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欣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



张武龄家族研究述评

王 欣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安徽合肥230022 )

摘要：张武龄家族身处晚清到近现代易代之际，由显宦之后到文化望族，成员中多人爱好文学，于昆曲书画等领域也有一定造诣，在近现代史上颇负盛名。近年来张武龄家族研究的成果或为传记式家族史研究，或为对家族成员某一特定角度的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多、整体研究少，文学研究多、文化研究少的特征。

关键词：张武龄家族；文化望族；家族史；整体研究

张武龄，安徽合肥人，民初著名的教育家，致力于女子教育与新思想普及，曾创办苏州乐益女子学校和平林中学。张武龄家族成员中多人在近现代史上颇负盛名：张武龄的祖父张树声淮军出身，是淮系集团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在晚清政坛扮演重要角色；张武龄子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爱好文学，在昆曲书画等诸多领域也有一定造诣。近年来对合肥张武龄家族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本文从家族成员个案研究与家族整体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回顾，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可行的方向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整体研究

耶鲁历史学者金安平所著的FourSistersofHofei(《合肥四姊妹》，2002年Scribner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所见最早对于张武龄家族采用整体研究视角的传记性著作，此书原为英文版，2007年由凌云岚、杨早翻译的简体中文版在大陆出版。金安平与张家成员、四姐妹中的张充和私交颇笃，张充和幼年时由叔祖母收养，至1918年才回到其时已迁苏州的父母身边。专著以张充和对家族史的回顾为基点，以与四姐妹联系紧密的人事变迁为经纬。虽以“合肥四姊妹”为题，但仅有三分之一的篇幅直接写到四姐妹，《合肥四姊妹》通过对张武龄家族的世系、迁移等基本信息进行了梳理，并按编年史的方式为四姐妹以及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人立传。金安平认为，四姐妹从父亲张武龄身上继续了理性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信任，向母亲陆英学习了平和处世的态度，从来自合肥乡间的保姆们身上汲取了素朴的品格和传统信仰，逐步成长为独立女性的典范；与此同时，论者通过对20世纪传统仕宦家族起落沉浮的记录，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过去百年的历史、家族转型提供了又一例证。《合肥四姊妹》行文通俗晓畅，其出版引发了学界与读者对于张武龄家族的关注，但文中不少地方有失严谨，例如第四章“合肥精神”称张树声未留有除公文外的任何书信、诗词等私人著述[1]，事实上并非如此，目前张树声文集存世的有《庐阳三贤集》、《张靖达公奏议》、《敦怀堂洋务丛钞》、《张靖达公杂著》，其中《张靖达公杂著》为张树声三弟张树耲之次子张云锦所编，张云锦认为伯父虽以武功起家，但“于历朝经史、汉宋儒先各书及义理词章之学，靡不研究而得其门径，故为文亦下笔千言，曲畅旁通，自达其意……而公一生学问经济与其文字卓卓可传”[2]，将所收集的张树声的诗词、古文整理成册。当代《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也收入了张树声两函九册，大八开本的亲笔信，少数为幕僚代笔所书，多是张树声在直隶、两广总督任上之通信；除此之外，《合肥四姊妹》中将张树声二弟张树珊的谥号“勇烈”误认为是张树声的谥号，实应为“靖达”，这也是一处较明显的失误。王道的《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同样是一部家族史传记专著，从对张家家族源起的追溯、到中兴一代张树声、张树珊的崛起的梳理，更将之前鲜为人所提及的张华奎、张宗和兄弟六人等其他家族成员纳入研究范围[3]。王道对张家的文化进行了更为系统完整的描述，他认为，正是水的精神彰显了张家文化的可持续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上披沥家族百年斯文存续脉络。相较于《合肥四姊妹》，《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对于张武龄家族的研究范围涉及面有所拓展，从以四姐妹为焦点、到对家族史的整体关照，再到以家族文化的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以及时代气韵，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明确和系统化，这也是对于张武龄家族研究全面化与深化的必然过程。金妮《中英家族女性创作作品比较》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了张氏四姐妹与勃朗特三姐妹两个家族群体式女性创作进行了对比[4]，认为二者文学风格同样受到不同文化环境、建筑美学的影响，但都体现出女性创作的典型性特征。

