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清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北 孝感 432000)

孝廉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价值

袁学清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孝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十分丰富，具有先进性、普世性、实践性特点。我国古代的孝廉文化十分发达，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广，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起到了廉洁政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和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借鉴、传承孝廉文化，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廉洁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孝廉文化；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孝廉文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一朵奇葩显得特别耀眼夺目，为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和传承孝廉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孝廉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要研究孝廉文化的演变规律及其历史作用，首先要厘清孝廉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1.孝廉文化的科学内涵。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大众的精神家园，是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内忧外患、艰难险阻，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一路走到今天，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根本原因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指引、支撑和推动。中华文化的支柱和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孝廉文化。所谓孝廉文化，就是人们对孝廉的认知、信仰、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一种以孝廉思想为内核，以孝廉理论为指导，以孝廉制度为基础，以孝廉文学艺术为载体，以孝廉行为为社会时尚和风俗的文化。中国传统的孝廉文化，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文明成果，内涵十分丰富，内容博大精深，它由四个基本层面构成：一是精神层面，主要是历代关于孝廉的认知、情感、思想及其价值评价；二是制度层面，包括孝德方面宗法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历代关于廉政方面的司法制度、行政考核制度和社会监督监察机制，以及这些制度的沿革及其作用；三是器物层面，包括我国几千年遗存下来的如楹联、建筑、碑刻等“物质性文化”成果和琳琅满目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等“文化性”成果；四是行为层面，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工作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孝廉文化”，既包括在漫长历史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孝廉习俗和社会风尚，即“社会化”的孝廉文化，也包括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孝廉行为。

2.孝和廉的辩证关系。孝廉文化包含孝文化和廉政文化两个方面，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其一，孝文化和廉政文化都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同源同流，不可偏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它的基本范畴和论题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方面。其中“孝”，指其二，孝和廉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孝促廉生，廉助孝行。首先，孝是廉的基础和根本，是廉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一个人如果没有孝心，是不可能做到清正廉洁的。百善孝为先。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人的种种品德由孝衍生。孝出仁，仁者爱人，爱人者能廉；孝出德，德以养廉；孝者恩，感恩者知恩图报，必将以廉洁奉公反馈社会；孝者善，善出廉；孝者忠，忠出廉。总之，孝以养德，德者才会有忠诚和廉洁的品性。这就是儒家的孝廉逻辑。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和提倡“孝道”，理所当然地要求为政者必须忠于职守、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执政为民。其次，廉是孝的必然要求和表现方式。作为公职人员，如果手脚不干净，以权谋私，就是悖逆孝道之徒。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2]仁者爱人，必“亲亲”、“尊尊”、“孝悌”、“忠信”。按照儒家的理解，孝爱父母，善待他人，服务社会，奉献国家，是四位一体的，都是孝的根本要求和表现形式。公职人员是否清廉，是否遵纪守法，是衡量其是否具有孝心的重要标志；如果贪污腐化，就是对国家不忠，对人民不孝。由此可见，恪守孝道，就必须洁身自爱、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3.孝廉文化的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孝廉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先进性。凡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维护最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孝廉文化，有封建性的糟粕，更有民本性精华，本质和主流是先进的。其一，它是一种民本文化，源自人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其二，它是一种博爱文化。为人孝悌，处事清廉公道，人与人互敬互爱，社会和谐，正是孝廉文化的要求和价值所在。其三，它是一种伦理文化。重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强调用道德教化官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主张以德治国，这是中国传统孝廉文化的突出特征。孝廉文化所具有的民本、博爱、伦理的特性，从根本上讲，有利于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属于先进文化。

第二，普世性。凡是源自人性、带有自然性质的，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社会伦理和价值，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血缘亲情关系是一种源自人性、内涵人性的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点。孝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具有自然和人性的特质，是一切社会人伦关系的“母体”。因此，孝以及由孝衍生出来的廉，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具有普世价值。不仅儒家推崇倡导孝廉价值观，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把孝廉作为核心价值观。基督教把“孝”称为众德之首、人伦之先，如《摩西十诫》中就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诫命；伊斯兰教义把尊老敬老看作是“万善之首”。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有三：一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二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倡导民主自由法治；二是崇孝倡廉，人与人和谐相处，公职人员清正廉洁。由此可见，孝廉文化具有普世性特点。

