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坡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张小坡

摘要：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关键词：明清；徽州；会馆；科举；徽学

会馆具有两种含义，狭义的会馆是指流寓异地的同乡为聚合团结而在流寓地共同出资建造的楼堂馆舍，可供同乡议事、聚会、祀神、演戏和寄宿之用，具有多种功能。广义的会馆是指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同乡组织。

明清时期，京师和各省举办乡试之地成为官员和士子聚集的地方，为满足科考和仕宦需求而设的会馆占主导地位。截至清末，北京共有大小会馆392处，其中80%左右是为各地士人进京应试解决食宿问题而设立的，部分直接称为“试馆”*李华主编：《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明清时期徽州府文风昌盛，应试生员和在各级机构为官者数量甚多，这些读书人和官员产生了聚合的需要。如歙县人，“俗素敦乡谊，惟以事来京，涣治各私，惧其涣也，故萃之以会。既会矣，惧其易暌也，故联之以馆”*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国家图书馆藏。。歙县、绩溪县、黟县、婺源县、休宁县以及徽州府先后在北京设立专为士人和官员服务的科举会馆。其中徽州会馆于嘉庆年间创立，坐落在鹞儿胡同，光绪年间又在三里河大街新建一所；婺源县也在北京先后设立会馆两处。如此，清代北京的徽州科举会馆共有8所。南京是安徽士子参加乡试的地方，但长期以来，徽州没有为士人单独建立试馆，同治末光绪初，婺源县在南京先后建立试馆两所；光绪二年(1876)，歙县也在南京设立试馆。综合上述统计，明清徽州科举会馆共有11所。

会馆始终是学界常议常新的研究主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4年第3期；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9月。。徽州会馆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利用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考察北京歙县会馆的创办及发展过程，重点解读了会馆条规，借以探讨会馆管理运营的实况。陈联分析了徽州商人会馆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及功能作用。邹怡同样借助《重续歙县会馆录》，以会馆建设相关人员的身份认定、会馆运营资金的来源和流向、会馆运作的难题及其解决等问题为导向，力图还原会馆运营的真实历史*[日]寺田隆信：《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联：《商人会馆新论——以徽州商人会馆为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邹怡：《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史林》2015年第5期。。本文将徽州会馆分为科举会馆和商人会馆两类，利用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道光《京都绩溪馆录》、民国《休宁会馆公立规约》等资料，单独考察科举会馆的运作实态及其近代转型问题。

一、明清徽州科举会馆发展概况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旅京歙县人杨忠和许标出面，在菜市中街创建歙县会馆。因馆内资金充裕，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开始，又在正阳门西的则世庙处营造新馆，历时一年完工，“颇称宏敞，来者始有依归，无论崇卑，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馆舍，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前集·经始》。。明清鼎革之际，北京长时间遭受战火蹂躏，歙县会馆的房舍荡然无存。清朝立国不久，歙县人张习孔捐出位于北京牛穴胡同的私人住宅，重建会馆，定名为新安会馆，供徽州府属六县旅京士宦使用，受到六邑人士的称颂。因会馆“基址稍偏，地狭人众，不足以容”，乾隆五年(1740)，侍御史、歙县南溪人吴炜倡议新建歙县会馆，以“复前明之旧”。刑部江西司郎中黄履昊将自己在京城的一处房产捐出，“计屋凡六十三楹，计值一十六万缗，高闬华榱，前厅后舍，不劳荒度经营而会馆已具”。数位同乡捐资修理，将门堂廊庑整饬一番，并置备日常器具*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新建歙县会馆》。。因歙县到京同乡日渐增多，会馆不能容纳，乾隆二十三年，内阁中书吴宽致函扬州盐商徐士业，请其捐资扩建。徐士业允诺独力承担盐商们此前认捐的2000金，并很快如数寄交京师。次年二月，扩建工程开始，两个月内新增房屋40余间*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会馆增南院书斋记》。。时隔不久，会馆内的兰心轩颓败不堪，后楹湫隘黑暗，非改造不可以居住，但因会馆没有公费而迟迟无法动工。乾隆二十七年，歙县人许荫采与侄日辉、日舒入京谒选，听闻此事后捐资800金修缮，“通馆门庭舍宇亦赫然鼎新，器用咸备”*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重建兰心轩记》。。在京的歙县籍官员认为到京参加科考的歙县同乡将近百人，现有会馆空间有限，不如另觅他处另建一馆，既能在科考时为士子提供充足的住房，又能在空闲时出租收取租金。最终，会馆董事吴雨亭拿出900缗白金在草场胡同建屋30余间，作为分会馆，另用1100缗在王官府斜街和盆儿胡同典买房屋两所，出赁收租以备公用*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三十六年增置会馆房产记》。。

