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仕

文化的领航者陈绶祥先生

●王国仕

要研究现当代中国的美术现象与美术思潮，陈绶祥先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美术理论家和重要的文化学者，陈绶祥先生对中国美术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绘画的本位回归和对中华文化的梳理与教育启迪，在当代中国的艺术文化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国画的教学研究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所倡导的理论和艺术主张将会一直影响着后来者。这在当下的中国是不多见的。

对于三十年来的美术领域，能以一种文化主张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追求，非“新文人画”莫属。新文人画作为一种时代的召唤，缘起于历经劫难刚刚趋于稳定的中国。由于有了相对比较自由的社会空间，各种社会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自由的展现了学术争鸣的魅力。然而，对于文化的理解与艺术思潮背后文化主导的解读，陈绶祥先生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陈绶祥先生站在历史潮流的宏观角度，率先提出了“新文人画”的主张，三十年来一直倡导新文人画并成为新文人画理论的代言人。陈先生不止一次的强调：新文人画的“新”就是时代性，“文”就是文化性，“人”就是人性（个性），“画”就是艺术性。新文人画本质上是中国画，中国画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绘画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必须彰显文化的这一个特质。这种文化主张现在看来，一直都是代表中国文化发展前进的最主要方向，而且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文化殖民成为武力殖民之后西方的文化策略。古老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主要战场之一。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古老政治体制的分崩离析，随着社会变革的呼声日起，随着文化发展过程的中西对撞，西方文化的引进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变革的思潮。陈绶祥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改良之利弊，关注点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20世纪的中国现状，可以用“革命、战争、改造、建设”八个字作简单概括，而每两个字刚好占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是陈绶祥先生对近现代史的简要总结。从《辛丑条约》的签订到孙中山先生的去世，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就是中国的“革命”时期。要求社会变革的声音一直是时代的最主要旋律，而社会的变革必然会触动到文化这个主要的神经系统，纷繁的社会现象背后必然会引发文化的改良与革新的主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的文化人与革命理论家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革命性的呼喊与改造。在绘画领域，陈独秀的“以西方之写实改造中国画之写意”、徐悲鸿的“中西融合”算是绘画革命的代表，这些文化主张首先是文人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但是这种文化的改良与改造，或许还有为顺应时局的需要而做出的妥协性主张的可能。对于文化自身发展来说，改良与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坏文化生态原有的稳定结构为代价的。当时认为文化必须经过的改良道路，现在看来就未必成为文化本身发展的主要道路。而保持文化自身的特征与良性发展、保持固有的民族气质才是文化自身得以生存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良与改造都有可能变成消灭。

从孙中山去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5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战争”与“改造”的社会主题。在文化上，融合、改造和为广大人民服务成为主要的文艺方针。文化艺术必须依赖于政治得以发展。而到了“建设”为主题的改革开放时期，文艺的发展才回归到文艺自身的轨道上来。这是新时期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是文化经历社会变革与战争消融后的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口，陈绶祥先生提出了“新文人画”的主张，这不仅仅是绘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自我觉醒，更是在尊崇文化血脉基础上进行一次拨乱反正，使文化自身进入稳定和良性发展的传统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中国画和中华文化的根本，由此一点可见其功无量了！

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与解读，陈先生可谓入理至深。他从文化生态的形成说起，从地球村的角度去分析中华文化所形成的农业文明特征。从长江、黄河的东西流向异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母亲河的比较中，研究中华文化早期形成定居农耕文明的原因。南北流向的河流因为地球的公转使上下游处于不同的季节，人们为生存而觅食必然形成游动的游牧文明。而东西流向的河流由于上下游都处于相同的季节，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人们不需要游动觅食，因而不可能形成游牧、狩猎为特征的游牧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丰厚的黄土高原和源源不断的淡水资源（青藏高原冰川），使得中华民族最早选择农耕和定居作为其生产、生存方式，从而形成了农耕与定居为特征的第一农业文明。这是中国文化产生不同于西方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不同的生产、生存方式造就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思维模式直接决定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状态。这在出土的原始彩陶上就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由于农耕民族依赖的是天（季节变换）与地（物候水土），因此在中国形成了最早的天文历法与水土（风水）观念，这也使得“人”作为三才之一居于“天”、“地”之间“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而形成“文”的本质所在，这种“文”代表的是原始中华民族记录其生存、繁衍的社会观念。这对于认识中国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彩陶上所绘制的原始的“中国画”是这种观念的体现。随着文字的形成，恒稳的社会观念被汉字所取代，真正独立的“画”开始发展起来。这些重要的文化信息在陈绶祥先生的《遮蔽的文明》一书中有着详尽的解说。

如果没有陈绶祥先生对文化的透彻解读，很多人对中国画的理解还会停留在描摹状物、社会功能等简单的层面。不可否认，从文化的高度对两种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门类进行甄别是最透彻最根本的历史判断。从当下文化交流的现状来说，互相借鉴与吸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常态。但是在根本上，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中华”，就因为它有“中华”之特质。同样，中国画之所以名为“中国”，也是因为它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和审美要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画会形成自身的语汇特点与格调追求，它还关注艺术语汇之外的人的修养之全部，从而去关照去滋养每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对于中国画的教学与研究，陈绶祥先生是功不可没的，不仅在于从文化高度和深度对中国画的文化性作详细解读，也不仅仅在于对绘画史学的通透了解。陈绶祥先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具体的国画教学上，先后开设了四届中国画名家班，名家班的学员经过多年的文化修持与身体力行，现在都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学者、画家。同时出版了《国画讲义》《国画指要》《国画教程》等一系列中国画教材，对匡正当下以西画之状物改造中国画教学的错误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指明了“画‘画’不是画‘东西’”这样至简至深的道理。要画“画”，就要知道什么是好“画”，要画好“画”，就要知道中国人对画的品格认知和气韵追求，即“人品高画品不得不高”这样画里画外的终身修为的道理，还要知道“人活一颗心”这颗“心”包含着宇宙万有的道理。也只有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对中国画的教学，才能呈现这种艺术门类所包含的“中国”之文化特质。

作为已过古稀之年的陈绶祥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拳拳热爱之心未曾改变，近年又整理课稿著书立说，出版了《中国文化思索讲义》系列丛书十本。陈绶祥先生从中国画出发，诠释了中国文化的各个相关领域，包括文明、国画书法、素质教育、文房四宝等方面的内容。围绕中华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陈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地球村的视野下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的语境中陈述“武功”之后必然“文治”的时代发展趋势。同时，陈先生还花极大的心思开始梳理中国画史、中国画理、中国画谱等方面的内容。这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来说，无疑似及时雨一般而显得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给予后学者展示的是一代学者身体力行，躬耕于中华土壤的文化风范，为后学者开启了文化的方便之门，使中华文化传承与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中，用自己的赤子之心诠释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有的优秀品质。

王国仕，壮族，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