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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共生:互文性理论在中国

2021-07-13华露欣

外语与翻译 2021年2期
关键词:期刊论文互文性学者

华露欣

宁波大学

费周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提 要】本文以互文性理论的语境发端及其理论实义为基点,剖析其诞生以来在国际学术场中的使用情况,并以此观照译介到中国的“互文性”理论在本土学术语境中的应用情况。本文借助可视化数据呈现,分析指出,立足文本关系、聚焦语篇批评的文艺学概念“互文性”被译入中国后,出于本土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该理论的使用空间得以拓展,但也同时存在误读与误用的情况。

1.引言

互文性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文本理论。自上世纪60年代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正式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以来,互文性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得到长期发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等学者不断深化互文性理论研究,取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起互文性理论被译介入中国,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历经四十年左右的发展,国内学术界日益深化该理论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层面均有突破性进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本文以互文性理论的语境发端及其理论实义为基点,探究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应用研究现状,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其在国内的研究。

2.国际学术场中的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这一新的文艺理论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俄国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的“复调”“对话性”以及“文学的狂欢化”(Bakhtin 1981)等概念。受这些思想的启发,1967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批评》(Critique)杂志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Bakht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一文中正式提出“互文性”概念。并且在《如是》(Tel Quel)发表的《封闭的文本》(Texte clos)一文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明确了“互文性”的定义,即“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蒂费纳·萨莫瓦约2003:3)。此外,克里斯蒂娃所著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Seme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于1969年出版,在书中她指出“任何文本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Kristeva 1969:146;Hatim&Mason 1990:125),这一观点对后续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当时法国知识界正处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时期,互文性理论应运而生,可以说是连接西方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的一种文本理论。

自互文性理论诞生以来,逐渐受到外国学术界关注,尤其是西方学者对互文性理论青睐有加。费尔克劳提出,当不同的话语和体裁呈现交织在同一个交际事件中就会产生互文性,互文性是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文本都不同程度地与其它文本或话语发生联系(Fairclough 1992:10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互文性”概念。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这一词条时就有提及互文性,即“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并指出“不能把互文性仅仅归结于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萨莫瓦约2003:12)。法裔美国批评家米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进一步区分了“互文”与“互文性”,他把互文性阐释为一种概念网络,“其作用是构成和调节文本和它的互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Riffaterre 1990)。法国互文性理论大师吉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rality)的概念,即“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或隐或显关系的一切要素”(Allen 2000:101),并将其作为诗学研究的对象。热奈特指出,跨文本性超越并包含广义文本性以及其他若干跨文本的关系类型,并将“跨文本性”细化为五种文本间跨越关系(transtextual relations),即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和广义文本性(architextuality)(Genette 1997:1)。其中他给互文性下的定义为“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手法为引用、抄袭、暗示”(萨莫瓦约2003:19)。解构主义文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基于文字书写学展开对互文性的研究,他提出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术语,并将“延异”作为一种解构策略和书写活动,以此来颠覆西方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罗选民2006:18)。维杰·巴蒂亚(Vijay K.Bhatia)对篇际互文性展开探究,他强调篇际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总是贯穿于话语事件中(Bhatia 2010)。巴蒂亚还进一步探讨了专业实践中篇际互文性表现的批评性体裁分析(Bhatia 2017),推动互文性研究深入发展。

自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互文性”概念后互文性理论逐渐被应用于文学批评、语言研究以及翻译研究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和SSCI数据库中,以“intertextuality”作为主题,以“article”作为文献类型,对英文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307条结果(截止2020年12月31日)。在此基础上,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技术生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intertextuality”“discourse analysis”“text”“genre”展开(如图1所示)。此外,由这一时期的文献共被引图谱可以看出,费尔克劳、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的文献被引量居于前列,尤其是费尔克劳的文献被引频次最高,可见其在该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聚类分析可知这些学者的文献之间联系密切(如图2所示),经常被施引文献一起引用,受到学术界极大关注。进一步阅读分析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其中与语篇互文性、篇际互文性相关的研究大幅增长。

图1 1985-2020年国外“互文性”相关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2 1985-2020年国外“互文性”相关期刊论文的共被引图谱

3.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应用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掀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理论译介的热潮,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的互文性理论,由此互文性理论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这一时期的译介主要通过部分中国学者翻译国外与互文性相关的著作展开,由此开始向国内学者介绍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以及该理论的基本含义。具体而言,互文性理论最早引入中国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李幼蒸翻译了比利时哲学家布洛克曼(J.M.Broekman)所著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Strukturalismus:Moskau-Prag-Paris),主要论述20世纪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潮,并将“互文性”概念引入中国,“互文性”在此被译者译为“文本间性”,书中提到“任何文本都不会只产生于一位作者的创造意识,它产生于其他文本,它是按照其他文本所提供的角度写成的”(李幼蒸1980:79)。1983年第12期《读书》发表了张隆溪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主要论述了以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为主要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并将其与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者的思想进行对比探究,对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加以阐发。1987年,张寅德以译文的形式向国内学者介绍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并论述互文性的基本含义(张寅德1987:93),是较早向国内学术界译介罗兰·巴特后结构主义的文论。

