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生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专家访谈

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与院长职责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施瓦兹·单访谈录

刘爱生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世界一流大学何以一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通过访谈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施瓦兹·单，我们或许能得出若干启示：就人才培养而言，强调教师与学生建立一种密切的师徒关系，同时鼓励学生去冒险，允许他们犯错误；就教师发展而言，强调同行在教师晋升中的基础作用，更看重论文质量本身，而非课题或杂志；就院长职责而言，强调以教师为本的理念和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的意识。

关键词：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施瓦兹·单；人才培养；教师发展；院长职责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以下简称“斯坦福教育学院”)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教育研究与教师培养的学术重镇。根据201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好的教育学院”排名，斯坦福教育学院力压哈佛大学，排名全美第一。

斯坦福教育学院前身是成立于1891年的“历史与艺术教育系”(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and Art of Education)，它也是斯坦福大学最早成立的21个系之一。1916年，它授予了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PhD)。1917年，历史与艺术教育系更名为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首任院长为克伯莱(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1929年，教育学院授予了第一个教育学博士(EdD)。1954年，奎伦(I.James Quillen)首次招募了社会科学家，自此开启了教育学院的跨学科研究。1956年及其以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陆续成立了10个全国著名的研究中心。2010年，斯坦福教育学院收到吉姆·约瑟夫基金会(Jim Joseph Foundation)1 200万美元的捐赠，这是该院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2013年，为了更好地反映学院的高级研究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更名为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

斯坦福教育学院现有61名教师，400名研究生，43名荣誉学士和选修本科生。在这400名研究生中，50%是博士生，50%是硕士生(其中一半是培养K-12教师)。斯坦福教育学院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Carl Wieman，2001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这使得该院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育学院。另外，该院教师的学科背景极其多样化，包括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教育政策、环境科学、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哲学、物理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和教师培训等。

作者利用在斯坦福大学的访学机会，就教育学院的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以及院长职责等问题，访谈了教育学院院长施瓦兹·单(Schwartz Dan)教授。施瓦兹教授是人类认知和教育技术方面的专家，主要从事教学法、学习与评估转移、数学发展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2015年7月，他被任命为教育学院院长。

一、 人才培养

刘：您能谈谈斯坦福教育学院的培养目标与学生就业方向吗？

施瓦兹：斯坦福教育学院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尝试采用全新的、更好的方法，以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教师与学生一道从事具有开创性和创造性的跨学科教学与学术研究，告诉人们如何学习，如何去理解教育，如何去实践。通过这种前沿研究以及全球教育者的合作，教育学院将致力于拓展学生的知识、智慧和想象力，从而让学生在毕业后担负起提升全球教育的领导职责。

我院目前有400名研究生。其中，50%为博士生，他们毕业后绝大多数将会去其他高校担任教职。25%的硕士生将通过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去中小学教书。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选择去Title 1学校*Title 1学校是指美国一些贫穷落后地区的公立学校。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要拨款140亿美元(该资助被称为“Title 1基金”)，以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公平、平等的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以缩小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差距。从这个角度上看，Title 1学校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薄弱学校。执教，为低收入社区工作；而且这些学生毕业5年后，仍有80%担任教职，相比之下全美硕士毕业生执教是50%，流失率高达一半。剩下25%的研究生有可能去政府部门、企业、学校担任行政职位，或者自有打算，例如创业。

刘：请您谈谈斯坦福教育学院的学位与专业设置。

施瓦兹：斯坦福教育学院按研究领域，可以分为三大块：课程研究与教师教育(Curriculum Stud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CTE)、发展与心理科学(Develop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DAPS)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跨学科教育政策研究(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olicy Studies in Education，SHIPS)。我们在博士和硕士学位层次上，提供各种不同的项目。此外，我们还提供一个本科选修学位和一个本科荣誉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人才资源，我们还与其他学院联合培养学生，开展双学位项目。

限于时间，我这里可以谈一谈我院的博士项目。我院的博士培养选用师徒制，主要由学术导师负责指导，但不排除其他教师的参与。这种师徒制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自读博第一年起，就给学生提供研究经费和学术研究锻炼的机会。我们的假设是，通过积极参与教师的研究，学生可以发展起各种研究技能，从而为开展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做好准备。我们认为，研究学徒制模式可以帮助解释我们的研究生为什么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毕业(通常4～5年)的同时，又使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研究技巧与方法。