近年来对张武龄家族的整体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视阈较窄，主要集中在家族史的研究上。简而言之，张武龄家族经历了从晚清到近现代的历史剧变，从显宦之后到文化望族，对于这样一个家族，研究其家族形态、家族文化固然必要，更重要的应进一步探求其家族百年的变化与转型，不是任何旧事物都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也不是所有的显宦家族都有成功的转型，张武龄家族在充满无数可能性的时代能够从容的自变与应变，有其内在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武龄家族的整体研究尚存很大的空间。

二、家族成员个案研究

学界对张武龄家族成员的研究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张树声、张兆和、张充和等几位家族成员身上，但大多浅浅带过，或以对张氏成员的研究去证明其他论题。

(一)与张树声相关研究述评

张树声是张家中兴崛起的代表人物，淮军初建成时树、鼎、铭、庆四营中树字营的统领，也是淮军中较早离开行伍步入宦途的，吴汝纶评价他：“于淮军中最为儒将”。张树声官至两广、直隶总督，任内筹办海防、参与洋务、出兵朝鲜、助越抗法，对研究晚清政治殊为重要。与其同处晚清而卒年稍后者有关于张树声生平的记载主要有：《清史稿》本传，吴汝纶所作《张靖达公神道碑》，金松岑所作《张树声刘铭传传》以及方宗诚拟稿、金松岑编订的《淮军诸将领传》中的张树声传。

目前学界对张树声的研究集中在内政外交政绩和近代化思想两方面。任丽伟的《略论晚清内政中的张树声》[5]、《论张树声内政外交思想的独立性》[6]、《晚清内政中的张树声(1860-1884)》[7]系统探讨了张树声的主政思想与施政举措，梳理了张树声于淮军发迹的历程，以及主政后整顿吏治、严明军政、筹办海防、实施洋务的各项举措，指出其治下政务卓有成效，认为张树声施政思想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特点。谢放的《张树声督粤政绩述略》梳理了张树声任两广总督期间对广东风气的整顿，通过兴建实学馆、整顿吏治与筹备海防等措施贯彻其施政主张[8]。权赫秀在《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三件笺证》通过对张树声在李鸿章丁忧期间代为署理直隶总督时期，中通过在韩国新发现的密信的收藏情况的，进一步厘清张树声处理朝鲜“壬午兵变”的思路与举措[9]。台湾学者黄俊涵在《李鸿章与张树声外交策略之比较：粤省沙面滋事案案例研究》以粤省沙面地方大规模的暴动为切入点，对比了李鸿章和张树声在沙面案的问题的不同处理办法，认为此歧异正来自于两人的外交策略，也正由于他们外交策略所存在的局限性，使得彼此外交策略都无法在沙面案中落实，最后不得不和现实妥协[10]。孙峻山《张树声近代化思想初探》阐述了张树声洋务思想的动态化的发展，认为张树声青年时代仍持传统“经世实学”的思想，后到囿于军事技术层面学习西方，再到督粤时期对文化政治层面的深入反思。更为可贵的是张树声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健康有效的体制，因此提出废科举、兴民权。孙峻山认为张树声关于新政的呼吁是变法与清末新政的先声，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11]。

张树声在政治、经济、国防、教育等具体的施政思想，尚存较大的探索空间。目前的研究虽注目于张树声办理洋务和政务外交, 但忽视了他所处的时代仍是“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作为一个封疆大员,他在治理地方时的困心衡虑，在权力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目前还没有专门系统的论述；张树声与湘、淮两系的关系，与同侪幕僚的交往都未及展开；另外作为家族崛起一代的代表人物，张树声的开明务实的作风对后代影响颇深。这些都使得后续的张树声研究有更多切入点。

(二)与张兆和相关研究述评

作为京派大师沈从文的伴侣，四姐妹中张兆和所受到的关注最多。目前对张兆和的研究也最多也集中在她对于沈从文的影响研究上：朱七春在《素朴的力量——从〈从文家书〉谈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影响》提出张兆和作为素朴人格的完全体现者，对予沈从文人生与艺术的最终价值与审美取向产生的深远影响，均以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影响作为研究角度[12]。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认为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主张不可完全将作品看成是作家的“自叙体，”亦不可忽略二者的联系：沈、张二人的婚恋，无论是和睦或紧张的时期，对沈从文创作的产生正面的影响，认为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13]。张晓眉《张兆和对沈从文文学影响探迹》认为张兆和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和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从激发沈从文的创作情感、充当作品原型与进行情感安抚、对作品提出修改与鉴赏意见、对作品的保管整理与编辑四个方面在沈从文文学与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柱角色[14]。德国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部冯铁《寻找女性：管理沈从文文学遗产的女作家张兆和之评价与欣赏》认为张兆和决非掩盖于沈从文光环之下，而是“老师”的角度去介入沈从文的文学。尤其在解放后，虽然收效甚微，却竭力让沈从文相信某种实用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教条的混合物，并在沈从文文学遗产上所留下特有的印记[15]。

