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家庭结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

2016-03-16朱宏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社会变迁自律道德

朱　宏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论当代家庭结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

朱宏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孝道是人伦道德与家庭伦理的基础与核心。探讨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孝道逐步走向没落，但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却被赋予了新时代的理念，这对我们当今的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家庭结构的变迁在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传统孝道的演变进行分析，尤其对传统孝道内容的认识与本质作重点剖析，深入地了解传统孝道的内涵及其精华，追溯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中的规范作用，探讨如何在新时代的形势下继续发扬和合理构建新的中国孝道文化，为解决我们国家目前的养老问题，为应对老龄化，实现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关键词：家庭；家庭结构；传统；社会变迁；道德；自律

一、家庭及家庭结构的变迁

家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家，居也。”[1]家，从“宀”从“豕”，是会意字，居内有猪，在本质上是一个财产概念。后来“家”的本义延伸为家庭。而古罗马人用 Familia一词表示家是由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由此可见，东西方最初对家庭本质的理解都是带有财产、权利的因素。到了近代，人们则赋予了其更为丰富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给家下过一个基本的定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2]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和洛克在《家庭》一书中指出:“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合起来的人的群体,各人以其作为父母、夫妻和兄弟姐妹的社会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创造一个共同的文化。”[3]

家庭是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家庭结构的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结构按照其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扩大家庭，由一对夫妻和几对已婚子女在一起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由一对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在一起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当下社会，家庭结构以小型家庭为主，包括了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

不同的家庭结构承担着不同的家庭功能，如在养老这一社会问题中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扩大家庭中的老人所得到的照料会比其他几种家庭类型要好得多。扩大家庭有较多的人陪伴和照料老人，而小型家庭则没有这样的条件。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迁，目前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模式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历史变迁的缩影。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信息的广泛传播使我们这个社会步入大数据时代，家庭作为社会组成的最基本细胞，无一例外地受着这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家庭结构的变迁正在潜移默化地催生或阻碍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变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传统家庭模式中，扩大家庭长期自给自足，这和当时的基本国情和自然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农耕时期的家庭结构是以土地的丰薄来确定家庭结构和规模的。而新时代的国家，经济模式日新月异的发展，土地政策的改变，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分散；工种的细分，也使以往靠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变为可以独立完成，从根本上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大批的青少年离开故土从事和土地无关的其他工作，越来越多的小型核心家庭和留守的空巢家庭便随之出现。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国长久以来的农业社会模式。阿·托夫勒曾在《第三次浪潮》中明确说过：“不再需要亲属关系，越变越小，富有流动性，越来越适应新的技术领域的需要。”[4]这就是城市化进程对家庭结构变迁的直接写照。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土地越来越少，机械化耕种铺天盖地地涌来，不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耕种，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把家庭结构的变迁变成了历史的必然。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四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模式陡然变更，直接把扩大家庭连根拔起，同时主干家庭也随之缩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实施，家庭结构也从以往的多代数向小规模转变，加之教育模式的转变，让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多地关注于子女的教育而多多少少忽略了曾经是主干家庭中大家长的父辈，使家庭代际功能转换，由“尊老”向“重幼”转变。现代化虽然是家庭结构变迁的必经之路，也一样是孝道复兴的必由之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信息化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大众生活体系中，随着信息化进程慢慢地浸润着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我们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愉悦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把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与家庭结构变迁，家庭养老变化做有机的整合，只有将家庭、社区和社会整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变迁时期因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社会变迁改变着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变迁呈现出小型化趋势，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出现，同时催生了更多空巢家庭，使得家庭的养老、代际和教化功能日趋淡化，给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伦理也发生着变化。“孝”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主要切入点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当今社会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家庭伦理是维系家庭间和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一准则不能由国家制定、专政机关强制执行，而需要在家庭内部世代相传,根植于每一人心中，自觉内化为个人修养。

二、孝文化在传统社会的作用

孝文化起源于中国的周朝，孝占据传统伦理思想核心地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在原始社会，孝已经有其雏形，在父系社会，亲子关系是明确的，确立最基本的亲子之情，也算是孝观念的雏形。达尔文在其《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到：“起初只有严格的社会性的一些德行才受重视。”[5]孝道真正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则是父家长的产生。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时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父家长需要聚积更多的人来持续生产，用以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当经济权掌握在男子手中，便有了最初的父权和父崇拜。明确父权制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那孝道就成为维护其权力的有效途径。父家长诱导子女对他们忠诚，最初的血缘宗亲以及孝道便逐步形成，到殷商时期发展成最原始的祖先崇拜。“氏族的血缘纽带没有被摧毁，氏族中的父系家长，变成了掌控权力的王，家庭(家族)中的差序关系与权力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是一致的。”[6]血缘关系自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孝也便成为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第一章《孝之起源与演变》中说：“据可靠文献能证明的，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7]12周人将孝道作为他们特有的礼乐文化记载并传承下来。周代的金文中，“孝”字出现过一百多次。在《诗经》《礼记》中，“孝”字也多次出现。如《礼记·中庸》中的“事死如事生”，充分表达了子孙后辈对逝去长辈的尊敬与爱戴。周人之后，先秦诸子百家对孝道的解读越来越详尽。自孔子开始，经曾子、孟子到《孝经》，儒家孝道逐步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核心地位。