歙县会馆经乾隆年间的数次修整，规模逐渐完备，进入一段稳定的运营时期。嘉庆九年(1804)，大学士曹振镛率先捐资200金，并在旅京歙县籍茶商中募捐，在京官员也踊跃捐输。当年秋天，先行修葺会馆内外大厅及东西厢房，次年京外歙县籍官员的捐款陆续到达后，又续修兰心轩前后宇舍。其后，大盐商鲍漱芳独力捐资2100金修葺了南院*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重修歙县会馆记》。。嘉庆十六年，在两淮盐商的努力下，盐运使同意将对歙县会馆的资助纳入盐务部门每年例行的杂项开支下，“准于辛工项下岁支三千金，助歙馆经费”*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会馆岁输经费记》。。每年3000金的固定经费有效保证了歙县会馆的正常运转，岁修年例等费用非常宽裕，京官与参加乡会试的贫困士子也能享受一些补助。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旅居北京的绩溪人葛应秋、余任卿、曹华宇等出面组织，在北京琉璃厂中间桥东创立梁安会馆*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4《会馆建修缘起·建绩溪会馆序》，绩溪县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清易代之际，会馆毁于兵燹。乾隆十九年(1754)，绩溪叶、王、胡、汪四姓谋划规复同乡会馆，绩溪人闻之喜出望外，踊跃捐资2000余金，在宣武门外椿树头条胡同置屋数十间，“工作既备，堂宇焕然”*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4《会馆建修缘起·绩溪会馆碑记》。。嘉庆年间，呈现在士子面前的绩溪会馆，已拥有颇为可观的建筑规模。会馆正房前后共三重，有戏台一座。会馆西首有书房二层及马棚、车房共23间，专门对外出租。会馆后边有东西小房二所，每所正房三间、左右厢房各二间，亦为出租之房。时人称，绩溪会馆虽然只有十余间房屋，但出租之房却有50余间，每年收取的房租成为会馆重要的日常经费来源*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4《会馆建修缘起》。。乾隆年间，在北京承办工程的绩溪人非常多，在扬州承办烟盒贡的绩溪同乡每年亦到京一次，秋来春去。元宵灯节时，承办工程与烟盒贡获利丰厚的绩溪同乡出资在会馆演剧一次，张灯设宴，在京绩溪缙绅官员辐辏偕来，叙乡谊，联乡情，其乐融融。远近士庶竞相前来赏灯，绩溪会馆之灯扬名于京城。

其后风气渐趋奢靡，元宵灯节的酒食灯烛之费日增，财力不支，承办之人就勒令同乡捐助。绩溪县三都的陈庭学因父亲在北京经商，加入顺天府籍，中乾隆三十年(1765)乡试举人，后中进士。其长子汪预、次子汪云均为进士，分别官至巡抚、太守。陈庭学虽然家声显赫，但因捐献的灯烛费较少，承办者便称其冒籍，不许入馆。陈庭学一家愤懑不已，决定改认苏州府吴江县祖籍，不再与绩溪会馆往来。绩溪会馆沦为匠作商工的饮食醉饱之场，官宦绅士不愿涉足，进京任职的绩溪同乡也不肯经理会馆，会馆事务日渐败坏。嘉庆十六年(1811)为会试之年，汪宬、胡炳邀集绩溪同乡筹募资金，并请留京官员经管会馆事务。自嘉庆十六年至嘉庆十九年，会馆所欠债款逐渐还清，馆中房屋进行了整修，义园坍塌的围墙也得到修补。又制定规约十数条悬挂馆内，以使众人遵守。为监管经费收支，馆内专门安放一个铁柜，存放每月收取的房租，数月清算一次。在诸人的努力下，会馆事务渐有起色，赢得绩溪同乡的信任。但好景不长，因会馆董事先后离京做官，相继接掌会馆事务的王照、舒国安不但贪墨馆中公款，还以会馆经费不足、向房客余玉川借款修建房舍为由，默许余玉川不交房租。会馆后面东侧的小房屋也不再出租，供吴瑞源、唐堃等人的家眷居住。馆务一片混乱，会馆与义园的岁时祭祀俱废而不行。道光六年(1826)正月，举人张邦舜、胡炳南、汪添等赴北城察院控告王照等人盘踞会馆，侵蚀租钱。经察院裁断，令余玉川、吴瑞源等交还房屋，王照搬出，永远不许再入会馆，并交出经管账目。北城察院要求绩溪会馆遵照章程，由京官进行管理，除乡会试及谒选人员外，闲杂人等不准在馆居住。

道光六年(1826)六月诉讼结案后，根据会馆规条，户部主事胡培翚接办馆务。胡培翚接手后，四处筹钱整修会馆。道光七年，胡培翚带头捐出个人薪俸，并致函外放任职的绩溪同乡请求捐助。由于工程浩大，耗资甚多，捐款无法及时兑现，众人讨论先行借贷开工，拆旧建新，扩大规模。全部工程于当年二月开始，十月结束，共用去京钱2070余串，除馆内原有余款、已募集到的捐款及贷款外，仍有京钱260余串的资金缺口，由胡培翚个人垫付。为及时归还欠款并规范房租支出，会馆执事还订立了合议*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3《契据·杂字据》。。此后，绩溪会馆凡遇建房等事而必须借贷者，都按照规条预先知会大众，立合议为据，不准值年私借，以防趁机渔利。从道光六年到道光十年，绩溪会馆先后建造修理馆内房屋62间，共用京钱3100余串。

在胡培翚等人的悉心经营下，绩溪会馆迎来了发展良机，馆舍焕然一新，通过收取房租及同乡捐款，不但很快还清了借款，还有很多盈余。会馆董事户部郎中胡文柏、吏部主事胡肇智、内阁中书葛良治等考虑到会馆已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经费每年都会有所结余，就开始谋划如何使用这笔款项。早在道光四年(1824)，胡培翚利用休假返乡的时机，联合绩溪城乡士绅捐资创办了宾兴局*道光《绩溪盘费记·案卷·礼部行查呈县转详报部文》，绩溪县图书馆古籍部藏。。绩溪宾兴局以资助赴南京参加乡试的士子为主，对到北京参加会试和顺天乡试士子的资助只占其支出的十分之一，优拔贡、朝考者则不予资助。但是从绩溪到北京的路途较南京遥远，所需费用不可以道里计。道光十八年四月，胡文柏与在京的绩溪官员商量后致信胡培翚，提出将会馆每年余钱换成银元寄给绩溪宾兴局，由宾兴局董事按照局内规章存典生息，连本带息积累到1000两后，开始取息资助绩溪举人赴北京参加会试的路费。这个提议得到胡培翚和绩溪宾兴局的赞同。从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绩溪会馆寄交绩溪宾兴局的曹平足色纹银共计889.47两，每年息银作本合计110.53两，两项共计1000两。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胡文柏、胡肇智、葛良治议定四则规条呈明礼部立案，规定此项经费的使用办法：每科计息银若干两，以其十分之八拨给会试，优拔贡到京，朝考之年，与会试举人一并均匀给发；剩下的十分之二拨给南京乡试，他们在宾兴项内应得之数仍照旧给发*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5《筹添来京试费缘起·部案规条》。。

