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潮州　521041)



史传论赞演进与六朝骈文形式

刘涛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潮州521041)

摘要：骈文是由传统散文发展而成的一种特殊文体，讲究对偶、藻饰、用典与声律四种形式要素。它萌芽于先秦、生长于两汉、形成于魏晋、成熟于六朝。这一发展过程正是通过对四要素的追求一步步实现的，它不仅可以通过传统散文的骈化得以完成，而且还可以通过史传论赞的骈化呈现出来。《史记》论赞句式灵活，长短交错，参差不齐，属于典型的散体形式；《汉书》论赞稍加雕琢辞藻，句式较整齐，四言句增多，趋向骈俪化；《三国志》论赞的句式更为整齐均匀，词义亦并列对称，排比句、对偶句较常见。《后汉书》论赞颇为讲究文采与对偶，初步注意到音韵，形式趋于完美，骈化倾向更明显；《宋书》、《南齐书》及《魏书》的论赞不但句式整齐，而且讲究声律、用典，不少篇章都属于成熟的骈文。

关键词：史传；论赞；骈化；六朝骈文形式

一、六朝以前的散文骈化与骈文演进

《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1]588翻检《尚书》、《诗经》、《楚辞》、《论语》、《周易》、《老子》、《孟子》、《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无不奇偶句兼行，骈散体并用，其对句并非有意为之，乃顺其自然而出。尽管先秦经传子史及西汉辞赋散文常常使用一些对偶句，但文章的真正骈化，实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孙梅《四六丛话·叙总论》曰：“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词，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华，自然之势耳。”[2]532终军《白麟奇木对》、儿宽《封泰山还登明堂上寿》、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等篇章已有骈化倾向，但相对于东汉，骈化程度还较浅，而且多排比句少严密对句。刘师培《论文杂记》之说可为佐证：“西汉之文，或此段与彼段互为对偶之词，以成排比之体，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对下半句，皆得谓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于用一定之声律也。”[3]234可见西汉文章的对偶并不严格。及至东汉，散文骈化加剧，文人有意追趋骈词俪句与藻采，而且开始注意用典。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称“东汉文浸入排丽”[4]16、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所谓“东京宏丽，渐骋珠玑”[5]，皆寓有此时文章趋于华丽且尚排偶之意。《文心雕龙·才略》称“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1]700，则是说东汉文用典渐多。“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3]233蔡邕被视为东汉“骈文之巨擘”[6]54，其碑文骈化最显著，《郭有道碑文》为其名作之一，亦为东汉散文骈化集大成之作。此文主体铭文全是四字句，序文以四字句为主，辅以六字句，杂以三字、八字等其他句式。如云：“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裁对精工，句式整齐，语辞华赡，堪与后世骈文相媲美。刘麟生说：“蔡伯喈文一出，而后碑板文字，始成为专门绝诣，为骈文造一新纪录。盖东汉文字，已渐趋整齐画一，而非伯喈之金石文字动人，则骈文之发展，尚有待也。”[7]33一方面肯定了蔡邕对实用性散文在骈化中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东汉散文大幅度趋于骈化的事实。又说：“实则东汉文字，为六朝骈文之先声，而伯喈又为东汉之文豪，吾人于此，不可不三复及之也。”[7]35对蔡邕在骈文发展中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

时至建安魏代，散文的骈化趋势较之东汉进一步加剧，其对偶、藻绘的应用更为广泛。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洛神赋》等骈化最明显。刘师培《论文杂记》论建安魏代文风新变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3]233-234建安魏代散文的骈化不仅体现在对偶方面，用典和藻绘同样较前代更加突出。孙梅《四六丛话·三国六朝诸家》曰：“古文至魏氏而始变，变而为矜才侈博，六朝由此增华，然而质韵犹存，沈刻峭拔，是其所长，无襞积饾饤之迹也。”[2]610重藻绘、求对偶、尚隶事，但无堆砌冗繁之感。魏代散文多用事典而少见语典，而且多为明用，不经镕裁转化。细言之，即直接运用历史人物及事件辅助说明文章的部分内容，不对典故进行提炼、浓缩，与后世成熟骈文的用典确实有区别。如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论及“敌国虽乱，尚有贤人，则不伐”时云：“三仁未去，武王还师；宫奇在虞，晋不加戎；季梁犹在，强楚挫谋。”“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运用了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宫之奇、季梁、墨子及公输般的故事，构成文章的内容进而表达观点。又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亦多处用典：“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昔淮南信左吴之策，汉隗嚣纳王元之言，彭宠受亲吏之计。”“梁王不受诡、胜，窦融斥逐张玄。”可谓用事繁密但贴切无比。再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历史典故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至于刘师培所说魏代文章“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的特点，需从两方面分析：关于“声”的方面，此时尚未有声律之说，散文中的音韵协谐现象实属自然而成。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述最为明确：“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8]1779可见魏代文章中的音韵相合并非人为所致；关于“色”的方面，则是雕琢辞藻、重视色彩的结果。如曹丕《与钟大理书》写美玉曰：“白如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此时散文中还常见一些具有色泽、并且充满轻盈灵动感的词句。魏代散文的骈化趋势非常明显，并且有些已略具骈文的雏形，但由于对偶所占的比例尚未占到压倒性优势，所以此时仍未有严格意义上的骈文。

