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之于中国现代小说的价值

2016-03-16王兴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五四小说

王　兴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五四”小说之于中国现代小说的价值

王兴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五四”小说发生于中西交汇、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历史背景下。“五四”小说家们肩负着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衰微与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时代责任与使命，其小说实践在契合社会时代变革诉求与“人的觉醒”的时代脉搏中，承袭小说民间私语特质与中国读者大众阅读心理习惯，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叙事方式等藩篱，在改变中国小说固有形态中完成现代小说启蒙使命，从而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关键词：“五四”小说；中国现代小说；人的觉醒；私语特质；启蒙使命

“五四”新文学发生在一个破旧立新、时代转折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其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结构成分与表现特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文学变革而言，中西交汇、古今交融是中国文学发展变革的两个最为根本的动因。尤其是“五四”小说的创作实践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内容和形式，对中国旧小说的各种体式藩篱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端的初始阶段，“五四”小说家们肩负时代所赋予的启蒙使命，初步构建了中国现代小说所特有的现代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个体审美理想，“五四”小说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考察标本。学界对“五四”小说的价值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以“问题小说”“乡土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等为切入口的单一专题研究，缺乏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的整体历史语境进行考察。基于此，笔者拟从历史的具体语境着眼，分析探究“五四”小说创作实践中的社会时代变革诉求、民间私语特质、“人的觉醒”及大众阅读心理习惯等，以期达到对“五四”小说价值观念、叙事策略、艺术风貌等的初步考察。

一、社会时代变革诉求与文学艺术一体化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由此开始了现代小说的创造，而且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价值作出了新的评价。”[1]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五期发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拉开了“五四”小说创作的序幕。此后，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从“自叙传”抒情小说到其他主观叙述小说，“五四”小说的创作实践最终实现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华丽转身。

1.中国小说的变革动机。中国近现代小说史上的两次小说变革——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与“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文学变革动机看，二者均以“启蒙”为旗帜，把域外的启蒙主义作为中国小说变革的内在动力。变革动机与起点虽然相似，但文学变革最终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虽然在中西文化大碰撞中有了很多“现代”的因素，但最终却从启蒙走向媚俗，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启蒙精神，这次小说变革最终淹没在搜奇猎异、艳情游戏、政治说教等世俗化、功利化、商业化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喧嚣浪潮里面。而“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则在文学变革中生产了第一批“中国现代小说”，这次小说变革无论是在精神上抑或是在艺术追求上都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以往小说的崭新文学形态，展示出“这一个”的文学独特性与唯一性，真正实现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2.基于承袭借鉴基础上的文学自身发展诉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五四”小说家们借助西方文学影响以及时代现实变革诉求，在新的文学观念上将小说从“不入流”地位提高到了新文学“主流”“正宗”地位，这一点与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一脉相承；而更为重要的是，“五四”小说家们站在时代变革与个人追求的现代理性向度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传奇叙事等文学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将中国传统小说中积极的、优秀的内容进行整理和张扬，在充分肯定其内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将小说诸如语言形式、叙事手法、主题发掘、情感抒发等诸多内容纳入到作家个人的创作过程之中。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发展，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是胡适拉开的。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虽然力倡“八事”(后修正为“八不主义”)以反抗传统文学，但在白话文学的源流上又强调 “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拟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拟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鲁迅在介绍自己文学承袭渊源时，一方面强调他做小说“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4]，同时又明确指出“中国现代作家是中国人，其中仍然有中国向来的灵魂，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碑”[5]。新文化运动闯将陈独秀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在对明清古文等文坛“妖魔”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却对明清小说尤其是施耐庵、曹雪芹等小说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3]45

3.在变革与艺术的契合中改变中国小说的固有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衰微与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强调文学传统重要性的同时，也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强调“情感”“思想”等内容在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价值。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若论词曲小说诸著在文学上的价值，窃谓当以胡君所举‘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3]49-51处在时代巨变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高举“启蒙”大旗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传统文学尤其是传统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并在这一共识中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五四”小说家们具有明确自觉的文学变革意识。在“五四”小说作家笔下，无论是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庐隐的《灵魂可以卖么？》、王统照的《纪念》、许地山的《命命鸟》等“问题小说”，抑或是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地之子》等人生派写实小说，尤其是郁达夫的《沉沦》、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主观抒情小说，都表现出了传统文学的审美品质。“五四”小说家们在各自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始终契合时代变革精神与文学艺术追求一体化诉求，在承袭借鉴传奇叙事等古代传统与西方小说的历史进程中改变中国小说的固有形态。

二、民间私语特质与小说启蒙使命

起源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稗官野史传统的中国小说属于中国民间私语话语系统，而启蒙则是一种典型的面向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再造行为，因此，从小说发生的历史源头看，小说与“启蒙”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并不承担社会意识形态再造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启蒙”与小说创作实践只是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联姻关系。