“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在中国古代宗法制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形成的，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层面，使得孝道文化渗透到每个阶层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维系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价值观。”[8]宗法制是由氏族社会父家长制蜕变而成的，是皇亲王贵按血缘宗亲分配国家权力，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在较长时期影响着封建统治。而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更把孝推到了至高地位。孔子认为，孝道是道德伦常的根本。孔子的孝道思想首要着眼于家庭内部。他要求年轻人“入则孝”，“入”指家庭内部，“孝”指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孔子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礼坏乐崩，所以他说“孝，礼之始也”，他认为包含政治人文的“礼”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孝”。孔子一生致力于复兴周礼，无非是对孝道的复兴。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王道”、“仁政”的学说，并把先贤君主形象带入其思想体系中。这些在他的孝思想中都有明显体现。“君轻民贵”思想是孟子最为重要的“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他所说的“君”和“民”是指各诸侯国君和农民。民何以贵？不外乎是“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或是君王对民的施舍，以期“民”安心地在土地上耕种，进而维护国家的安定和谐。

在孝的具体理解上，孟子认为自我的良好修养，是一个人立身社会的根本，而在个人的良好修养中，侍奉双亲尤为重要。侍奉双亲的核心就是“养志”，而不是单纯的“养体”。“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孟子·离娄上》)孟子积极地继承了孔子的孝论，但是他的观点也容易产生“愚孝”。孟子孝道的基本内容是孝养。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提倡“百善孝为先”[9]，“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可见，孝观念并不局限于孝顺父母。

“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孝经·圣治》)。以孝治理天下，首先要把德放在第一位，孝是治理天下之首要德行，因此，孝逐步政治化。《孝经》作为古代经学之一，把儒家孝行为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形成了完善的孝体系。

在封建社会，为什么没有养老问题？为什么都是家庭养老模式？因为宗法制和井田制限制了土地的流转，也就限制了耕作者的流动，不再流动的人们只能从事农耕作业，以血缘为主的宗亲制，经济权掌握在父家长手中，所以养老必然是家庭式的。宗法制强调了血缘代际的正统，下一辈的命脉直接掌握在上一辈甚至上几辈的手中，给父辈的养老送终是毫无疑问的。纵观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的孝带有明显的教化和强制色彩，当然这也是当时社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

三、孝道重建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潜移默化于每个人的内心，但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孝道，要结合时代特征，并在传统孝道的基础上科学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重建一种可以融合传统孝道和新时代特征的新型孝道规范，使其成为指导现代人的孝道观念。传统孝道中的家庭具有维持家庭延续与和谐的功能，而传统孝道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点，对当代社会的孝道重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重建孝道有利于构建当代社会道德体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孝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点，是一切后世道德的基本点。如果从孝开始对青少年进行家庭内化教育，不仅效果显著，而且也有利于家庭和谐发展。“如果说，一个人，连父母对自己的恩惠都不愿意报答，甚至虐待父母，我们又怎样期望他会报答社会、国家、他人对他的恩惠呢? 这样的人，又怎样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10]孝道的重建从孝敬父母、亲爱子女开始，把家庭内部的尊敬父母推广到全社会的尊老爱幼，把爱上升为全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样必将有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因此，从重建家庭内部的孝道入手，整个社会道德就能良性运行。

2.孝道重建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从中国传统孝道对祖先的崇拜再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学而》)，可见传统孝道强调血缘宗亲的重要性，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到爱所有人。重建孝道有利于唤起人们心目中的爱国意识，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建设作出贡献。“孝可能没有直接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它还是以其推动家庭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功能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7]335家庭稳定和谐了，也就为社会、国家的稳定打下了有利的基础。践行孝道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文明，间接影响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并趋于稳定，那么老与养的不和谐问题就不会出现。

3.重建孝道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愈来愈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最终只能靠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社会完全承担起养老的责任是不切实际的。长久以来，代际交换的家庭养老模式因其养老费用低廉和养不离家两方面的优势，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由于我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多的老人没有条件选择家庭养老模式，这样就需要我们逐步开展家庭、社区、国家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养老模式，建立层次完善和形式多样化的老年人保障体系。不论是传统家庭养老还是新型社区养老，弘扬传统孝道都有着实际而重要的意义。传统养老模式是所有父辈都愿意选择和接受的方式，他们把一辈子的心血放在子女身上，当然希望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和父慈子孝的美好时刻。“孝首先是养，最基本的养是物质上的帮助和供给。”[11]“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在这种传统孝道的重建中，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制定各种措施以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更应从血缘亲情入手进行孝道教育。

在孝道建设中，再多的外在辅助措施终归是外在的约束力，我们还应从自律上增强个人的道德修为，道德的他律发展到自律是一个质的飞跃。康德说过：“人通过责任被规律所约束”[12]。自律就是自己的意志不受外界约束，不为感情支配。从他律到自律是从义务到良心的过程，传统社会，孝是一种具有强烈他律性和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在规范性和约束力的前提下，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学而》)，把感恩回报父母当成自觉的行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律，常怀感恩之心，从孝敬父母开始，关爱亲人，友爱邻里，和睦家庭，和谐社区，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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