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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探析

2016-03-19黄英杰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中国大学

黄英杰(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探析

黄英杰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摘要:中国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需要以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为基础,着眼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情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无限包容开放的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因素并予以融合创造,在大学的职能和使命中实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和服务文化的传承创新,并大力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为建立有机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社会主义文明

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内涵及具体操作模式是什么,需要中国大学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继续进行艰苦的求索和实验。我们尝试着从原则、内容和途径等几个方面探索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试图通过理论的探索,引领中国大学走出现实的矛盾和困惑,澄明大学的文化本质。

一、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意蕴及合理性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是对中国近现代大学在中华民族命运担当中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凝练和合法性确认,也暗合了中国古典教育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是对大学之为大学的普遍本质的高度概括,是对世界大学职能体系的新拓展。

1.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文明意蕴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指向的是文明再造。“文明再造”这个概念是胡适提出的,文明再造与大学之间之互为表里的关系也是胡适较早发现和明确用概念的形式加以表述的。1919年12 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在文中,胡适明确提出“再造文明”的概念,而且给出了再造文明的程序,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胡适看来,中国文明的复兴或再造需要以具体的研究问题为抓手,输入西方学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走中西文化相互融合创造的路径,才是可能的。胡适后来和陈独秀一起领导新文化运动,掀起整理国故的新思潮,为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出谋划策,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等,一次次掀起学术和科学研究的热潮,其中心目的就在于再造文明,为民族的独立和强大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基,这也是胡适一生出入学术和政治之间、上天入地求索不止的真实写照,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2.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合理性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是对古今中外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实践历程的反思和总结。两千五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和中国文明的形成互为表里,是中国高等教育承担了文明再造的历史重任。虽然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君主一直代表着强大的势力,但是教育始终处于文明再造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当政治处于弱势,国家的生死存亡之秋,是教育赓续了民族的文明发展。《礼记·学记》篇,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又立下万世不移之大学原则和程式:大学之道,其目的在明德新民,其程式在诚正格致、修齐治平。中国儒家的古典教育原本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大学问。教育与政治合一,教育又在逻辑上优先于政治,教育的行为总是会成为政治行为的先导,是中国儒家古典教育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和传统。在民族存亡之际,大学领时代之先,以输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文化为己任,努力再造中华文明,终至于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把民主科学的因子植入中华文明,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大学着眼于建立“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和民族精神铸造的解放事业,为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为建立公正平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终至于使得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比肩而立,拓展了文化实践的领域,丰富了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认识。就西方大学发展的历程看,同样是大学承担了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

二、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之原则

中国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需要以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为基础,“高等学校首先要传承自身的优秀大学文化”,着眼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情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无限包容开放的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因素,融合创造,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为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立足现实,弘扬发展社会主义文明

任何大学的文化创造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现实的文化实践即当前民族发展的文化需要以及国家的文化安全是它永恒的关怀,离开了这一点,大学的学术文化创造将会因失去现实的土壤而流于空虚和无用。当代中国大学,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者的主阵地,要为弘扬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以至于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之为人的存在感、意义感和幸福感并没有相应的得到提升,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仍需要改善。因此,在文化建设和价值引领的层面,中国的大学要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体师生员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全过程,以之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其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其本质上,不论是从国家层面来说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抑或是从个人层面来说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在于全面复兴中华文明。这些价值理念在文化传承关系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人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经验的文化升华,因而它也是弥补当前物质与精神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培育优良社会发展土壤的一种引领。现代中国大学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这是它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

2.古为今用,传承创新中国古典文明

大学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气质,世界上不存在两所完全相同的大学,辨识一所大学就是看该大学所保有的优良文化基因。“大学是相当独特的机构,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却又深植在各自社会的土壤里。”[1]“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2]继承与整合文化传统是现代大学实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根本所在。文化传统能动地指向以何种方式或视角看待人生、社会和自然,在这一问题上,中华古典文明对人类之发展具有永恒的价值。以如何看待人生、社会为例,儒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之处在于,儒家强调积极入世的“乐感文化”。古典儒家仁爱核心的文化与古希腊理性核心的文化、古希伯来信仰核心的文化三足鼎立,同为世界三大文化的源头,并且都源远流长,其影响和发展以至于今、至于未来。中国儒家的仁爱精神强调以人为本,所谓“仁者,人也。”人是它本身的目的,不是任何可资利用的工具。如果一个人不具有人性,他就堕入了邪道,制度对他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表现于教育上,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修养身心,引导受教育者克己成仁,复性归仁。这种文化和教育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的德性人文主义,它有最为明显的特征:“仁者爱人”和忠恕之道。大学就在于引导学习者修习忠恕之道,学习、做事、做人皆需以己之心度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严于律己,薄责于人。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了,他就是一个仁者,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种仁爱特质的乐感文化传统渗透于整个的中国文明,表现于对待自然上,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思维,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需要传承创新中国儒家文明,复兴中国文明,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之实践难题提供知识资源。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就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和美德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纠偏给予厚望,“中国从纪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3]可以说,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交往中,在全球资源日益枯竭的人类存在之现实中,在环境恶化生态受到威胁的情境中,在道德底线受到不断挑战,人之诚信遭受持续践踏之际,中华文化之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永远熠熠生辉,更需要今天的中国大学传承并发扬光大。

