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坤（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孔颖达“比兴”之释义与唐诗比兴生态世界审美

李金坤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摘要：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对唐诗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率先提出“三体三用”说，在“比、兴”释义上虽承旧说，却又有一己之新见，即：“美、刺俱有比、兴”。其“比、兴”相融的萌芽思想，促使了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成熟。在“比兴”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在唐代诗人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的影响下，在政治事件迫害士人的情况下，唐代诗人以其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学术心胸，全面继承并积极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立的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将诗歌的比兴艺术境界推进到空前的高度，由此呈现出唐诗比兴生态空前兴盛的气象。

关键词：孔颖达；《毛诗正义》；比兴释论；比兴生态；兴盛之因

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对唐诗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率先提出“三体三用”说，在“比、兴”释义上虽承旧说，却又有一己之新见，即：“美、刺俱有比、兴”。其“比、兴”相融的萌芽思想，促使了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成熟。在“比兴”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在唐代诗人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的影响下，在政治事件迫害士人的情况下，唐诗比兴生态呈现出空前兴盛的气象。然而，对于孔颖达“比兴”意蕴之释义与唐诗创作比兴生态之研究，迄今尚未见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本文拟就此作专门之探讨。

一、孔颖达“比、兴”释义之简论

唐代《诗经》学之成就，虽然不能与此前的汉代相比，也难以与其后的宋代相较，但惟因大儒孔颖达奉太宗诏而领衔主撰的《毛诗正义》（简称《孔疏》），一旦作为当时科举考试唯一定本而颁布全国之后，其《诗经》学的成就即为世人所瞩目。《孔疏》也因其著作的权威性、学术的严谨性、释义的统一性而在《诗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孔疏》最重要的诗学成就，是他提出了“三体三用”说，即把《毛序》中论列的“赋、比、兴、风、雅、颂”的“六义”按照体裁与表现方法分开，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1]12-13《孔疏》提出的“赋、比、兴是诗之所用”的“表现方法”之观点，影响颇大，迄今仍为学界所重视。而且，《孔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赋、比、兴”与“风、雅、颂”之间的关系是：“赋、比、兴”表现方法是为“风、雅、颂”体裁内容服务的，较早接触到了诗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论问题。尽管《孔疏》未用“内容”与“形式”之字眼，但实际已初具诗歌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理论雏型。这是难能可贵而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孔颖达论诗崇尚《毛序》，对赋、比、兴的解释也主要根据《毛传》标兴，故其释义多接近《毛传》标兴本意。他的释义方法一般是先引郑玄对赋、比、兴的注释，然后参之已意而加以阐释，其云：“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事之兴也。”在引述完郑玄注释之后，《孔疏》紧接着说：“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1]11这里，“美、刺俱有比、兴”的观点甚为新颖而正确，它纠正了郑玄偏颇的注释。可见，《孔疏》之释义是紧紧围绕《诗经》文本实际的，并非完全的“郑”云亦云，体现了一个真正儒学大师求是尚真的学术品格。

对于汉儒郑众的“比、兴”释义，《孔疏》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新见，其云：“郑司农（众）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比之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1]12应该说，《孔疏》的释义较郑众注释要明晰得多，但对于“比”的释义，以“如”字来区分“比”与非“比”的界限，这就无形中缩小了郑众比的外延，因为《诗经》中不仅有带“如”字的明喻，还有不带“如”字的暗喻、借喻等。如《邶风·柏舟》中的“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等等，《孔疏》既未将其划入“比”中，亦未划入“兴”中，白白就遗漏了，这无疑是《孔疏》的严重缺憾。不过，孔颖达对于“兴”的阐释，倒比郑众更为明确而完善。他将《诗经》中大量的“草木鸟兽”动植物现象都称之为兴辞，而且认识到它们俱有“起发己心”的作用，这是甚具艺术眼光的。其中的“比显而兴隐”的说法，虽然采自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但《孔疏》却是以《诗经》中大量的“草木鸟兽”为例来加以说明的，故更给人以直观感与明晰感。《孔疏》关于“兴”的解释，还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朱熹，其《诗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2]1朱熹所说的“他物”，即《孔疏》所说的“草木鸟兽”之类。

