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蕤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论小说的后现代叙事
——以长篇小说《铜钵盂》为例

郭蕤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摘要：长篇小说《铜钵盂》的创作，作为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在文学的表述方式中具有独特的轨迹；小说的个人性书写，遵循一种新的小说理论，一种带有作家个人性创新，却又紧紧维系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新小说创作，寻找现代小说格局——在既传统又现代的形式冲突中，构建一种新的文本；它在小说的新理论领域中的全新尝试，动摇了我们对文本建设的一些陈旧观念，诸如写什么和怎样写，貌似相对却常常将之对立的误解，对故事的误读以及对故事讲述或呈现的误判。由《铜钵盂》的后现代叙事出发，展开文本的符号延异及意义群、叙事的互文性、碎片化结构等后现代创作理论的“铜钵盂”解构，破译《铜钵盂》的文学密码。在以往的长篇小说中，这种意义符号所承载的时间与历史，也许多多少少有所指涉，其渗入应为一种通例，区别在于，作家对之的自觉与努力的比重，直接牵涉到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后现代叙事；痕迹结构；重新语境化；互文性

一、延异：个人性的历史叙事

郭小东长篇小说 《铜钵盂》写的是一种历史，但绝对不是一种线性的历史。历来有一种已被固定的政治解释与宣传之下所形成的历史概念——一种强调历史总体性以及具有共同特征的政治性评判下的历史叙述。《铜钵盂》并不想正面颠覆这种叙述的话语认同或固定性，而是企望独辟蹊径。历史还存在另一个特性，它是个别叙述的，是有可能通过个别叙事，而达至对历史细节以及此细节将对整体的历史定义，起到某些决定性解构作用的特性。这种动机与效果，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并无二致。任何人有解释历史的权利，虽然难能作为永远的历史的亲历者或旁观者，但是，历史作为一种史实，它在时间长河中所留下的痕迹，是可能通过考据、索引进而追寻再现的。文献及种种朝野的史料，也为此提供种种依据。这亦是建设与解构的理式所在。至于对历史的语言学建构，虚构与想象乃至对定义概念的推演所必须设立的图式。具体到文学的某种样式，诸如史诗、经史子集等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如司马迁的《史记》等，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作家本人的立场及其知人论世的基本秉性与风格。

本文着重要论述的是长篇小说《铜钵盂》的创作，是如何在上述诸问题的制约下，舒张它作为具有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在文学的表述方式中的独特轨迹；小说的个人性书写，是如何遵循一种新的小说理论，一种带有作家个人性创新，却又紧紧维系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新小说创作，寻找现代小说格局——在既传统又现代的形式冲突中，构建一种新的文本；它在小说的新理论领域中的全新尝试，是如何动摇了我们对文本建设的一些陈旧观念，诸如写什么和怎样写，貌似相对却常常将之对立的误解，对故事的误读以及对故事讲述或呈现的误判。

这些关乎小说修辞的理论问题，其实都包含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现象以及对之判断的文学表达上的选择，是出于固定的结论反向溯源求出理由，或是这种反向溯源本身，就带着一种反求诸己的质疑精神。尽管这种质疑精神，或许最终都没有结论，但作为小说的文学叙事，它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能达至的或然性想象。

在2016年1月13日《铜钵盂》首发式及研讨会上，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对小说展开热烈讨论，最终将《铜钵盂》的问世，归结为当代文坛的“文学事件”，像 1984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而引发为一个经久不息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一样。《铜钵盂》的出现及其讨论，是因为小说所隐藏的文学密码及所呈现的符号学意义，以密集的状态引起了评论、研究的注意（参阅《〈铜钵盂〉评论资料》，羊城晚报出版社即将出版）。它将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一个新的范本。

为了更充分并靠近《铜钵盂》的文学实际，并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有效地提取其文学经验所由的文学创新图式，本文将由《铜钵盂》的后现代叙事出发，展开文本的符号延异及意义群、叙事的互文性、碎片化结构等后现代创作理论的“铜钵盂”解构，破译《铜钵盂》的文学密码。

从整体来说，后现代叙事是围绕与小说叙事同样的两极进行组织的，其一端是现实主义的、透明的，旨在给标志出这一端的文本性的密码和惯例穿上伪装；而另一端则明显的是虚构的，它以暴露其密码和惯例的方法公然宣称其文本性。正像后现代小说中在同一部作品有这两极的融合一样，我们可以推测，后现代文化作为整体来说，在其他的表现领域已经目睹了现实与反讽模式的同样的融合［1］111。

简言之，现实主义叙述和后现代叙事的两极融合，后者以象征与反讽达到对前者的伪装和暴露，而其密码的隐藏成为文本的题中之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对于现实世界的解构与诠释，以及寄寓其中的更为深刻的意图，将各种对立的、多元的、复杂同时暧昧不清的倾向及可能性，在一种以反讽、寓言式象征的包容与装饰中，得以健康的、或病态的存活，在共融共存中活跃各自的性征与体征，避免了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和狭隘的、短视的抑或短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评价，在时间的延伸及空间的扩大上，叙事因此显示了更博广的包容性和或然性。这是作为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解释及广泛审美自由的文学前提。

