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



民初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与对抗
——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为中心

赵建国

摘要：民国初年，中日新闻界交流由零散发展到有组织进行，互动方式显著改变，双方联合举办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有力提升职业交往的层次与内涵。在中日记者大会上，日本新闻界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一味提倡“中日亲善”，为侵略行径辩护，最终引起中国记者的强烈不满。这说明，中日新闻界的交往互动，不是纯粹的职业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国民外交色彩，反映两国关系的变化轨迹，并直接影响中日关系。

关键词：民国初期；中日记者大会；国民外交；中日关系；新闻史；报刊史

1913年至1914年的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是东北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开创该地区新闻界对外交流的全新局面，而且在中日新闻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具有显著的国民外交色彩和强烈的象征意义，并可视为民初中日关系转变的缩影。由于资料限制，多数新闻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几乎忽略这一事件，只有以《东北新闻史》为代表的部分著作偶然涉及*拙作《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江汉论坛》2006年第8期)、《清末民初的新闻界与国民外交》(《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对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略有提及，但限于主题和篇幅并没有详细介绍；李梅梅《民初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对中日记者大会的时间、地点和过程有比较细致的描述，但史料的审核、运用与解读尚有提升空间。，但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类报刊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的来龙去脉，既为认知近代中外新闻交流的复杂面相提供典型案例，又可丰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一、组织渊源

中国近代报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直接刺激民族报业兴起，使得中外新闻界联系紧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城乡各地，创办大众传播业，影响超过欧美列强。而且，日本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官绅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中介。于是，日本新闻界成为中国报人群体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与之相应，从1907年起，在这一地区的日本报刊增长较快，新闻从业人员数量逐渐增多，开始主动联系中国记者，以便宣传主张。现有资料显示，中日两国新闻界起初只是分散的、私人性质的交流。1908年，吉林《公民日报》主笔顾冰一与《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员儿玉多一来往密切，甚至“朝夕相见”，据称这是“吉林两国记者第一次之接近”*《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开会词》，《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1909年后，东北地区中日新闻界的合作渐成规模。该年5月，日本《大和新闻》《每日新闻》《京都新闻》《二六新闻》《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朝日新闻》《中央新闻》等新闻机构，组织人数颇多的代表团来华游历考察。日本记者团抵达奉天后，《盛京时报》与《东三省日报》设宴欢迎，多名中日记者出席，双方交谈甚欢*《欢迎东报记者团纪事》，《盛京时报》1909年5月7日。。

1910年3月，《盛京时报》与《东三省日报》联合中日记者组建赴日观光团，考察报业和社会情形，引起强烈反响，被赞为“组织观光团出洋游历之滥觞”*《东京专电》，《盛京时报》1910年4月15日。。观光团尚未出发，东京东洋协会、东亚同文会、酿造麦酒股份公司、三井洋行及各银行就发电欢迎*《游东考查政学农工商等界观光团广告》，《盛京时报》1910年3月31日。。抵达日本后，观光团受到热情接待，东京各报馆与通讯社联合设宴欢迎，《盛京时报》中西正树、《朝日新闻》池边、《时事新报》石川、《国民新闻》德富等30余名日本记者与会*《东京专电》，《盛京时报》1910年4月27日。。

由于清季的民族报业尚处幼稚时代，中国新闻界与境外同业的交流规模有限。武昌起义后，报业迅猛发展，新闻界地位飙升，职业自主性极大提升，日益重视对外交往。民国元年，天津报界联合会与武汉报界联合会曾联合致电全国同业，提议加入万国报界联合会，引起各地报馆的共同关注，“或函电赞同，或远道来沪，均注重加入万国同盟一事”*《报界俱进会大会记事》，《申报》1912年6月5日。。