休宁会馆及义园亦在明万历年间设立，因经营草创，“规制未闳”*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序》，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乾隆十七年(1752)秋，适逢京城有处住宅求售，休宁籍官员在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学家汪由敦的倡导下，率先醵资，并驰书故乡亲友请求援助，很快募资数万金购得房屋，并稍加修缮，置备用具*汪由敦：《休宁会馆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22《艺文·纪述》。。汪由敦还主持制定了会馆规条。休宁会馆建成后，“每春秋闱试，云蒸霞蔚，谒选人登除目述职来朝者，冠盖相属，莫不宾至如归，无异比闾族党间”*汪承沛：《重修休宁会馆记》，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乾隆四十九年，在京休宁官员又捐银3040两对会馆进行修葺。

乾隆五十九年(1794)，久居京城的黟县宏村人汪日章，见黟县无会馆，而应试北闱的同乡士子又日渐增多，便带头倡捐，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主持建造黟县会馆*嘉庆《黟县志》卷7《人物·尚义》。。嘉庆四年(1799)，黟县会馆建成，共有正房34间。会馆事务由黟县在京有职业者管理，馆中器皿皆由会馆置备，“以待需次公车及应乡试者”*汪日章：《黟县会馆记》，嘉庆《黟县志》卷15《艺文》。。同治十二年(1873)，黟县人舒之翰捐资，在馆内空地增建试馆5间，并将旧舍坍塌之处重加修葺*民国《黟县四志》卷1《纪事表》。。

婺源县在北京先后设立两所会馆。老会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石侯街，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婺源同乡汪汇川倡建，作为“公车下榻之所”。由于房屋只有十数间，科考之年，有半数同乡士子不得不寄寓他所。会馆司事虽欲扩建，但苦于地基狭小而无奈作罢。乾隆五十八年，王葑亭提议重建，婺源县士绅踊跃响应捐资。其后几经周折，嘉庆十九年(1814)，在旧馆附近的大耳胡同购房30余间。次年春拆除旧房，进行重建。数月后完工，又用余资修治旧馆，续收的捐款则用来添盖房屋*董桂敷：《京师婺源新建会馆记》，民国《婺源县志》卷67《艺文四·序记四》。。婺源新老会馆共计房屋店铺76间半，每年收取房屋租金以供馆内公事之用*光绪《婺源乡土志》第15课《京师会馆》。。道光年间，俞诵芬、王凤笙、程纫兰等集银3200两存典生息，原拟作为乡会宾兴，后用该笔钱款置买店铺2处、民房2处。店铺房租每月大钱33千500文，民房每月房租大钱17千500文*光绪《婺源乡土志》第16课《文明会(京师公产)》。。

同治末光绪初，婺源县在南京建立两所试馆，“专为乡试旅居之所”。旧馆共有房屋13间，新馆在江宁县顾楼河字铺，房屋亦有13间，另有前后店屋2间，后面还有空地可供建造房屋。婺源试馆由五乡轮流推举一人管理，每届三年。每年收取房租约千缗，除支付管理人员的薪俸及修理房屋、杂支之外，常年可结余墨银500元左右，用作添造房屋及乡试之年支给应试士子川资之费。光绪八年(1882)，禀请两江总督左宗棠批准，每年于茶税正供项下每引拨银四分，在馆内空地建造房屋*民国《婺源县志》卷6《建置三·学校》。。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决定停废科举，婺源同乡议决将常年余款拨入紫阳学校，充作师范传习所经费，并将试馆之名改为会馆*光绪《婺源乡土志》第17、18课《南京试馆》。。

同治八年(1869)，歙县人宋端甫用银457两在江宁县石坝街忠字铺陆续购买李姓、兰姓基地，合成一片，作为建立歙县试馆之所*光绪《歙县馆录·公牍录·禀保甲总局》，黄山学院图书馆藏，承黄山学院刘芳正博士提供复印件，谨致谢忱。。光绪二年(1876)，汪士珍倡议建馆，收到同乡捐银值钱7760余缗，先后建成正屋、东厅各3层，每层5间；河厅3层，每层3间，临河建石埠驳岸。为防止闲游无知者借桑梓之名到馆住宿，寻衅滋事，歙县试馆禀请江宁知府发布告示，严禁闲杂人员住宿，以便赁居而资经费*光绪《歙县馆录·公牍录·禀江宁府》。。光绪十五年，正厅后又加盖楼房5间*光绪《歙县馆录·碑记录·创建江南歙县试馆记》。。为加强管理，歙县试馆于光绪三年制定10条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又新立规条11条，对原有定章进行补充，并公禀江宁府存案*光绪《歙县馆录·馆规录》。。

