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家容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由清华简《系年》看晋“联吴制楚”争霸新策略

苟家容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春秋中晚期，晋楚处于战略均势，其争霸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背景下，晋国不得不改变此前以军事对抗为主要内容的争霸策略，始从地缘层面采取“联吴制楚”的新战略。该战略虽适应时局发展必然性，但其产生却具有偶然性，与巫臣与楚国的个人恩怨密切相关。作为该战略的直接推动者与实践者，巫臣不仅扭转了晋、楚的争霸走势，而且还对春秋后期乃至战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巫臣；援吴制楚；争霸；策略

在春秋史中，申公巫臣的生平遭际充满戏剧性，其事迹散见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和《史记》等传世典籍，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清华简《系年》中也记有申公巫臣事迹，为研究巫臣事迹尤其是晋“援吴制楚”策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试以《系年》所见巫臣事迹为切入点，探讨晋国争霸新策略产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分析争霸策略对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政治生态的深远影响。为叙述方便，现将《系年》迻录如下，采用宽式释文。

事实上，结合《左传》等传世文献可知，“巫臣逃晋”表层原因虽是由争夺夏姬而引发的，但实质上是巫臣在楚国政治斗争失利形势下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巫臣乃楚国屈氏之族，为楚之大夫，是楚庄王时期的属臣。他曾劝谏楚庄王勿把申、吕之重地赐予子重做采邑，因而招致了子重的怨恨。楚共王即位，子重为令尹，子反为司马，二人都为楚国的执政大臣，为此子反、子重开始报复巫臣。据《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2］巫臣的家族几乎被子反、子重、沈尹、王子等人强行占有。巫臣十分愤怒，斥责子反等人多杀不辜，誓言让他们“疲于奔命而死”。因此，“巫臣请使于吴”，以报其私仇。

巫臣能够主动提出“使吴”，必是他也仔细分析了晋国在与楚国争霸过程中的处境，而做出准确的政治判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晋国才有可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量，支持巫臣为家族报仇。那么当时的晋国又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

一、混乱的国内形势

晋国君王灵、成、景、厉时，是晋国经济、军事力量最为强盛之时，但国内王卿贵族恃其富强，对内厚敛于民，加上统治者集团的长期压榨，国家多有变故，使得“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左传·成公十七年》。

这一时期晋国国内形势的混乱与晋献公时政治体制、晋文公的时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据《史记·晋世家》记载：献公八年，士为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3］晋献公驱杀诸公子，晋国权利尽在献公手中。而后的“骊姬之乱”、“申生之死”与“重耳出逃”事件势必与献公执政时的政策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对当时国政影响并不凸显。晋献公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间“假道伐虢”“灭虞”“攻屈”，“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等到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国内混乱形势已非常明显，“里克杀奚齐——荀息立悼子葬献公——里克弑悼子杀荀息”，随后里克等人派人去翟国迎公子重耳。重耳以“负父命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辞谢里克。随着晋国立君事态的发展，秦繆公率兵送夷吾回国，齐桓公听闻晋国内乱，亦率诸侯入晋。

晋惠公夷吾以“河西列城”作为秦送之入晋为君的条件，国人早有异议。又因晋惠公在秦饥时不与之粟直接开启了秦晋战事，晋国国内安居不稳，与诸国的邦交中也处于被动地位。

而后的晋秦韩之战中，晋国败北，晋惠公被俘，国势暂衰，晋国只得“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史记·秦本纪》）。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起来，于是下令“作爰田”“作州兵”来缓解国内紧张气氛。

等到晋文公重耳回国执政时，晋国的国政系统就有了较大的变化：由先前的国君制变为六卿制，便以稳定国内形势。加之晋文公以宽容的政策安定众心，奖赏原来跟随其的大臣，就连“介之推不受，隐退山林，文公虽找不着他，但仍给他留下緜上之田，以旌扬他的高尚品德。”［4］晋文公在位九年，赢得“颠覆曹、卫”“晋楚城濮之战”等一些列战争的同时也加重了国内的人民的负担。在襄公逝后，立君之事又造成了国内混乱，狐、赵两党为立国君而刺杀阳处父、贾季奔狄之变。赵盾为赵氏家族利益，改立穆嬴之子为国君，自己掌控晋国大局，赶走狐氏，建立起赵氏专政体系，在政治上已居于优势，这也为日后晋国的祸乱埋下了隐患。