民初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激烈的党争也导致新闻界分歧严重，所刊消息多带党派偏见，不能客观公正反映事实，致使外报尤其是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剧上升，“中国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当时中国各日报对于本国的种种新闻，大都还是依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赵恒敏：《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发，1932年，第16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新闻界进一步强化与日本记者的联系，并着手创立常设性机构，“夫中日记者之大会，一见之于北京，再见之于吉林”*《论吉林中日记者大会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2日。。1912年10月，中日两国记者在北京联合发起中日记者俱乐部，目的是消除误会，促进邦交。尽管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专系研究时事问题，且敦睦中日邦交”*《中日记者俱乐部之进行》，《盛京时报》1912年11月10日。，客观上却增进了两国新闻界的交流，拓展了中国记者的国际视野。“向来报界必推上海、京津，上海有报界公会，京津亦有报界公会，而东三省踵行之……最近京津又有中日记者联合会，由内国眼光放为世界眼光，范围尤广矣。”*《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开会词》，《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

受时代趋势和京津新闻界的影响，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中日记者彼此结盟的意愿更加强烈。1912年11月，《吉长日报》《新吉林报》与日本记者儿玉多一主办的《吉林时报》，协同组织吉林省中日记者恳话会，“是为吉林中日记者第二次之接近”。该组织范围过于狭隘，势力薄弱，影响不大，三家报馆遂呼吁组建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凡中日各记者一律通告，不数日，函电交驰，得荷赞成，于是有本日第一次中日记者大会之举……是为中日记者第三次之接近”*《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开会词》，《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

这无疑表明，吉林省中日记者恳话会是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的组织渊源。对此，《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趣旨书》有非常明晰的表述：“政治有国界，报纸无用乎拘拘领土之有形范围。就无形之精神界，以活动联络沟通，相互勖励，是报纸之天职。新闻记者不可无会合，会合之不可不扩大范围，各国之所谓新闻团者皆由此道也。东三省为远东最要地，中国为之主，而日本又有唇齿之谊，商民之侨业其间者，奚啻万数，出版报纸亦以十数，与中国报纸正伯仲。两国记者时以个人友谊相接合，然曾未正式集会。吉垣同业曩两次开恳话会，意见融洽，颇形进步，第范围太狭，同人憾焉。今兹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之发起，盖所以扩大范围，求于远东言论界有相得益彰之势也。”*《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趣旨书》，《盛京时报》1912年12月25日。

二、第一次中日记者大会

1913年1月19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在长春召开第一次正式大会，28家报馆和通讯社的51名中日记者出席，成为东三省新闻界的空前盛会*《东三省中日记者预备会纪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并赢得一致赞誉：“吉垣本僻处东陲，交通不便，深以不得与诸君相见之机为歉。幸日前在吉长间铁路开通，此次乃有在吉开中日记者大会之举……切盼诸君务须利用此机，力图融洽中日两国民之感情，共赖亚东和平之庆。”*《各报代表晋谒陈都督》，《盛京时报》1913年1月21日。

与会代表中，日本方面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共11 家报社和通讯社的29名记者参加，有确切记录的是：《长春日报》箱田琢磨，《盛京时报》北满支社齐藤松三，《满洲报》铃木谦吉，《泰东日报》金子雪斋、小川连平，《辽东新报》末永纯一郎、角田宏显、小松利宗、平岗与平治、三明谅夫、柏原孝久、大泽重三、末广荣次，《满洲日日新闻》村田诚治、田原祯次郎、伊藤武一郎、守屋秀也、西村已之助、皆川秀孝、伊原幸之助、田中作、蓧崎嘉郎、酒井邦之辅，《京城日报》奉天支局原口闻一，《大阪每日新闻》大连特派员加茂贞次郎，奉天内外通信社合田愿。中方代表主要有营口《民舌报》胡文晋和郑爽夷、《东三省公报》与《亚洲报》代表陶秉章，长春《一声雷晨报》江瀛，哈尔滨《新东陲报》尹捷卿，黑龙江海伦府《公言报》任福谦、《黑龙江实业报》姚明德、《泰东日报》金学纯，北京《民视报》通信员黄健六，上海《时事新报》奉天通信员刘弌杨等，共计17家报社的22名记者*《中日新闻记者参与大会》，《盛京时报》1913年1月17日；《本埠新闻记者起程赴会》，《盛京时报》1913年1月18日；《记者大会代表抵吉》，《盛京时报》1913年1月19日。。代表类型显示，第一次中日记者大会局限在东三省，几乎没有外地新闻从业者参与。而且，报社记者是主体，来自通讯社的记者数量极少，说明其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通讯社，在东三省影响相对较小，报纸是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