《文心雕龙·通变》云：“晋之辞章，瞻望魏采。”[1]520西晋文风承袭魏代，而且愈益重视文辞修辞和音韵谐畅，由此体现出华丽绮靡的风格。就文章骈化情况而言，魏代文章的骈化幅度明显增大，而且已具骈文雏形，西晋则可以说是骈文的正式形成时期，因为此时骈文的主要形式因素基本上都已固定下来。具体来说，对偶、用典的总体数量都已超过前代，而且更趋于雕饰辞采，音韵和谐虽未被严格讲求，但也引起了作家的注意，故论者多认为骈文于此时形成。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序》曰：“魏晋以来，始有四六之文，然其体犹未纯。”[9]盖四六文曾为骈文之别名，以见骈文成于魏晋。孙梅《四六丛话凡例》亦云：“骈俪肇自魏晋。”[2]10实际上骈文正式形成于西晋时期，观陆机《豪士赋序》、《演连珠五十首》、《辨亡论》、《五等论》、《汉高祖功臣颂》、《谢平原内史表》、《吊魏武帝文》、《与赵王伦荐戴渊启》等篇可知其详情。陆机对骈文发展所作的贡献体现于雕藻绮丽、裁对工巧、用典繁密等方面。就藻绘、对偶的倾向来说，前人对其诗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其文，如钟嵘称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10]24，许学夷则称陆诗“俳偶雕刻，愈失其体”[11]90。诸评论皆提及陆机诗文注重藻采与对偶，即使论辨文亦莫能外。如《辨亡论》曰：“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飇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羆之众务集。”于对仗中尽显雕饰之痕。《文心雕龙·论说》谓：“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1]327与《过秦论》相比，陆文气势稍逊，但对偶精致、文词工丽却非《过秦论》可比，盖此即刘勰所谓“美”之一端。又如《谢平原内史表》云：“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虽安国免徒，起纡青组；张敞亡命，坐致朱轩。方臣所荷，未足为泰，岂臣蒙诟含吝，所宜忝窃；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既有四六隔句相对现象，又有韩安国、张敞的典故，骈文到陆机手中，不但在对句形式上有所创新，而且用典多而恰切。再如《豪士赋序》：“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借用卫献公与宁喜，召公、周公与成王，魏相、霍光与汉宣帝的典事，说明大臣权高震主，而且会招致忠臣不满的道理。此节全由典故构成，“隶事之富，始于士衡”[12]64，李兆洛所言不虚。“典故隐喻和象征的内容，就是作者要阐发的内容。这样一来，用典就不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成为了内容的直接表述方式。”[13]75“在陆机以前的文章创作中，是不多见的。”[13]76可见陆机骈文中的用事独出机杼，异于前代。融典事于工整对仗中，一则使析理有依据，二则也使文章更趋典丽华赡、含蓄深婉，而四六隔句对仗的应用，又对后世骈文的句式产生了深刻影响。骆鸿凯之评最为公允：“陆士衡《豪士赋序》裁对之工、隶事之富，为晋文冠，而措语短长相间，竟下开四六之体。”[14]311陆机为西晋骈文正式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家，所以论者对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如姜书阁说：“骈俪文到陆机，可算是无体不备，集其大成了。”[15]333瞿兑之则说：“(陆机)不但擅长于一体，而且众体无不兼长。骈文到了陆氏，方才壁垒完备。骈文家奉他为祖师，也不算太过的。”[16]22说西晋是骈文正式形成时期，主要是因为陆机已有一些骈文作品。但就当时整个文坛的所有文章来看，尽管骈化倾向很突出，真正能够称得上骈文的并不多。