除了沈从文夫人这一身份外，张兆和还是一位小说家，1942年她以“叔文”的笔名出版的小说集《湖畔》，但其小说数量不多，除《湖畔》小说集中所收《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马》四篇之外，还有《玲玲》、《男人》共计六篇。《玲玲》初发表于《文艺月刊》第3卷第五、六合刊上时，署名为“黑君”(张兆和因皮肤黑，外号“黑凤”)。1934年《如蕤集》出版时由沈从文修改为《白日》并收录，文末有注明“改三三稿”，赵慧芳《论张兆和的小说创作》一文写作过程中也就《玲玲》原作者一事向沈虎雏先生求证过，明确应为张兆和的作品[16]。《男人》发表于1933年《现代》杂志第三卷第三期，署名是张兆和常用的笔名“叔文”，是与沈从文《女人》的呼应之作。

孙晶1999年《湖畔》再版时所著《荷香一缕 清幽无限》是目前所见最早张兆和小说的研究文章。孙晶认为张兆和的作品虽然背景、题材各异，却共同传递出年少之时一种朦胧的悲与喜，青春之际一种莫名的哀与愁[17]。之后的研究在不同维度印证和生发这一观点：朱美禄《那不是艺术天空的一颗流星——〈费家的二小〉解读兼论张兆和的小说》[18]与《抚摸成长的疼痛——论张兆和的小说》[19]认为张兆和小说是具有“另类”色彩的成长小说，除了关注成长者与社会的关系外，更注重对于成长者内在生命体验的探索，成长的过程呈现“失乐园”的模式特点；王永生《孤独童年生活的观照与咀嚼——张兆和〈招弟和她的马〉的主题探寻》认为，作为张兆和小说最为成熟的一篇，《招弟和她的马》以儿童的视角表现孤独的主题，能集中体现张兆和的作品风格[20]；赵慧芳的《论张兆和的小说创作》分析了张兆和独特的文学建构，指出张兆和的小说以对儿童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儿童心理的刻画深化了五四作家对儿童的关注；同时提出张兆和的小说量少质优，应获得研究界的重视与相应地位[21]。张新《论张兆和小说的寂寞童真》认为张兆和的小说从儿童本位出发,深入儿童内心,揭示了成长中的寂寞童真[22]。由此可见，学界明确了张兆和小说“成长小说”的定位，提出应重视张兆和创作的独特价值，并将其创作纳入京派文学版图进行考察。

(三)与张充和相关研究述评

张充和是张武龄的第四女，在传统诗词、绘画、昆曲、书法诸多领域造诣精湛，对她的研究多集中于此。白谦慎《张充和的生平与艺术》以编年顺序梳理了张充和从出生、家族、受教育到成婚、旅居美国的经过，认为张充和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修养是全面的，是悠久文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殊为可贵[23]19-21。他的另一篇文章《张充和藏近现名人书画简记》研究了张充和的书画收藏，列出除家传旧书画外，张充和与章士钊、沈尹默、胡适、朱光潜等诸多名士翰墨往还的佳作及渊源[24]。孙康宜《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从著名曲家张充和说起》认为，张充和昆曲与诗书画三绝融合为一，继承了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文化曲人”的传统，旅美后致力于昆曲文化的延续，为昆曲在海外传播起到桥梁的作用[25]。对于张充和何以能达到中国古典艺术中沈尹默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余英时认为张充和之所以能事诸多，“不肯局促于偏隅，不以专攻一艺自限”，得益于她早年接受的“以通驭专”的古典式教育，认为张充和已然与中国古典艺术精神融为一体[23]5-8。