郑玄虽然形式上分释“比、兴”，但在笺注《诗经》时，却往往以“喻”、“犹”解“兴”。如《周南·葛覃》笺云：“……兴者，葛延蔓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1]30《邶风·泉水》笺云：“泉水流而入淇，犹妇人出嫁于异国。”[1]166从中可见，郑玄确是认为这一类“兴”中是含“比”的，“比”和“兴”是不能绝缘分离的。像郑玄这类“比”、“兴”合用之说法，《孔疏》中亦每有流露，如像上面提及的“美刺具有比、兴”一说，其内含就多有模糊性，既可理解为“美”中有“比”或“兴”，又可理解为“美”中有“比”与“兴”（即亦比亦兴、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刺”之释义亦然。

《孔疏》又云：“传解四灵多矣，独以麟为兴，意以麟于五常属信，为瑞则应礼，故以喻公子信厚而与礼相应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兽，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1]60既言“兴”，又言“比”，可见，《孔疏》虽然比、兴分说，但往往又比、兴同称，呈现出比、兴融合的理论萌芽。至唐代便出现了“比、兴”融合理论的诸种名称，如陈子昂、李白的“兴寄”①说，杜甫的“比兴体制”说（《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白居易的“风雅比兴”说（《读张籍古乐府》），等等。而皎然则更从理论上说明了“比兴”不可分割的道理，其云：“取象曰比，取义曰义，义即象下之意。”[3]30显然，皎然是将“比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他所说的“象”含有比的特征，而其“义”正是这种具有比的特征的“象”所赋予的。二者相兼，熔为一体，不可分割。至此，“比兴”这个全新的概念便完全确立起来，并在当时和以后的诗评和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就《诗经》的文本观之，单纯的“比”与“兴”在内涵上的距离较大，不含比喻的“兴”与“比”的距离也很大，而有寄托的“比”与兼含比喻的“兴”的内涵就十分接近，基本上同属一种类型。唐代的“比、兴”融合，实际上就是将兼有寄托的“比”归到了“兴”中，而作为修辞手法上的比喻和只起发端作用的“兴”还继续单独存在着。而“比兴”融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来考察分析，都是合理的。这是唐代“比兴”理论的一大发展。一方面使其从比、兴中分离出来，使原来夹缠不清的“比、兴”只作为比喻和发端的修辞手法而存在，这样就便于理解和应用。“比兴”融合的新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它是传统的“比、兴”概念的发展和升华，已不再是单纯的表现技巧，而是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充满生气的新的创作方法而被广泛地应用于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中了。

那么，“比兴”融合之理论要求与价值又是如何呢？大致在两个方面：

其一，规定了作品必须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

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实即批评他们丢掉了《诗经》“美刺”传统。白居易曾评论唐以前的诗歌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诗泄导人情。……救失之道缺，于是六义始刓矣。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洁，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于是六义寝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于时六义尽去矣。”[4]显然，白居易所批评的“六义”消亡，主要是指六朝那些虽用比兴手法却缺少关注社会现实的美刺内容之作品。这种重思想内容的理论，开创者为陈子昂，集大成者为杜甫，他们的思想在唐代具有代表性。其他诗人与文学评论家如殷璠、柳冕、李白、杜甫、元稹、张籍、李绅也都持相同的见解。

其二，明确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融合后的“比兴”要求诗歌既反映现实，又要影响现实，改造现实，明确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的理论主张最具代表性。所以，杜甫被称为“诗史”的一大批诗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创作等，皆与“比兴”这一要求相切合。李白的一部分作品虽然描写的都是神仙梦幻世界，但它也是现实生活曲折的反映、“诗化”的表现。李白是以虚写实，实寓虚中，这些作品同样不失为“比兴”的佳作。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盛行，对唐诗比兴生态兴盛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唐诗比兴生态世界审美