二、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

会馆依靠经费的保障，以会馆的使用人员和管理人员为核心，开展祭祀、团拜、善举等一系列常规性的活动，将旅外同乡聚合在一起，借以联络乡谊，交流感情。

(一)会馆的管理人员及其职责

会馆公举董事管理内外一切事务。董事又称司事，分为司年、司月两种，管理收支款项及器具。绩溪会馆规定，馆事以京官一人经理，乡会试考中留京者二人协理，“凡投供候选及应武会试来京者”亦要轮流协理，拈阄轮值，一年一换。每年正月十三为新旧班交代日，新班将旧班经手的收支账目算清，若有亏欠短少，即集众理论。如果新班隐瞒不报，接收的亏欠款项即由新班赔偿。账目于新旧班交代当天开具一张清单贴于会馆墙壁，供众人查核。会馆公款不足以支应岁修及各项日常开支，只可由同乡捐垫，不得轻易借贷。如坚持借贷，即责令尽快偿还借款，出借之人亦不得向馆内恣意索取，违者呈究。如果是会馆添买产业，新建房屋，公款一时不敷，准召集众人商议，公同出名暂借，但利息不得过重，以防馆内吃亏。馆内每年租息所入除支付岁修、祭祀等费用外，尚多余资，积累至百两以上即须增置产业或添盖房屋，不许绩溪本县同乡借用。值年每月朔望到会馆神前拈香并查看一切，先期由会馆长班邀请，香烛之费随时酌用。修理房屋时，值年随时察看监工，不得因循故事，导致倾圮，亦不得借端浪费公项，违者查出罚赔。会馆、义园契据及一切合议条约由值年收贮妥当，于交代时点验清交，如有遗失，值年经手者公同议罚，并将遗失之件呈交官府存案。馆内所置祭器、灯箱、锣鼓及常用家伙等物件，另立一册进行登记，值年交代时须点验清楚，嘱咐长班妥为照看收贮，不得借出，如有遗失损坏，典守者赔补。会馆还设有看馆长班，选用年壮勤谨之人，奉侍香火、洒扫庭院、传单奔走，每月工食给京钱2.5吊*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

休宁会馆于乾隆十八年(1753)正月制定值年条规15条，要求“永远遵行，倘漫不经心或转委家人，紊乱滋误，咎有所归”。规定每年议定京官二人值年，管理会馆内外一切事宜，如奉差回籍，另议交代。会馆内有一只皮箱，装有各种契据簿册，交值年之家收掌。其后续置产业契文及续备物件，照例归值年收管。到馆者必须由值年查明确实，方准留寓。馆内房屋的钥匙交值年收管，有前来住馆者，将其应住房间及家伙等照单查点，门锁及钥匙交住馆者收执，出馆时查明收回封存，倘有损坏遗失，即令赔偿。值年者每月要亲自到馆查勘，有应修之处，即行估计修理，所有开支账目逐一登记。每年腊月中旬，值年出单交长班传知京官及候选、候补、进士、举人、殿试者，于次年正月某一日齐集会馆团拜，公议新值年二人，旧值年将收支账目、剩余银钱及馆内物件公同查明，交付新值年收管。如有遗失短少，移交之前由旧值年赔偿。会馆内若有余银，只许购屋收租，不许借贷。会馆设长班一名，遇有传单及应通知同乡事情，值年即可差遣，每月给工食银五钱。又设看门人二名，每日扫除厅院，照应门户。每月给饭银一两、工银五钱，供给大门左首一间住宿。以上三人若有惰玩、酗酒等事，值年查出，即行斥逐另换*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值年条规》。。

歙县会馆在“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中规定，会馆择在京殷实老成有店业者分班公管，每年二人轮值，会馆公匣、契纸、银两及收支会簿，上下手算清交代。虽然由歙县商人负责管理，但商人并没有独立的行事权，凡有应行事件，要与在京任职的歙县官员议定而行。会馆每年推举京官二人掌管，若出差告假，交留京者接办。此时的管理架构是官、商共同管理，商人负责具体运营，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在官员手中*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增议规条”则改为从当年开始，拈阄确定京官二人轮流掌管，凡有应商事件，召集众人公议而行，其公匣、簿籍、契纸、银两及馆内物件，公同查明交收。每年于五月公会后，择日邀众齐集馆内算清，上下手交接*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二十八年增议条规》。。嘉庆十九年(1814)的“续增条规”对会馆司年的身份提出新的要求，“司年除科甲出身外，惟拔贡特用之小京官，暨由贡监援例六品以上，家业殷实者得焉”。司年每月须到馆查勘房屋，有应修之处，即通知修理。会馆房间钥匙存司年京官处，凡欲到馆居住者，由本人向司年领取钥匙，房内器物查清粘贴墙上，照数点交，不得损坏，搬离会馆时将钥匙交还司年，并当面查点各件，如有损失，务令赔补。对于不符合住馆条件之人，司年按馆规辞却。每月朔望神前香灯及祀典，由司年动用公项酌办。会馆另立收支总簿，每年一结，并立“逐时收支银钱流水账簿”，每月一结，俱存公匣，上下手交代。歙县会馆一直规定馆内余银不得放债生息，只能置房收租，司事者如擅行出入，查出公罚。但是会馆自嘉庆九年使用扬州盐商鲍漱芳的捐款进行重修后，余款无多，面临支款日绌的窘境。为此，公议责成司年按月出放余款生息，年终本利算清，移交下手。到嘉庆十五年，馆内已存银1600余两，每年春秋演剧及一切公用“足敷经费”，不必再另外募捐，每年向歙县籍官员募捐的“年例传单”也宣告停止。歙县会馆还雇佣看管人役，向其提供住房3间，每月工食钱1000文*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嘉庆十九年续增条规》。。