关于张充和还有一次争论是去证明其他论题。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40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认为沈从文《看虹录》、《摘星录》两篇小说中出现的女主角应为同一人，原型即沈从文的妻妹、张家四女儿张充和，而对应的男性“我”“他”“老朋友”则为沈从文本人。其依据在于，张充和的生日与《梦的现实》中的女主角生日都是“七月十二日”，是作家有意有之；另外一个依据在于张充和外号“张黑女”、曾用“张玄”代名上学，与女主角微棕色的肤色细节相吻合，认为《看虹录》、《摘星录》是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恋经历的自传之作。虽然论者意图是要引起对沈从文存废未明的小说《看虹摘星录》的研究兴趣，但其文“沈从文对妻妹张充和有深挚的爱恋”的观点及作品原型为张充和的考证过程却引发了争论[26]。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认为裴文中的考释文章有失偏颇，认为有关张充和生日考证不实，肤色、假名之说也过于牵强；张充和在青岛参加的所有社会活动，沈从文都不可能在场，诗中描写‘轻歌曼舞’的女子绝对不会是张充和，因此沈从文对张充和的暗恋之情更是无从说起[27]。裴春芳《关于张充和先生的生日、假名及其他——答商金林先生》回应文章援引家谱、访谈、日记、文章等资料支撑生日、假名之说。经过这番争论，不管原型是否为张充和，但对张充和的研究深入一层，于张武龄家族研究也大有裨益[28]。目前对张充和的研究，对其生平和艺术领域都有涉足，但对张充和的文章与艺术评论的研究涉猎较少，对她与近现代文化名人之交往研究也有待展开。

(四)与张武龄、张允和相关研究述评

张武龄于1913年携家眷从合肥迁居上海，1918年再迁往苏州，定居后创办乐益女子中学和平林中学，致力于女子教育与新文化普及，定名“乐益”，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学者王道认为是为纪念妻子陆英，取谐音命名。目前对张武龄的研究仅见《张武龄教育思想探析》一篇，文章论及张武龄以开明包容的心态办学，聘请进步人士担任教师，侯绍裘、张闻天、匡亚明等都曾在乐益任教，同时坚持独立办学，不接受捐资，将乐益女中创办成一个不受任何政见控制但又能包容任何政见的开明之所[29]。作为政治望族之后、传统社会稳定重要基石的士绅阶层，张武龄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他的办学和教育思想上。

关于张允和作品的研究成果目前仅见两篇：邹元江《昆曲民间沉重传承的活态记忆——读张允和〈昆曲日记〉札记》认为张允和《昆曲日记》记录了昆曲研习社这一传承形态，是传统戏曲民间发展的活态记忆[30]；张新《从〈温柔的防浪石堤〉看张允和的情爱世界》以张允和的散文代表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张允和文学与人生的相互映照[31]。

三、可研究空间的展望

近年来张武龄家族的研究成果或为传记式家族史研究，或为家族成员某一特定角度的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多，整体研究少；文学研究多，文化研究少的特点，缺乏全面性和贯通性，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一)张家的家集家刊多未公开出版，仅留存于张家亲友手中。家刊《水》，创刊于1929年8月，1996年在北京复刊，先后由张允和、张兆和、张寰和任编辑，至2014年11月张寰和去世前仍未停刊，历时近百年，刊载了家族成员小说、诗歌、散文等大量文学作品，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二)对张元和、张宗和等诸多家族成员的研究尚未涉及，对已涉及的成员阐发不足。虽然对张家成员的研究涉及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等诸多领域，然而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发现，研究结构失衡：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较多，其他领域研究者少，即便在研究者较多的文学领域，对1998年以来张允和等出版的《浪花集》等十余部回忆散文集也罕被提及。

(三)张武龄家族并不是孤立的，作为身处晚清到近现代易代之际的显宦之后，张武龄家族的崛起、迁移、发展莫不与时代、地域、政治息息相关，通过对这其中互动关系的研究，可进一步明确张武龄家族的定位，建构整体研究的视野。可以肯定的是，张武龄家族的价值并未完全呈现，仍有待后续研究者的深入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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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徐希军

Literature Review of ZHANG Wu-ling Family

WANG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Anhui Open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Anhui, China)

Abstract:ZHANG Wu-ling family in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times evolved from eminent officials to cultural celebrities. Most members are literature lovers with skills of Kunqu opera,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us being famous in modern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studies have been biographies of the family and case analyses of some family member. Cas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es are more than overall analyses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ZHANG Wu-ling family; cultural celebrities; family history; overall studies.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127-05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29

作者简介：王欣，女，安徽砀山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合肥张武龄家族文学研究”(SK2013B197)。.

收稿日期：2015-10-08.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