清人洪亮吉尝云：“唐诗人去古未远，尚多比兴，如‘玉颜不及寒鸦色’、‘云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壶’及玉溪生《锦瑟》一篇，皆比体也。如‘秋花江上草’、‘黄河水直人心曲’、‘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以及李、杜、元、白诸大家，最多兴体。降及宋、元，直陈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兴体微矣。”[5]2洪氏通过举例及与宋、元诗人之对比，突出唐代诗人擅长比兴的诗歌创作特征，确是中肯之论。比兴艺术是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它是诗歌滋味与神韵之灵魂，缺乏比兴的诗歌，便缺少了形象思维而使诗歌变得了无生气而味同嚼蜡，所以，比兴表现手法由《诗经》创立、《楚辞》发展以来，一路受人青睐，风光无限。到了唐代，诗人们深契比兴之要义，娴熟比兴之手法，运用起来则更是灵活自如、触处生春、普天盖地、气象万千。比兴艺术发展至唐代，可谓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高度。唐诗之所以成就最大，成为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之所以永远那么新鲜有味，魅力无穷，之所以人人爱读，百读不厌，其中最根本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唐代诗人娴熟而又别具灵心地广泛运用了比兴艺术手法。这就是唐诗之所以成为唐诗的妙诀。倘若将比兴譬诸于中国文化大地之树木，《诗经》是其根，《楚辞》是其萌芽抽条，建安六朝是其树干成形、枝叶初茂，那么，唐代则是铜杆铁枝、绿荫满地、繁花似锦矣！

唐诗比兴生态，归纳言之，约有三大类型，即托物比兴、借古讽今、男女君臣。下文依次简论之。

（一）托物比兴

唐代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自然生态意识甚为深厚而浓郁。也正因为此，他们在创作诗歌时，宇宙大地的万事万物，山川花木鸟兽虫鱼之类无不成为他们诗歌中的比兴材料，达到了随手拈来、为我所用的浑然自恰的艺术境界。就唐人诗中马意象的审美内涵观之，无论是杜甫的系列马诗，还是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组诗等，其宗旨均为写人的宏志夙愿、遭际处境等等，堪称托物比兴诗的经典之作。就杜甫的马诗而言，他笔下的马（包括诗人常咏的鹰、凤凰等），实际就是诗人的化身。正如清人施补华所评：“少陵马诗，首首不同。各有寄托，各出议论，各见精彩；合读之，分观之，可悟作诗变化之法。”[6]9896所论甚是。这里仅就杜甫的《咏月》、《春望》二诗略加述论析，以见唐代诗人托物比兴的神韵旨趣与审美价值。

具有“民胞物与”博大情怀的“情圣”杜甫，由于他惯用以意逆景、移情于物的表现艺术，所以他笔下的自然物象无不烙有杜氏情感的烙印。一经杜甫思想情感的移植与浸染，原先的自然物象便成为形未变而神以灵的新品种了。由于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之因素，便使其诗中的景物有了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使其诗本身之内涵充满了思想与艺术意蕴的审美张力，给人以无限美味的精神享受。试看杜甫《初月》诗之审美意蕴。诗云：

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

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

诗人将咏初月与咏肃宗初之国事紧密联系起来思考，连类比兴，直抒忧国忧民之一片深情，可谓用心良苦，忠诚感人。其实，作为一向忧国忧民的诗人来说，杜甫无时无刻不紧绷着爱国的神经。尤其在战乱的年代里，只要他听到一声鸟叫，看到一朵鲜花，他都会感伤不已，潸然泪下。这就是诗圣“民胞物与”的情怀。《春望》便是这方面代表作。诗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春天，诗人身处国破家亡的动乱时代，逢春伤怀，一腔悲哀。前四句写诗人面对山河、草木、花鸟之自然物象所产生的难忍之悲伤情怀，托物比兴，寓意遥深。后四句以家书难得、白头搔短二事，突出诗人百结愁肠之忧、万箭穿心之痛。而其中最有名者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前人多有高评。司马光曰：“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7]278沈德潜评曰：“‘溅泪’、‘惊心’转因花、鸟，乐处皆可悲也。”[8]237二位前辈发掘此联的艺术表现之美，是颇具艺术眼光的，但因是感悟式的笼统点评，其艺术表现之美究竟美在何处，却不得而知。对此联，后人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诗人因感时恨别，见了花鸟则溅泪惊心；一种是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连花也溅泪，鸟亦惊心。就表现手法而言，前者为触景生情，后者为移情于物。此二者皆言之有理，精神可通。但学者中倾向于前者似乎较多，萧涤非先生堪称代表。他说：

关于“感时”句，有人认为“感时花溅泪’”，“花”并不“溅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在流泪。按：果如此说，溅字就很难讲得通。溅泪并不同于一般的流泪，溅是迸发，有跳跃义。谢灵运诗：“花上露犹泫”，如果是写带露的花，也许可以说“泫泪”，却不能说“溅泪”，因为花上的露水是静止的。故此处“泪”字仍以属人为是，所谓“正是花时堪下泪”也。[9]73

