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246001）

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惯习解读

钱灵杰，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246001）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献，他从事翻译活动、确定翻译选材、运用翻译策略等一系列行为均是自身惯习的象征性体现。汤姆斯借助中国文献英译实践实现了从“印刷工”到“汉学家”的身份代码转换。其翻译选材以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作品为主，满足了社会政治场域的需要。汤姆斯灵活运用直译、意译与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能够深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惯习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汉学处于草创与发展阶段，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英国汉学之父”小斯当东、“英人研究汉学一代宗匠”马礼逊、外交官汉学家的代表德庇时等人，认为他们具有开创之功，为英国汉学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的代表人物远不止上述三位。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工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尤为引人注目。他因在刊印《华英词典》等出版物的过程中，改进合金活字印刷术，满足了中英文合印的需要而名垂青史。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客观上推动了中学西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1］133。现有文献介绍汤姆斯时，往往只注意到他的印刷者身份，针对其翻译活动的探讨并不多见，仅有梁启昌［2］、王燕［3］、郑锦怀［1］等学者以汤姆斯《花笺记》英译本为对象开展了相关研究，从文学史、汉学史角度肯定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