(二)会馆的使用人员及其义务

北京徽州各县会馆的中心任务是为同乡士人到京参加乡会试、朝考及地方官员入觐提供各种方便。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发挥会馆的最大作用，会馆在规条中对住馆人员的身份、注意事项及应尽义务做了详细说明。休宁会馆鉴于“下榻者众，必定章程，方为可久”，在乾隆十八年(1753)正月制定“馆寓规条”11条，并刊刻印刷，凡住馆之人即送一份以便遵守。规定会馆为“应试及需次者而设，此外概不得与”。馆内不得借贮货物，不得粘贴医卜星相招牌，不得容留优人、小唱妇女，不得蓄藏丝竹樗蒲等类器具，违者立即赶出馆外。任京官者限三个月内找屋搬出，不可久住，有家眷及差役人等一概不准留住*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馆寓规条》。。绩溪会馆强调：“凡应乡会试、朝考来京及外任入觐者，俱准住居馆内。”如果人多房少，乡试之年先尽乡试者居住，会试之年先尽会试者居住，不得随意占据。待房屋空闲时，才允许没有家眷的候补、候选官员居住。除了应试举子及官员，其他一切人等概不准居住会馆。住馆者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不为戏亵之词，更不得赌博滥饮，招引倡优出入，并时时嘱咐下人小心火烛，不得毁坏房屋，偷卖物件。若有赌博等事发生，长班要立即禀明值年，当众逐出并公同议罚；如果长班隐情不报，即送官惩治*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乾隆六年，歙县会馆规定，会馆“专为公车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平时非乡试、会试年份，“谒选官及外任来京陛见者，皆听会馆作寓”，每间交银3两，并缴纳赞助银30两以上。有眷属的京官、外官及应试举子则不得于会馆居住，因为人多口杂，一旦住下不仅多占房屋，也很难一时搬走。其他无事闲游者以及因公差役、各衙门供事书吏则概不准住，以防作践。从居住会馆人员的籍贯来看，来自该县的本籍举子、官员是当然的服务对象。由于徽州商人寄籍外地者甚多，会馆在制定规条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乾隆六年，歙县会馆指出，“本籍外籍虽皆同乡，但吾乡寄籍者甚多，恐房间不足，转令本籍向隅，殊失立会馆本意”，为此公议，凡乡试会试之年，先尽本籍举子居住，如房间有剩余，再让外籍举子居住，而外籍者“须乡贯氏族实有可征者方准入馆，如无可查考，不得概入”*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乾隆二十八年，歙县会馆将外籍进一步细分为祖籍歙县但寄籍外地与已寄籍外地但现在歙县居住两种情形，规定乡会试年份，会馆先尽“本籍及外籍而现在本邑住家者”居住，寄籍外地者“须房间实在有余，询明乡村族属，确有可凭，并京官作保者方准作寓”*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二十八年增议条规》。。休宁会馆也要求寄籍久远者须同县京官担保，若无保人，则一概拒绝。

休宁会馆将馆内的24间房屋编写号码，在门首钉牌，以到京先后依次居住，每人住房一间。如果24间已住满，其后再有来者，两人共住一间大房。不得多占房间，任意选择，愿意同灶烧饭者可以酌量通融。厨房每间置炉二座，供二人使用，按住房编号在厨房墙壁上钉牌，依次起灶，不能在居住的房间内另起炉灶，以免起火延烧房屋。房内的门、窗、桌椅、板凳、床等物品开列清单粘贴墙壁并大书锁匙牌上。到馆居住者先到值年处说明姓名、乡村、官阶、科分，情况属实，值年一同到会馆将依次应住之房照清单及钥匙牌查点清楚，交收门锁。搬出会馆时，再次查点物品，若有遗失损坏，即令修补赔偿*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馆寓规条》。。乾隆二十八年(1763)，歙县会馆规定，如果房内物品不敷所用，可自行添置，但不得搬到其他房间，离京时所置物件捐给馆内公用。住馆之人所带仆从如在旧宅即住厨房，在新宅就住小房，均不得占住正屋，并要小心照应门扇家伙，如违公罚*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二十八年增议条规》。。

居住会馆的应试考生与官员除了按月缴纳房租，还要按中式名次及官阶向会馆捐资。绩溪会馆认为，“会馆之设备，应试待铨者居住，此都中通例也。惟发科受职之后，亦应输资以充公用”。将官员分为京官、外官、武官、出差四类，各按品级酌定捐输银数，如京官，“正一品二十四两，从一品十六两，二品十两，三四品六两，五六品四两，七品二两(庶常留馆后再输四两)，八九品未入流一两(自二品以下由从转正不再输)”。科甲人员的捐输标准是，状元24两，榜眼探花16两，进士4两，举人2两，恩拔副岁优贡1两*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并规定以上各项捐输自道光十一年(1831)为始，有应输者即行交出，毋得拖延。值年将收到的捐输银两登记在册，书名于大厅匾额，待捐输人数积累到一定规模，再刊行征信录并刻诸石碑以垂永久。

休宁会馆不但对捐输额度做出规定，还要求休宁同乡在乡会试中式升授京官及由京官外放，于任命下达三日之后，在会馆值年送达的题名簿上亲自书写个人应捐输的银两，随即交付登记。由外官升任京官者，值年寄信通知，如约交送个人捐输，并登录于题名、收银二簿上，存贮在值年处。如不愿书名或书名而不捐资，亦在簿内注明以揭其不义之举*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馆寓规条》。。歙县会馆备捐输簿置于公匣内，登载捐输者的姓氏及所捐银数。但数年下来，有已付款而未登簿者，有书名而未付款者，乱象丛生。会馆决定由司年彻底查核，将已付银的人名按年登载并补充勒石刻碑；已书名而未付银者寄信催取，久不答复者于本人名下注明，并规定以后务必书名即当场付款，并在新旧司年交代时算清*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二十八年增议条规》。。

会馆使用人员的捐输是会馆日常经费的一大来源，源源不断的经费扩充了会馆经费的规模，可用来购置房产收取租息，也为修理房屋、馆中公用和资助应试贫困士子的盘费、处理旅外同乡意外身故等事宜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会馆的社会功能

如果将会馆的房舍建筑比作舞台，会馆的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内容就是会馆的社会功能。虽然各地各类会馆在具体功能上会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功能大略相同。时人将会馆的基本功能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创建沪南果桔三山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9页。。乾隆年间，汪由敦在为休宁会馆撰写的碑记中就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会馆的功能：“会馆之设，俾得适馆垣，弛负担。于以联其情，萃其涣。是以厚乡俗，广敦睦之一端。”*汪由敦：《休宁会馆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22《艺文·纪述》。

祀神是指岁时祭祀馆中供奉的各类神灵，这是维系同乡团结的精神纽带与向外展示同乡面貌的集体象征。北京徽州各县会馆普遍祭祀汪公、朱子等徽州乡土神以及文昌帝、关帝等全国性的神灵。如绩溪会馆规定，每年正月十三日上灯，祭祀众神，正月十八日祭祀汪越国公，二月初三日祭祀文昌帝君，五月十三日祭祀关圣帝君，九月十七日祭祀福德财神。每次祭祀结束后均进行聚饮散福。在京绩溪同乡年满十五岁者均要正衣冠齐集会馆拜祭，未满十五岁及衣冠不整者不许入席散福，优隶贱役之流亦不许入席。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腊祭能干祠，也就是祭祀对建立会馆有所贡献的乡人贤达*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