第三，实践性。中国传统的孝廉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孝廉文化来源于实践，是对千百年来人们“孝廉”行为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它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指导实践，让“孝廉”思想变成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孝廉文化作为实践性文化，既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探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也不像宗教神学那样，许诺人民进入天国，而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改造人心，净化人的道德世界，使人成为“亲亲”、“尊尊”、“孝悌”、“忠信”的践行者，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孝廉文化就是要培养践行孝悌、清廉的“社会人”，教化出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能够真正“孝爱父母、善待他人、服务社会、奉献国家、清正廉洁”的正人君子。中国传统社会，推行重孝崇廉的治国方略，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实践性是孝廉文化的生命和灵魂。孝廉文化重视榜样的作用，重视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重视人的自我反省，都是由它的实践性决定的。

二、孝廉文化的历史建构与实践

“孝悌”、“清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和重要方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断培育、发展和践行孝廉文化的历史。

1.加强孝廉立法，以制度建设践行孝廉文化。第一，为孝廉立法，用法律规范孝廉行为。一是为“孝”立法，用严刑峻法维护、推广孝道。历代统治者深知孝道对巩固和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都力主用法律制度倡导孝行、惩治不孝。如西周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之说，北齐“重罪十条，不孝为首”，隋唐以后的“十恶”中都包括“不孝”，同时，褒奖、赦罪孝义之人，甚至把“亲亲相隐”作为立法原则。二是加强廉政立法，用法律手段反腐倡廉。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廉政法律建设，对官员在廉洁从政方面有严格规定和要求，形成了依法管官治吏的传统。夏商周三代法律规定严禁贪贿；汉代出台《刺史六条》，为我国第一个监察法规；隋唐时期有《司隶六条》，是对两汉“六条问事”的发展；两宋编撰基本法律《刑统》，其中有不少关于廉政的条款，如“受贿枉法十五匹判绞”，“官吏经商以监守自盗论，加罪”；明朝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和《大诰》，对官员廉洁从政的规定更加细密和严酷；清朝制定《大清律例》，继承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思想，同时结合满清实际，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廉政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雍正二年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3]历代王朝制定的这些有关崇孝倡廉的法律制度，对于解决封建社会官员低薪俸问题、改善吏治、遏制贪污腐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建立以孝悌、清廉为重要标准的选官用人制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察举制。察举制是中国古代由下而上推举人才、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是汉武帝开始确立的。在察举制中，孝廉是最为重要的科目。“举孝廉”是一种以“孝、廉”德行标准为主要参考的朝廷官员选拔制，尤其到了东汉时期，强调“以孝治天下”，举孝廉盛极一时。举孝廉制度对我国封建社会有重大影响。汉代以后，察举的科目虽然很多，而且屡有变化，但是孝廉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承袭。盛唐虽然主要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但照样保留并延续了汉朝的“孝悌力田科”。清朝康熙和乾隆重新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大力推行“孝廉方正科”，通过此举，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举孝廉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弊端，特别在封建王朝后期，弄虚作假，形同虚设，但总体上讲，对于选贤任能，实现政治清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建立完善“彰孝廉惩贪恶”的考课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古代的考课制，又称为考绩制，是考核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我国古代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吏政绩考课制度。唐朝制定了完备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所谓“四善”，是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宋朝的考课法以“公勤廉恪”为主，若“无廉声而又多谬政”则考下下等。清朝官员的考核以“四格八法”为准，按照官员的廉、平、贪分出三等。在封建社会，考课制度对于整肃吏治、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起源很早，自西周就逐步建立。秦汉时期，中央设立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长官。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更加完善。唐代监察机制沿袭隋朝制度，仍称作御史台，并把御史大夫职责确立为“掌持国家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即由御史大夫主理国家刑法，并弹劾违反朝廷纪律的官员。同时，唐朝另外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谏官系统。明清时期，监察制度更加发达，中央设置都察院，即总领监察御史，负责维持国家机关及官吏纪律的监察，监察系统高度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虽然从属于封建人治范畴，与现代的民主法治有本质区别，但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促进官员廉洁从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大力推进孝廉文化社会化、大众化、民俗化。第一，加强孝廉文化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倡导推广孝廉理念，营造崇孝讲廉的社会风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历代统治者把“孝廉”作为官民教育之本，治国安邦之基，特别重视孝廉文化的教化传承。一是皇帝亲授《孝经》，显示统治者对孝廉思想的高度重视。二是大张旗鼓地宣讲孝廉价值观。我国历朝官方都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如清朝的《宣讲拾遗》，作为当时全国统一的孝廉宣讲教科书，主要是教导官民要“孝亲尊师、友爱兄弟、和睦乡邻、训教子孙、明理修德、清正廉洁”等。三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在孝廉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自汉代开始，孝廉教育就普及到各级教育机构中，成为官民教育的最基本科目。无论私塾教育还是家庭、社会及学校教育，孝廉是最重要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如家庭教育的启蒙教材《弟子规》、《幼学琼林》等，无不贯穿孝廉思想。唐代科举考试中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诵《孝经》，学校设立专职《孝经》教师。所有这些重大举措，对于增强社会孝廉意识，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社会大众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古代孝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起了很大的独特的作用。我国古代，社会舆论是相当发达的，民众往往以“舆诵”、“舆颂”、“清义”、“民谣”的形式，表达对孝子廉吏的颂扬和赞美，对不孝和贪腐之徒的谴责和挞伐，营造崇“孝”倡“廉”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起到了惩恶扬善、弘扬正气的作用。比如东汉初年的荆州刺史郭贺，勤政爱民，得到人们的拥戴，当地流传歌谣“厥德仁明郭乔卿，中正朝廷上下平”。明朝的严嵩位高权重，贪赃枉法，当时老百姓作讽刺歌谣：“可恨严介溪，看你横行得几时！”