就会议规模而言，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可谓空前。早在1910年1月，《北京日报》主笔朱淇为“联络和亲，疏通意思”起见，曾发起中日记者联合会*《沟通中日新闻记者之隔膜》，《盛京时报》，1910年1月21日。，但未见到具体活动，很有可能消于无形。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在发起筹备时，大约只有30名中日记者出席*《中日记者俱乐部纪事》，《盛京时报》1912年11月30日。。而在东北，中日记者会集一堂，多方交流，有利于增进了解，减少隔阂。“前以国籍之异，双方论点，或以背道而驰，致挑起国际间之恶感，滋人民之误会，而今后则无虑此。此固中日两国明达，昔所祷祀所求，而不能必得者，今则如愿以偿，而无复芥带(蒂)之偶存已。”*《论吉林中日记者大会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2日。

这种沟通交流对促进中国报业发展不无进步意义，尤其对东三省新闻界影响深远，“有非寻常之联合，足以比例之者”*《论吉林中日记者大会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2日。。其一，双方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中日唇齿相依，相互盘错，中日记者应该担当舆论引导的职责，从大局出发，从事客观真实的报道。陶秉章在会上发言说：“新闻记者之责任，在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两国政府苟有不洽，两国记者应联合为一致之疏通；两国国民苟有意见，两国记者应联合为一致之解释，维持东亚将破之大局，鼓吹和平无量之幸福。立论求不偏不倚，宗旨应纯洁无私，勿贪小利，勿作骄态。此则秉章沥血披肝，愿与我最亲爱、最尊敬之日本记者，指天以共守者也。”*《吉林省中日记者大会纪事》(续)，《盛京时报》1913年1月26日。此番言论，能激励双方记者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其二，记者大会倡导“中日报社各组报界公会，以便联络”*《东三省中日记者预备会纪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受到东三省新闻界的热烈赞扬。会议结束后，大连中日各报记者及各报社通信员开始协议组织新闻团体，借以融洽感情，并定于2月2日邀集同志开会，商议章程及推举正副团长*《组织新闻记者团》，《盛京时报》1913年2月5日。。铁岭报界由丁化东发起，也拟创建中日新闻会，借资联络，互换见识，推动报业发展*《中日新闻会》，《盛京时报》1913年9月9日。。9月14日，铁岭中日记者正式成立中日新闻记者会，多名中日政要出席*《中日新闻记者志盛》，《盛京时报》1913年9月17日。。

需要注意的是，中日记者在进行职业交流的同时，难免发生观念的冲突与对抗。部分日方代表及与会嘉宾在发言中袒护和美化侵略政策，甚而声称日本旨在保护中国：“亚洲自应归亚洲人保护，第二次开会能改为亚细亚记者大会，而去中日两字，不更进一步乎。亚洲大半被欧人占去，所幸东半由中日保之……以东三省论，俄侵害之，而日本拒之，是殆亚人保亚之意欤，日本对中谅无如欧对亚之恶心。”*《吉林省中日记者大会纪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5日。此类主张引起中方代表的警惕，陶秉章在发言中指出，东三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满洲者，支那之满洲，论其势，为东亚和平之保障；论其地，为民国完全统一之领土。世界新闻家亦既共认之矣，无烦词赘也。”为批驳日方记者，陶氏进一步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并非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与民国在东亚皆有独立之资格，有自主之能力，利害相同，祸福相同。凡东亚有事之日，即日本与民国祸福利害攸分之日。如日本设或有事，直接影响于民国者固不少；民国苟有变动，间接影响于日本者亦必多”*《吉林省中日记者大会纪事》(续)，《盛京时报》1913年1月26日。。