东晋时期，由于受玄学思潮的影响，诗赋与散文往往注重说理，雕琢之风有所减退，文章骈化势头有所削弱。即使如此，有些作品也显示出较浓郁的骈俪气息。如素以玄言诗闻名的孙绰，其赋序及碑文，即多见骈词俪句。《游天台山赋序》曰：“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环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长篇，名标于奇纪。”构思精妙，裁对工整，偶尔用韵。又《晋书·孙楚传附绰传》称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17]1547《文心雕龙·诔碑》谓：“孙绰为文，志在碑诔。”[1]214严可均《全晋文》卷62辑录孙绰碑诔文共十篇，其中不乏藻采工丽、属对工整之作。如《丞相王导碑》曰：“惠、怀之际，运在大过，皇德不建，神辔再绝，猃狁孔炽，凶类焱起。公见机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协东岳，弘大顺以一群后之望，仗王道以应天人之会。”

随着骈文的进一步发展，至南北朝则趋于成熟并臻于极盛，成为文坛中的主流文体。骈文兴盛之时，各种应用性文章或大部头著作无不以骈体撰成。“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至于立言传世，其存于今者，若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之推《家训》，其中皆用骈偶，《新论》则全书尽然。若刘舍人专论文字，更不待言矣。”[18]8427六朝骈文的发展是通过对其主要形式因素如对偶、藻绘、用典、声律、句式等的讲求体现出来的。颜延之作为刘宋骈文名家，其文极力追求对仗、用典、藻绘，代表了六朝前期骈文的最高成就。《文选》所收录的颜氏之文如《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祭屈原文》、《赭白马赋序》皆藻采纷呈，对句和用典句在全文中所占比例都很高，几乎接近一半，有的已超过一半，于此可见其骈俪程度的加剧。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比较刘宋和齐梁以后骈文的区别说：“刘宋初年人的骈文，从句子的字数比较整齐，文章比较华美和对仗逐步增加等现象来看，基本上可以归入骈文的范畴。然而比起齐梁以后的骈文来，不但散句还较多，对仗也不如后人讲究，更重要的是四声说还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所以对文章的声律限制，也不像后来人那么严格。”[19]43关于刘宋骈文的总体风格，《四库全书总目·宋文纪提要》曰：“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于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20]1721任昉为齐梁骈文巨子，其文不但对句工整、数量多，而且用典繁密恰切，与此前骈文相比所不同者，在于有意运用声律理论，极其讲究文中的平仄相对相间和音韵谐畅。如《为萧扬州薦士表》云：“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类导川。伏惟陛下，道隐旒纩，信充符玺，六飞同尘，五让高世。”除句首发语词和承接句以外，所有对句中偶数位置字节的平仄关系都是相对相间的，完全符合音韵规律的要求。虽然骈文在声律方面讲究更为谨严，但文章原有的浓郁风味却不复存在了。孙梅《四六丛话·叙总论》曰：“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妍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非不共欣于斧藻之工，而亦微伤于酒醴之薄矣。”[2]532阮元《四六丛话后序》亦云：“彦昇、休文，肇开声韵，轻重之和，拟诸金石，短长之节，杂以咸韶。盖时会使然，故元音尽泄也。”[2]3降至梁陈及北周时期，骈文达到成熟阶段，“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21]1729-1730，“词事并繁”[12]64，徐陵《玉台新咏序》、庾信《哀江南赋序》堪称一时名作。无论对仗、用典，还是声律、藻饰，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对四六隔句对称的推进和完善，为后来骈文的句式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庾骈文在对仗方面益趋精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四六隔句对数量大增。虽然陆机、傅亮等人的文章中已有四六对句，但不过是零星出现，而徐庾之作中，则比比皆是。如徐陵《玉台新咏序》云：“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庾信《哀江南赋序》云：“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四六隔句对的长处非常明显，所谓“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1]571，而且这种句式有利于声律的谐和，也便于意义上的对偶。徐、庾骈文中的对句往往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除四六对句外，还有四四对、六六对、六四对等。当然，徐、庾骈文并非全由对偶构成，而是适当融以虚字和散句，使得文气畅通而不滞塞。孙德谦《六朝丽指》说：“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18]8435“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18]8443“故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而骈俪之句则接于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18]8450徐、庾骈文虽多用四六对句，但能常有变化，所以不致于形成一种僵化的模式，非如后世四六体全取排偶的状况。另外，徐、庾骈文在用典上能做到自然灵活，巧妙融化，没有晦涩板滞之嫌，在声律和藻饰方面也都发挥到了极致。庾信后期生活于北周，其作与徐陵之文代表了成熟期骈文的最高成就，故后世多将二人骈体归为一派，称为“徐庾体”。 如程杲在《四六丛话序》中说：“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2]6许梿评徐陵《玉台新咏序》道：“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为声偶兼到之作，炼格炼词，绮绾绣错，几于赤城千里霞矣。”[22]142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徐仆射集题辞》曰：“历观骈体，前有江任，后有庾徐，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23]333一般认为，庾信的骈文成就高于徐陵，原因就在于庾信能把骈文各种形式技巧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同时，融入国破家亡之痛和乡关之思，从而做到情文俱兼。

