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0303)



中国近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及其建构

陈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生成过程伴随着不同阶段“他者”形象的建构，从“帝制”走向“共和”是新国家认同形成的初构阶段，满洲权贵是革命党人所要建立的共和国的“他者”；从“共和”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重构阶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他者”。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他者”主要来自于国家外部，同时部分地存在于国家内部。不同时期“他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建构。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认同；他者

认同作为一个辨识的过程，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区分，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相同和差异，划分“我们”与“他们”之间明晰的界限，从而达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即弄清楚“我是谁”、“我们是谁”。“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他者’——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1]。在认同生成的过程中，没有他者的存在、没有与他者的比对，主体就不可能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可以这么说，认同既意味着同一性，也与差异性、多样性相联系，认同本身就处于“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关系之中。同样，诠释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先天或后天的“非我族类”与群体文化的主体区分开来，形成“我们”与“他们”之别的群体边界。

从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是以对“他者”的形象、价值、特征等的区分为前提，中国近代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脉络就是建构“他者”。当代意识形态选择的叙事方式阐释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任务、革命的过程和目的，建构了排斥“他者”和接纳“我们”的群体边界，这一边界正是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生成和强化的基础。

一、谁是中国近代国家认同的“他者”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2]——这是毛泽东在发表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提出的问题。不同社会阶层所主导的政治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整合的一种推动力，革命的对象就是国家认同的“他者”。历史叙事的主体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了不同的“他者”形象，不同的“他者”决定了近代两个不同阶段国家认同建构的不同内涵。“满洲”作为“他者”，建构的是相对于汉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他者”，要建构的是在追求中华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这一目标基础上的国家认同。

(一)满洲

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认同的生成过程中，倾心“共和”的革命党人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首先通过强调汉族的群体利益和文化特性来凝聚民心，在整合他们需要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重要的“他者”形象——满洲统治集团。

在民族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使革命党人把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政治的腐朽、社会问题上的无措，都更多地归咎于满洲人两百多年来对汉人的欺压和野蛮统治。邹容在《革命军》中写到：“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镶，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踞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3]《革命军》一书的刊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是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鼓吹革命的书籍。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讲到：“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4]汪精卫在文章中说：“满洲入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5]革命党人还把两百多年前满清入关时屠杀汉人的恶行重提，以激起民间本就没有禁绝的反清情绪，效果惊人。辛亥革命前，这种区分满汉种群、挑起对立的言论很多，也的确起到了激励汉族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效应。

对于革命派的言论和深具影响力的宣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有不同看法，并予以辩驳。康有为说“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不应从发辫、语言等方面和汉族区分为异种[6]。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实非贵族政体，而为独裁政体。其蠹国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满人，而其大多数乃在阉婀无耻，媚兹一人之汉族也。而其所以为媚者，非祸满人，媚独裁耳。使易独裁者为汉人，其媚犹今也。”[7]他反对把推翻恶政府和排满划上等号，认为政府之恶并非满洲人、而是独裁专制造成的。康、梁的驳斥有理、有力，革命党人也清楚，独裁专制的统治方式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危害远大于满人的统治。但是，以“满洲人的残暴统治”来唤醒大多数民众的民族意识，要比以“共和”反对独裁专制要容易得多，况且当时“满洲权贵”和“独裁专制”是一个整体，是密切结合、可以等同的。20世纪初，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反满”为切入点，中国社会各种以颠覆专制政府为目的的反对力量合而为一：饱受苛政的底层农民盼望着另出明君或者改朝换代，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向往现代政府和自由市场，激进的爱国者试图力挽狂澜救民族国家于危亡的边缘，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为建立汉家江山而“逢满必反”，投机的官僚和无知的武夫为一己私利忙着浑水摸鱼，鼓吹立宪的改良派先欢欣鼓舞后大失所望，倾心美式民主的革命党致力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虽然满清政权崩溃不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期待，但是清廷崩溃的前景却可以使大家的部分情绪得到宣泄。”[8]

(二)帝国主义

19世纪中叶后，中国被迫进入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世界体系之中，开始了自身的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转型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现代中国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的“他者”——西方列强。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是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再侵略和掠夺而产生的屈辱感。但是，向西方学习和反对西方侵略并没有产生强烈冲突，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脉络的主线是向西方学习，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无法抵制、难以回避的强大力量。从洋务运动开始，到以后的维新运动、新政改革、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民初政客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主要还是抱以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一步步加深对西方的认识、理解和学习。