我院的博士学位项目主要按照学术领域划分。(1) SHIPS。在这个领域，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发展学科传统的专业知识，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组织研究、哲学与社会学。二是就教育的重要议题建立专业知识，包括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国际比较教育以及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和语言问题。另外，学生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2) DAPS。在这个领域，主要提供两个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一是发展与心理科学，二是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这两个项目都强调对与学习和教学议题相关的人类心理功能的理解。教师与学生研究的重心是学习心理与动机、教学、测量与发展过程。所有的学生都被期望掌握发展与心理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知识与专业判断力，并形成极高的科学、专业和道德标准。(3) CTE。这个领域在以下方向提供博士学位：基础教育，文化、语言与英语教育，历史/社会科学教育，数学教育，科学与环境教育，教师教育。这个领域主要研究和解决一些基本的教育问题：应该教什么，教谁，目的是什么？教育内容如何安排才能最大化地促进学生发展？如何才能使教师与政策制定者理解学校的优势与不足？

除了以上三个学术研究领域外，我院还提供其他的学术机会，包括教育与犹太人研究等。

刘：相比中国，美国大学生创造性更强。美国大学是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思维的？

施瓦兹：我本人就是研究人类如何学习的。所以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不是以院长身份。根据他人的研究，在提高学生创新力上，中国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无所不在的考试，而且你必须通过考试。因此，专门有人训练你如何通过考试。在我看来，你真正需要的或许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在美国，同样有考试，但由于美国有许多大学，学生不必把全部心思用在通过考试上，也没有“一考定终身”之说。我考得特别好，可以选择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抑或斯坦福大学；如果考得还不赖，可以选择去加州伯克利大学、加州洛杉矶大学，这些学校都相当不错；如果考得不好，我可以去一些小学校。在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小型学校。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亚洲家长，他们期望他们的孩子拿满分，进最好的大学。这无可厚非，美国家庭也不少，但不是人人都这样想。这应该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生(包括教师)更具创造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大学有一项伟大之处：你可以冒险。如果你冒险，你就可以具有创造性，因为只做保证能成功的事情，你就永远不可能变得具有创造性。因此，一个允许你冒险、鼓励你冒险的环境很重要。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教师和学生可以去冒险。他们去研究或开创一个项目，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之前没有人做过。你需要无畏的精神，需要足够的勇气，大学的伟大之处是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冒险。美国大学教师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有7年的时间来冒险。如果在企业，你不可能有7年的时间拿来冒险，你只有6个月。美国的大学生能创立微软、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我认为是美国大学的环境，使得学生变得具有冒险精神，被允许犯很多错误。

刘：斯坦福教育学院是如何提升学生社会工作能力的？

施瓦兹：我们只有研究生。研究生不是本科生。研究生只关注某个特定的领域，你要塑造学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掌握重要的原理，并用这些原理探索感兴趣的问题。本科生则不一样。在研究生院，你只关注一个领域，为以后的职业做准备。但总的来说，在斯坦福大学，博士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教师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并且每一位教授的风格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教授研究方法。学生需要掌握研究方法，这样才能学习新的事物。

二、 教师发展

刘：斯坦福教育学院的教师待遇与地位如何？

施瓦兹：我们教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并不比其他的高校少。你说的地位是指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吗？我认为，许多人不太关注教育，但同时也有不少人非常关注教育。有些人会说，律师、医生等这些人可以赚很多钱，因而有更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真正对教育研究感兴趣的人，不会特别在乎金钱和地位的。

刘：请您谈谈美国大学研究课题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施瓦兹：美国不同的联邦资助机构有不同的申请程序，但都包括同行评议。同行将评审和决定哪一个在他们看来最感兴趣的。资助机构的负责人没有太大的权力决定谁能够获得资助，他们的权力是选取我们所递交的选题领域。例如，我们提议的选题为“如何创造新能源”，并认为相关研究需要1500万美元经费。一旦资助机构采纳了此选题，决定权就交给同行评议了，政府官员不能决定。在美国，经费来源有不同渠道，但经费没有大幅增加，因为联邦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投入。但是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在不断增长，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资助个人或机构，可以是自由竞争，也可以是指定给某人。这和联邦政府很不同。

资助数额取决于教师个人。有时候你可以到外面筹集资金，有些人还是愿意投资给学院的。当我是一名教授时，通常每年能争取到150万美元用以资助我的研究。然而，哲学教授可能没有任何科研经费，但他们没有经费一样可以做科研。

国际价格的持续上涨无疑对国内市场提供利好支撑，甚至让不少人对尿素出口再度抱有期待。无论尿素能否再度走出国门，中国近300美元/吨的离岸价对国内市场提供的价格支撑是实实在在的。

