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尽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15)



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研究综述

甄尽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星占学与汉代社会关系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成果大量涌现。对汉代天象记录的整理和科学考证、星占学及其理论体系、天文星占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为更理性地认识汉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综观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星占学；汉代社会；研究综述

星占学(术)，或称占星学(术)，“是观察天体的运动变化，预言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法”[1]。汉代是中国古代星占学及其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对异常天象最为重视的朝代。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分布及其异常变化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天文星占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较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不少研究成果都论及或涉及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的互动关系，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汉代天象记录的整理和科学考证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指出，“从中国的天象记事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艰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2]3。星占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星占的需要，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天象观测都极为重视，留下了丰富而又可靠的观测资料，对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和应用价值，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特色。

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天文科学知识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文献传抄中的错误，有关汉代天文星占的资料真伪相杂，伪造和刻意隐瞒的天象大量存在。不少学者和机构对传世的汉代天文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考证和去伪存真的工作。

(一)对汉代天象资料的整理

《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和《后汉书·天文志》等文献对汉代的天文观测资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对汉代天文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通论式的资料整理著作中。

1975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的《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一册将《史记·天官书》《汉书》《续汉书》和《晋书》的“天文志”单独汇编成册[3]，为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共收录天文文物、图版108幅，其中汉代的有31幅，包括“汉代帛画天象图”“洛阳西汉墓星象图”“汉代本雕星象图”[4]等。

1988年，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对见诸文献的汉代太阳黑子、陨石、日食、月食、月掩行星、新星和超新星、彗星、流星、流星雨等天象进行分类收录和整理，资料之丰富前所未有。[5]1989年，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三章《秦汉时期星象观测的发展》[6]重点对汉代的恒星名数、星座组织、星象观测与记录等进行了详细的汇集和考释。2009年，潘鼐的《中国古天文图录》收录古代天文文物238项，包括汉墓天象图、汉画象石和画象砖天象图、汉墓祠石刻天象图、汉栻盘和占盘等汉代天文文物23项[7]。庄威凤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中全面总结了包括汉代在内的日食、月食、五星运行、彗星等古代天象观测及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应用情况[8]。

(二)对汉代天象记录精确性和可靠性的科学考证

早在1927年，朱文鑫先生著《〈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9]，这是第一部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对《史记·天官书》所记载的恒星古今位置、运行变化情况等进行专门考证的专著。1934年，他又在《历代日食考》中结合文献资料对《汉书》《后汉书·五行志》中对汉代的日食记录进行勘误和纠正，认为“两汉四百二十五年，日食见于史者，凡一百四十有二”[10]。2005年，邢纲、石云里在《汉代日食记录的可靠性分析——兼用日食对汉代历法的精度进行校验》中结合现代日食计算程序，逐条对两汉文献中日食记录的可靠性进行考证。[11]2006年，刘次沅、马莉萍在《中国历史日食典》中也利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对汉代的日食进行科学的测算，计算出两汉时期实际发生日食137次。[12]38

1955年，席泽宗院士发表《古新星新表》一文，对出现于汉代的17次新星、超新星记录进行钩沉，[13]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关注。1982年，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九章“星数”中对汉代文献记载的星座和星数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证。[14]4011986年，张培瑜在《我国对哈雷彗星的历史记载》中对公元前164年、公元前87年、公元前12年、66年、141年、218年的哈雷彗星回归记录进行科学的检验。[15]1988年，刘次沅在《由南北朝以前171个月掩星记录所得到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中运用“实际可见时间段”方法，分析了汉代五次月掩星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含义。[16]

1995年，李勇、张培瑜、许邦信在《中国古代正史31次日全(环)食记录的研究》中收集整理了汉代8次日全(环)食记录，同时对有关资料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评判。[17]1997年，孙小淳和基斯特梅柯(Jacob Kistemaker)合著的《汉代中国星空研究》(英文版)“用傅里叶分析法对中国最古老的星表进行年代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汉代星空，对中国星空的构成与社会背景作了仔细的考察”[18]。2003年，由卢嘉锡总主编、陈美东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的第三章“天文学体系的形成”对汉代的天象记录、天象观测和“汉代星图”进行了阐述和深入的分析。[19]2010年，张健在《中国汉代记载的五星运动精度考察》中利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对《汉书·天文志》和《续汉书·天文志》记载的160余条五星运动进行计算、验证、分析和研究。[20]

二、关于汉代星占学理论及其体系的研究

在古代中国，天文学和星占学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几乎是同步的。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星占家。早在战国时期，齐国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人石申著《天文》八卷，惜已失传。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乙巳占》、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北周庾季才撰、宋人王安礼等人重修的《灵台秘苑》等都是古代星占学的集大成著作。其中不少内容都是对汉代星占学理论的辑佚和总结。