晋国内部的公族中，久专晋政的赵盾虽逝，然而由于赵氏之党的郤缺为政，势力依旧很大。公元前598年，郤缺逝世，晋景公以亚卿荀林父代为执政，意在消除赵氏专权的局面。但是，赵氏党派遍布朝野，荀林父难以驾驭，潜伏着政治危机。

二、处于被动势下的外交关系

与诸国的外交中，晋常常以大国自居，诸国略有贰行，动辄武力，使得诸侯离心。晋成公末年，在城濮之战中战败的楚国复兴起来，北上与晋国争夺霸权。此时，晋国既要与齐、秦、楚三国多次会战，争霸主之位，还要安抚其势力范围内的宋、陈、郑等国，已显得捉襟见肘。

（一）与秦、齐、楚关系

城濮之战，楚国军事受挫，北方势力范围收缩。秦晋多摩擦，终因崤之战由盟友转为仇雠，晋陷于秦战泥潭，丧失伐楚良机。赵盾专政后，又以尊立君王之事与秦战于令狐，秦来势凶猛，直至河曲之战才告一段落。而此时楚国已从城濮之战的重创中恢复过来，与秦联手与晋为敌。

齐虽在晋、楚两大阵营中靠近晋，但保持相对独立性，始终以东方大国的姿态与晋往来。公元前592年，为拉拢齐国参加盟会，郤克出使齐国，栾京为副使，由于晋在列国中的地位下降，齐顷公并没有礼遇晋使，反而有意奚落，直接导致晋齐鞌之战的爆发。然而，晋国鞍之战并没能阻止诸侯叛晋行动。是年冬，楚为救齐而侵鲁、卫。十一月，楚国与诸国会盟，秦、宋、陈、卫、郑、齐、鲁、曹、邾、薛、鄫等国与盟，连晋国坚固盟友宋国都来参加，可见晋大国地位岌岌可危。

公元前601年，群舒叛楚，楚庄王顷大力攻灭舒蓼，威服群舒，并与群舒划定了不可擅自逾越的界限。吴、越两国自知力量弱小，唯恐楚人渡江而攻，自与楚人而盟，从此楚在南方江淮地区的势力巩固，全面向北征伐。然而晋国作为中原姬姓大国，国家实力亦处于中原诸国之首，迫于楚国北上压力，晋国不得不调整争霸战略。

（二）与郑、陈、宋等国关系

郑因城濮之战依附晋，晋随即扶持公子兰。因而，郑穆公执政前期与晋关系密切，每会必至，战必从。但至郑穆公晚年，晋、楚国势有消长变化，楚灭庸，使群舒服从楚，郑有跟随之心。郑为保国有所依，公子归生遂写信与赵盾“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以太子夷入晋。公元前606年，郑穆公卒，郑大夫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能有信？”（《左传·宣公十年》）这期间，郑常游走于晋、楚之间，叛服无常。

自宋败楚于泓之战后，对楚的嫌隙颇深，故追随晋国。宋国是晋盟国的中坚力量，城濮之战后，郑襄公病卒，国势单薄，更附于晋。此后，成、昭、文三代国君，皆实行亲晋的政策，宋也因此招致楚国打击，势力也渐弱于郑国。

“陈国是楚国西出郑国、东出宋国的门户。”［5］城濮之战前，陈曾与蔡为楚盟友而被晋击败。晋也曾拒绝陈穆公参加践土之盟，直到陈共公执政时才为晋的盟友，而后随晋伐秦。又因国土近楚，公元前618年，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不敌楚国，与楚国讲和。公元前589年，夏征舒射杀陈灵公，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奔楚，楚君入陈杀夏征舒，并把陈国收入囊中，晋国再次失去陈国。

（三）对戎狄关系

春秋初年，狄人进逼晋都城郊，直到晋献公时才把狄人逐走。中原各诸侯国相互征战，狄人趁机向黄河下游扩张，对周、宋、卫、郑、齐、鲁、晋等国都构成了威胁，使各国惶恐不安。由于晋国与戎狄存有地缘关系，戎狄对晋发展有很大影响。所以，与楚的争霸战争，晋要想得胜，必得妥善解决与戎狄的关系。