这样，现实主义叙述的故事框架，在后现代主义叙事的话语装饰和包裹下，呈现了一种“延异”的文本状态。这个概念的引入，对现实主义叙述的各种细节、情节和真实性展开了冲击性的异变。这些原本诞生于事实基础并以艺术真实出现于叙述过程中的故事因子，它们的现实性和常识性因果关系，被赋予一种不可捉摸、游移同时扑朔迷离的意味，它们所依据的现实基础因此动摇并沾染上别样的可能性解释，面临被解构的危险。现实细节被反讽、象征和对话以及复调式的叙事话语，修辞为多重的、多视角的描述层次。此时，符号也随之产生，由现实主义细节汇聚却又让后现代主义手法包裹的情节，在文本话语中，形成了隐藏并表现创作动机与意图的文化符号，也就产生了由差别而陷构的“延异”。这是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所要表达的。符号由于延异的特质，它所隐含的“痕迹结构”，正是我们对之解构的切入口和钥匙。

德里达的“延异”观点，是对纯粹的自我全等的符号论的一种反对。他指出符号永远是内在分裂的，是与它自己不同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费解。他的本意在于：符号总是假定了事物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即本质，符号作为意义载体的观念，就建立在符号的意义可与其它意义隔开这一原则之上。它压制了差异并延宕了差异对于符号的语境限制。

《铜钵盂》在这样有深蕴的诠释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文本的意义延伸，即从一本书的书名、一个中国底层社会——乡村的命名，而成为一个历史性、时代性的意义符号。在小说内核及小说以外，它不再仅仅是书名、村庄名字，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冲破地域限制并压制地域限制的文化域名。小说所隐伏的种种重大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信息和线索，这些信息和线索所连结的历史、时间和事件包括人物，都与这个符号的“延异”有紧密联结。在以往的长篇小说中，这种意义符号所承载的时间与历史，也许多多少少有所指涉，其渗入应为一种通例，区别在于，作家对之的自觉与努力的比重，直接牵涉到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对此忽略。如 《三家巷》《白鹿原》《伊斯坦布尔》等等，它们由一个不谙就里，无特别指涉的名字，上升为一个有固定内涵、特质意义的文化符号。它在压制差异和限定时间的历史文化价值方面，对自身的文本内涵的提升，跃进到一种更广泛的意义空间和文化空间。具体的、形而下的域名，在丧失其狭义解释的同时，无限地放大辐射出诠释的可能性。

《铜钵盂》宣传片（12分钟）在首发式上首播后，在腾讯网、优酷网点击率很高；有几亿受众的“今日头条”，迅即登载《铜钵盂》首发式及相关报道包括研讨会内容。汕头市三大报纸，连续多日刊载《铜钵盂》相关报道、评论；汕头电视台包括网络电视橄榄台，曾作滚动式宣传报道。《铜钵盂》在潮汕地区传播广泛，该书首印 3万册，全部售罄；各种媒体持续传播，包括理论刊物，已有多篇评论、研究文章出现。

“铜钵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几乎已成“潮汕”文化传统的域名，它隐匿其中的文化信息及内容，包括意义群，所指与能指，与一个有几百年历史、定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词相关，即侨批银信。侨批的文化内涵就是诚信。它由一种品德、一种形象、一种制度组成。品格是承诺，形象是忠诚的批脚，制度是水客制度。“铜钵盂”成为诚信的代名词，成为潮汕重塑地域文化的隐喻，成为潮汕和潮汕人的象征，同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道德楷模。

符号的意义完成，其痕迹结构包含了在通向完成之路上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正如前行或后退的脚印一样，在线性范畴上，它显示为时间；在物质形态上，它显示为空间。而这两者的信物，正是托付或承载着与人有关的银信，即侨批。意义、时间与历史的共同关系，作为一种以存在为基础的玄学，其互相环绕的品性是非常鲜明的。

铜钵盂作为一个乡村的单位命名，它与侨批之间无本质的联系，亦无结构上的并联，它的本意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语词，因为关于侨批的故事与人物，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个乡村中的发生，所有与这个乡村有关联的物事，最终都集结到这个语词上来，并构成了这个语词所要表达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这个语词中的饱和，极大地膨胀了这个语词所能概括的隐喻、象征及漫长的历史时间。它仿佛同时具有了这个乡村从源头而来的全部时间和历史，以及自有侨批以来就与侨批一起成长的经历。铜钵盂，于是获得了一种生命的经验，也即痕迹的逻辑。这种逻辑将任何序列的成分都理解为彼此的构成成分。铜钵盂正是这多种成分的结晶体。它由一个简单质地的语词，在各种成分的汇聚中，幻变为丰满、复杂、多质，同时饱含着弹性和张力，并具有辐射的功能。它以时间的复杂性——从明代至新中国，风云诡谲几百年，小说对此时间的雕塑，以简约的文学形式——不同时代的人物出场，穿梭而过，戛然而止。一拨拨历史人物的出场，伴随着一件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其细节精雕细刻，而事件匆匆而过，时间却被留住了，并鲜明地嵌入重大事件中，成为一个个记号。这些记号令人过目难忘，成为痕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脚印。密集的时间之点，与简约的事件描写一起，形成一种不断被放大的结构性痕迹，也即符号的诞生。