第三，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为载体大力弘扬倡导孝廉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歌、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都包涵丰富的孝廉文化内容，如历史小说《包公案》、源自民间传说——“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的楚剧《百日缘》等。正是这些传统文学艺术精品，使得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包公和大孝子董永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所有这些以孝廉故事为题材的艺术，千百年来，让中华民族深受孝廉文化的熏陶，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孝廉风尚的形成。

第四，乡风民俗教化传承。孝廉文化是深深扎根中国民间的民俗文化。中国人的节日活动、婚丧嫁娶，中华大地的民间风情，无不刻上孝文化的印记；几千年来中国的乡规民约、民间伦理和宗族自治，无不渗透着孝廉精神。如清明节祭拜祖先，体现的是孝道；端午节缅怀屈原，表达的是对屈子清廉为民精神的推崇。

3.仁人志士以身作则，模范践行孝廉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受儒家孝廉文化的教化熏陶，涌现出了无数品格高尚的孝子廉吏，他们成为实践孝廉文化的杰出代表。孝子方面仅湖北孝感就有著名的董永、黄香、孟宗等。这里重点讨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许多清官廉吏，汉代的杨震，宋朝的包拯，明朝的于谦、海瑞，清朝的张伯行、于成龙、张之洞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的清官廉吏，他们是孝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是儒家道统“内圣外王”道德人格的鲜活标本。历史上的这些清官廉吏，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非常注重个人的人格和官德修养，珍视个人名节和清廉声誉。第二，他们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北宋端州有特产“端砚”，为贡品，十分金贵，许多达官贵人以拥有“端砚”为耀。包拯知端州，任满回京，未带一端砚走，时人大为叹服。晚清张之洞，作为主办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经手钱财亿万，但逝世后“田未多增一亩，房未多增一间”。第三，他们比较关注民生疾苦，敢于担当，能够为民请命，成为民众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秉持“民惟邦本”的为官之道，清廉自好，循法秉公，执政为民，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由于林则徐心系民众，关注民生，老百姓誉之为“林青天”。第四，公道正派，一身正气，不畏强权，不避显要，秉公执法，打击黑恶豪强势力，伸张正义。北宋名臣包拯，其为官从政最突出特点是一身正气，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敢于惩治作奸犯科的权贵豪强，如弹劾、惩治大贪官王逵等，老百姓敬称包拯为“包青天”。第五，忠于职守，勤于政务，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办实事，求实效。三国蜀相诸葛亮，勤政爱民，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在蜀国“开辟田畴、充实仓廪、富饶积蓄、安抚百姓”[4]，使得蜀地在一段时期出现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的大好形势。第六，力戒奢靡浮华，生活节俭，政风俭朴。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一生节俭清廉，为人称道。他在《训俭示康》指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提醒后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戒奢从俭，以廉为本”。康熙年间的名臣张伯行，为官清廉，厉行节俭，所辖之地“奢侈之风为止一变”。为政者以身作则，行为检点，廉政俭朴，自然会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孝廉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借鉴

