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抗战文学的繁荣

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广东深圳518172)

摘要：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茅盾、废名等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是作家个人性迁徙的典型；香港文化人大营救是作家集体性迁徙的典型。作家迁徙呈现出自身特点：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性迁徙并存，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作家迁徙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与文学空间的拓展，对抗战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文学；抗战文学；作家迁徙；文学空间

20世纪40年代，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奔走。当时作家迁徙呈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对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家迁徙作为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却极少被人关注。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现象及特点、意义等做一个初步的论述，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一、作家迁徙现象

1.个人性迁徙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学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国作家的人生轨迹、精神世界，进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由于战争的爆发，20世纪40年代作家大规模四处迁徙，或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或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迁徙道路和特殊的生命体验。作家迁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独特现象，一道特别景观，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不曾有过的现象。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形式多样。废名从北京迁回故乡黄梅隐居乡间是一种迁徙，朱自清等清华北大教授作家随学校集体内迁到昆明是一种迁徙，丁玲等作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也是一种迁徙。可以这样说，20世纪40年代除了极少数停留京沪两地以卖文为生的作家外，绝大部分作家或因躲避战火、或因追求政治理想、或因谋生需要等原因而四处迁徙。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现象。

茅盾20世纪40年代在全国四处奔走，行程最远，经历最为迂回曲折，是一个典型例子。抗战前夕，茅盾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抗战爆发后，茅盾和上海进步文艺界人士一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并重新创办刊物《呐喊》(后改名为《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迁徙到武汉，并在武汉、长沙、广州等地来回奔走，写文章，编辑《文艺阵地》等刊物。因为武汉印刷条件并不好，并且“从长远看，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市守不住的。……于是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1]38因此，茅盾迁徙到广州继续编辑《文艺阵地》。后因为广州天天有空袭警报，学校也不上课。此外，加之《立报》总经理萨空了邀请茅盾到香港去编辑《立报》副刊《言林》，茅盾遂接受了萨空了的邀请，迁徙到香港定居，从事抗战文艺工作。但没过多久，广州失守，武汉陷落，因香港生活成本高，还因杜重远的劝说，诸多因素使茅盾决心离开香港到新疆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茅盾从香港经越南辗转到昆明，又从昆明坐飞机到兰州，从兰州辗转到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笔者注)。茅盾到新疆后做了许多抗战文艺工作，但新疆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之下，进步人士遭迫害，环境险象丛生，茅盾借机乘坐飞机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等地脱险到延安。没过多久，因革命工作需要，茅盾又被党派遣到重庆去领导文艺工作，担任重庆军政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将《文艺阵地》从上海搬到重庆来复刊出版。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斗争形势日益复杂，“目前这里(指重庆，笔者注)的文化人太集中了，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做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来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1]249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茅盾被派遣到香港工作，二度客居香港。茅盾在香港撰写杂文，编辑《笔谈》，还创作了中篇小说《腐蚀》。香港沦陷后，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茅盾一行昼伏夜行，在高山密林中穿越东江游击区，辗转到桂林。后途径柳州、贵阳，又回到雾都重庆，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上面简单回顾了茅盾20世纪40年代的经历，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茅盾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的每个角落，迁徙路径十分曲折。而茅盾在迁徙奔走过程中，不仅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杂文与文艺评论，而且创作了《腐蚀》等小说。20世纪40年代迁徙的经历，不仅丰富了茅盾的创作视野，而且迁徙途中的沿途见闻、风土人情等使茅盾积累了众多的创作素材，造成了茅盾这一时期创作丰富而又庞杂的特点。

抗战爆发后，京派作家废名的经历和生活虽然没有茅盾那样迂回曲折，但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艰难跋涉、长途迁徙。废名在20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是语丝社重要成员，30年代成为京派著名作家。同时，废名在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是一名学者型作家。1937年抗战爆发后，废名在北大并没有随北大教授内迁到昆明，因为北大有规定，副教授及以上人员随学校内迁，讲师及以下人员自谋出路。废名是讲师，因此不在随校迁徙之列。此时的废名没有了教书职业，也没有了经济收入，陷入窘境。恰到1937年11月，废名母亲亡故，还因此时战火威胁到北京，他便决定奔丧回乡。由于战事，当时社会秩序及交通大乱，废名好不容易乘上火车，带着家人，历尽艰辛回到故乡湖北黄梅。在黄梅，日军经常骚扰，废名徒步携全家又躲避到更远的山乡里面。日军撤走后，始任黄梅第二小学国文教员，在家乡以教书为营生。这次迁徙避居黄梅经历对废名一生思想及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废名这期间写作了非常难懂的哲学专著《阿赖耶识论》和非常特别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迁徙对废名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见一斑。