二、痕迹：文学符号解构

任何符号的意义都会因各种原因而永远在限制着那些在系列中先于自己的东西，或等待着被那些后于它的东西所限制。这便是德里达所说的符号的‘痕迹’结构，即任何符号都嵌在一个语境之中，其意义带有围绕它——或先于或后于它——的符号的痕迹［1］86。

在《铜钵盂》中，语境的设定，决定了这个以“铜钵盂”命名的符号的意义。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语境呢？

对于符号而言，破译“铜钵盂”的密码，最好的，是从语境入手。迄今为止，郭小东已创作出版了12部长篇小说，他对小说语言系统的设计与运用是最具心机的。这也是他小说语言的诗性表达十分纯粹的原因。郭小东最早的代表作《中国知青部落》就已显示了他的语言功力。这部作品写于1987年。那时的郭小东已创作了多部中篇小说，并发表了若干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文章，已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历练。特别之处是，他是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语言训练特别是语文的规范性，是他事业与工作的基本要求。对于他来说，小说创作上准确构置语境，不是一件难事。这是他优于其他非学院派作家的地方。因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所导致的不同文本，要求作家对其小说语境有刻意的选择。

《铜钵盂》是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之前的11部大多是描写知青或与知青相关，属于当代生活范畴。而《铜钵盂》的时间长度以及相应的历史生活，题材历史跨度较长，从清末民初直至解放前夕，百余年间的历史生活途经截然不同的时间阶段与风貌，包括乡土与人物的易代之殇。这个时间恰好是古典汉语式微而现代汉语兴盛的年代。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化，小说语言的多重建构，是小说的难题之一。

《铜钵盂》的语言系统、语言的历史风度以及语言的文明标识等所形就的语境，带有一种前朝的末世风韵，又随着情节的移动，转变为现代的明快。郭仁卿、康有为、梁启超等万木草堂献金一节，人物和情节转换，在小说的时空轮代中，考验着作家的语言功力和把握语言在场的能力，以及造成语境的语言学修养。

驳杂的生活图景，易代之际的官方语言和民间口语，在细节与情节的精雕细刻中，显示着语境的互相割裂。“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讲，那样做也许就涉及到将各种传统、对立和规范的体系重构为任何一个特定言语的语言历史的语境”［1］85。

故事的内在时间性，在这些情节叙述中，不单营构了整个语言系统的有效限制与输出，鲜明地控制了天朝处于末世的时间倾轧，也弥漫着前朝将倾、摇摇易坠的戾气；而郭仁卿、周季礼的偶然出现，做出惊人之举——未经深思熟虑便捐出十万银元，并对谭嗣同的救国高论，予以朴素反击的姿态。这种紧张的关系，很容易看出人物各方的差异。

在时间顺序上，上一场与下一场的转换，中间间隔了若干段落或章节。上场封闭的语境，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下场则完全呈现了开放的语言状态，人物在这两种又紧又弛的语言系统中，出出入入，天朝的腐朽黑暗与闸门已然开启的国运颓世，由内在时间性的紧紧松松，而呈现一种共时性的倾向。叙事事件中的顺序、频率、音效，从漫长的线性序列，在并不缓慢却也不迅疾的时间解构中，转换成空间秩序的联系或差异。在特定的情节安排中，由于对语言系统的语境形成及对之的限制性营构所完成的符号，它的“延异”就既有空间的意义，也带有时间的意义。“在句子层面，差异模式可以将分析导向句子成分之间的横组合关系，或导向任何符号与句子之间的整体关系”［1］85。由语词和句子组成的复杂句式，其隐喻与象征的想象空间，使小说布局导向诡秘迷离的状态。远在千里之外的铜钵盂，这个魂灵始终粘附在或封闭、或开放的异时空间或异地时间之中。它们在语境中的痕迹结构，尽管并不明晰，为保持叙事的畅通，作家未作特别的指出或强调，但是，它活跃并统制着每个情节、场面、人物以及叙事结构。所有的发生、发展、高潮和故事的终结，都藏匿在这个看似与铜钵盂地名相关、或无关的语言叙述中。反过来，这种藏匿又无时无刻地证明着密码的存在。

铜钵盂作为谜面，它始终悬在整部小说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它是全部布局、形势以及人物命运的启应，它无处不在，幽灵般游荡在小说的每个叙事角落。它制约着小说的全部进程。它又作为密码，控制并压制着小说语境的范畴和特定的语言系统，赋予语境以特别的意义。它时时提醒读者予以关注并激发破译的欲望。同时，铜钵盂又作为谜底，在小说的语境中，不断地释放着一些隐遁的信号。这些信号并不纯粹或单一，它以一种跳跃的复杂的面貌，反过来左右着作品的语言风格，并告白着一些流传已久的传说，包括出没于街巷乡村的游魂野鬼般的瞽师，如郭信臣关于“绝命诗”的幻象、郭仁卿与诗丐的邂逅等等。又如书中几处写到的“叫魂”，那是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该事件曾牵连十几个省份的官僚、民众，并衍生为清廷的大案。它们总是在有意识地泄露一些什么——一些作家不愿明白说出，却隐晦艰涩地加以张扬的东西。