20世纪80年代之后，星占学研究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多数学者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对包括汉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方法和社会功能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思考。

1982年，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已经触及星占学理论中的“十二次”“分野”等重要内容，对《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天文志》等汉代文献中的“十二次”和“分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概括。[14]410-425

1992年，刘韶军的《古代占星术注评》以《史记·天官书》和《开元占经》两部中国古代最基本、最重要的占星学著作为对象，通过注释评议的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占星术的主要内容和意义。[21]1993年，李龙生的《占星术》从术数的角度对古代占星术的常用术语进行诠释。[22]

1995年和2009年，江晓源先后出版《历史上的星占学》[23]和《中国星占学类型分析》[24]，在对中国传世星占学经典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星官、天象、分野、占辞、占例、事应、思想基础等星占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完整的类型分析和论述。

1998年，鲁子健在《中国历史上的占星术》中对我国古代的占星活动、星体命名、星区体系和星象占验等进行了解读。[25]2007年，陈久金的《帝王的星占——中国星占揭秘》依据古代星占文献，详细介绍了恒星占、五星占、日占、月占、彗星占、客星占和流星占等七种星宿的星占方法和占例。[26]卢央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中以阴阳五行为主线，对干支通说、北斗星占、恒星和分野、七曜和杂星占、式占通说五个专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与研究。[27]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汉代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天文考古资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天文星占实物，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多数学者重点是考证其所反映的天文学成就及编撰年代，但少数学者也注意到其星占意义和价值。江晓原指出，“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可称迄今所知最早的行星星占学专著”[28]。谢采筏认为，“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星占》(约成书于汉初)看来，星占术已与‘天人感应’思想有所交融”[29]。

另外，还有一些纯粹是从星相占卜、吉凶预测的迷信角度来解说中国古代占星术的著作，如刘韶军的《中华占星术》、刘文英的《星占与梦占》、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著的《神秘占星术》等。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星占特征。李约瑟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国家宗教所具有的天文学性质，或者不如说是占星术性质”[2]44。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对彗星的看法》中指出，彗星的出现被“视作不祥之兆”，是对皇帝的一种警告。[30]美国学者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在《中国早期分野星占学的特征》中探讨了决策星占学中分野星占学体系的面貌和星占学对应关系的发展历史及宇宙论基础，并描述了“这一体系的起源、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31]。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在《中国科学与天文历数学》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指“预卜王朝和国家命运的占星术”，“就是国家占星术(Judical astrology)”[32]。桥本敬造的《中国占星术的世界》通过和西方古典天文学的比较，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色和占卜、五行等方面，较为全面解析了包括汉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占星术世界。[33]

三、关于汉代星占学社会功能的研究

席泽宗院士较早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天文星占的社会功能。1987年，他在《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34]。1990年，台湾学者张嘉凤、黄一农在《天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以汉丞相翟方进自杀为例》中以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丞相翟方进因“荧惑守心”而被迫自杀为例揭示出天文星占对汉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此后，黄一农先生又发表《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等文章，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系统探讨天文星占与中国古代政治或社会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天文学史”的观点。[35]

1991年，张新野的《汉代日食观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对汉代日食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哲学、政治和科技背景进行分析，重点论述了日食对汉代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影响。[36]江晓原的《天学真源》一书认为，“天文”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正是今人所谓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历代官史中诸《天文志》，皆是典型的星占学文献”[37]3。他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天学”，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天文学”，并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天学”与王权、政治运作、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关系。1995年，吴青在《灾异与汉代社会》中也论及星占学对汉代社会的特殊作用。[38]徐凤先在《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对社会影响的历史嬗变》中通过梳理两汉至明代帝王在异常天象之后所下的诏书，突出强调异常天象对汉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并指出，“两汉是最重视异常天象的朝代，异常天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39]。1996年，范家伟在《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中指出，星占术和星占家成为“政治宣传和服务的工具”，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魏蜀两国为争夺正统地位，争相试图从星占术和天象占验上寻找合法的依据，“说明自己才是合乎天命、顺天应人的统治者”[40]。2002年，陈江风的《天文与社会》作为大学素质教育丛书之一，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所具有的星占学特质及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41]2011年，钮卫星在《天文与人文》中继承了江晓原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更像是星占学(astrology)”[42]2。该书第四章《中国古代天文学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功能》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天文星占的社会政治功能。