1.从中国现代小说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在小说发生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向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且“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就是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精神”[6]。尽管梁启超们利用“启蒙”将小说提升到“经国之大业”(曹丕语)的地位，但小说的民间私语性质与稗官野史传统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小说的变革而言，启蒙主义只是一种来自文学外部的动力。清末民初的“新小说”变革虽然强调“启蒙”，但由于晚清社会强调的是社会体制变革，而非精神的变革、文化的变革，因此清末民初没有形成促使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文化语境，“新小说”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没有调整好“小说”与“启蒙”关系，最终未能把“启蒙”这一公共话语转化为作为个人话语的“小说”。这个历史任务自然落在了“五四”小说家的肩上。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就“新小说”“五四”小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时代特征与文学价值有过精当的论述。他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的与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两代作家共同完成的。后者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标志，在主题、文体、叙事方式等层面全面突破传统小说的藩篱，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7]7比如，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王统照的《一叶》,庐隐的《灵魂可以卖么？》等“问题小说”对于各类社会问题的关注；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地之子》等乡土小说对底层小人物悲苦命运的人性观照；许地山的《缀网劳蛛》，郁达夫的《沉沦》，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主观抒情小说对于个人隐秘自我情感的呈现，这些作品无论是叙事技巧、情节结构安排，还是文学主题表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从小说创作观念来看。在受西方文学影响与对传统的再审视历史进程中，“五四”小说并未真正突破“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在高举“启蒙”思想大旗的同时，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即使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五四”作家们也没有放弃“为人生”“为社会”的价值追求。比如，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这个文学社团作家们批评“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和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力倡文学“为人生”“为社会”，其文学主张、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因此他们的创作实践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强调写实主义、材料精密严肃、描写忠实。如沈雁冰、郑振铎等人主张反映时代“血和泪的文学”，他们的小说创作关注民生与劳苦大众；叶绍钧、朱自清、王统照、谢冰心等人，积极探求“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主题，他们的小说关注知识分子。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将思想启蒙的时代诉求发展成为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社会思潮。

3.从文学创作动机来看。处在中西古今变革浪潮中的“五四”小说家们，其创作动机是什么？鲁迅曾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8]作为“五四”小说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批判是在“启蒙”的“问题意识”逻辑基点上发生的，极具“为人生”的强烈现实功利诉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首开“乡土文学”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许钦文、蹇先艾、王任叔、台静农、许杰、彭家煌、王鲁彦等青年小说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文学流派——“乡土文学派”。这一文学流派有影响的作品有王鲁彦的《柚子》、台静农的《红灯》、王任叔的《疲惫者》、蹇先艾的《水葬》、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许杰的《残雾》、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这些“五四”乡土小说，或者在描述乡村现实中批判故乡非人世界，或者在针砭社会弊端中揭露国民精神病态，或者在呈现乡风民俗中表达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开创的“问题小说”以及后来的“乡土小说”模式，在文学主题表达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揭出病苦”“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改良社会”等主张。细读此类小说文本，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小说家们由“启蒙”意识所生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人生理想。即便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他们虽极力看重小说“艺术”的独立特性，但始终没有背离文学直面人生的创作道路。其实这种带有作家强烈个人感情色彩与时代烙印的文学价值追求，与中国传奇叙事中借传奇之笔表达深层文学意蕴的文学审美品质在内在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这种文学诉求更多地契合了这个阶段所独有的时代烙印与社会因素。因此，“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追求，一直是整个“五四”文学的共同文学价值追求，并引领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潮流。

三、“人的觉醒”与大众阅读心理习惯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五四”小说创作实践处于“人的观念”觉醒这一极为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与清末民初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民权诉求等社会“启蒙”话语不同，此时人们面对的并非社会公共空间，而是必须符合时代变革要求的个人空间。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理性引导，个性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五四”时代每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个体，并形成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待生活与介入生活的角度与方式。

1.个性化的主体觉醒。从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变化来看，“人的观念”觉醒是造成“五四”小说家在价值判断、情感体验等内在心理变化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他们看待社会及人性的态度，进而内化到“五四”小说家自我精神再造的进程中。因此，“人的观念”觉醒在“五四”小说家承担“启蒙”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这个意识形态再造工程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借用福柯的说法，“五四”小说是在重建另一种“话语”，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文本[9]。