合乐是指流寓异地的同乡在会馆内团拜聚餐，谈文论艺，借以密切同乡之间的联系。休宁会馆每年于正月择吉日举行同乡团拜会，并进行新旧值年的手续交接，共同见证会馆账目的清算，交接结束后众人聚餐。休宁士子在参加乡会试后十日内，由会馆出面备办酒席，为考生接场，京官及候选、候补官员每人出八钱交给值年，在会馆内宴请应试考生，但不演戏*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馆寓规条》。。歙县会馆每年“同乡公会”一次，爵齿并尊者居上位。乡会试后，由司年传知同乡京官捐资办席接场，如捐资不敷，于会馆公匣内开支*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绩溪会馆规定，每岁新春，京官及乡会试留京并候补、候选人员择日在馆团拜一次，各出分资。同乡宴会时，如有酗酒争闹、发泄私愤、出言恶骂者，公同斥出，永远不许入席。科考之年，乡会试出场后，由值年酌量人数备酒席接场，但不必过于铺张。同乡宴会及乡会试接场，待会馆资产充裕，即从公项内拨付，而不必再由个人捐资*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

义举指的是会馆为有需要的同乡提供援助，从资助回乡、贫病医治到身故浮厝、扶柩归里等，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官方救助体系之外的民间社会保障机制。休宁会馆规定，对于参加乡会试因贫困而难以归里者，支取馆内余资进行资助，并在开支簿上记载清楚。绩溪会馆规定，同乡有贫病无依而愿意归里者，如系平日安分守己之人，由值年通知同乡酌量资助盘缠，并要有人担保，倘不出京，所领盘缠由保人赔偿归公。同乡在京病故无力殓埋者，由会馆施给棺木安葬*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歙县会馆自嘉庆十六年(1811)始，每年得到扬州盐商3000金“邗项”的挹注，经费颇为充裕，对歙县同乡的资助力度增大。从嘉庆十九年起，歙县本籍乡试考生每人送元卷银6两，会试除接场宴请外，本籍举子每人送元卷银2两、帮费30两，寄籍举子送帮费10两。应试考生抵达北京当天，会馆支付每位考生饭食银5钱，以表接风洗尘之意*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嘉庆十九年续增条规》。。乡会试后，本籍考生实在无力归里者，查核确实，酌送川资。每年岁暮，会馆出资2500两为歙县本籍同乡四品以下科甲出身暨拔贡特用的京官分送炭资，在“邗项”寄到的次日，照当时在京歙县本籍官员人数，按股均分。告假者、三品以上暨外任官员不送。歙县本籍试差回京，当年不送炭资，次年减半致送，下年照例全送。歙县本籍学差回京，二年后照例致送炭资，再次出差则不送。歙县本籍同乡在京病故而无力殡殓回里者，酌送赙仪若干，京官另行酌给。因歙县在京官员人数众多，寄籍外地的歙县京官不再致送炭资，但寄籍他省而实居歙县者仍照本籍之例致送。如此优厚的资助持续时间并不长，道光十年(1830)规定，因“邗项”每年减至2400两，乡会试留京人数日增，各项开支有增无减，自当年起，歙县本籍会试元卷帮费以160两为准，乡试元卷以80两为准，乡会试留京炭资以320两为准，无论人数多寡，照数摊分，剩余款项作为同乡京官的帮贴。参加会试的寄籍外地者由每位送帮费10两改为送元卷2两。本籍乡会试无力归里以及留京无馆者，也不再致送帮费，如日后经费充裕再议实行*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道光十年续议条规》。。

由于北京距离徽州遥远，交通不便，在北京身亡的徽州同乡无法及时归葬故土，各县会馆便设立义庄、义园，为同乡提供一处身后安息之地，“矜慰游魂也”*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4《会馆建修缘起·续修绩溪义园记》。。歙县义庄在北京永定门外石榴庄，创始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主其事者江龙、仇自宁、杨忠、许标、汪昙等也是歙县会馆的创始人。经数载添建，歙县义庄“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始六七千，累累相次”*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1《北京歙县义庄》，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357页。。入清后，歙县义庄屡次重修，并得到北京经营茶业、银楼业的歙县商人的大力捐输。相应地，义庄司事由两业各推举一人担任，每年清明、中元前往祭祀，查看有无盗葬侵界、窃树移碑、破害坟冢等事件发生，并考察庄丁勤惰与否，如有不安本分、从中舞弊者，司事立即通知茶行及同乡京官以便驱逐。道光十年(1830)，歙县会馆规定，每年馆内给义庄贴费24金，清明、中元两节，由首事传知司年，每节于公匣内出贴费1两，同乡绅士每人出京钱150文，以供纸烛之费*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道光十年续议条规》。。绩溪义园于乾隆二年(1737)动议创建，一年后在北京东城崇南坊霍家桥建成墓舍七间，此后数十年间不断醵金庀工，规模日益宏阔。为有效管理义园，以告慰同乡亡灵，绩溪会馆规定，义园须择诚实小心者看守，遇祭奠日，备齐桌凳等件，不得有误。清明、七月十五每次赏给京钱二吊，以为堆冢添土之费，如果坟土低沓，罚去赏钱，仍令添培。义园内的树木亦责令护守，毋得损伤。倘不小心看守，逐出另招。义园按号埋葬，馆内设立号簿一本，同乡有病故者，先到值年处取具编号印票一张，看园长班凭印票收埋，待清明、七月十五值年到园时，将新添冢数报明查验。倘有无印票而收埋者，查出即将长班送官究治，以防私盗寄埋等弊端*道光《京都绩溪馆录》卷1《规条》。。