萧先生分析细密，所论极是。其实，“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诗人同时采用了触景生情与移情于物的双重手法，他是与花共同溅泪，与鸟一起惊心的。在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动乱荒芜的政治形势下，花、鸟的天地已非原来的天地。在诗人眼里，它们和人一样的有灵性、有情感。因此，身处乱世悲凉之境，它们自然会溅泪惊心的。而作为时刻紧绷忧国忧民神经的诗人自己、面对原本娱人、而此刻忧伤悲切的花鸟，焉能不溅泪惊心呢？实际上，诗人的情感脉络应是这样的：诗人见花丛、闻鸟鸣后，因感时伤别而不觉潸然泪下，此乃触景生情之谓；而就在诗人潸然泪下之际，他仿佛看到可爱的殆同亲友般的花、鸟也在和他一起溅泪惊心，此乃移情于物之谓。诗人溅泪惊心是实，花、鸟溅泪惊心是虚，以实度虚，以虚衬实，虚实相生，比兴情深。这就是杜甫此联托物比兴艺术审美价值的魅力所在。杜甫见花感伤之诗每每可见。如：“花近楼高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曲江二首》其一）等等。诗人见花伤悲，而在诗人眼里，花儿本身也当是伤愁的。这是因为诗人是一贯与花鸟友好相处而视之为友的，所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是也。所以，诗人便常常会因为“物微意不浅”而“感动一沉吟”（《病马》）。以此来体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诗人与花、鸟一起溅泪惊心的情感因素亦就迎刃而解了，而其将触景生情、移情于物的艺术表现手法融于一联的妙处，亦就不言而喻了。诗人托物比兴如此，真乃神来之笔。

（二）借古讽今

借古讽今是诗人们常用的一种比兴手法，它与托物比兴不同之处，即在于托物比兴乃凭借于“物”（“物象”、“物件”等），而借古讽今乃凭借于“人”（历史人物与事件），其目的是利用历史人物与事件之经验或教训之精神资源，或“美”或“刺”于当今社会现实，为现实政治服务。借古讽今比兴手法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多所可见，历代沿用不衰。至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社会日趋昏暗崩溃时期，借古讽今之作更是大量涌现。这些作品或颂先贤美德，以为典范；或怨昏君不寤、不重人材；或愤佞臣无道、残害忠良；或叹有志难逞、理想破灭；或讽政治黑暗、人心不古，等等，内容丰富而广泛。本文不拟全面展开论述，兹就戎昱的《咏史》、李商隐的《贾生》二诗略作论析，以见借古讽今“主文谲谏”委婉比兴的艺术审美特征。

先看戎昱的《咏史》诗：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此诗从字面看，是一首严正批判汉代“和亲”政策的咏史诗，而实际上，诗人借汉讽唐，告诫唐代统治者勿重蹈汉皇“计拙和亲”的覆辙。既为妇女的不幸命运鸣不平，亦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满朝文武官员懦弱无能之丑行。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顿衰，边患严重，最高统治者多以“和亲”政策以求苟安。有唐一朝外嫁公主计有15人之多，而玄、肃、代、德四朝就有11人，约占80%。感于斯，戎昱遂作此《咏史》之诗，其“美刺比兴”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再看李商隐的《贾生》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诗借助于汉文帝轻视人才、相信鬼神的滑稽事实之对比，强烈讽刺帝王昏聩无能的丑恶本质，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李商隐此诗与上列戎昱《咏史》诗一样，都是针对唐朝的腐败政治作出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晚唐的不少皇帝，沉缅于服药求仙的迷梦之中，荒政废才，贪淫贱民，江河日下。诗人《贾生》诗由此及彼，有感而发，含蕴深厚，讽刺入骨，力重千钧。