20世纪80年代国内思想文化、理论批评等领域掀起的“文化热”进一步推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的译介与传播,对后续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得互文性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互文性”为篇名对上世纪发表的中文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14条结果(截止1999年12月31日),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相关中文期刊论文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

从表1由词频软件就20世纪90年代中国期刊网CNKI发表的期刊论文所做的关键词统计可以看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互文性”概念、互文性理论以及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展开。1994年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殷企平的《谈“互文性”》,主要围绕“互文性”的基本含义展开探讨,学者认为互文性是对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超越,也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学者分别从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角度对互文性表现形式加以阐释,并基于对互文性较为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互文性原则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新的思路,甚至有助于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殷企平1994:44-45),进一步推动互文性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发展与研究。同一时期,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亦受到学术界重视,国内最早将互文性应用于翻译学科的是杨衍松,他在1994年第4期《中国翻译》上发表的《互文性与翻译》一文中探讨如何处理翻译中遇到的互文性问题,并且提出“不同文化间文本的互文要求译者应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1996年第1期《外国文学》发表了程锡麟的《互文性理论概述》,此文主要从广义互文和狭义互文这两个角度向国内学者系统地介绍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指出互文性理论的进步性与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在论及广义互文性理论发展时,除了阐述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外,还关注到了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思想,“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它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程锡麟1996:74),是对互文性理论进行的更为深入的探讨。1999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黄念然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此文主要梳理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阐释以及运用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不仅关注到互文性概念的广义、狭义之分,共时性、历时性之分,同时也探究了文学作品中互文性的主要体现以及互文性理论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黄念然1999:20)。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内关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有所深入,互文性理论以及互文概念的区分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为日后关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奠定一定基础,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关于互文性的译介依然滞后,没有出现与互文性理论相关的系统译著,并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提高。

表1 20世纪90年代中文期刊论文关键词汇总

4.中国互文性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4.1 著作出版情况

新世纪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吸收外来理论成果,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了学界亟需思考的问题。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互文性理论受到学者更多的青睐,国内学者立足中国本土实践,继续拓展与深化互文性理论的研究。

当前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检索发现,本世纪以来出版的与互文性相关的著作达四十余部。邵炜翻译了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所著的《互文性研究》一书(L’intertextualité),并于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互文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体阐释了引用、戏拟等互文手法,并且将互文性置于文学史中进行思考。《互文性研究》的发行有效填补了国内互文性译著的空白,对后续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程丽蓉(2003)基于梳理互文性理论渊源流变的基础上,将互文性理论运用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是较早探究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互文性的书籍,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王瑾(2005)所著的《互文性》,属于国内较早关于互文性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系统介绍了互文性理论的缘起、确立及发展,除介绍米哈伊尔·巴赫金、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外,还论及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人的解构思想,并且从诗学角度介绍了吉拉尔·热奈特、米歇尔·里法泰尔等人的互文性思想(王瑾2005),拓展了互文性理论研究的深度。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一书,此书将翻译研究置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下进行探讨,从作者、读者和译者的层面对互文性翻译研究视点加以拓展(秦文华2006),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2010年《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互文性研究》经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探讨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的互文关系及其语用功能,阐述互文性理论对揭示新闻语篇意义的重要价值(辛斌、李曙光2010)。同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武建国(2010)所著的《当代汉语公共话语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对篇际互文性作了具体阐释,并对当代汉语公共话语中的篇际互文性加以探讨,为国内与篇际互文性相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赵渭绒(2012)所著的《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重点探究了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产生的影响以及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进一步推动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主要论及了“互文性”的概念、分类、功能、价值等理论问题,并从互文性理论视角出发对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本质规律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探讨(李玉平2014)。吴迪龙所著的《互文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与焦亚东所著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研究》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基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古典诗歌或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加以探讨,是互文性理论在文学领域应用的一大体现。这一时期,从大量互文性相关专著的出版发行可以看出,互文性理论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对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2 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进入新世纪后,除了互文性理论相关的著作相继出版外,与此相关的期刊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大批国内学者为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添砖加瓦,在CNKI上以“互文性”为篇名对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中文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2095条结果(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且发表数量整体呈显著增长而后又缓慢下降的态势,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已成为一大研究热点。

基于CNKI的期刊论文检索发现,2012年与互文性相关的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发表量最大,为186篇,可见这一年国内关于互文性的研究达到一个高潮,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分会”成立,国内多次召开与西方文论相关的学术会议,例如2011年召开的“中西比较视野中的西方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化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同年,西方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受邀来华讲学,进一步推动该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与接受。国内学者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不断拓展和深化互文性理论的应用研究。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技术生成的2012年国内相关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这一年国内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互文性理论及“互文性”的概念区分、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文化意象和主体性这几个方面。立足本土实践,国内学者积极推动互文性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视角。