公约是会馆制定的规章制度。会馆的创设固然艰难，但欲为长久更属不易，“必立定章程，方可垂诸久远”*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续录后集·乾隆二十八年增议规条》。。时人指出：“京师会馆不可数计，或久而逾新，

或成而寖坏，其能久之故，惟视乎规条之整饬，出入之公明，经费之充裕而已矣。”*董桂敷：《京师婺源新建会馆记》，民国《婺源县志》卷67《艺文四·序记四》。为规范会馆的运作，会馆管理者制定了周密的规条。北京休宁会馆“公同集议，定为条规，值年之家秉公办理，庶善后有方，可传久远，不负艰难”*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值年条规》。。会馆在发展过程中会时常出现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对规条进行增补修订以应付新局面。北京歙县会馆先后数次增续条规，如乾隆六年(1741)公议条规15条，乾隆二十八年增议条规20条，嘉庆十年(1805)公议条规10条，嘉庆十九年续增条规20条，道光十年(1830)续议条规23条，规制渐趋完备，反映了会馆管理的逐步强化及其对新形势的适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些看似扁平枯燥的规条，为我们立体地考察徽州会馆的运作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三、近代北京徽州各县会馆的转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次年起停废科举考试，数百年来为参加乡会试的同乡考生提供便利的会馆失去了重要的服务对象。但是会馆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积极适应时代变化，改组为同乡会，谋求转型。虽历经时局动荡，条件困顿，最终还是顽强地坚守下来。正如时人所言：“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其制已稍异于前矣。”*《闽中会馆志·陈宗蕃序》，转引自王日根《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歙县会馆于1914年改组，重订馆章，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以“联络乡情，增进公益”为宗旨。时人称：“民国改元，同乡人士有鉴于时事之转移，深知非革其旧而新是图，将不足以顺应潮流之趋向，于是有更定馆章，组织同乡会之举。”*《旅京歙县同乡录·弁言》，1927年。承歙县档案局邵宝振先生提供复印件，谨致谢忱。绩溪会馆自“科举停止后，由旅京同乡士商继续维持”，由同乡推举董事1人负管理之责，由董事推举同乡2人襄助管理馆务。抗日战争期间，北京沦陷日军之手，但绩溪会馆的馆产契据由职员妥为保管，没有受到损失*《1947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李金龙、孙兴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62～63页。。

1917年春，休宁南潭人朱兆麟被选为休宁会馆董

事，会馆购买的20张新华储蓄票有5张中奖，遂由潘竞凭经手，添购香炉营房屋一所。1920年春，朱兆麟再次当选董事，在其经营下，会馆常年收入有2700余元，除岁修用款外，共积累现金7000余元存储银行生息。为推进会馆事务，朱兆麟主持修订了会馆规约，并将11处房产绘图存馆*民国《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朱兆麟记》。。1922年春，汪爔芝起草休宁会馆规约，经众人表决通过后，呈报警署备案。此份规约分为总纲、治约、禁约、恤章、罚章及附则等，共6章34条。从规约可知，休宁会馆以“敦笃乡谊，增进公益”为宗旨，为财团法人*郑鸿笙在《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1925年第19期)中为会馆的财团法人作出界定，具体是指会馆以捐助行为置备基金，成立财产团体，供一定目的之用，非如社团法人为自然人所组织，故其本质属于财团法人之一种。。该馆会员分为正会员、副会员两种，“世居休宁或迁居休宁逾三十年以上而能操休宁语者；寄居他处，其祖、父曾为或现为本馆正会员，或能开明三代履历、城乡住址，经在京正会员三人以上证明者”为副会员，满足副会员任何一项资格并年满20岁以上、在北京有正当职业者为正会员。会馆设正、副董事各一人，由正会员用“记名单记投票法”互选产生，以2年为任期，可连选连任。正、副董事可指定本馆正会员或年满20岁以上的副会员一人为庶务员，其行为向正、副董事负责。董事负责管理会馆财产及义园，登记收支账目，保存各类契据及现金，调查会员人数，刻印会员录等。董事不支薪水，庶务员每月支取车费10元；没有庶务员，10元车费由处理庶务的董事支用。董事丧失被选资格，召集临时会另行选举，其任期以补足前任之期为准*民国《京都休宁会馆公立规约》。。

休宁会馆每年举行团拜会、追祭会、议事会和常会。团拜会分春、秋二季，每年的4月和10月，召集正、副会员及临时来京的休宁同乡共叙乡谊。追祭会于每年清明、中元举行，节前的星期日召集正、副会员亲诣义园祭拜。议事会于每年4月举行，由正、副会员筹议会馆应兴应革事宜，并选举董事稽核会馆账目。常会于每月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由正会员自行集会，听取董事的报告并监查会计，议决应行事件；若有重大或紧急事项，可由董事临时召集。其中，议事会和常会需在京正式会员一半以上到者方能召开。团拜会、追祭会和议事会由会馆备餐，常会由会馆备茶点，追祭会还由会馆另备车资。

会馆空闲房屋先尽本馆会员租住，然后再租给外人。有会员二人以上欲租者，以申请租住的时间先后为序，但是会员不能转租外人。馆内除正厅及南院客厅三间系集会办事之处不能居住外，其余各屋以会员中单身旅京者为限，均可寄宿。已携带眷属居住者，遵章纳租可继续居住，但搬出后不能再行迁入。房屋租金由董事视房屋状况依时价议定，不得徇私减价或故意抬价，但非商人会员租住房屋可减免二成租金。会员离开北京，将个人器具存放馆内者，须查点清楚交给董事。寄存以一年为期，逾期由董事寄信催促取回，三个月不复信者由董事报告常会议决出售，所得款保存馆内。逾期十年无人领取者，充馆内财产。无论何人不得私自抵押盗卖会馆财产，董事不得将会馆现款私借与人；在清交馆内财产时，不得延宕短少。馆内器具及会员寄存器具，不得借出馆外。