小说在这些地方的艺术处理，明显可感到作家有意为之并蓄意制造的模糊。这种看似无意的随意之笔，恰恰表明了作家对某种特定语境营造的苦心。这种苦心经营的语境意蕴，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基本上形成了作品的风格特点。谜底的多元与多解，暧昧而至尴尬的艺术效果，使《铜钵盂》更添一种恍若隔世的深刻。

三、时空：迂回中的意义延缓

谈到符号的痕迹结构的重要性，德里达说过：“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些概念，在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中以它们为前提的一切——形而上学的一般的时间概念——无法准确描述痕迹的结构。对单纯的在场进行解构并不意味着仅仅说明潜在的在场的领域，说明延迟和保留的‘辩证法’的领域”［1］86。一些评论家都注意到《铜钵盂》的时间态度，也即对历史时间的描写。《铜钵盂》的时间跨度很长，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种时间的长卷中得以比较详细的呈现。它写了一段长长的历史。现在、过去和未来，各自担当着对历史的详尽铺排与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将会对这些历史事件作总体上的归纳和细微的雕刻，这似乎并不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

在时间与空间剪裁与安排上，作家的谋划是颇费苦心的。这个问题，更多地并不是表现在简单的谋篇布局上，那样就太过粗疏。可以看出作家的考虑，有一种关乎对历史概念和时间概念的现代性考虑。意在表明：“历史不止一种，而是多种多样。它们类型不同，节奏不同，题词的方式不同——历史是有音程的，有区别的”［1］87。这种对总体的历史，作个人性、个别性的区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它似乎更符合学术性的历史态度。对于文学而言，它似乎更倾向于作家立场的充分表达。同样一段历史，不同的历史观点对之的解读，自然允许有多种多样的态度包括方式。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方法，同时配以一种描写性的评论和讲述，也许更接近历史真相本身。《铜钵盂》似乎也努力试图走近这种方式，把严峻的历史融进人生故事里进行淘洗。

上文谈到语境问题，正是为这种淘洗准备了一个适切的环境，一个使小说故事赖以存活并游刃有余的气场，使它更接近并还原那个时代的人与风景。由是，小说努力展现一种现在、过去和未来可能存在的，也许熟悉也许陌生，也许从未发生过却终将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 “往事”。之所以使用“往事”这个语词，是因为不管是何种时态，一切时态都包含在现在，即当下的时序中，亦是艺术评论中常常提到的关于时间的三种状态：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来。小说叙事的结点和起点，都在当下。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小说中那个如幽灵般若隐若现，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视而不见的“郭同志”，正是作家埋伏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评说，为全书线索牵引的隐身人。这个隐身人的作用非同一般，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自觉到其重要性。是他把小说的时间维度，固定在一个非常准确的定点上。郭同志通过马伯良，从现在时间贯通到历史时间的各个层面和段落，是他使小说貌似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和在高度克制下、限制下的叙事，完整同时丰满起来。他就是那个手中提着网结般提线木偶的人。他出场很少，偶尔信步，在宽阔的并不迫切的叙述中，悄然遊走于空旷或窘迫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小说中百多人物的匆匆过场，在他的掌控之中。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掌控。他有时走到现场，但更多地藏在幕后，但所地处的光明，足以窥照小说时间的黑暗之隅。他的全部作为，全都通过马伯良得以映照。

小说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历史的描述，也生存于自我对历史的态度并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之中。《铜钵盂》因此而争得了无限度的历史图景呈现。

在《铜钵盂》中，每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漂浮于历史锋面上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周恩来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历史人物出场，无须细细雕琢，闪烁在他们身上的历史光环和常识性外在面貌，就已然使读者对某种线性的、被历史文化固化的形象或性格，有着一目了然的印象。小说对之的刻画，除了铺陈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的形而上表现，也即上文谈到的，现实主义的透明和真实与后现代主义的隐喻、象征、反讽等的高度融合。他们以各自的形式和观念诠释自我的形象和性格，同时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音程。至少在节奏与题词上，将自己和被总体性特征同化的历史切分开来。

《铜钵盂》本意在塑造一种新的小说历史形态，这些文化或政治人物的另一面，或说作为个人，作为有强烈的个人性特质的人，在生命中的另一面。比如谭嗣同，就是一个与过往的历史情节中不同的另一人。他主张出卖国土以求得安妥中华的方式，我们不曾听说过，也无法亲近之。还有康有为，他在万木草堂与郭仁卿的一场交流，他之妄自尊大及治国方略等见识，亦充分体现了他在历史叙述中更其真实且不为人知的一面。作家对人物的描写与塑造，基本上都努力实现这样的意图，力求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文学表达，是教科书中无铺陈过的那些历史细节，而这些，却构成了小说中特别深邃的意托。