虽然东三省记者大会由中日新闻界自行发起，但它不只是新闻界的交际往来，而涉及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交流，关注重心在中日邦交。在开幕大会上，演说主题集中在“中日提携之必要”，部分忽视报业发展问题。会议最后通过的《中日记者大会决议文》，以改善中日关系为唯一宗旨与目的，完全不提新闻职业的共同进步：“本记者大会为维持亚东和平计，以疏通旅居中日国民意思，以便使国际关系益致亲善一事，认为当务之急，将来务须互相提携，借以鼓吹此项宗旨。”*《中日记者大会决议文》，《盛京时报》1913年1月21日。

由于和政治问题关系密切，中日记者大会得到两国政、商、学界的广泛赞助。吉林省都督的特派代表黄元蔚、教育会孙树棠、商会沈崇祺、农会佟庆山、工会倪永绶、府议事杨作舟、劝学所刘文田及日本林久领事等80余人亲临会场；未曾与会的各社会团体多发出贺电，敬祝其成立*《吉林中日记者大会正式会纪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3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详志》，《申报》1913年1月28日。。吉林省都督府、交涉司署和日本领事馆以“中日记者大会实为前此未有之盛举”，专门设宴招待与会记者*《中日记者宴会录志》，《盛京时报》1913年1月25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可视为两国国民外交的一个典型范例，代表着东三省中日记者促进邦交的共同愿望。《盛京时报》评论说：“今之中日两国，其情乃复从同，舍彼此提携，互相联络，更无可以致东亚之和平者。各报记者，类皆烛变于几先者，故特为此，以厚两国之国交，而因以徐谋进行之术焉耳。当轴者之应付国际交涉，类以舆论为转移。自后中日两国记者，抱此主义，而发挥光大之，因以造成最有力之舆论，则中日两国之国交，乃直如胶漆之固。”*《论吉林中日记者大会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2日。在这里，报界联合与邦交问题极为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三、第二次中日记者大会

第一次中日记者大会由中日新闻界共同举办，双方大体对等，同时涉及职业和政治，不仅有利于密切“报界交际”，促进“文明报务”，也能推动邦交，这对中日报界都是极大鼓舞。但在第二次记者会上，日本在华报馆和新闻从业人员垄断会务，设置议程，占据绝对优势，而中方代表明显被动，要么随声附和，要么勉强应对，处境堪忧，彰显中日记者民间结盟的局限。

依据第一次大会的决议，1913年8月在大连召开第二次大会，由中日记者联合成立的大连新闻记者联合会负责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大连报界同仁颇费心思，以吸引各地报馆代表赴会：一是考虑到8月尚属暑季，将会议改期，展缓到气候宜人的9月；二是派遣《满洲日日新闻》水野应佐和《辽东新报》柏原孝久分赴各地报馆，逐一邀请赴会，以联“同业之公谊”；三是发布《东三省中日记者第二次大会开会之传单》，吁请各地报界继承初志，“抵掌以谈言论之神圣，开诚以伸同业之真谊”；四是决定由《满洲日日新闻》《辽东新报》《泰东日报》三家日本报社，联合承担与会代表的交通与住宿费用，“奉送火车票……旅馆预备中东两种，以便自由择宿，均不取费”*《东三省中日记者二次大会预志》，《盛京时报》1913年8月29日。。

精心准备和细致安排很快便收获硕果，各地记者纷纷响应，《满洲日日新闻》《盛京时报》《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长春日报》《辽东新报》《满洲新报》《京城日报》《报知新闻》《奉天日日新闻》《辽阳时报》《安东新报》《时事新报》《芝罘日报》《远东新报》《吉林时报》《泰东日报》《春雷日报》《远东报》《大中华公报》《东三省公报》《醒时报》《亚洲日报》《大中华报》《亚洲报》《鸭江新报》《营商日报》《民舌报》《进化日报》《钟声报》《吉长日报》《新吉林报》《教育杂志》《警察杂志》等报刊及内外通信社的约80人报名参加大会*《记者大会之已报名出席者》，《盛京时报》1913年9月18日。。从报名情况看，第二次大会代表的地域范围更为广泛，不仅有外地记者加入，也有一些小城市和县域的小报社派遣代表与会，如安东县、西丰县、阿什和、开原、辽阳、营口、芝罘、海城、公主岭、四平街、熊岳城等。