2.集体性迁徙

20世纪40年代除了作家流亡式的个人性迁徙外，还存在有组织有规模的作家集体性迁徙，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香港文化人大营救。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粤港两地的文化人大营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这段营救经历也成为20世纪40年代作家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这很少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及。

抗战爆发后，香港作为自由之港及英属殖民地，吸引了大量内地文化人士避居香港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和革命文艺活动。这些文化名人有著名作家茅盾、夏衍、胡风、宋之的、廖沫沙、端木蕻良、萧军、孙钿等，著名报人邹韬奋、张友渔、范长江等，出版家萨空了，著名哲学家胡绳，社会贤达人士柳亚子、何香凝等，评论家黄药眠、葛一虹等，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金仲华、张铁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胡蝶等，及画家丁聪，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经济学教授千家驹，翻译家戈宝权等人。据统计，当时辗转到香港的文化名人有上千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民族之魂。在这些文化名人当中，名作家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如茅盾、夏衍、胡风、端木蕻良、萧军、孙钿、宋之的、廖沫沙等。但香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平静。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抗日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上海、桂林、重庆等地避居香港的上千文化人士滞留香港，不得脱身。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并早已采取行动积极抢救这些身陷香港的文化名人。周恩来对具体营救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并两次电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负责营救工作。大营救将这些文化名人分批从水路和陆路撤出。走水路的文化人士主要是电影界、戏剧界的著名文化人，这些人知名度高，容易被人认出来，走陆路容易暴露，所以安排他们走水路。具体转移路径则是安排他们乘坐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再转移至东江游击区，然后再迁徙到内地。陆路营救的路径则较为复杂，作家们走的主要是陆路。滞留香港的作家化装成难民，组织派人带着他们从香港九龙红磡码头翻过几座山头转移到宝安县阳台山东江纵队根据地白石龙。在东江根据地，作家们徒步走在茂密的丛林里，昼伏夜行，走到惠州等地，然后转移到桂林重庆。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对这次文化人大营救做了清晰回忆，“我们走的路线是九龙——东江——老隆线，是第一批从这条路线撤退下来的人。后来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下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陆续沿这条线逃离香港，平安到达了内地。”[1]285并将香港文化人大营救称为“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1]285香港文化人大营救实际上是一次作家、文化人大迁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次大迁徙不仅拯救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命，而且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使一贯静坐书斋的作家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考验和震撼，对作家精神世界及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列举的只是40年代作家迁徙波澜壮阔浪潮中的几朵浪花，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只为说明作家迁徙是贯穿20世纪40年代始终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从而达到对作家迁徙现象的整体感知。

二、作家迁徙特点

20世纪40年代作家无论是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迁徙，还是作家流亡式的个人迁徙，都打上了时代印记，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1.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性迁徙并存

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形式多样，既有国家层面上传承学术、保护文化人的集体性迁徙，又有个人层面上的避难流亡式迁徙，两种迁徙方式并存。作家集体性迁徙除了上文论述的香港文化人大营救外，还有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寄居在清华、北大、南开高等学府的教授作家随学校一起内迁到昆明，这些作家有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吴宓、陈梦家、杨振声、李广田等随学校一起内迁到昆明。此外，还有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到乐山，寄居在武汉大学的教授作家集体迁徙到乐山，这并不为多少人知晓。在武大任教的教授作家苏雪林、叶圣陶、袁昌英、朱光潜、冯沅君、陈源(陈西滢)、钱穆、王世杰等因武汉大学搬迁到乐山而集体迁徙到乐山。还有受到战火侵扰的东北作家群骆宾基、端木蕻良、萧军、萧红等结伴从关内流亡到关外，也可以看做是集体迁徙的例子。这些都是40年代作家集体性迁徙的典型例子。作家个人性迁徙的例子就更多了，除了上文提到的废名从京城迁徙到故乡黄梅外，丁玲出狱后奔赴延安，何其芳奔赴延安等都是个人迁徙的例子。所以，20世纪40年代作家有组织有规模的集体性迁徙与作家流亡式的个人性迁徙并存，作家迁徙的目的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能说明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