在《铜钵盂》中，线性的历史纵深是明晰的，而其断崖式的切面显示了更陡峭的态势。发生于1926年十里洋场盛大的文化典礼——郭节母廖太夫人祭奠礼，以及随后诞生的《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其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沪上的所有民国名人，政界军界文化界商界人物。这种排场，在文学上是罕见的。作家以这浩大场面为背景，作了宏观的史的铺排，其场景的铺张和民国气氛的舒阔，堪称极致。而对部分重点人物及其细节情景的形胜叙写，对清末民初暂时的国势国运的舒放与张扬，其华丽豪侠堪称一绝。为节孝张目的初衷，在那个时代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次年，国民党北伐，四·二六血雨腥风、一大批清末志士相继谢世，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他们生命的最后绽放，成为 1926年沪上最为亮丽的风景。历史在那一刻停住了脚步，而在大上海大世界的节点上，敲响了世纪初年军阀混战的丧钟。《铜钵盂》中这场声势浩大的排场，对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撷取，有其文学意图。“大世界”的一切，源发于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小小的中国乡村——铜钵盂，乡村中一位逝世多年的节妇，二品诰命夫人郭节母。中国世纪初年的现代精神，寄寓在逝于同治年间的中国节妇的声品彰显之上。这种文化的文学设计，其中的隐喻部分，令人神往。

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意义群的系统撑持，它的建设性文化意图，恰恰是建立并起因于一种旧制度的破坏性依恋。这种新旧文明的矛盾性，非常切合1926年的民国历史气息。只要稍微了解这些出场人物的身份，就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亦是构成“铜钵盂”密码的元素。满清遗老商衍鎏、南书房行走吴士鑑，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顾维钧、新派胡适，还有张大千、吴昌硕等人。三教九流，不一而足，真正是人不分南北，前朝今世之旧旧新新，全无忌讳，全集结在一种新旧文化与文明的礼节性认同之中。历史被暂时性地集结在节孝仁爱的旗帜下。这亦是《铜钵盂》作者深谙中国旧文化伟大之无所不在之处。历史的总体性大势与学派的政治性分野，在这里被瓦解了，还原并强调突出了一个文化倾向，旧式的中国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在民本社会的富丽堂皇。它们在城邦即为官宦文化，在乡村即为乡绅文化，那种与乡愿及底层自治相结合的文化构成。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使中国社会几千年间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

“郭节母廖太夫人”祭奠礼的沪上盛景，以及《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的出版，有评论说，是中国家族文化史的奇观与极品。此一事件发生在1926年十里洋场的上海，与 90年之后《铜钵盂》首发式暨研讨会、国内百名著名作家汕头行等活动在汕头市隆重举行，相隔90年的两个事件，遥相呼应。一发生民国开元不久，一发生在新中国改革开放、鼎盛之时。偶然却又冥冥中似有密切联系，其中关联之密码译释，不难说道。作为文化或文学事件，为历史文化双璧，颇有研究的余地与空间。它至少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旧文化，尽管朝代轮代，但它依然没被彻底摧毁。它在冥冥中的历史维系与传承，必突破某种制度与文化围堵，依然照其固有的秩序展开。这是一种无法忤逆的传统。

四、还乡：理性批判与原乡

还乡与回归，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产品及文学现象，是作家在历史文化及个人情操达至臻熟境界之后的必然选择，是研究作家创作质量及文化成熟的端口。这种可供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几乎在所有大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印证。

鲁迅是最好例子。他的《呐喊》《彷徨》小说集中与“鲁镇”有关的部分，那些浸淫着童年与故乡、成熟的成年或晚年视觉下的文学描述所形就的人生气象，成为中国乡村小说最好的文本。郭小东在《铜钵盂》“题叙”中写道：“我常去遥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与潮汕全然不同。不仅仅是指风物，而是说人。人在另外的世界中，在别样的文明中，在远离潮汕的隔阂中，让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惶惑及恐慌产生的对自我的排斥与愤恨，以至于无限的忧伤。因之对潮汕产生了一种切近的依恋，这种依恋随着年青时的疏忽，中年时的回眸，老年时的至切，而渐渐灌满我的眼睛，成为我眼力所及的全部。”这之前的郭小东，自15岁离开潮汕之后，以数十年的实践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学的创作与评论，长期关注潮汕却较少文学尝试。《铜钵盂》是郭小东新近的文学还乡。由于媒体传播与推动，这部长篇小说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多个网站播发了新闻述评，同时播放《铜钵盂》专题片及访谈专题片，在潮人中影响深远。小说重塑、展现的潮人传统人格精神符号——诚信，引人注目，引发热议，令人深思。

早在2012年，郭小东就出版了长篇小说《1966的獒》。这部小说写 1966年的中国往事，可看作是《铜钵盂》的文革篇，是《铜钵盂》中的人物郭文雄，这位从地主家庭中走出的革命者与其妻马凌芳在文革中的遭遇。郭文雄从 1938年参加革命到1966年在文革中落难，他走着一条与其祖父初衷相反却结局相似的道路，坎坷浮沉，令人扼腕。圆型的人物和圆型的命运，与还乡、原乡的文学主题契合。这两部小说在主题、文学资源、精神气质上，虽有所不同，但堪称双壁。它们在还乡的主题创作中，各有深切的表达。