1913年9月22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第二次大会在大连召开，各地新闻记者踊跃参与，达140人之多。其中包括27家中国报社的54名记者、7家日本报社的7名记者和26名通信员、6名外地记者和大连记者团45人，“诚为鲜有之盛举”*《记者大会之日程及顺序》，《盛京时报》1913年9月24日。。在参会人数方面，中国记者占据优势，却并不意味着中日记者大会对中方更有吸引力，也不能说明中国记者在积极主动拓展中日报界之间的交流合作。如此判断的理由在于，第一次会议由中日记者联合发起，但第二次会议完全由日本报社负责筹备，承担住宿和交通费用，特别是《泰东日报》全权处理“所有关于本会往来通信”*《东三省中日记者二次大会预志》，《盛京时报》1913年8月29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记者明显底气不足，只好放弃相关利权。李硕夫和王精一等人居然主张会议不需要副议长，“正议长亦无须分中国人、日本人”，联手推举日本记者、《泰东日报》社长金子雪斋担任正议长，负责主持会议*《第二次中日记者大会志盛》，《盛京时报》1913年9月26日。。于是，日方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随意设置议程。比如，与会代表的参观活动，就刻意凸显《泰东日报》《满洲日日新闻》和《辽东新报》三家日本报社；日资企业和银行同样成为活动中心，对中国官方与商界的回应不够重视，甚至有意回避*《记者大会之日程及顺序》，《盛京时报》1913年9月24日。。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新闻记者牢牢把握主动权，宣传有力，致使第二次大会在日本国内、驻华各级机构和旅华日本人中引起极大关注，祝电和出席嘉宾均以日方代表为主*《中日新闻记者大会祝词一览》，《盛京时报》1913年9月27日。。中国社会各界则相形见绌，反应迟钝。会议开幕之前，中方仅有民政署长邀请满铁总裁中村、海关长立花、海务局长樽琦、三井洋行总办安川、正金银行总办井上、长滨实业会长石本町内、大连公议会长刘志恒、小岗公议会长杜寿山等中日要员，筹备迎接各地记者*《官民欢迎记者之预备》，《盛京时报》1913年9月20日。。在开幕式上，中方祝词来自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张作霖、奉天交涉员于冲汉和少数商界代表，数量非常有限。

在日本记者的掌控和有意引导下，第二次大会的突出成就是通过偏向日方利益的《中日记者会议案》，明白宣示：“本会之宗旨无他，因观东亚之时局日非，欲实行贯彻和平之希望，非两国言论同为统一之活动不可。”在此基础上，中日记者一致贯彻如下方针：“1.厉行大亚细亚主义；2.反对分争领土之暴论；3.促进实业之进行；4.融合两国之误解；5.主张两国经济之同盟。”*《中日记者会议案之报告》，《盛京时报》1913年9月27日。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一议案和方针忽略新闻职业议题，完全聚焦中日关系，既主张鲜明又有失公允：消除误解，目的在于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情绪，改善日本在华形象；统一言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旨在掩饰其一贯的大陆政策；“促进实业和经济同盟”，即便算作一个亮点和新突破，但也集中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唯有反对分争领土，有可能侧重表达中方诉求，部分说明其时中国报人对国际纠纷逐渐敏感。

显而易见，第二次中日记者大会赋予中日新闻界，特别是日本在华传媒和报人的重大政治责任，即消除误解，推进中日和平共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全面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政治功能。为此，新闻界俨然成为公共交往的关键节点，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国民外交的倍增器，正可谓：“维持言论兮端赖群贤，化除意见兮义正词严，风声远播兮东亚先锋，邦交巩固兮亿万斯年。”*《于交涉员祝词》，《盛京时报》1913年9月27日。