在借古讽今的表达方式中，唐代诗人还多喜用以汉喻唐之手法，这是唐代诗人的发明与专利。以上所举戎昱的《咏史》、李商隐的《贾生》二诗便是以汉喻唐的代表作之二，其他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白居易的《长恨歌》、刘禹锡的《韩信庙》、《咏史二首》等等，皆是这方面的杰作。唐代诗人为何喜用以汉喻唐的表达方式呢？这是因为：一是汉与唐均是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大汉之威与盛唐气象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的辉煌特征。唐代诗人喜欢写汉代史事典故，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堪目睹唐代社会尤其是晚唐社会日趋败坏的政治局面，从而使得诗人们愈益向往汉代盛世的赫赫声威。二是汉、唐统治者中某些昏聩君王的所作所为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给予诗人们以汉喻唐的使用方便。三是以汉喻唐，要比直接讽唐更加委婉含蓄。这样，既可收到讽谕之效果，又可较好地保全自己而可免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讽谕君王的一些诗，倘若稍不留神，触犯逆鳞，轻则贬谪，重则杀头。所以，唐代诗人选择以汉喻唐这种两全其美的委婉比兴方式，委实是明智之举。尽管也难免有诗人因此而遭受迫害者，但毕竟有“说汉”之托词可言，要比直接讽唐之诗要多出一条绿色安全通道吧。

（三）男女君臣

以男女喻君臣之比兴手法，由《诗经》中《卫风·氓》等诗发轫，《楚辞》“香草美人”而成熟、定型。[10]汉魏六朝踵事而增华，至唐代则普遍兴盛、广泛使用矣。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也是委婉比兴手法的具体运用，与借古讽今、以汉喻唐之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兹就杜甫的《佳人》这首男女喻君臣之诗作一简要论析。

杜甫的《佳人》是一首叙述战乱中遭受不幸遗弃的弃妇诗。结合诗人的不幸身世观之，弃妇实乃诗人自己的影子，是诗人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以男女喻君臣的杰作。诗云：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俾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诗人满怀同情而又崇尚的复杂心情，塑造了一位命运悲惨而情操高尚的绝代佳人形象。诗人写佳人的高尚情操，主要是通过描写她的空谷幽居及其清泉、牵梦、鲜花、松柏、修竹等坚贞芳香的植物来体现的，由此很容易想到《九歌·山鬼》中那位巫山神女“被薜荔兮带女罗”、“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幽雅芳洁的生存环境。而其中“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描写，又明显是从《诗经·邶风·谷风》与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等弃妇诗中巧妙化出，无形中增添了“佳人”悲剧的色彩。如此貌美品优的“绝代佳人”却遭受了“兄弟杀戮”、无辜被弃的悲惨命运，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社会大环境的动乱现实与弃妇前夫的环境的冷酷无情。这就正像诗人自己一样，他一生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的宏图壮志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满腔热情，到头来只是落得个不为君王所重而自己到处飘泊的悲惨遭遇。诗人的遭君冷遇与“佳人”为夫弃逐，命运之悲，一脉相连。杜甫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秋季，时值安史之乱后的第五年，诗人挈妇将雏，正飘泊于边远的秦州。诗人面对社会的动乱形势与君王对自己的冷遇现实，感慨万端，遂写下了这首以男女喻君臣的比兴诗体之杰作。其他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韦应物《拟古七首》、李商隐的《深宫》等诗，均是以女子遭弃托喻感士不遇、良臣见弃于君的男女喻君臣的代表作。

三、唐诗比兴繁盛之因

以上就唐诗比兴生态的三大类型作了简要论析，其中第一类托物比兴生态情况最为突出，涉及面与内涵皆十分广泛，它与唐人诗人普遍高涨的自然生态意识具有甚为密切的关系。唐诗比兴生态三大类型的盛大气象，完全是唐代诗人们继承与发扬《诗经》、《楚辞》所开创的托物比兴、借古讽今、男女喻君臣等表现手法的丰硕成果。唐诗之比兴生态，较之《诗经》、《楚辞》之比兴生态，无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比兴手法的多样与灵活，都远远超过了《诗经》、《楚辞》，颇具胜蓝寒水之妙。

比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烙上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意义的印记。汉儒对《诗经》比兴之原典意义加以改造，即视《诗经》为政治，为“谏书”。②汉儒以美刺说比兴，其要旨在于政治关怀与忧患意识，而其深层的心理旨趣则有三端，即：一是直指君王；二是针砭时弊；三是纲纪人伦。由此可见，美刺精神所浸润的政治情结，无疑是汉人比兴观的核心内容。到了唐代，陈子昂的“兴寄”说，白居易的“风雅比兴”说，杜甫的“比兴体制”说，等等，则又踵事增华，发展了汉儒倡导比兴中的美刺精神。上列比兴形态的三大类型，无一不是这种比兴美刺精神的体现。