二、从史传论赞演进看六朝骈文的发展历程

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说：“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煊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曰调声。持此四者，可以考迹斯体演进之序。”[14]311对偶是骈文的最根本特征，亦为其质的要素，用典、藻饰及声律则是骈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要素。骈文由形成到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正是通过对四大形式要素的追求一步步实现的。这一历程不仅可以通过传统散文骈化得以体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史传论赞的骈化呈现出来。按萧统《文选序》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24]3《文选》虽不收录史书著作，但因其中的论赞、序述多有文采，故加以收录。作为史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赞、序述之文在原史书中起到评议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作用，与传记主体相互补充、印证与发明，透露出史家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感悟力与不凡的见识。其文位置灵活，或在传记正文之前，或在中间，而以附于文末者为多。自“春秋三传”以降，此类文章多见，但名称互异。刘知几《史通·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榖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25]81称呼虽有所不同，但功用相似。有些传论之后还有传赞，论指篇末论辞，赞指论后韵语。考察《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中论赞的演变，可以大致看出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发展历程。

先秦时期，《左传》、《战国策》及诸子散文中的评论往往通过“君子”之口为作者立言，表达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见解。其文位于历史事件叙述之中或结尾，多为奇句单行的散体句式。如《左传·隐公元年》所载“郑伯克段于鄢”之后的“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26]15-16颍考叔对其母至孝之德行深刻地影响到郑庄公，致使后者有掘地与其母姜氏相见之事。此段评论引经据典，篇幅简短，散体行文，句式灵活，不拘一格，言语虽简洁，意蕴却极丰富。又如《左传·襄公三年》所载“祁奚举贤不避仇、不避亲”之后的“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一节评论，亦为单行之语成章，议论剀切，出言公允，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西汉文章承接上古三代余绪，文风质朴浑厚，出语雄奇，散文气息较浓郁。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以散句为主，大抵皆单行之语。晚清罗惇曧《文章源流》认为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正代表了散、骈两种不同风格：“西京巨子，溯两司马。子长原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密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其材力冠绝，通闳相征，一为散体之宗，一为骈文之祖。譬诸泰、华等峙，众山争朝，东西画疆，冈峦迥亘，语夫轩轾，无乃强词。”[27]622据此可见，西汉时已出现散、骈分途的迹象，散、骈二体只是文章的两种体制形式，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司马迁《史记》中的论赞多散体行文，一般位于传记正文结尾，以“太史公曰”引起。这种独特的评论方式是在继承《左传》“君子曰”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完善而成，表情达意更为直接明确。其形式较自由，风格多变，句式参差不齐，长短结合，简练流畅，遣词造语朴实无华，清晰地呈现出散体文的风格。如《周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28]170此节文字言及周朝都城的变更与汉武帝敕封周之后裔姬嘉之事，辨明此前学者的错误看法，纯粹以典型的散文句式结撰而成，体现出此时散体文风仍居于文坛主流地位的事实。又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8]1947孔子虽无诸侯之位，然为儒学宗师、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应与贵族诸侯齐平，作者以此置孔子于世家中。这段文字以单行之语发论，长短句交错使用，语势流畅，表意明晰。不仅援引《诗经》经典，而且直接介入作者主体，充分表达出对儒学大师孔子的高度敬仰之情。清人王鸣盛评曰：“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尽善。”[29]20《史记》论赞中常见作者主体明显介入的情况，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抒情亦显得真挚深刻。如《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28]2503作者直抒胸臆，既悲悯屈原的遭遇，敬佩其人格精神，又感慨其不能去国离乡，投奔明主。至如贾谊，能够做到齐生死，等祸福，淡看一切，则是自己难以企及的。此节评论句式参差错落，长短兼行，语言不事雕饰，显示出散体文固有的风格。《史记》论赞常常征引民间谚语或儒家经典以辅助议论说理，语言简洁精练而又充满生趣。如《张释之冯唐列传》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28]2761既引用通俗谚语，又摘录《尚书》名句，句式短长相间，语言变化多端，说理极为透辟，张释之与冯唐公正严明、奉公守法的精神如在眼前。有些“太史公曰”引起的评论位于正文之前或中间，如《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前后均有评论)、《外戚世家》、《秦始皇本纪》、《管晏列传》、“十表”。无论位置如何，《史记》的论赞功用相同，或议论历史事件，或评价人物，且都以单行句式组合而成(除征引的有些经典原文含有极少量偶句外)，几乎不用骈句。《史记》中还有一些篇章，虽无“太史公曰”这一引起评论的标志，但显然也属于史论，如《游侠列传序》、《货殖列传序》，皆由长短不一的单句构成，语词质朴，属于标准的散文体式。