3.洋为中用,批判吸收他国优秀文明

大学之为大,恰在于它是人类整体文明的博物馆和培育基地,它会以超越古今中西的整全文化视野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所以,大学不仅应是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优秀异质文化的吸收者,是借鉴并传播异质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中世纪大学诞生于西方12世纪的城市兴起和文艺复兴的土壤中,携带着先进文化的因子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迈向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西方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继承和发展。“哈斯金斯说过,大学是西方中世纪为现代文明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现代大学的院系结构、专业设置和基本制度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中世纪大学里找到最初的表达,只不过今天的大学在制度安排上更加细致、完善和合理,在价值诉求和目的建构上更加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在专业和学科设置上更加细致和专业化。”[4]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西方大学文化历史悠久,大学文化的形态也较为成熟。与之同步,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发展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状态。它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为核心特质的科学文化形态,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这些优良的文化特质正在成为普遍性的文化因子以不同的形式融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之中,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文化元素。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是在借鉴西方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时期主要学习欧美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主要学习前苏联大学,1978年以后中国大学再次向西方欧美国家学习。由于近现代中国民族救亡和现代化发展的急切社会气候和政治意识,中国大学在长期的向西方国家模仿学习的过程中又包含了“赶超”性质。未来中国大学需要沉潜个性,着眼于深沉的学术创造,积极吸收西方国家优秀的大学文化,强化自身的文化属性,通过借鉴并与本民族文化的融合使本民族的文化更加优秀灿烂,通过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交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使自己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的聚集地,从而使各种文明在中国大学融突和合,达至世界文明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存状态。

4.内在超越,整合发展大学自身文化

大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于大学自身在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组织。在与社会文明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突破时空的限制,在保持普遍共性的基础上又以民族文化的样态进行了多元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这些大学的文化、精神和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公共财产,需要大学在反思的基础上整合发展。其一,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立身之本。真理的创新、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活动是一场知性游戏,是在理性和激情支配下的偶然智慧涌现,是观念冒险和科学技术方法的反复试验,学术自由是它的前提。“如果真理使我们自由,那么是自由打开了通向真理的道路。”[5]其二,通识教育是现代大学文明创造的基元。这一任务是通过传授学生“普遍的知识”,教育学生学会“共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培养成为“完整的人”来实现的。这其中所包含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观念,以及在其基础上人的真理的探究和发现对于文明的含义至关重要。其三,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学术独立和创造的前提。大学自治是在保持大学个性基础上谋求一条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合理相处的有效途径,使得大学(真理)、市场(利益)、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之间相互独立和制衡,共同服务于真理的发现和评判。其四,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有效运转的关键。教授是大学组织的主体,是真理的发现者和传播者,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而且对于大学组织本身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当然,其治理能力和效果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力量的检验和评判。其五,董(理)事会是现代大学与外界良性互动的缓冲地带。董(理)事会制度是一种标示大学处理与外界各种关系之正确途径的象征,它作为一种经过大学实践检验的制度设计,任何大学都可以对其进行抽象继承,并且结合民族文化特点加以创造性转化,创造富有个性特色的大学制度,以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和在此基础上的知识、观念、技术等的原创性。

三、完善和发展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是在大学的职能和使命中实现的,分而谈之,在人才培养中,大学要对学生进行人文道德教育,实现人文文化的传承创新;在科学研究中,大学需要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传承创新优秀的科学文化;经由社会服务活动,大学要养成学生的实践意识,传承创新服务性社会文化。综合起来讲,大学要在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创新能力,为建立“有机统一的民族文化”而贡献其力量。[6]

1.陶冶人文素养,传承和创新人文文化

大学首要的任务是把大学生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的前列,引领社会的发展。育人的优先地位要求大学把价值观培育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通过改进和提升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落实到价值观培育和人格养成基础上。没有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创新很有可能走向狂妄;没有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可,创新很有可能出现扭曲和欺诈;没有健全良好的人格,创新很有可能会被功利偏见所利用。任何技术性学习,都需要以精神的和人格的培育为基础。文化育人不仅强调传授给学生知识,还强调对学生价值追求的关注,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熏陶与渗透,将人类优秀文化转化为学生的内在力量,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学主义教育大行其道,而社会道德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改善,人文道德教育任重道远。“迄今为止,一种出于双方共同的教化目的而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现实主义融会贯通的教育理念仍未实现。”[7]大学将知识育人和文化育人相统一,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尤为迫切。通过文化精神的培育、文化内涵的积淀、文化品格的养成、文化环境的营造,充分发挥文化无处不在的陶冶作用,使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术有专攻,能够独立地探究和解决问题,而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天地万物常抱恻隐之心。在高技术的信息化时代,过去那种以一种职业贯穿人的一生的时代已逐渐被抛弃。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相关职业,并能和谐完美生活的人,尤其需要在大学阶段接受完整的文化素质教育。因此,中国的大学教育要超越科学主义的泥坑,需要突破现有课程设置方面的路径依赖,改革课程设置结构,在文化素质教育上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2.培育科学精神,传承和创新科学文化