郭小东在答记者问中，谈到他创作中的这种转型。这种转型是诸多记者颇感兴趣的话题，因为转型对于作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在问及新近创作的《铜钵盂》因何与以往知青题材的创作在题材与内容的不同时，郭小东认为，《铜钵盂》的创作看起来是转型，实际上是回归，向童年以及更早的历史纵深，做更远的溯源，追寻生命与时间的回响。知青生活只是生存的一个阶段，而《铜钵盂》所追寻的却是生命中可资追忆的全部历程，是对几代人乃至族群的个人性寻根。它覆盖的文学与历史问题，难以用转型简单概括。若以让渡论，则更准确。它们之间的连贯性与不可断割，是一个文学的哲学过程。没有经历过红卫兵及知青的精神性焠火，无以理解中国乡村，尤其是潮汕乡土，在资本主义进程完成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惨烈，那种人性蜕变中的文化酷烈。若没有文革中海南岛的知青觉悟，何来对潮汕族群及精神的认同与追索。让渡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蝉蜕，它同时分离了母语与血缘中破坏与投降的部分，而完成了自修与自补的涅槃，从而坚定了守成之自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向归复的乡土伦理与人文再度潜行的运动。它紧紧附着在追溯的时间链条上，看得见的是转型，看不见的是脉动。

以中国的小乡村叙事而达至世界性话题，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成因，这也许正是“铜钵盂密码”的引人入胜之处。

小说中有几个情节，很值得谈论。其一，丁未起义革命者林达，在逃亡途中暂避于郭仁卿的茶山，他无意中读到像是郭仁卿家人写于光绪三十一年的几则日记，颇有意思，引起了他的注意：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1905年10月15日）：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清廷于1905年下诏停止科举考试，史上对此事件在士人中的心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变化乃至中国民本思想转化诸关系，少有研究与陈述，在文学作品中更少有精致的表现。《铜钵盂》流露这些日记对有千多年历史的科举，启动庶民通过苦学，平等获得功名进入上层社会，“学而优则士”得跃龙门的依恋，嘘叹这种已成传统的文官选拔制度的没落。

九月十九日（10月17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垂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

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闻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

在革命者林达看来，日记主人是顽固的保皇党，对革命有诸多抵触。此时，他并不深知郭仁卿也系同党中人。

科举的废止，对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和旧文人心理冲击，数典忘祖之殇，其对前途的畏惧、彷徨与迷惘似如丧考妣。小说真切地叙事，循着此途径深入地窥探并展示这种文人心态，其在痕迹结构上所呈示的隐忍与奇曲，尤见功力。在之后的一段日记中写道：“邏罗来批银 7000银圆，殊为不易，兑现送伯仁先生，以资建女校之用。”日记主人在怅然若失、失魂落魄中，依然念记并力行乡村女校（新学）的建设，对前朝憾事的补救，融入维新的成分。这种弃旧维新的无奈，深刻地铭刻了那一代处于新旧碰撞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

《铜钵盂》中的人物，大多是有修为的文化人，上至康梁，下至乡村知识人，在朝在野，均有家国情怀。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操守，撑起乡土中国的江山社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及其制度，这亦是“铜钵盂密码”还乡主题的隐忍之处。这种隐忍的文化表述，在《铜钵盂》中贯穿，成为小说的文化风骨。

其二是乡愿的设计。若把乡愿当作人，当作乡绅阶层来理解，则这种让儒家学说鄙夷的人及其处世方式，在旧中国的乡绅自治中，应该有另外的现实解释。郭小东对此有着一种超脱的分析及描绘。乡愿的特征，是自己没有立场，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惟权力是瞻。以现在的理解，就是御用。但是，具体落实到中国乡村政权及其作用的实际氛围里考察，情形可能会更复杂，对之的理解与评判，可能会有另外的标准。

小说中的铜钵盂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缩影，而现实中的铜钵盂世家，却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官宦之家。其家族源于郭子仪的汾阳世家，其高祖为宋朝的按察史郭浩，郭子仪的第十七传嫡孙。这个家族在近代百年间出了上百位名人。民国时期，郭信臣一门八杰：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郭承恩，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国华银行董事长郭豫瑶等等，以及国共两党多名将领。

小说有这样的情节：

日本人搜不到粮食，拘押了80多名铜钵盂人，威胁说不交出粮食，就枪杀这些人。日本人抓住了郭向笙，有人告发他通共，给大南山共产党游击队送军粮，送肥猪。郭向笙对日本大佐点头哈腰地说：

“大佐先生，请您想想，我们这些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良民，敢得罪谁呢？八路来了，我们就通八路；皇军来了，我们就通皇军；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得热情招待；国军来了，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敢违抗吗？一句话，只要耍枪弄炮拿刀使棒的人来了，我们都得陪笑脸，都得要什么给什么！如果违抗，不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开玩笑么？大太君，您是顶顶明白的人，体谅我们老百姓的苦衷啊！您自己看看，要什么东西，你们拿去就是，只是千万别伤了百姓的生命，伤了生命，便无人为皇军效力了。”郭向笙一口气说了许多在理的话，把大佐说得大笑不已。

大佐不怪罪他，反而设宴请郭向笙喝酒，同时放回了80多名抗交军粮的铜钵盂人。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游击队，要游击队抓捕这个通日的汉奸。游击队很为难，郭向笙毕竟救了80多个铜钵盂人的命！可他对日本人摇尾乞怜，又特别可恨……