降及东汉，散文骈化的迹象较明显，用语遣词注重工丽，句子趋于整齐划一，逐渐出现骈偶之体，致使文体不同于西汉。《汉书》有意锤炼辞藻，句式乃变《史记》的长短参差为较整齐，趋向骈俪。陈柱说：“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30]121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显示出两汉骈、散两种不同文风，对后代的骈文与散文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云：“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如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称八家，皆师韩氏者也。传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类。”[31]162而韩愈的古文风格又是师承司马迁的，从而导致散体与骈体形成两种路数。《汉书》传记后的评论改“太史公曰”为“赞曰”，正式确立了此后史传评论的“论赞”一名。《汉书》论赞的语言易单行为双出，摈弃了《史记》论赞长短句结合的传统，代之以较为整齐的句式，而以四言句数量为多，明显向着骈俪方向发展。如《景帝纪》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32]153此节文字言及汉至文帝、景帝时，政治清明，天下大治，民风淳朴，百姓乐业，其盛世景象堪比西周成王、康王之时。从句法来看，本段共有17句，四言句却占到9句，已过半数，较工巧的对偶句有2句。又《成帝纪》“赞曰”一节共25句，四言句有14句，亦超半数。《平帝纪》“赞曰”、《哀帝纪》“赞曰”中四言句的比例同样很高，分别占总句数的83%和57%。另《荆燕吴传》“赞曰”总句数为23句，四言句有15句；《爰盎晁错传》“赞曰”共21句，四言句有14句；《张汤传》“赞曰”共有15句，四言句则占到10句；《杨胡朱梅云传》“赞曰”共23句，四言句有16句，对偶句有2句；《魏相丙吉传》“赞曰”共含22句，四言句占15句，对偶句占6句；《冯奉世传》“赞曰”中不仅有四言对偶句4句，而且还有五言对偶句2句，这为后来骈文对句类型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有些论赞中的四言句虽未达半数，但仍为全篇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句式。如《武五子传》“赞曰”共52句，四言句为21句，其中也有较工整的对偶句如“内平六国，外攘四夷”、“略取河南，建置朔方”。《东方朔传》“赞曰”共25句，四言句有12句，对偶句亦有4句。总体来看，尽管《汉书》论赞中精工的对句还很少，但因四言句数量较多，故与《史记》论赞长短句交错使用相比，显得较整齐匀称。“盖史公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汉书》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33]143四言句为汉大赋及后代骈文的常用句式，颇有助于对偶，《汉书》论赞多用四言句而趋于骈俪化，显然受到辞赋一定程度的影响。《史记》论赞中虽零星出现四言句，但数量很少，至《汉书》论赞则极为常见。这种以四言为主的句法为语句的整齐一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体现出东汉文风渐趋整炼的特点。从驱遣语词来看，《汉书》论赞雅洁有致，稍事藻采，风格已不同于《史记》论赞的朴质雄奇。