四、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

一年之内连续召开两次中日记者大会，表明该会被寄予厚望，“将来灌输我文明，裨益我商务，维持我国际和平者，端赖此会之力”*《小岗子公议会祝词》，《盛京时报》1913年9月27日。。为继续改善邦交，沟通国民情感，在日本记者主导下，1914年继续召开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遗憾的是，日方记者偏袒本国政府的扩张策略，最后引起中国记者不满，双方分歧严重，导致记者大会走向终结。

按照原定计划，1914年5月召开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嗣因“日本遭大丧之变”，改期9月。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报界多故”，只好再次延期*《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之确期》，《盛京时报》1914年10月4日。。1914年10月17日，在日方《盛京时报》的主持下，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在沈阳召开，来自大连、营口、辽阳、奉天、新民、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安东等地的中日记者共计80余人出席*《边讯杂志》，《申报》1914年10月26日。。

由于再三拖延，第三次记者大会的参会人数比第二次减少。其中，大连24人(《泰东日报》《满洲日日新闻》《辽东新报》《满洲新报》)，旅顺1人(《满洲日日新闻》)，营口6人(《营商日报》《满洲日日新闻》《醒时报》《盛京时报》)，辽阳2人(《辽阳新报》《东三省公报》)，奉天21人(《盛京时报》《东三省公报》《奉天日日新闻》《醒时报》《大阪每日新闻》《满洲日日新闻》《大中华公报》《朝鲜新闻》《安东新报》及内外通信社、满洲通信社)；铁岭5人(《铁岭时报》《远东新报》《泰东日报》《东三省公报》《醒时报》)，开原4人(《盛京时报》《泰东日报》《醒时报》)，西丰2人(《泰东日报》《盛京时报》)，长春3人(《长春日报》《满洲日日新闻》《泰东日报》)，吉林4人(《吉长日报》《吉林时报》《远东新报》)，抚顺1人(《满洲日日新闻》)，安东10人(《安东新报》《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满洲日日新闻》《泰东日报》《吉长日报》《盛京时报》《鸭江新报》)*《第三次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出席名表》，《盛京时报》1914年10月16日。。

众多新闻从业者欣然出席，说明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得到同行较为普遍的认可和推崇。《盛京时报》曾刊发评论说：“东三省中日两国记者……有新闻记者团之发起。不特谋两国国际间之融洽，亦所以谋东亚之和平，法至良，意至善也。今者已开第三次大会，起视两国国民的意思，虽不能胥弭于平，然双方误解之点，已渐见其芟除，不至复激起其恶感，未始非中日记者平日疏通之力。吾用是为中日记者大会庆，且深有望于中日记者焉。”*《欢迎中日记者大会》，《盛京时报》1914年10月17日。

依照惯例，第三次中日记者大会由主办地记者团推荐会长，负责接洽应酬，主持会议，安排议程。因为《盛京时报》声名显赫，其社长中岛真雄理所当然成为会长。他在开幕致辞中力陈两国记者交换感情之必要：“不意世界之变局，更有出诸君吾人意外者。欧洲之战乱，波及于东洋，日本对于独逸而有宣战之举，以山东之一角为两雄之战场，诚为吾人理想所不及料。当此时局之日迫，吾中日两国之亲善，较前尤为密切，而会员诸君对于两国指导劝告之责，愈形切迫。何幸今日适逢开会之盛，诸君正堪利用此机会，交换意见，疏通感情，以尽唇齿轮车之实，此则鄙人所馨香切祷者也。”*《中日记者大会本会议纪事》，《盛京时报》1914年10月20日。于是，中岛真雄对议程安排略作修正，安排会员“一同少息饮茶，互相谈话，以联情谊”，只派出少数代表人物，如《泰东日报》金子平吉、《安东新报》南部重造、《晓钟报》白晓峰、《营口新闻》王精一等晋谒两国政要。