会员在京病故，身无分文及无人料理者，由董事代募恤金，为其处理后事。恤金不足，从会馆现款中公同议定数目进行补助，须出具收据并有正会员四人以上证明。会员病故，其在京孤寡因贫困无法归里者，董事代募恤金设法送其归里。会馆附设的义园，值年每年检查修理。其余应行救恤、资助事件由议事会或临时会议决实行*以上三段引自民国《京都休宁会馆公立规约》。。

科举停废后，南京婺源试馆成为旅外婺源同乡往来的驿所，试馆常年租金及附属其他市房租金共千余元，可抵日常开支。1930年后，试馆常年收入归婺源教育局代管收支，剩余经费则补助地方教育。但时隔不久，因修建婺源至江西德化县的公路缺乏经费，婺源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商会、茶商公会四团体提议变卖婺源试馆，以补充筑路费用。旅外各地婺源同乡闻讯后群起反对，旅居常州的婺源同乡会在《申报》上登文，明确反对婺源四团体的做法*《婺源旅外同乡反对变卖南京试馆》，《申报》1935年1月30日。。

1946年9月，黟县会馆制定通过12条新章程。章程规定，由理事会管理会馆，会内设理事5人，并互推理事长1人对外代表本馆，常务理事3人处理日常事务。会馆理事由登记同乡投票选举，任期一年。理事会每年开会一次，届时改选理事，并呈报警察局、社会局派员监视进行。每年1月、7月，将会务报告分呈警、社两局备查。旅居北京的同乡请求居住会馆时，应事先征得理事会的同意。居住会馆者有人事变动时，应先报告理事会，由理事会依照户口调查规则，随时报告警察局*《黟县会馆章程(1946年9月)》，李金龙、孙兴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第99～100页。。

1949年7月8日，歙县会馆通过27条新章程。从中可知，歙县会馆以“联络感情、敦睦乡谊暨管理所有公产”为宗旨。歙县旅居北京者经同乡二人以上介绍登记，可为会馆同乡。会馆同乡享有“选举理事及被选举理事权(以法定年龄为限)，罢免理事及提议修改会馆章程，与闻本馆公产公物管理情形及接受本馆给予之福利”等各项权利，但是“吸食鸦片及毒品者，心神丧失者及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不能享有会馆权利。歙县会馆以同乡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议决本馆章程，选举或罢免理事及复决理事的决议。每年召开全体同乡大会两次，经同乡半数以上请求或理事会建议可召集临时同乡大会。歙县会馆设理事会，有理事7人、候补理事2人，由同乡大会用“记名连记法”选举产生，以得票多者当选，次多者为候补理事，票数相同者抽签决定。从理事中互选常务理事3人，并就常务理事中选举理事长1人，对外代表本馆。理事会主持馆务工作，每月开会一次，日常普通事件由常务理事处理。馆内所有公产契约、租折交理事长负责保管。理事任期为一年，可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三次以上。理事违背会章或措施失当，经同乡大会半数以上之决议罢免。理事长及常务理事因故辞职或被罢免时，从理事中另行推补，以满足任期为限。理事因故离职或被罢免，从候补理事中递补，以满足原任期为限。歙县会馆设经理员1人、总务员1人，由理事长提名，交理事会通过任用，但以同乡为限，并有殷实商铺担保。总务员、经理员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对大会负责，总务员、经理员如有拐逃或亏欠公款者，应由理事会追查铺保赔偿。每届选举，理事会应备具收支账簿对照表及财产目录，交由大会转交小组审查以昭信实。理事长及各理事均为义务职，如因公出勤可支给车马费，总务员、经理员可支取生活费，由理事会决定。馆内房舍供同乡遇到意外或困难时暂住，不得私借外县人或非同乡居住。同乡借住馆内房舍，须有已登记同乡两人以上介绍，经理事会许可后方能居住。住馆同乡迁出时，应将房舍交还会馆，不得转让其亲属或他人。歙县同乡中有生活困难者或子女无力求学者，由会馆予以资助*《歙县会馆组织章程(1949年7月8日)》，李金龙、孙兴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第63～64页。。

从上述休宁会馆、黟县会馆、歙县会馆新订章程可以看出，虽然它们仍以会馆为名，但实质上已转变成为同乡会，其机构设置、运行原则与同乡会并无二致。可见会馆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而灵活地做出调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结语

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会馆的研究多借助地方志和碑刻资料，这些材料对会馆的描述不够细致，致使很多成果仅把会馆作为一个论证的点，而无法深入剖析会馆的具体运作过程。近年来，诸如会馆志、会馆征信录之类的材料不断被发掘出来，这是会馆运作最直接的记录，为我们开展会馆个案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集中在北京和南京，主要为应试士人和官员设立，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虽然商人不能使用会馆，但是他们的捐输却始终是维持科举会馆正常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徽州科举会馆拥有庞大的房产，房屋租金和官员捐助也是会馆日常经费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加强管理，保证会馆正常运行，明清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予以修订，反映了会馆管理的强化。规约对会馆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其义务、经费的使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虽时有背离规约的情况发生，但规约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会馆的管理人员主要由京官担任，变动频繁，造成会馆管理一定程度的混乱。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会馆经费时常被贪墨分肥，削弱了会馆的公信力。

徽州科举会馆和商人会馆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会馆的使用人员方面，两者的社会功能、运行模式却大体相同，每年定期团拜聚会，联乡谊，祭神祇，力行善举，以密切同乡联系、强化同乡意识。

徽州科举会馆的近代转型显示会馆具有强大的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会馆虽然仍沿用原有名称，但是其组织形式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采用了科层化、民主化的管理模式，使用范围大为拓展，改成为全体旅京同乡提供服务，而不再局限于应试生员和官员，会馆实际上已成为近代普遍设置的同乡会。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4.012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4-01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14ZDB03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5YJC77004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s049)

作者简介：张小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732)，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安徽 合肥230039)。

◇徽学：社会史专题(主持人 王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