经过汉、魏以来较长时间的酝酿与发展，散文骈化倾向愈益显著，至西晋时有些骈文已基本成型，从史传论赞的高度骈化亦可明显看出由散趋骈的演进轨迹。继《史记》、《汉书》之后，西晋陈寿《三国志》亦入“二十四史”之列，其所叙史实虽稍晚，然成书却早于刘宋范晔《后汉书》。按《晋书·陈寿传》载，陈寿撰《三国志》六十五篇，“善叙事”[17]2137，“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7]2138，深得时人夏侯湛、张华、范頵的称赏。《文心雕龙·史传》曰：“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1]285从史学角度来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称《三国志》一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34]2525，对了解三国历史有重要价值。至于其文学成就，历来评价却不甚高。关于陈寿的文章风格，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称其“属文富艳”，而刘知几《史通·覈才》则云：“文之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25]250其言陈寿有史才而文才不足。据实而言，《三国志》文章语言确实难称华美，然其简洁流畅以及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自亦体现出一定的文学价值。

《三国志》论赞以“评曰”引起，尽管仍然主要以散体行文，但其中的四言句较多，排比句、对偶句也频繁出现。如《武帝纪》“评曰”一节共18句，四言句8句，较工整的对偶句4句。《文帝纪》“评曰”共10句，四言句5句，排比句4句，对偶句2句。又《董二袁刘传》评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35]216-217《孙破虏讨逆传》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35]1112-1113《陆逊传》评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抗贞亮筹幹，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35]1361以四言句为主，排比句、对偶句并作，比《汉书》论赞更为整齐匀称。《三国志》论赞骈俪化倾向非常明显，体现出此时文风转变的迹象。再如《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35]934层层运用铺陈、排比、对偶，非但句法整齐，词义也并列对应，骈化倾向较《汉书》论赞又前进了一步。从句式看，三言、九言、六言、四言、五言等，灵活多样，变换纷呈。言及用典，则很少涉及。视其遣词造语风格，仍以朴质平实为主，且尚未讲究音节的谐美。

刘宋以降，各体文章皆已大幅度骈化，骈文日趋兴盛，不仅进一步追求对偶、藻采、用典、句式等形式技巧，而且还注意到声韵之美。这种现象并非仅见于一般文章，而且亦见于史传论赞。唐人刘知几《史通》对六朝史书的骈俪化倾向多有指责，如《史通·叙事》贬斥对偶、雕藻及虚构手法云：“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25]174“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25]180又《史通·杂说下》反对声律及对偶曰：“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多见其妄矣。”[25]512-513《史通·论赞》亦批判汉魏以后的史书过于讲求文采与对偶用事：“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25]82《史通·序例》又云：“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25]87六朝时期的史传论赞大致如此，极力追趋文采，呈现出浓郁的骈俪气息，这显然是受到骈文发展的影响所致，故史学批评家无须苛责。

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刻意雕饰辞藻，多以俪体行文，骈化迹象之显著又超过《三国志》论赞，形式亦愈益完美，有些篇章甚至堪称较成熟的骈文。如《宦者传论》谓：“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36]2510此节言及宦官穷奢极侈以及结党营私、陷害贤良之事，出之以对句，藻采纷呈，完全属于骈文的典型体式。范晔对《后汉书》中的序、论、赞评价很高，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8]1830-1831又如《党锢传序》论战国至汉代的风俗演变曰：“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彊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弊不能反。”[36]2184此段骈散相间，以骈为主，对句工整，笔势纵横，文气清朗。《皇后纪序》论东汉外戚专权的现实，尤为发人深思：“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輈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36]401此序出语工致，语言简练优美，讲究抑扬顿挫，文气疏宕朗畅，音节协谐，持论精辟，耐人寻味。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说：“范蔚宗文甚疏朗，且解音律。其自序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沈约诸人多祖述其说。故其文之音节尤可研究。例如《后汉书·六夷传序》、《党锢传序》、……诸篇，几无一句音节不谐，而其诸赞，诵之于口适与四言诗无异。”[3]123今读《后汉书》诸序、论、赞皆可发现，范晔很注重音节上的美感。当然，这些音韵和谐的情况尚属自然相合，非如齐、梁以后刻意求工。序、论以外，《后汉书》的史赞亦为骈体成章。如《光武纪赞》云：“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飚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沈机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36]87纯以四言骈语成文，时而换韵，不拘一格，文气疏宕有致，音节谐畅可诵。《文心雕龙·颂赞》论赞体文特点谓：“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1]159以此节衡之，可谓精当。《文选》“史论”、“史述赞”二目收录范晔的论赞文五篇，亦见其突出的骈俪化倾向。