小说对此情节的中性叙述，包含对乡愿深恶痛绝的评判倾向的重新调适。郭向笙的言行，无疑触犯了意识形态规约中的坚硬部分，而他柔和的语态所囊括的事实，却正是民本社会面对严酷世情的通常情理。这种与乡愿有密切关联的常情常态，是很难求得政治谅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向笙的这段旧案被重新提起，牵涉众多人物并被置之死地。郭向笙的所作所为，他以特殊的说辞，解救了 80多位乡亲，可是他最终并没有得到谅解，他被当作汉奸斗争致死。

如果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有足够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乡村乡绅阶层的性质有所分辨，则对乡愿的评价便趋于公允客观。这是处于皇权、族权双重威逼下阶层的生存设计，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种处世哲学所由的文化选择，也是此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妥协，同时为犬儒主义所捕获的别无选择。这个情节的普遍事实，在史书上曾有所记载，作家并无艺术加工。郭小东的“创作札记”，对此有细致分析，它辨析了中国社会底层势力在风云变幻中的处世经验，那种在逼迫下无所适从，见机行事，委曲求全的生存智慧，是如何最终发展固定成为某些中国人的性格假面，深沉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的人性扭曲。在这一方面，《铜钵盂》的思考是深刻的，它对历史文化层面的精确解析，对生活其中的人物性格从形成到固化的洞悉，是一般的作家难以企及的。一切皆源于他的文学书写，是一种思想者的文学行动。在长篇小说《铜钵盂》研讨会上，多位评家谈到这个问题。

王干（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主编）评价说：郭小东是继欧阳山、陈残云之后的广东文学界扛大旗者，是广东文坛的一面旗帜。

章以武 （广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认为：郭小东与饶宗颐、秦牧、林墉，都是潮汕文化的精英人物。其《铜钵盂》将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评论：《铜钵盂》从文学史角度看，价值很高，将成为广东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黄树森（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著名评论家）评价：《铜钵盂》是继欧阳山 《三家巷》、黄谷柳《虾球传》之后的广府文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继莫言《红高粱》、陈忠实《白鹿原》之后，中国寻根文学的典型作品。

郑明标在 《一部追求史诗式审美向度的力作》中说：“郭小东从民间文化切入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历史行为，以作家主体的视角观察人们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人性的各种表现维度，这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小说中是很难见到的。”

徐肖楠在 《在历史见证和文化记忆中的族群生存风情》中说：“郭小东长篇小说《铜钵盂》是一种与历史见证和文化记忆共存的族群生存风情，它将中国从古典生存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呈现为一种让人怀恋的潮汕文化风情，让处于中国现代社会之初的潮汕文化处于一种新的形式中，而这种形式的独特，恰在于它的极端贡献与它的衰亡过程同时进行”。

曾令存在《铜钵盂：盘错于正史与传说中的乡村中国》中说：“《铜钵盂》区别于其它的家族叙事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盘错于正史与传说中的乡村中国，成为一个关乎潮汕民系的物质与精神的独特文本。”

陆基民说：《铜钵盂》“更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文化与人性、革命与人道的种种思考。”

五、叙事：重新语境化

中国乡土文学，自“五四”以来，一直是现实主义文学主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村和农民的革命，是中国农民阶层在自我翻身过程中的抗争。这种抗争的文学表现，大多以党争和政权交叠为外壳，而较少从家族史的角度进入纵深地带探索。其实，所谓家国，以家庭为最小的革命单位，以家族为文史线索的时代嬗变，是真正能够承担并揭示中国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思想演化的。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大而化之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浸淫过深，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过于急切地把目光投向结果，而忽略了在转化中人的意识转变过程。中国乡土文学的题中之义，始终应围绕农民失地与得地的矛盾冲突。农民革命，目的都是为了这样的核心诉求，为了获得土地的权利。这种物的企图也是一种全新精神的建树以及失去的过程。乡土文学的致命缺失，是在努力张扬这种结果的同时，却有意地忽略对这个过程及手段的理性批判。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暴力理由之上的。这种思想思考，在《铜钵盂》中，是以一种对乡愿行为的隐忍描述，而敞开了思想的大门，将之置于一种理性的分析思考之中。

《铜钵盂》作为文学文本，其符号结构之痕迹结构分析，反过来证明了作家对之的结构模式，绝对不是偶然为之而取得的成功。郭小东对后现代主义创作心理机制的娴熟，及对之的生活发现，在形成文本结构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新的文本信仰，避开对革命进程的正面叙事或描写，专注于每一次革命后或重大事件结束之后人们的表现及思考，将革命本身置于一种被审视、被谈论、被考验、被证伪、被颂圣的复杂情怀之中。展示革命的后果，并围绕后果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从描述的再度展示中进行反思性呈现，是否比呈现革命的面貌过程，更具有思想的深度？或者将之置于思想的围堵之中，这就构成了思想者的文学行动。小说最终归结出来的文本符号，全然由文学的思想结晶化成。由此文本的互文性选择，在具体的描述中就已见端倪。