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们更早地注意到中国古代天文星占所蕴含的社会功能及其浓厚的政治目的。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中已提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特征”，认为“中国天文学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质，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2]39。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在1969年也谈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目的，认为其本质“差不多是为纯政治目的服务的、实用而经验的技艺”[43]。美国学者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Woltram Eberhard)在《中国汉代天文学及天文学家的政治职能》中重点探讨了“天文学和占星术、天文学家或占星家与统治者和政府的关系如何”[44]5，探究了天文学和占星术在汉朝所起的政治作用，指出“中国天文学是以政治目的为导向”[44]21，日食、月食等异常天象“实际上预示着天道背后隐藏的政治意义而非科学意义”[44]20。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宗教和知识的文化背景》第六节“宇宙及其秩序”中介绍了汉代天文、星占、历法和数术所达到的知识水平，其中也提到天文星占对两汉王朝政治的重要作用。[45]651-655

1981年，日本学者影山辉国在《汉代的灾异与政治——以宰相的灾异责任为中心》中就异常天象对汉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6]此外，新城新藏、小沢贤二、泽田多喜男、日原利国等也对星占术的有关理念及其对汉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四、关于汉代星占学的文化功能及其作用的研究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47]，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最高追求，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星占学的终极目标。天文星占与文化各个领域都有十分深刻的复杂联系，甚至可以说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问题，中国文化的各种基本形式都离不开对天文之源的祖述。汉代作为星占学及其理论的成熟阶段，该时期的思想文化、礼仪制度、社会风俗等无不深受其影响，这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对象和内容。

1988年，陈江风在《天文与人文》中从集体表象、哲学意识、祭祀与民俗及天文与文学等方面探析了中国古代“独异的天文文化观”和其中深刻的文化学道理。[48]1989年，席泽宗院士在《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指出，天文学又被称为“历象之学”，是沿着两条路线前进的，“一条是制订历法，敬授人时”，一条是“观测天象，预卜吉凶”。“历象之学”在自然科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49]1992年，江晓原在《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中对星占学与汉代的人事吉凶、星占学与历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星占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50]关增建在《中国古代星官命名与社会》中重点考察了古代星官命名所反映的“人世间的生活和信念”及古代天文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51]刘韶军在《试论中国古代占星术及其文化涵义》中对占星术与汉代的学术文化、思维方式等文化含义进行了研究。[52]李龙生在《占星术》中对占星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占星术与哲学、文学艺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2]

2006年，冯时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结合考古学、文献学和文字学资料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考述。[53]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焦海燕在其硕士论文《星占学与两汉文化研究》中对星占学与两汉时期的民俗、纪传体史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54]2013年，章启群在《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一书中以占星学为视角勾勒出秦汉之际思想史的变迁及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并重点论述了两汉经学与占星学之间的血缘关系。[55]

五、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星占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伪科学”，而是科学、非科学与社会属性相互杂糅的混合物，在服务于当时社会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并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思维的形成。

综上所述，有关星占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研究渐趋繁荣，不少成果都涉及星占学对汉代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但更多地侧重于天文现象本身及其政治意蕴，即局限于“天文学史”的内史范畴。而关于星占学对汉代社会的整体影响及互动作用的研究还微乎其微，或是个案研究，或是作为时代背景的点缀而一笔带过，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再者，研究者多为天文学史方面的学者，在多数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更多的是吸取古代天文星占中符合现代科学的部分，或者是侧重于星占本身及其占卜意义，还有的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或“伪科学”而一笔抹杀。缺少从文化的角度、从汉代社会的实际出发，全面深入地探讨天文星占在社会运作中的角色与作用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在天人感应思想极其泛滥的汉代社会，星占学及其理论体系是与社会文化的整体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和人文色彩。该时期的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祭祀礼仪、社会生活乃至军事决策，无不深受其影响。只有把星占学与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一并考察，才能透过神秘的表象揭示出深层的文化意义及价值。而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汉代星占学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远远不够，基本上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37]8，研究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透过天文星占来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这一特色在两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非常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加强对星占学与汉代社会关系的研究，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正确诠释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及其在文化学上的重要意义，进而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原点，更理性地认识星占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汉代社会内在的“感应”关系，加深对汉代社会的准确理解和整体把握，从而更好地认知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心理特征和发展脉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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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Astrology and Society of Han Dynasty

ZHEN Jinzhong

(HistoryandCultureResearchInstituteofZhengzhouUniversityofAeronautics,Zhengzhou450015,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strology and the Han dynast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came into being. A new viewpoint to recognize more rationally the society of the Han dynasty is provided by the researches on the arrangement and scientific textual criticism about the records of astronomical phenomena in the Han dynasty, astrology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astrology, etc. Throughout th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there are a lot of shortcomings, the depth and scope of study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astrology; society of Han dynasty; research summary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318(2016)02-0018-06

作者简介：甄尽忠(1968-)，男，河南封丘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70023)

收稿日期：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