尽管如此，中日政要一如既往，极力颂扬记者大会。奉天都督张作霖、吉林巡按使孟宪彝、特派交涉员祝瀛员等发电祝贺，恭维记者大会是人民之幸，邦交之福：“今中日两国记者，为道义之集合，即于我两国之国交、社交，受无限福利。发起以来，春秋两度，由一而再而三，精神上之浃洽，宁可以道理计。”*《吉林孟巡按使祝词》，《盛京时报》1914年10月18日。相比之下，日本政界更加关注记者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亲自出席，并发表致辞，表彰记者大会有利于邦交：“两国人民之交际，比去年益加亲睦……中日记者大会于两国之亲睦，尤有伟力，鄙人望此会之永远继续，日见成功也。”尤为重要的是，日本立宪政友会和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关东都督男爵中村觉、日本贵族院议长公爵德川家达、满铁总裁男爵中村雄氏郎等一批地位显赫的政要，均发电祝贺。“本日盛会，集两国之操觚者于一堂，互披胸襟，交换所见，此后关于善邻睦谊之所贡献者，实非浅鲜。”*《中日记者大会本会议纪事》，《盛京时报》1914年10月20日。

因为一战的背景，加之日方刻意安排，中日关系和邦交实则第三次记者大会的唯一议题。日本代表以新闻交流为旗号，重在充当政府代言人，为侵略性外交政策辩护，并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这在一系列言论中得到印证。中岛真雄反复言说，记者大会要促进两国之亲善，共同抵制外寇。《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报告“中日关系之根本问题”，亦力主“中日亲善”*《边讯杂志》，《申报》1914年10月26日。。《满洲日日新闻》田原大南的演说“胶州湾问题”，殊有意味，甚至歪曲事实，辩解日本出兵胶州湾是替中国“出师”，维护东亚和平：“德邦为吾中日共同之敌，而破坏东洋之和平者也。吾国此次之征讨，亦不外欲颠覆独逸军事的策源地，而铲除东洋之祸。原吾国对于山东，别无何等野心，征之我帝国最后之通牒及宣战之诏敕，固已无疑义……不意中国人士……每不直于我军征德之举，殊堪诧异，此实未解我国出师之主旨者也。”而且，在日本记者的主导下，大会最终决议案的基调与前两次并无任何区别，“中日记者大会鉴于时局之大势，深虑保持东亚之和平，一因中日两国之提携，故本会员遵按此趣旨，竭力唤起舆论，以期达其目的。”*《中日记者大会本会议纪事(续)》，《盛京时报》1914年10月21日。该议案和日方言论，显然不能契合时局。

在时事的刺激下，日方代表美化侵略的言论引发中国新闻界的强烈不满，不少中国记者起而抗议，力争国家民族利益。《东三省公报》总理王晋阳宣读“记者对于时局之需要及此后之责任”，《营口新闻》主笔王精一演讲“记者有负亚东和平之责”，慷慨陈词，使人警醒*《中日记者大会本会议纪事(续)》，《盛京时报》1914年10月21日。。另外，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对日方动机亦有比较清醒的认知，他在祝词中强调说，中日记者要协力推进两国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主权和民族利益，“民情和洽，邦谊敦笃，主权则互为尊重，实利则互为保护，有谦让无纷争……此则国交之有赖于报纸者二”*《吉林孟巡按使祝词》，《盛京时报》1914年10月18日。。

这说明，日方的信誓旦旦，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谎言与欺骗，中日新闻界之间的友好氛围日渐稀薄。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闻界表现突出，以少有的坚定展示出较强烈的仇日情绪。在反日活动勃兴最早的广东，广州新闻记者公会起到明显的领导作用*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页。。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主张，中国新闻界要以稳健态度，“引发人民爱国、自卫之心……他国报纸有欺凌我国人民及污蔑我国体者，应予以相当之驳斥”*《各方面对于中日交涉之近情》，《申报》1915年2月17日。。《北京日报》则刊发评论文章，极力主张对日作战，言辞激烈：“此次日本再提出要求，既欲用武力解决矣……中国处此地位，战亦亡，不战亦亡，均之亡也，不如战而亡，犹有丈夫气也。我之力不足以敌日本，战则我必危，但日本亦危……战则或尚有一线之希望。”*《答复前交涉之内幕》，《申报》1915年5月3日。

受此影响，中日记者大会势必难以为继，只能戛然而止。一段中日新闻界互相提携的历程，终归谢幕，甚至成为激烈对抗的起点。这既是中日新闻界的遗憾，也是日本对华进逼的必然结果。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反省。