图3 2012年国内“互文性”相关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从表2由词频软件就新世纪以来中国期刊网发表的中文期刊论文关键词统计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重点探究互文性理论本身以及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的同时,还继续深化互文性理论在文学领域和非文学领域的应用。查明建(2000:43)指出从互文性角度审视中外文学关系是一个较好的视角,并基于互文性视角重新审视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秦文华从微观世界探讨语言、文化及翻译互文,并指出“翻译充盈着语言与语言的互动互涉,在语言、文本转换的同时,异质文化之间也随之互证、互补、互指”(秦文华2002:55)。秦海鹰(2004:29)阐述了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发展,进一步解读了当前西方学术界对“互文性”概念的理解。辛斌(2000:14)将互文性区分为具体互文性(specific intertextuality)和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两种,他指出“前者指一个语篇中包含着有具体来源的其他语篇;后者指在一个语篇中存在着不同风格、语域或体裁混合交融的现象。”国内学者也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别了“互文性”概念,如基于费尔克劳区分的“显性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成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的概念,罗选民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具体将显性互文性的表现手法细化为引用、戏拟、用典、糅杂,而成构互文性的表现手法则涵盖体裁、修辞、结构、主题等形式。与此同时,罗选民、于洋欢(2014:93-94)对显性互文性和成构互文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前者是指文本与其它语篇表层特征之间的联系;后者是隐性的,不与具体的互文指涉发生联系,而是指过去和现在文本的体裁、主题等可能在阅读文本中发生相互指涉的关系”。王洪涛论及了互文性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他主要指出“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有助于翻译学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王洪涛2010:7),并且强调“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语篇分析的手段和文学批评的参照标准对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也有着积极的方法论意义”(王洪涛2010:9)。马亮(2016:86)从互文性的角度对拉斯普京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短篇小说加以解读,是互文性理论在文学领域应用的一大体现。曹山柯(2012:91)探析了互文性理论在国内翻译批评文章中的误用和误读现象。何瑞清(2018:5)则主要探讨了翻译研究中的互文性误读与误用,具体分析了部分国内学者对互文性定义的误读以及对狭义互文性和广义互文性的误用现象。

表2 新世纪以来中文期刊论文关键词汇总

4.3 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文性理论相关研究日益深入,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已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本身,转而从不同的视角(如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语用学和模因论等出发解读互文性)。赖彦(2009:81)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文本分析、过程分析和社会分析这三个维度描写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表现特征。此外,作者还通过言语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阐释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生成与认知机制,并且论述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介入成分,话语生产者和接受者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互文性的影响和制约。纪卫宁、郭飞(2017:7)则从批评话语分析视域出发对体裁互文性加以阐释,并针对目前体裁互文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体裁互文性的分析要详尽分析文本中所出现的体裁和话语的语言特征,揭示其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应涉及词汇、语法、句法、体裁结构和修辞资源等层面。杨慧、张新军(2012:43)基于语言学术界关于“互文性”的论述,提出“互文性”的三种基本类型,包括语言互文性、文化互文性和媒体互文性,并将此应用于外语教学,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武继红、黄梓晴(2020:11)则梳理分析了2000—2019年期间国内语言学领域内互文性的相关研究,并且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进一步推动国内互文性研究。庞玉厚(2015:154)从模因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互文性的本质及其形成机制,提出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互文现象是模因传播的产物,互文性的形成是模因选择、复制和变异的过程。武建国、冯婷(2017:76-77)则从语用综合观出发,基于顺应理论来探究篇际互文性的生成动机,并将篇际互文性的生成动机分为三类,即顺应物理世界、社交世界以及心智世界中的各种变量,有利于增强读者对篇际互文性这一语言现象的理解。

此外,互文性理论的发展为与翻译相关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在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刘军平(2003:56-57)将诗歌翻译置于互文性理论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从语音的互文性角度解读诗歌翻译,强调作者、译者的互文性鉴赏力对传递诗歌意象的重要性。舒奇志(2007:58)具体阐释了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樊桂芳(2010:50)基于互文性的视角探讨了公示语翻译的原则,强调译者主体在文本相互交织的网络中穿梭往复,应充分发挥主体性,对各种互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再现公示语的指示功能、服务功能以及禁止功能。邱能生、王青梅(2016:34-36)基于互文性理论中的文化互文性、构成互文性和显著互文性三方面论述了立法文本的互文性,为立法文本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罗选民、于洋欢(2014:92)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商务广告翻译的指导作用,主要通过实例分析体现如何基于互文性理论来增强译文广告的宣传效果,为国内商务广告的翻译提供借鉴。

5.结语

本文在探析互文性理论的语境发端及其理论实义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和剖析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应用研究发现,自该理论译入中国以来,为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在语言学、翻译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和拓展。互文性理论相关研究已渐入佳境,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该理论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但在肯定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时,也要看到国内关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仍存有不足,现阶段互文性理论相关研究视角以及研究内容仍比较集中,且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所涉及的应用研究范围总体偏窄。鉴于此,国内学者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翻译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继续拓展互文性研究的空间,深化互文性研究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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