刘：在中国，无论是哪一个学科，要晋升除了发表论文，还需申请到课题资助，请问斯坦福教育学院情况如何？

施瓦兹：这里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一名哲学教授，一年除了教三到四门课之外，其余的时间就用来进行深层的思考和论文写作。他需要做的是进行论文写作，并拿去发表，他不需要申请课题的资助，因为他不需要收集资料。他只需阅读、思考和发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历史学，也不需要获得课题资助来做研究，因为他们不需要收集资料，不需要制作设备。那些东西是非常昂贵的。

总之，在斯坦福大学，一个人的晋升不取决于你获得多少资助。例如，在我的简历中，我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资助，但我从来不说我获得了多少资助经费。此刻，我院有三名教师要评职称，其中有一位在获得资助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我们不会考虑这一点。我们所看重的是他们发表的著作。

刘：在晋升时，斯坦福大学就论文发表是如何规定的？第二作者承认吗？

施瓦兹：这取决于你的学科。在历史学，你需要出版专著。在我的领域，当我想获得终身教职时，我发表了24篇论文，其中10篇是发表在非常好的杂志上。在这10篇当中，第一作者有8篇(唯一作者有6篇)，第二作者有2篇，但这是我的领域。

在我院多数学科，通常需要发表多篇论文，你才有可能获得晋升。如果只有一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很难获得晋升，更不用说第二或第三作者了。而在评职称时，对于第二或第三作者的论文，我通常会写信给论文的合作者，问清楚在这篇论文中你做了什么贡献，这样我就知道，你仅仅是挂个名，还是的确做了重要贡献。

施瓦兹：通常我们的论文都会投到好的杂志上去。如果一篇论文质量很好，尽管发表在普通的杂志上，我们依然认为它是一篇好论文。好论文就是好论文，不取决于你发表在哪里。相反，即便在很好的杂志上发文，但论文质量很差，那也不算数。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我们不会根据你在哪个杂志发表论文，你是否获得课题资助，来决定你的晋升，而是基于你的学术贡献。最近我们就有一个例子。这个人在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但人们不关注，不认为它是一篇有趣的论文。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教师是法官，他们决定谁有资格获得晋升。论文的好坏，由他们说了算。

需要说的是，以上探讨的是晋升。每个年末，我将决定谁能获得加薪，谁不能。这时候，教师要告诉我他们的论文发表情况。我没有时间来阅读论文的内容，我可能会说：“嗯，这个杂志很好”。然后，我会给他加薪。但加薪远没有晋升重要，因为晋升意味着你可以获得终身聘任。

刘：美国大学有“非升即走”的文化，斯坦福教育学院多少人“走”了？中国有些大学往往把晋升的名额固定，由于名额有限，哪怕合格，一些人也无法获得晋升，这种情况斯坦福教育学院存在吗？

施瓦兹：是的，美国大学有这个文化。我院大概有25%的教师最终“消失”了。但作为院长，我会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因为这意味着你聘用了错误的人员。各种原因使得有些教师害怕写作，或者找借口不去写作。突然间六七年就过去了，也没有发表论文，然后就走人了。

你说的情况，在美国东海岸一些高校也存在。他们会招2名教师，但只有1名获得终身教职。这种做法在教师之间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彼此之间需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些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金钱的关系。你聘用3名助理教授的钱要少很多，如果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成为副教授，学校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因此，他们会招2到3名教师，但只给1个晋升名额，其他的人最后会解聘。在斯坦福教育学院，我不会这么做，我希望新招聘来的教师，只要符合晋升资格，都能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

三、 院长任职

刘：成为院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施瓦兹：这在不同的大学是不一样的。在斯坦福，成为领导者之前，你首先得是全职教授。在斯坦福，作为一名全职教授，意味着你拥有很高的声望。在我担任院长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没有担任过系主任一职。我认为这是不寻常的，典型的情形是，人们先服务于高层次的大学委员会，担任系主任，并最终升为院长。

刘：您是如何成为一名院长的？

施瓦兹：在挑选教育学院院长之前，斯坦福大学学术评议会和教务长会任命一个遴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大概有8人，由教务长主持，外加本院的一个教授。他们会访谈很多人，看很多材料。因此，院长这个工作，不太需要个人去申请，因为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谁适合，谁不适合，心中已有个大概。然后，委员会通常会向教务长推荐3名候选人，教务长就在这3人中作选择。作为遴选过程的一部分，候选人需要接受面谈。我就与委员会面谈了三四个小时，并单独与教务长面谈了几个小时。这个过程是非常保密的，没有人知道我被面谈过，包括我的同事、家人及任何一个人。因为如果不保密，有可能会惹来麻烦。例如，斯坦福曾想招聘一个运动教练，并面谈了一个人。不幸的是，此人面谈的消息被其所在的大学知道，该大学就把他解雇了。在学校看来，他不忠诚。因此，遴选委员会的行动通常很隐秘。有些人不喜欢这样，他们认为应该公开透明。但有些人认为，只有秘密进行，才能找到最优秀的人。这个过程有点像选拔校长。你可以想象，如果他是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但在这里接受面谈，他所在的大学如果知道了，肯定会非常生气。