文本的互文性目的和建设的创作过程，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追索的叙事要求。互文性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文本间性。简单地说，我们通常对文学的互文性理解，一般的要求是，文学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包括电影电视戏剧等形式，首先是确认它们本身文体规范的要素。以小说而言，它必须是叙事性的、建立在虚构想象的文学结构之上的文本，它以文学的方式发言；同时，它又具有文化文本的性质，即兼顾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双层作用。从形式到内容，或徒具内容却未必兼顾相应的形式。当然，后者主要指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容。中国新时期文学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同时兼文本间性也即具有互文性解读的小说，可以说是1979年李剑的短篇小说《醉入花丛》。它写一个女红卫兵，在大串连途中进入一个偏远落后的光棍村庄，应贫下中农的要求，她委身嫁给一个乡下光棍。以革命的名义，即毛泽东语录：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为了表示对革命的拥护，女红兵以身相许，之后的结局自然十分悲惨。小说以反讽的口吻制作文本，它的生产和分析，都指向一种革命的愚昧与昏厥。作者李剑同时还发表评论，就是那篇留下臭名的《歌德与缺德》。创作与评论在立场上的分裂，让人怀疑李剑是以一种后现代主义方式，导演了一场引发全国对之严肃论争的“文坛双簧”。仅就文本而言，他文学的互文性技巧，虽然拙劣，但是立意老辣。

文学的互文要求与目的，自文学的文化批评高扬以来，它就退去神秘的面纱。在《铜钵盂》中，家族史既是文化史、革命史，同时也是侨批史，多种文史的融合，多种文化体式、图式和题词的表现或呈现。在文学形式的统制之下，文化以文学的方式，而文学又携着文化的躯壳，一起前行。小说似乎正在遵循这样的互文性法则，叙事以大量纪实性故事，那怕不惜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的情节、人物，推进全程，努力营构一种“往事”的年代感、岁月感和质感。尤其是那些活生生的侨批史料，有名有姓有时间，标有年月日的旧时日记，它们不断在提醒读者，这些作为情节故事人物的真实性和事实的权威性。这种对小说叙事不断证以叙事的文化权威性的做法，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思维之一。这是史实深切地进入文学并成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例证。材料的客观性权威性 （均为史上影响巨大的史实），在文学渲染中被不断衍生再造形成强大的艺术冲力，丁未起义，戊戌变法，田中央革命，仁记巷翻侧以及土改运动，人物与事件都在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后果。作为正史上已被证明的物事史实，《铜钵盂》的文化沉淀及史的诗性建设，是成功的。此其一。

其二，上文的小说分析，似要证实叙事的史的性质，并使“侨批”史的演义得以理所当然的文学铺陈，进而达到对中国乡村的文化叙事，在一个叫“铜钵盂”的小村落里，去实现这样的文学意图和文化图式。如果在这一点上，我对小说的解读没有谬误的话，则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小说的语言学叙事，与上述的分析又是何种关系？

上文谈到，后现代叙事是围绕与小说叙事同样两极进行组织的，一端是现代主义细节与情节，而另一端则是反讽的、象征的、虚构的。通过反讽的重新语境化，破坏其现实主义也即文化事实的文本化。重新语境化即以反讽等后现代主义手法，解构现实主义文化权威，实现一种现实与反讽模式的同样融合。这个理论问题，已在本文前面部分以分析评价，此处不赘。简单地说，纪录片式的纪实与反讽、虚构手法的融合，使《铜钵盂》小说文本，从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模式中脱颖而出。它在现实主义层面，构造了密码，而在后现代主义层面，引发了对密码的破译动机，使它的现实主义情节与细节，绽放了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启应，那种对神的声音的聆听。读者也许注意到《铜钵盂》的“小序”写到，一个清末民初的精美木匣，在经历了65年的流散之后，竟然在《铜钵盂》小说即将出版之际，神奇地出现。曾祖父也是小说主人公郭信臣的遗物，就这样回到作者手中。它适时的隐匿又适时的出现，如此神奇，神赐的机缘。作者在“小序”中写道：

祝允明《箜篌引》附之自识：

“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

“……此时，始知《铜钵盂》乃与神通。”

《铜钵盂》分明是一部小说，但又是一部家族史、文化史，它的所有包容，已然冲破了一部书的体量与图式。难怪乎它的问世，评论家将之作为文学事件。潮汕学者更是把它当作对潮汕及潮汕人的文化认证，从侨批的诚信史证，到潮汕人的人格证明。潮汕的报纸电视等媒体对《铜钵盂》的报道说：“把《铜钵盂》这个邮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邮寄给世界，世界于是拥有了一个别样但是真实的潮汕。”

潮汕对《铜钵盂》的期许，显然不仅仅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

参考文献：

［1］［英］马克·柯里，著．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向红］

中图分类号：I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16）06-0083-11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郭蕤(1982-)，男，广东汕头人，文学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影视艺术。

The Narrative of Post-Modern Novels：A case of TongBoYu

GUO Rui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Abstract:The personalize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Guo Xiaodong's novel TongBoYu has a unique expression track to looking for a new pattern of novel between the conflict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forms.The personalized writing followed a new personal innovation in novel theory,which combines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novel writing styles,thus constructs a new text type.This unique attempt may shake some stereotyped views concerning text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about what and how to write,misunderstanding relativity as contradiction,misreading the story,miscarriage of justice for text narration and presentation.The argument herein takes the post-modern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to deconstruct post-modern writing theories such as symbol differences,meaning groups, narrative intertextuality and fragmentation structure,and to decipher codes in TongBoYu.

Key words:post-modern narrative;iconology structure;re-context;intertext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