汉儒以“美刺”二元论比兴，这仅是比兴内涵的一部分，而非比兴内涵之全部。而实际上，传统的比兴概念，随着后世不断的诠释，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胡晓明先生在对汉代比兴诠释所含三种思想层次（直指君王、针砭时弊、纲纪人伦）分析后，得出结论说：

“比兴”乃是一个释义的过程。既无纯粹的原典比兴，亦无纯粹之汉儒“比兴”，以及纯粹的后世“比兴’”，比兴之释义结果，为一层累而结成的“意义之网”，充分积贮了中国人文精神之因素。……例如，“比兴”中所蕴含的一份心与物之生命共感，即由于后世不断释义而生发出情景相生、兴象浑融、兴会等诗学要素。……又比如，“比兴”中所蕴含一种由此及彼、言近旨远之思维方式，亦由后世不断释义而扩大为诗学要素。……除此而外，比兴又可引申出“诗无达诂”的说诗方式，可引申出温柔敦厚之诗人性情。可牵连到中国诗学和层累意象（以典故起兴）、现成思路（因题起兴），可涉及中国诗学之诗史传统（某人某事之确定性）、“美人香草”传统，等等。要之，可见比兴包孕甚大，生命极健，语境极活，实为中国诗学之基因。[11]34

胡先生对“比兴”内涵的概括颇为准确，可以说，大凡一切比兴形态之呈现，皆不会出其畛域。以胡先生这三大比兴内涵去衡之以唐代诗人之三大比兴形态，庶可一一对应焉。

唐代比兴生态的盛大气象如上所述，那么，它又何以会产生如此兴盛气象的呢？原因有三：

第一，儒、释、道三教中自然观的影响。

在唐代儒、释、道三教中的自然观的全面影响下，唐代诗人自然生态意识空前高涨，自然情结普遍深厚，山水云月、花鸟草虫遂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信手拈来、皆洽吾心的比兴材料。

第二，政治因素的影响。

由于唐代不断兴起的政治斗争事件，部分君王的昏庸霸道、宦官奸佞的诬陷迫害、以及时有发生的政治案件等一系列政治因素，唐代诗人为了达到讽谕君王而又保全自己的双重目的，所以作诗时不得多采用“主文而谲谏”的比兴手法，唐代咏史怀古诗以及借汉喻唐的讽谕诗歌的大量产生，便是如此。

第三，唐代诗人治学态度。

唐代诗人以其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学术心胸，全面继承并积极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立的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将诗歌的比兴艺术境界推进到空前的高度。

由此三类，唐代比兴生态的盛大气象遂应运而生矣。

注释：

①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见《陈伯玉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影明本）李阳冰《草堂集序》称颂李白云：“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人。”（见《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陈、李二诗多“兴寄”，别具《风》《骚》情韵，是唐代诗歌革新的代表之一。

②《汉书·儒林传》：“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汉书·昌尼王贺传》记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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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谭本龙责校：明茂修）

The Explanation of BiXing of Kong Yingda and the Aesthetics of BiXing in Poem sof Tang Dynasty

LI Jin-kun
(Faculty of Law and Literature,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212016,China)

Abstract:Kong Yingda of Tang dynastywasasked by the emperor to edit Mao ShiZheng Yi,which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ofpoemsof Tang dynasty.The San TiSan Yong was firststated,but theexpla⁃nation of Biand Xing stillmaintains the old way buthad its innovative concept,which is beauty.The integra⁃tion of Biand Xing boosts thematurity of the theory of the combination of Biand Xing.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Bi and Xing,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the political pressure,poets of Tang Dynasty,with the all-inclusiveness of academics,inherited from and developed the Biand Xing used in Shi Jin,Chu Ci,lifting the aesthetic context to the unprecedented height,which presented the thriving phenomenon of Bi and Xing ecology ofpoems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Kong Yingda;Mao Shi Zheng Yi;Explanation of Bi and Xing;Ecology of Bi and Xing; Causeof Thriving

作者简介：李金坤（1953-），江苏金坛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与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项目编号：13PZW010。

收稿日期：2015-09-28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39（2016）01-00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