刘：您为什么愿意担任院长，是为了更高的薪资吗？还是另有他因？

施瓦兹：不是。在斯坦福，作为一名教师，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作为一名院长，我的确获得了更高的薪资，部分原因是我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不是原因。我不是因为金钱，或者雄心、兴趣，才担任院长一职的，仅仅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单(Dan)，我们需要你，我们认为你能做好院长这份工作。”我说“好的。”

刘：院长任期是几年？职责主要是什么？

施瓦兹：院长一届的任期是5年，5年后可以再续聘。合同是很灵活的，他们可以随时解雇我，我也可以随时退出。但校方期望我能做满5年，然后再决定是否要继续做下去。一般来说，我相信领导力需要更新，需要新鲜的力量。

作为院长，我的职责是把斯坦福教育学院变成世界上最好的学院。这包括确立学院的发展愿景，明确学院的使命——为公众服务；筹集资金；决定谁能获得终身教职，谁能获得聘用，以及处理许多日常工作。我们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院，全院只有61名教师。在医学院，他们一个系的人数就比我们一个院的人要多。因此，医学院的院长跟教师隔得很远，他的职责可能主要是决定要投资于哪个领域，是基因工程，还是其他。我有时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决定，但在很多方面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刘：您是如何让斯坦福教育学院保持世界一流水准的？

施瓦兹：我们教育学院排名全美第一。你要做的是在后面促进教师的发展。请记住，是斯坦福的教师把斯坦福变得伟大。在教育学院，我会努力帮助教师设计项目，并让教师大胆去做。我也会聆听他们的想法。如果有教师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某一领域，我觉得也相当不错，我会帮助他们筹资。有时候，我会说：“不，因为这一领域没有研究价值，只会浪费时间。”我从来没有跑到华盛顿——这个国家的首都，去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的优秀。

刘：您在工作中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施瓦兹：时间不足。我每周都需要工作80个小时。首先，我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工作，学习一切东西，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管理经验。其次，作为院长，我本来不必做研究，因为行政工作占据了你大量的时间，但我还是会挤出时间做研究。因为作为教授时，我领导着一个由14人组成的实验室。虽然我成了院长，但我得确保研究继续下去。

刘：在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很大，有些院长可能利用权力促进个人的学术发展，在斯坦福是如何？

施瓦兹：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在斯坦福。就我的教育技术研究领域而言，如果发现某一方向很重要，会尝试让更多的教师加入，但我的作用主要是促进他们的发展，而不会让他们替我工作。

后记

施瓦兹院长是个大忙人，但还是尽力腾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在此深表感谢。来斯坦福大学，有很多感触： (1) 历史与骄傲：教育学院把建院以来的每一位教师的头像和姓名按照年代顺序张贴在走廊上，有些教师或许由于年代久远，没有头像，但还是把姓名写在空白处； (2) 任性与个性：斯坦福教育学院每个教师都有个人办公室，走过这些办公室，你会发现不少办公室的门极富个性，上面或张贴代表某种含义的图片，或张贴一些标语； (3) 服务与创业：斯坦福教育学院有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除了院长之外，还有3个副院长、4个助理院长，一般职员的数量则更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行政人员，除了全心服务于教师外，恐怕背后还有创业精神，需要他们提供领导力。

(责任编辑东彦)

doi:10.13316/j.cnki.jhem.20160614.001

收稿日期:2015-10-26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一般招标课题(ZJJYX20140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6)04-0001-05

Talent Cultivation,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Dean’s Responsibility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terview with Dean Schwartz Dan of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LIUAish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Why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re world-class,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answers. By interviewing with dean Schwartz Dan of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we may get such implications as follows: As to talent cultivation,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emphasiz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nd faculty,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risks and allow them to make mistakes; As to faculty development,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peers’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on, and emphasize the quality of paper itself rather than projects or journals; As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an, they emphasize the idea of faculty-orientation and the awareness of serving the faculty whole-heartedly.

Key words:Stanford University;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chwartz Dan; talent cultivation; faculty development; dean’s responsibility

采访者简介： 刘爱生，博士后，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从事大学治理研究。

受访者简介： 施瓦兹·单，教授，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从事教学法、学习与评估转移、数学发展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16-06-14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60614.1604.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