在邹容的《革命军》中，西方列强是“一个暧昧身份的他者”，“西方文明国”是中国革命学习效法的对象，是中华共和国“未来发展的理想蓝图”[9]。帝国主义作为“他者”的最初形象，更多地被描述为是如何侵略中国、欺凌弱小的，是多么强大，而主要不是多么糟糕。1901年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Diek Turpin主义，即强盗主义也。”[10]这也是中文里最早出现“帝国主义”一词的文献。此后，“帝国主义”成为当时报刊反复论及的名词，时人逐步对其产生的原因、目的及危害都有了一定的认识。1903年的《浙江潮》把“帝国主义”作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者，并吞主义也，即强并弱、大兼小之谓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侵略他国版图，增益己国领土为务”[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罔顾中国利益，使中国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国家为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丑恶行径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在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同时，产生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反感。全国范围内不同阶层广泛参与的五四爱国运动也重新点燃了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12]。孙中山也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也做了修正，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13]。民族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由反满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反帝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

但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激情并未使“帝国主义”的外在形象更加清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式政治诉求难以进行现实操作。蒋介石在北伐时曾训令将士，“吾党起而打到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外国侨民只要不妨碍北伐行为，都应该对其“加以爱护，一视同仁”[14]。抗战爆发后，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明确，但仍对日本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势力与普通日本民众做出区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的广播讲话中表示，“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其实，日本的军国主义难道不是萌生、植根于本国的普通民众当中吗？在侵略别国的战争中，日本普通民众确也深受苦难，但是又有谁能说自己就是真的无辜呢？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再起，美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盟友很快转变为与国民党政府沆瀣一气的“帝国主义”。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到，“美国帝国主义”在准备着反苏战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矛盾[15]。

(三)封建主义

把“封建”作为一个指称中国社会“落后”属性的词汇并加以批判，始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从国家层面深入到个人、家庭层面，孝道和父权制家族组织制度被视为独裁专制的根源，儒家伦理也被指为中国人奴性的道德根源。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16]。以后，陈独秀多次在不同文章当中提及“封建”、“封建官僚阶级”、“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等词语，且都是负面含义。新文化启蒙者对残留在家庭、家族领域的儒家伦理进行了激烈批判，反对宗法制下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明确把“封建”、“封建制度”与前现代中国社会的腐朽、愚昧、落后相联系。五四运动以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成为新时期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新国家的“他者”，“反帝反封建”则成为了民族国家重构的根本任务和重要方式。五四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反映了中国当时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障碍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和软弱，中国自身贫穷、落后和软弱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封建主义。

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后，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已经被指为继清政府之后的一个独裁、专制的代表，常被冠以“封建军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宣言，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17]1926年9月，毛泽东提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18]几个月后，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认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已经通过政治宣传迅速在乡民中普及，“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使得旧国家“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崩坏[19]。1928年中共“六大”的有关决议判定中国社会为“半封建社会”，并正式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20]。 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21]

(四)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依托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专营专卖、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非民营的金融和工商企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主张“节制资本”，旨在预防和解决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私人资本的垄断问题，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节制私人资本主要针对垄断资本，而对中、小资本则加以保护和奖励；发展国家资本则由国家经营工业、交通等大产业。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后来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官僚资本形成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在当时就被视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毒瘤而广受批评。大革命时期，广州的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区域不大，也带有显著的民主色彩，没有发展官僚资本的阶级基础和现实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开始“训政”，其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以国家名义举办的金融、工业、交通等产业迅速发展，为逐渐畸形发展成为官僚资本积累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早在北伐军占领南昌之前，蒋介石就曾派人到上海拜访张嘉璈，得到50万元的支持。1927年初，蒋介石又先后得到张嘉璈、虞洽卿等的数百万巨款的帮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的“江浙财团”先后给予蒋介石4 500万的财政支持，南京政府的开支主要(约一半)靠上海财团的支持[22]。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银行资本是政府发金融公债拨给，属于国家银行的性质。政治权力与大财团利益的结合随着南京政府对全国局势的控制而得到巩固。至1935年，江浙财团已经借政府之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随后改组中国银行，以公债形式由国家控股，由宋子文担任总裁。几乎在一夜之间，蒋介石成为了“中华民国金融帝国的沙皇……，中华民国商业资产主义的生长停顿了，代之而起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官僚资本主义。”[23]陈伯达1946年曾对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和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24]。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被指损公肥私、假公济私，是以“国家”和“政府”名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敌人。