公元前601年，晋与白狄讲和。公元前598年，晋景公都驱车前往櫕函与众狄会盟，削弱赤狄。公元前594年，赤狄最强的一支潞氏执政鄷舒骄横跋扈，见楚新胜又北上，宋、郑、陈等国都臣服于楚，所以无视晋。于是晋景公采纳宗伯的建议，派荀林父率军伐潞氏，杀鄷舒，铲除残余势力。次年，士会又灭掉了赤狄的甲氏、留吁、铎辰，改留吁为纯留邑。为此，晋解决了后方的一大隐患，缓解后顾之忧，与楚争夺霸权而集中力量。

以上是对晋国处境的简要梳理，那么要实现“援吴制楚”的策略，还要分析吴国的内外形势。吴国因地缘条件，远离王畿，被中原各国称为“蛮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周王朝与吴都以“弃在海滨，不与姬通”的状态存在。从吴国的地缘位置上来讲，吴国北接齐、鲁，西临楚，南与越接壤，“扬汉之南，百越之际。”［6］直到申公巫臣通吴才通与中原列国，楚本有扩张之势，越国也已悄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吴国不得不壮大自身的实力。对晋国伸出的“联吴”策略，“梦寿说之”。这表明吴急于摆脱楚的制约，不甘心再为之附属。

三、“联吴制楚”策略的影响

晋国制定“联吴制楚”的战略使晋、吴关系日益加深，但此战略最终实施，主要是由彼此国家利益而决定，不可避免蒙有政治色彩，它不仅对晋、楚、吴三个当事国有影响，也对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吴国迅速强大，摆脱楚国控制

楚国企图截断晋、吴联盟而未得，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吴国。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0年春天，“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吴人伐楚，取驾……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战争事态反转，竟是吴攻打楚，并占领楚邑。楚令尹子重也“遇心疾而卒。”（《左传·襄公三年》）。

显然，在这场战役中，楚国必以车战战吴，吴国亦必以车战战术回击，然巫臣从中原带去的车战技术给吴增加了军事力量，使吴胜楚。“援吴制楚”后的吴国国力大增，“吴始伐楚、伐巢、伐徐。”

（二）吴国羽翼丰满，晋国养虎为患

吴国待强盛后，开始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这或许是当年晋国制定“援吴制楚”战略时所始料未及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玄机”。晋国“援吴制楚”虽然在当时确实有限制楚国的实际政治目的，但事实也证明，从长远来看，该战略也为晋国日后培育了一个同样强劲的对手，影响了春秋后期的整个政治格局。

（三）“援吴制楚”实乃战国“远交近攻”策略的先声

在春秋时，王纲解纽，王道衰微，诸侯力政。各国间的斗争往往是通过敌对国家间的直接军事斗争来实现的。但晋国“援吴制楚”战略却是国家对抗的新思路，这为战国“远交近攻”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实践经验。总之，在吴楚争霸均势的背景下，晋国不得不改变此前以军事对抗为主要内容的争霸策略，始从地缘层面采取“援吴制楚”的新战略。该战略虽与巫臣与楚国的个人恩怨密切有关，但适应时局发展必然性。作为该战略的直接推动者与实践者，巫臣不仅扭转了晋、楚的争霸走势，而且还对春秋后期乃至战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北京：中西书局，2011：170.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3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

［4］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7.

［5］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155.

［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545.

On the Hegemony Strategy of State of Chu through the Story of Wuchen in the Tsinghua Jian Xinian

Gou Jia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Yantai University，Yantai，Shandong 264000，China）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Chu and Jin were in the strategic balance of power，and their hegemony entered into the white-hot stage.In this context，Jin had to change prior strategy whose feature was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and began to take geopolitical element into account.Although the strategy which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was inevitability，but its production was so occasional that personal vendetta between Wuchen and Chu was closely related.As a direct promoter and practitioner of this strategy，Wuchen not only reversed the hegemony trend between Jin and Chu，but also impacted on the political patter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Wuchen；assist Wu to suppress Chu；hegemony；strategy

K225.04

A

1001-7070（2016）05-0043－04

（责任编辑：盘桂生）

2016-05-13

苟家容（1990-），女，贵州遵义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