自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造性地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发展理念以来,科学研究被引入大学的殿堂,并且作为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被广泛认可,它既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造就一代新人的基础,也促使文化创新成为大学应当承担的一项新的重大使命。大学通过开展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养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和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德国近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说,“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如果人文学是对人生的研究,它彰显的是人之为万物之灵的人性,那么科学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求索,它所追求的是自然的运行秩序和运行规律。在对自然规律之神秘密码的破解过程中,作为结果的科学原理和科学规律固然重要,因为一如卡西尔所说,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和理解,人才认识和确立了自我在宇宙间的位置,了解了人之作为虚空的芦苇却具有思想的强大穿透力之所在。但是,作为承担育人功能的科学研究它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文化使命,即经由科学研究过程形塑新一代研究者之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把人类的科学研究事业持续进行下去,永不衰竭,永无止境。那么,何谓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问题取向、追求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和方法的精神。科学发现源于实践问题,是现实实践中的困境给出了科学研究的动力和问题域。科学精神是一种培育人之严谨专业素养和专业价值的精神。要在科学研究中着重养成大学生科学的专业素养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于原本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就很薄弱的中国大学,这一点尤其关键。此外,科学精神还是一种用科学理解自然世界的审美精神。

3.养成实践意识,传承和创新服务文化

服务社会的大学新思想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于催生了波及全球的创业型大学浪潮,它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学术立业的组织结构。具体包括:从中央校部到各院系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部门,以凝聚创业的变革意志并形成制度规范;各院系和科研所采取跨学科的科研模式,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与企业行业、区域经济社会等联姻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外围空间;拥有根据学术发展状态自主处理的多元资金;一个激活了的与市场、政府和社会结成富有生机之合体的学术心脏地带。其二,整合的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创业大学的灵魂,它以精神价值和品格引领的方式渗透在师生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中。其三,学术资本的师生共识。科学技术因其直接的经济效用成为有形资本,人文学和社会学知识则因其精神价值而成为无形资本。创业型大学师生明确地意识到在其效用上和功能上,大学旨在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资本。其四,实践育人。育人是创业型大学需要坚守的根本宗旨,与传统大学不一样,它是在实践教育哲学指导下在实践中用实践的方式育人,育人与创业是创业型大学的一体两面。综上,在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上,大学的服务社会职能旨在把教学与科研活动与社会的实践相统一,经由实践育人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把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有效减少或根本避免社会资本运作中的暴力和血腥,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大学的服务职能还有一项更加深远的关怀所在,那就是经由大学的创新创业把一种服务性大学文化植入社会内部,使得大学成为一种全新社会文明发展的文化母体。

4.提升文化境界,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

蔡元培告诫我们,大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使学生成为优秀文化的一分子,承担起文化引领社会的伟大责任。弗莱克斯纳也曾指出,大学虽然应该明智地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是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所做出的。“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这就要求大学要具有明晰的理性和批判的眼光,从社会中发现文化发展的优秀因素,创造新的文化。经由人才培养陶冶学生的人文素养、经由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经由服务社会养成学生的实践意识,这是针对大学的职能分而谈之,仅仅这样,大学尚不足以称为大学。大学之大还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整全文化创造的平台,把上述的三种主要因素融合为一,创造一个时代之文化场和精神氛围,引领一个时代之文化风骚。“一国的大学教育,乃是这一国家文教大业之所寄”,是“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的基地,这是大学的伟大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1]阿特巴赫. 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M].杨耕,周作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5.

[2]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7.

[3]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278-279.

[4]黄英杰,陈理宣.大学人性本质的历史叙事[J].重庆高教研究,2014,(2):7-15.

[5]刘俐.丹尼尔·吉尔曼: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先驱[J].教育与职业,2014,(4):106-107.

[6]罗家伦.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26.

[7]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8.

(责任编辑石连海)

An Analysis of the Mean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Universities

Huang Yingjie

Abstract: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should take in 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learn from historical and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In other words,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benefit from excelle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 with an open mind and the rigorous scientific spirit. By means of learning and creating, they should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humanity, science and service and in performing of the function and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y should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socialist civilizatio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o the whole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ocialist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6)02-0061-06

作者简介:黄英杰,男,四川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BGA120040)

收稿日期:201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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