二、何以生成中国近代国家认同

建构“他者”，不是仅仅为了区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为了确立“我们是谁”。“驱除鞑虏”、“反帝反封建”、“打到官僚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谁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中国”，从而生成新的国家认同。中国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帝制”走向“共和”是国家认同的初构阶段，其标志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从“共和”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重构阶段，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两个阶段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

(一)走向共和

把满洲描绘成一个“非我族类”的邪恶“他者”要予以驱除，显然不是革命党人的最终目的。在建构满洲族群这一“他者”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也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有着光荣历史的汉族群体，强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胡虏人的中国，而中国人则是指汉种的中国人[25]。

塑造这一“他者”形象，首先要论证清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统治四万万汉族的封建专制政权，搞君主立宪是不可能成功的，“民族之界线，满洲不能立宪之本也”[26]。 改造国民的“奴隶之根性”，“推倒满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悉照美国宪法建立自由独立之“中华共和国”，才是最终的目的[27]。1903年发表于《游学译编》的《国家说上之支那民族观》也指出：只有建立民族国家，使人民享有民主权利，才能动员人们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然而吾民族沉滞于专制之一阶级而不能进于民族主义者，则彼东胡贱种妨害种性之魔力，有以剿绝其思想之萌芽，而窒碍其进行之通路也。”因此，“欲抵制外来民族之势力，不可不建设本民族之国家；建设本民族之国家，不可不排除妨害吾民族之魔力”[28]。共和国的方案首先是由清末的革命党人在反对满族人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其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共和政府成为革命目标。邹容在《革命军》(1903)中完整提出“中华共和国”的构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其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简洁、有力地表明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政治逻辑。“共和”的方案成为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也在辩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中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对于革命党来说，把满洲族群他者化主要是为了寻求汉族认同的舆论宣传和进行民族主义政治动员、革命动员的一种手段，而并非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在清朝覆灭、国家走向共和，革命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之后，革命党人也并没有真的“驱除鞑虏”，把满洲人赶去东北或赶尽杀绝，甚至连皇帝都还保留尊号，给予优待，安稳地住在紫禁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9]在共和体制下，国家统一，中华民国境内的各民族也是统一的。统一的新国家也获得了旧势力的认同，清帝退位诏书对新的国家予以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30]。满洲人认同新国家，共和体制的新国家也视满洲人为自己当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他者”。至此，对各族群利益的尊重就成为新的国家认同的动力和强化国家认同的手段。

(二)建立新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新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乱象丛生。康有为1913年指出：“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31]陈独秀认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要实现真正的宪政，吾人必须在伦理层面进行最后的觉悟，因为“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32]民国初年对共和政治失败的反省很快引发一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于是，在“共和”的基础上，新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民主”的追求。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在继续，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也并未完成，新的国家认同需要再生与重构。这一时期，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在新国家认同重构过程中的“他者”——必须推翻的“三座大山”，而需要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国民党在完成自我改造之后，开始探索重建国家之路。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并发表宣言，重申革命宗旨，“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33]。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宣言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34]。随后开始的北伐战争，直接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也把“反对帝国主义”约化为一些明确而具体的政策目标：收回各国在华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在华特权、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等，从而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在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了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也从实践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顽强且有效地建构着理想中的新的国家认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其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民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领导广大农民和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制度[35]。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要割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华民主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个新的共和国，政治上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36]。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必由之路，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7]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详细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描绘了新国家的具体政治架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同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38]。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39]。实际上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新国家的体制予以确认。

(三)启示

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国家建立和国家认同得以生成的价值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激发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寻求极端意义上的民族自觉，要求民族自决，这可能消解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相反的倾向也同样存在于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现代性能够改变族群意识，使不同的民族文化越来越同质化，使不同的族群、多民族国家、甚至多个民族国家走向一体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迅速现代化转型的时期，新的民族意识觉醒深刻影响了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1903年《浙江潮》刊登“民族主义论”一文，明确界定和论述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及其关系，“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故曰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也”，“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剂者也。”[40]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他者”，使“我们”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让国内不同的政治势力放下党争、一致对外，还使“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从“想象”变成了可以切身感受的“真实”，有了心理的依托、政治的边界和组织的形式。当前，我们仍然需要检讨民族政策、内部的国民宣教政策、外部的国家形象策略等，恰当运用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以强化中国国家认同。

