两手政策’的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提醒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是要不得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要大胆地、坚决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1］399，400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403

傅殷才教授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加强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远没有作深入地、实事求是地评议，从而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的借鉴和利用，可以说还只是刚刚起步。在他看来，在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就方面，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果对我国是否有用，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03根据这一判断标准，我们必须大胆地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中的每一次突破，如企业管理改革、物价改革、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各家各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1］407其次，实事求是，从我国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407，408这就告诉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和国外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从中国实际出发，融会贯通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部分来探讨国内经济问题。最后，在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时，要着重于它的实际专门研究。我们知道，在一般理论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受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不能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敢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般地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实际的专门研究，即在技术、组织等具体经济研究方面，虽然同样受资产阶级利益地限制，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为了替垄断资产阶级谋取最大利润，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有关经济的问题，反映经济过程中某些具体的、局部的客观规律性。我们讲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方面。

具体来说，他认为下列各学科和方面有可供借鉴和吸取的东西：一是西方实用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实用色彩较浓，只要我们善于剔除它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方面，许多东西是可供借鉴的；二是数理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统计分析、投入产出分析都是运用经济数学方法的，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利用这些成就，是很必要的；三是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律，研究单个生产者或企业怎样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商品和劳务，以保证最大限度利润，研究单个消费者或家庭怎样利用有限的货币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以获得最大满足等等，是可以借鉴的；四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活动，研究收入决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问题，也是可资参考的；五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搜集了大量事实材料，汇编了各种统计资料，这些在西方经济学家及其政府手里，主要是粉饰和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府出谋划策的依据。但我们可以运用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1］409，410

总之，在傅殷才教授看来，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上述各个方面在剔除其糟粕之后，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但是，即使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在不涉及价值判断，甚至没有阶级性的技术问题方面，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而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点，有选择地加以利用。

四、沿着傅殷才教授开辟的学术路径继续前行

傅殷才教授在《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一文中曾说：“我们纪念恩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恩格斯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显然，今天我们撰文纪念傅殷才教授，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沿着傅殷才教授开辟的学术路径继续前行。像傅殷才教授那样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都不改初衷，终生不渝。

当前，一些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西方经济学的模仿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在科学上，马克思的名字是不朽的，他的声望将与日俱增。因为马克思第一个将辩证方法运用于经济现象分析，从而使人类学会从发展的观点来探索经济问题。虽然经济科学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发展，但这丝毫都不会降低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上的贡献，因为经济活动愈趋复杂，人类就更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各种经济问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当今和未来所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用傅殷才教授的这段话来结束本文可能是恰当的：“我们在经济改革中，一定要睁开眼睛来看西方经济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决不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要坚决反对那种在理论上不予批判，在实践上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的想法和做法。如果能够这样，加上又注意国内外经济的调查和分析，注意总结我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推向前进，就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的改革，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260

［1］傅殷才经济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责任编辑：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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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74（2016）09-052-06

2016-07-20

方兴起（1950-），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