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华

〔摘要〕 孔子 “一贯之道”是一个涉及儒学主题的大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儒学一大“公案”。民国时期对这一问题有三种解读模式：蔡元培、张岱年从人生哲学上解读，认为孔子“一贯之道”即曾子所言“忠恕”；蒋维乔、胡适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西洋论理学中所说的归纳推理”，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谢无量、冯友兰、范寿康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民国时期对孔子“一贯之道”的不同解读，显示了在20世纪初期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大背景下思想家既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又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即在一种二维视野中对孔子思想进行诠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了民国时期儒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今天的孔子仁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民国时期，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归纳推理，仁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2-0034-05

《论语·里仁》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 〕39孔子自己明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认为自己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理念，但这一理念的内容是什么？孔子没有亲说；曾子则径直将“忠恕”领悟为孔子 “一贯之道”。“忠恕”是否能够成为孔子的 “一贯之道”？这是一个涉及儒学主题的大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并且形成了众说纷纭的不同的解读模式，成为儒学一大“公案”。1840年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挟带西方科学文化一同涌入国门，促使中国走向世界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