“他者”的形象常常是被有意识地建构起来，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萨义德在分析西方文化中对作为殖民地的他者建构时说，“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41]这种随意性使“他者”因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失去了其本来面目，或者根本就是仅仅为了彰显自身正当性、优越性而纯属虚构的社会想象物。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叙事方式也有一种“不自省”的历史观，把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归咎于一个或几个建构的“他者”，自身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历史观里，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成为论述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史实不再重要，或者说史实是被选择过的，根据需要，“他者”的错误和自身的正确同时被想当然地放大了。

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语境中生成，如何建构当代国家认同的“他者”？“他者”对于认同有着工具性意义，但并不总是以否定性的负面形象存在。利用“他者”形象来认识“自我”存在两种意义、两个目的：一种是建构他者来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另一种则是可以通过建构他者来质疑自我——质疑旧的自我，塑造新的自我。第一种“他者”是生成和强化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否定性的建构，对待这种“他者”的态度常常是批判的、冲突的，而不是认可的、赞同的，否定“他者”主要是为了肯定自我。第二种“他者”不是敌人，而是有别于自我的另一个存在，甚至是令人羡慕向往的、希望达致的一个存在，对待这种“他者”应当是尊重的、宽容的、对话的。中国近代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他者”，既有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也有来自内部的满洲、封建主义。近代中国国家认同生成过程中，把传统的中国建构为“他者”(封建主义)，把“旧中国”置于“新中国”的对立面，极大地割裂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也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国家认同来说，也同样既有外部、又有内部的“他者”。西方列强是中国近代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他者”形象，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教训与规律依然是“他山之石”，应当成为我们的参照。当前国内存在的“藏独”、“疆独”、“台独”甚至“港独”势力，是存在于内部的否定性的“他者”，也是我们建构与强化新时期国家认同的障碍与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内部的公共政策与资源应该用来加强共性，熔铸“我们”，而不是凸显差异，制造“他者”。

参考文献：

[1] 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4.

[2]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3] 邹容,“革命军”[C]//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4-35.

[4]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C]//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40.

[5] 精卫,民族的国民[C]//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59.

[6] 康有为.辩革命书[M]//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487.

[7]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1069.

[8] 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M].古苍林,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22.

[9] 杨瑞松,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6):125-131.

[10]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C]//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张枬,王忍之 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53.

[11] “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J].浙江潮,1903(6)：1-2.

[12]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5.

[13]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16.

[14] 克念.蒋介石的帝国主义观[J].国家人文历史,2015.3.17.

[15]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M]//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3.

[16] 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1.

[17]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111.

[18]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M]//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1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0.

[20] 陈明远.质疑封建制及封建主义——献给李慎之老师[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5e3afa5f1ed9ad51f01df243.html?re=view

[2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7.

[22]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

[23] 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J].童子世界,第25期,1903-05-04.

[24]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M]//民国思潮读本(第一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86.

[25] 邹容.革命军[M]//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7-39.

[26] 李华兴,等.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263-264.

[27]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M]//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76.

[28] 清帝退位旨[M]//民国思潮读本(第1卷).田晓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22.

[29] 康有为.蓄乱[M]//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872.

[30]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第1卷)第六号,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6,179.

[31] 孙中山,“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294.

[3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111.

[33]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M]//内战与危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44.

[3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5-678.

[3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0,1056.

[3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475.

[37] 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M]//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58.

[38] 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1903(1)：3-7.

[39]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68.

(责任编辑黎尚健)

收稿日期：2016-07-01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价值认同研究”(14AZD007)

作者简介：陈华，男，河南睢县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D03/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4-0067-08

“The Others” with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CHEN Hua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R.China)

Abstract: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 nation is accompani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Monarchy” to “Republic” is the beginning stage to form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Manchuria elite is “the other” of the Republic established by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Republic” to “New Democratic Nation” is the stag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where imperialism, feudalism and bureaucrat capitalism are “the others” of the new democratic nation. “The othe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exist both outside and in the na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o a certain degree, affects and even decides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modern China; national identity; the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