“五四”小说家的带有个人私密生活经验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如庐隐的《海滨故人》《一段春愁》，郁达夫的《沉沦》等，更是从形式到内容给读者以崭新的阅读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讲，深受“人的观念”觉醒影响下的社会个体，他们个性意识的自觉扩张是构成“五四”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身的最重要的文化内因。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作家，“五四”小说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个性解放，更为清晰地表达着个人欲望增长及生活空间个人化的进一步扩大，小说自身所具有的私语表现功能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变革中重新进入“个人言说”阶段。“五四”小说成功地把“启蒙”这一公共话语转换成一种具有私人话语性质的“小说”话语，使小说在文学趣味追求上从传奇性情节转化为从个人日常生活提取人生意义，从清末民初的“新小说”强调对集体经验的表述转向注重对个体经验的表述，进而从群体化的外在生活世界进入个人化内向心理世界。因此，“人的观念”觉醒这样一个重要文化语境，使“五四”小说家们将小说当成启蒙社会的公共话语的同时，没有忘记把小说作为追求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私人话语，这也使得“五四”小说表现出最本真意义上的现代性精神内涵。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废名《竹林的故事》《桥》等小说，在注重表现社会人生状态的同时不忘表达时代变革当下个人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而言，“五四”小说家们比清末民初小说家具有更为自觉的小说变革意识。

2.内向化的叙事视角。处在时代变革中的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传统文学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小说发展中继承传统的必要性，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华丽转变是在“新小说”不断尝试调整与“五四”小说不断承袭创新的过程中完成的。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传统，在这个强大语义场中，其所维系的思想性、价值性的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场域，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文学实践活动始终摆脱不了其影响，处在“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在进行文学精神与艺术一体化的追求探索中，借鉴西方小说模式与承袭传统文学因子来改变中国小说的固有形态。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清末民初的“新小说”未能完成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五四”小说的“心理化”艺术导向，在小说创作实践中仍局限于“故事化”形态。“五四”之前的传统小说叙事侧重于对人物形象外部生活世界的呈现，很少展示出作家强烈的个人主观心理世界的探求意识。较多地强调故事性情节模式类型，缺乏主人公情感抒发及心理显示。具体到文学叙事内部，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较之于“五四”小说，它缺少“内向化”叙述视角，即全知视角多于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总给人新瓶装旧酒的感觉，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小说”作家与“五四”作家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欲求存在根本差别。“五四”作家们的心理化思维方式，使其小说从生活表象转为内在心理现象，造成小说创作“心理化”的叙事效果，因为这样可以“试图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意识中去，‘从内部’来讲述故事”[10],从而使小说更具真实感。

3.市场化的心理阅读期待。“五四”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双重影响之下进行创新，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时代巨变下读者市场的新变化。“一般工农大众可能读不懂《狂人日记》，而更喜欢《三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章回小说或者弹词、评书。不能忽略连贯叙述之易于记忆与理解、全知视角之便于叙述与接受、以及情节为结构中心之易于引人入胜，所有这些，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7]261“五四”小说在走向“文人化”时，虽然兼顾启蒙公共话语与作者私人话语，但作为文学活动参与者之一的读者是否买账，当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五四”小说在与西方文学对话中努力寻找并吸收某些新的小说观念和叙事技巧，在观念上明确了对人生负责的态度和思想“启蒙”的价值诉求与社会定位，但为了完成“启蒙”重任并在社会大众中获得最大效益的市场化追求，“五四”小说家们必须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期待，尽可能地照顾到“一般工农大众”的心理接受惯性，进而让文学达到读者市场最大化效益与宣传鼓动效应，完成现代“启蒙”任务。比如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王统照的《一叶》、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五四”问题小说因切中各种现实问题，很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喜欢。小说家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要为社会服务，在自己的具体小说实践中兼顾一般读者固有的阅读习惯。

中国小说在其发展史上往往是作为一种“民间”形式而存在的，在读者阅读层面早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上的“传统”与“惯例”，比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情节，婉曲连贯的叙述，浪漫情怀的文学想象、栩栩如生的传奇人物，细致入微的情感展示，等等，这种惯例作为小说发展过程中对象化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对小说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传奇叙事传统及其影响因子对后世文学创作及读者阅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五四”小说家们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不能不尊重一般读者既有的阅读习惯，采用为中国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形式。面对社会发展变革的现实诉求，“五四”小说家们在中西、古今变革大潮中必须思考并有意无意地去适应广大读者们的通俗化、大众化乃至传奇化的阅读心理要求，努力完成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叛逆与承袭共容、传统与发展合力的叙事模式“革新”任务，以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启蒙历史使命。

总之，在中西文化碰撞历史背景中的“五四”小说家们，面对改变中国民族精神衰微落后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其小说创作主动适应时代变革诉求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崭新的文学思想观念、从内容到形式完成对中国传统旧小说藩篱的根本性突破，使得“五四”小说成为中国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典型标本，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不可替代性。学界对“五四”小说的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因此，重新认识考察具体历史语境下的“五四”小说，也就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19.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604.

[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M]//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36.

[4]鲁迅.致董永舒[M]//鲁迅选集：第10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79.

[5]鲁迅.《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M]//鲁迅选集：第7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71.

[6]周平远.把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学带入二十一世纪[J]．文艺报，1998(10)：46.

[7]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选集：第5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58.

[9]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3.

[10]艾德尔.文学与心理学[M]//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7.

(责任编辑：李天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