齐梁时期，骈文的发展势头迅猛，史传论赞也处于进一步骈化的过程中。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虽主要采用散文体式，但其中的四言句较多，对偶句也占到一定的比例，体现出明显的骈化趋势。如《宋书·恩倖传论》曰：“竭忠尽节，仕子恒图；随方致用，明君盛典。旧非本旧，因新以成旧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途一致，权归近狎，异世同规。虽复汉高之简易，光武之谨厚，犹丰、沛多显，白水先华，况世祖之泥滞鄙近，太宗之拘挛爱习，欲不纷惑床第，岂可得哉。”[8]2318此节对偶句较多，而且较工整，呈现出典型的骈俪色彩。有些论赞则是成熟的骈文，除对偶之外，还讲究声律、用典及藻饰之美。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8]1778-1779骈散相间，以骈为主，裁对工整，声律谐美，讲究雕琢辞藻。作者从强调声韵这一角度入手探讨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情况，体现出沈约在声律方面的造诣。沈氏撰文颇重声韵之美，实属有意为之，故其史论表现出与此前史传论赞明显的不同之处。至萧子显的《南齐书》，则既有论又有赞，句式整齐，且具音韵铿锵之美，骈俪化程度又超过《宋书》史论。如《刘瓛陆澄传论》谓：“儒风在世，立人之正道；圣哲微言，百代之通训。洙泗既往，义乖七十；稷下横论，屈服千人。自后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石渠朋党之事，白虎同异之说，《六经》五典，各信师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37]686此节化用典故，句法灵活多样，裁对较工整，四五间隔对仗、四四间隔对仗、五五对、六六对皆有，后世骈文的各种对句类型已初露端倪。作者遣词造语注意平仄调谐，有意营造音韵上的美感，体现出受永明声律论影响的痕迹。又《文学传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圣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37]907-908纵论汉魏至刘宋的文学发展历程，非但声律协畅，而且频繁使用对偶、排比句式，属于典型的骈俪体式。

受南朝骈俪风气的影响，北朝史传论赞也呈现出一定的骈化倾向。北齐魏收《魏书》中的论赞亦多有四言句、对偶句，句型较整齐划一。如《世祖纪论》曰：“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叡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38]109除四言句为主外，尚有五言、三言等句式，对偶较工整。又如《文学传论》云：“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38]1869四言为主，雕章琢句，对语精工，用典贴切，显然称得上成熟的骈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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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olution of Biographical Argument and Praising Writing in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the Form of Parallel Prose in Six Dynasties

LIU 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China)

Abstract：The parallel prose was a special style which came from the traditional prose and strived for four kinds of form elements such as antithesis，rhetoric，allusion and rhythm.It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Dynasty，growing in two Han Dynasties，forming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becoming mature in Six Dynasties.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gradually realized by means of the pursuit of four elements.It was completed not only through the dua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ose，but also through the dualiza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argument and praising writing in historical biography.The sentence patterns of biographical argument and praising writing in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flexible which contained long and short sentences and belonged to the the typical form of free style.The articles which slightly carved rhetoric inthe book of history in Han Dynasty had neat sentence pattern and more four-word sentences and went to dualization.The writing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d neat，even sentence pattern and symmetric words meaning.The antithesis sentence was also relatively common.The articl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stressed literary grace and antithesis and preliminarily noticed the rhythm.Its form was more perfect and the dualization was obvious.The writingsin the book of song ，the book of Nan Qi Dynasty andthe book of wei had neat sentence pattern and pursed for exquisite rhythm and allusions.Many articles were mature parallel prose.

Key words：historical biography；biographical argument and praising writing；dualization；the form of parallel prose in Six Dynasties

收稿日期：2015-12-3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南朝骈文文体形式与文体批评研究”(GD14CZW06)结项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涛(1974—)，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6)02-0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