孝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光芒，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今天，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孝廉文化的现代价值。孝廉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血脉绵延不绝，文化薪火相传，大融合大团结大统一能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主导方向，孝廉文化的精神滋养和动力支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传统的孝廉文化历久弥新，在现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融合，她所具有的维护社会稳定、凝聚民族感情、纯洁民风政风、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特定价值和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发挥出来，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第一，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稳定，家庭和和美美，是社会健康和谐的根基。家庭成员恪守孝道，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尽职尽责履行家庭义务，家庭必然和谐。更进一步，传统的孝廉文化还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功能。从社会保障方面讲，孝廉文化在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帮扶老弱病残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从某种意义上指出了孝悌之道的家庭保障作用。倡导孝廉文化，充分发挥家庭养老抚幼功能，有利于减少社会负担，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几千年来，我国在缺乏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能够基本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根本原因是孝悌文化支撑下的家庭养老。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家庭养老仍是不可或缺的。从社会稳定方面讲，孝廉文化是社会的“减震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价值。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内生于血缘亲情，外延到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引导社会成员“讲信修睦”、和衷共济、求同存异、兼容并包。也就是说，从父慈子孝的“亲亲”之爱，推及“尊尊”、“忠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信义、友善，则家庭和睦、民众团结、社会和谐、国家安宁。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5]在此，有子明确指出了孝道具有稳定功能。几千年来，我国纵然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稳定、和平、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传统孝道精神的教化和引导。从廉政角度看，加强廉政建设，预防惩治腐败，打击特权阶层和邪恶势力，能够提高现政权的权威和信誉度，平衡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疏导、宣泄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凝聚人心，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化解统治危机，维持社会稳定。“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官员清正廉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社会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孝廉文化功莫大焉。当今中国，大力倡导孝廉文化，必将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第二，有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业，建设现代廉洁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就是要依据国家法律和党规党法，运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业，实现政治清明，最基本的方式方法当然是法治，但德治和其他方式不可或缺。学习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孝廉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和必备条件。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经验看，治国理政，首在整肃吏治。治吏之道，必须崇孝倡廉，严明法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清官廉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孝廉文化对古代读书人和士大夫的教化和熏陶。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太平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统治者注重用孝廉之道治国理政。在现代中国，党员干部如果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对孝廉文化有较深的感悟和认识，则更能自觉地把党的宗旨意识、清正意识、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能够自觉践行共产党人的忠诚、干净、担当之道，从而实现政治清明。总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业，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加强孝廉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传统孝廉文化，提高党员干部和各级公职人员的传统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

第三，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孝廉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是当代中国文化之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丰厚养分。加强对包括孝廉精神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且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这对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第四，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化是民族血脉、人民精神家园。孝廉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一个极其重要原因，就是以孝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养育、支撑和推动。孝廉文化对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通过其特定价值功能实现的：一是导向功能。孝廉文化引导大众崇孝倡廉，营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引领社会前进方向，确保中华民族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二是团结、凝聚功能。孝廉文化超越人们之间狭隘的血缘、地域、宗族关系，形成了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气场”，能够极大地增强民族心理、文化和价值的认同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三是鼓舞、激励功能。孝廉文化，弘扬正气、扬善惩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极大地激励、鼓舞官民斗志和工作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中华民族活力，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孝廉文化，正是由于具有上述功能，才能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产生深刻影响。世界万事万物是紧密联系的。历史和今天，是绵延不断、因果相随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强盛，决不会突然从天而降。任何文明的兴盛和民族的复兴，都离不开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6]今天，我们党要领导并带领13亿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学习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大力建设孝廉文化，弘扬孝廉之道，让孝廉价值观这一中华瑰宝在中华大地上闪耀永久的光芒。

2.孝廉文化的现代借鉴。孝廉文化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以孝廉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与小农经济、君主专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支柱，成为维护帝王专制和封建统治的强有力工具。传统孝廉文化是为皇权政治和封建经济服务的，带有明显的人治、封建、专制色彩，忽视民主法治和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有落后的一面。孝廉文化虽有局限性，但其主流是先进的，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文革”期间，对包括孝廉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左倾政策，致使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给我们经济社会和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严重灾难，其恶果和遗毒至今仍存。忘记自己祖宗，割弃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是愚蠢、错误行为，我们要引以为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中国传统的孝廉文化，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构成当今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孝廉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理所当然地可以为我们党今天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学习借鉴传统孝廉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借鉴，大力弘扬。一是要加强青少年和党员干部的传统孝廉文化教育，把孝廉文化教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之中。二是要学习、借鉴中国传统的以孝廉为重要标准的选官用人制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优化干部人事制度，培养造就一大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秀党政干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三是认真总结、吸取孝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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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发展繁荣[J].求是，2013(24):48-49.

(责任编辑：祝春娥)

The Historic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Yuan Xueqing

(XiaoganMunicipalCommitteeoftheCCPPartySchool,PartyHistoryandBuildingResearchCenteroftheCCPCentralCommittee,Xiaogan,Hubei432000,China)

Abstract：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is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rich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the advanced, universal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in the ancient China was rich, which had not only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ontent, but also influence.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forming officials’ duty of clean-handednes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s feudal socie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addition, it promotes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Hence it makes great realistic sense to adhere to the strict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ing par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corruptible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through referr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Key Words：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construction of an incorruptible government; socialist core value

收稿日期：2016-01-11

作者简介：袁学清(1965-),男，湖北孝感人，中共孝感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教授。

中图分类号：B82-0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2-0018-07

孝悌，“廉”，指清廉，二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