2.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烙上时代的印记20世纪40年代作家在中华大地辗转迁徙，高举文学旗帜，坚持文学创作，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20世纪40年代作家们无论是有组织的集体性迁徙，还是自发的个人性迁徙，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忘文学工作，不忘肩负的使命，一方面以笔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的血腥无道与残暴不仁，一方面从民族文化底蕴中汲取精神力量，唤起民族抗战的激情。作家迁徙的过程就是一部斗争的画卷，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所以，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作家迁徙行为的发生，还是伴随着迁徙过程慷慨激昂的文字，都始终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彰显出抗战时期不辱祖先、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烙上烽火文心的时代印记。

三、作家迁徙对文学的影响

作家迁徙不仅仅是一种肉体行为，更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不仅仅使作家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还影响作家的内心世界，使作家产生特别的生命体验。而生命体验是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因为作家有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作家通过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关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存在互动关系。这里略举胡风与七月派的例子。胡风对20世纪40年代作家的战斗生活和文学创作做过这样的总结，“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2]23720世纪40年代胡风在烽烟滚滚的中华大地焦土上迁徙奔走，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在迁徙过程中并没有停止文学工作，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撰写文章，宣传抗日，胡风曲折的迁徙过程也是笔耕不辍的文学创作过程。抗战前夕，胡风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创办了《七月》杂志，共出了三期。抗战爆发后，由于“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的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所以胡风“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3]70因此，胡风带着家人迁徙到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还从事诸多抗战文艺工作。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于1938年9月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辗转到重庆，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在重庆，胡风经历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时重庆“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一批去延安，另一批去香港或转新四军。”[3]157胡风被组织安排去香港。胡风一家搭乘商货车离开重庆，途径贵阳、柳州、湛江，一路颠簸到香港。在香港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胡风与从香港撤离的上千文化人一起，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昼伏夜行，徒走千里，脱险到达桂林。没多久，又返回重庆，创办文学刊物《希望》，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胡风迁徙直接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七月派的形成和消隐。七月派是20世纪40年代胡风等作家在迁徙流亡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文学流派，“是一群战乱年代的流浪者用文学构筑的文化家园。”[4]162胡风在迁徙过程中与七月派成员相识相聚，结成联盟，编辑《七月》，形成文学流派，又因战后七月派成员各自迁徙回家乡，七月派从而逐渐消隐。作家迁徙对七月派及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还体现在作家迁徙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上文论述的惊险纷呈的香港文化人大迁徙，本身就是难得的创作素材，以致很多作家一生中都对这次迁徙记忆犹新，并倾注笔端，写下大量回忆文章和以这次大迁徙为内容的作品。如作家茅盾对这次迁徙不仅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有专门叙述，还专门写下以大迁徙为内容的纪实文学《劫后拾遗》。胡风等人的回忆录也列专章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迁徙的全过程。并且，以这次大迁徙为内容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都说明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由于战争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许多作家辗转奔走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在流亡式的迁徙过程中，作家们从不怠慢文学工作，或参与抗战文艺问题讨论，或撰写文章揭露打击敌人，或办刊办报，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洪流，每到一地，都点燃那里的文学火焰，作家迁徙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此其一。二则，迁徙打破了作家宁静书斋，改变了作家的命运，使作家产生不同的生命体验，对作家心理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而这也必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文学文体与风格的一系列变化。再则，从作家迁徙这一角度切入20世纪40年代文学对于重新理解20世纪40年代文学生态，重新看待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实验性小说，重新研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关系，都富有启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迁徙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繁荣发展，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紧密相连。这就是研究作家迁徙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M]//胡风评论集：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晓风.胡风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70.

[4]朱华阳，陈国恩.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61-163.

(责任编辑：倪向阳)

Writer’s Migration in the 1940s and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ZHU Xuej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518172， China)

Abstract：Writer’s migration w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 1940s. Mao Dun， Fei Ming and others writers migrated everywher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war and others facters then.They were the tipical case of writer’s personal migration. Big rescue of intellectuals in Hong Kong was the tipical case of writer’s colletive migration in the 1940s. Writer’s migration at that time reprerent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riter’s migration promoted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expansion of literary space，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iteratur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Key words：Literature in the 1940s； Literatur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Writer’s migration； Literary space

收稿日期：2016-02-25；

修订日期：2016-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1067)

作者简介：祝学剑(1975— )，男，湖北江夏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学院文秘教研室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秘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4-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