五、结语

1913年至1914年的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无论参与人数还是规模影响，都超越以往，并胜于同一时期的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而在其消亡之后，中日新闻界交流虽说没有完全中断，但双方始终未能在中国境内构建类似的常设性机构。因此，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在新闻职业领域具有相当特殊的作用，将中日两国新闻交流带入短暂的“蜜月期”，使之从零散发展到有组织进行，联系网络扩大，交往方式显著改变。这有利于提升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层次与内涵，增强其对外传播的自信。中国新闻界开始积极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比如，1915年曾派出规模可观的代表团前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报界大会*《万国报界公会开会纪》，《申报》1915年8月19日。。在与国外同业的交往互动中，中国记者取鉴异域，扩充识力，不断改善专业素养，提高职业地位，发展新闻事业，获得社会认同。“一般社会之对于记者之言论丰采，亦常致其钦慕之忱，而表示绝对赞成之意。”*《论吉林中日记者大会事》，《盛京时报》1913年1月22日。

不过，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不是简单的新闻交流，它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是民初国民外交的绝佳样本。中日记者跨越职业界限，与两国政要不谋而合，主张通过媒体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减少误会，促进邦交。这与中美新闻界的互动交往存在极大差异，因为来华美国新闻家关注的是如何推动新闻职业发展、推广新闻教育与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局限在新闻行业*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简介美国新闻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新闻大学》2005年秋季刊，第33页。。但在中日记者大会上，日方代表先是极力鼓吹“亚细亚主义”，一味提倡“中日亲善”，后来直接替侵略行径辩护，力图使之合理化，表明日本在华传媒几乎清一色想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奉行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9～150页。。

日本记者的歪曲言论，是赤裸裸的涂脂抹粉，成为日本侵略的烟幕弹，引起中国新闻界的强烈对抗，导致记者大会在1914年之后就消于无形，完全停止活动，恰好其时中日关系明显恶化。这多少说明，中日记者大会的立与废，与民初中日关系的变化轨迹高度契合。“自中国倡排日之运动后，日本报界屡屡设法欲博中国新闻家之好感，如派学生来华，解释所谓误会，又继以日本新闻家之访问，然皆未见成功。”*《世界新闻大会与中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4月3日。表面上往来密切的中日记者，却没有真正亲近，反而日益疏远，不信任感逐年增加。

对日本高度警惕的中国新闻界成为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反日运动的中心及引领者。例如，1919年5月，《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大报，联合宣布拒登日商广告。这一决定维持14年之久，直到1933年中日订立《塘沽协定》后，日商广告才重新出现在中国报纸上*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8页。。1921年4月，多名中国记者应邀出席第三次远东新闻记者大会，曾激烈抨击日本对华政策，“日本政府方面之来宾，于我国记者演说时均现极沈静之态度，且大加喝彩，日本记者尤为感动”。据此，《盛京时报》推测：“将来日本报纸可以稍变其态度，日本政府之对华政策或亦渐变其假面的外交。”*《我国赴日记者演说之影响》，《盛京时报》1921年4月17日。这类事例进一步佐证，中日新闻界的交往互动绝不是纯粹的职业行为，而对中日关系发展有着直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国关系的演变趋势。

ZHAO Jianguo， professor & Ph. D. of Histor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4.009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4-0074-09

作者简介：赵建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006)。

Communica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res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Reflected in Sino-Japanese Press Conference in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ZHAO Jianguo

Abstract: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ress was no longer fragmentary, but organized. The cosponsored Sino-Japanese press conference in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promoted the level and range of exchanges of the press industry. However,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 Japanese press featured as a legitimate spokesman of their country. They only advocated Sino-Japanese goodwill and defended their aggression, leading to a strong protest by Chinese journalist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ress is not simply a professional activity, but an act with strong implications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 diplomacy. Acting as a barometer, the communication exerted a direct impact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words:early Republican China； Sino-Japanese Press Conference； national diplomac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istory of journalism; history of newspaper and journalism

◇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主持人王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