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真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
——探析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小说之异同

张慧真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鲁迅和芥川龙之介分别是中日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巨匠，中日近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鲁迅曾在日本留过学，阅读和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他们都热衷于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文章结合二人作品分析集体无意识下人们的冷漠及这种冷漠对心灵所造成的危害：人性的沦落、人格的丧失、阴暗利己主义的盛行，以及二者作品的异同。

关键词：鲁迅；芥川龙之介；集体无意识；近现代文学

芥川龙之介可谓时代的弄潮儿，“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中国文坛巨匠。鲁迅早年在日本弃医从文，日本文学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比芥川龙之介大11岁，但作为作家的芥川龙之介比鲁迅出名早，所以鲁迅开始写小说时，芥川龙之介已经有了几篇小说集，1921年鲁迅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并刊登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日本《芥川龙之介全集》出版后，鲁迅在1935年的四个多月内购齐[1]。目前国内对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比较研究，大多从渊源学关系出发，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如《故事新编》和芥川的历史题材小说，《幸福的家庭》和《葱》，《孔乙己》和《毛利先生》，《一件小事》和《桔子》等，乐黛云认为：“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2]鲁迅和芥川龙之介怀着复苏人性的愿望，借用不同的风格演绎出了共同的主题，他们都强调作品内容的深度，企图用理智分析现实。西方早已有人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人类面临的真正关键和紧迫的极限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心理的，不是身体的。”[3]人类精神上的异化越来越明显，集体的冷漠导致人类心灵上的创伤。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新境分析二人对集体无意识下人的冷漠及这种冷漠所造成的人性的沦落，人格的丧失，阴暗利己主义盛行的描写以及二者描写的异同。

一、人格的丧失

人格丧失在心理学术语中称为自我缺失。芥川龙之介《山药粥》中的五等武士和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在大环境的刺激下，他们的人格已经丧失。《山药粥》开头介绍故事发生的年代，当时藤原基经摄政，手下的侍卫五品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下不愿写成‘某位’，蛮想弄清楚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偏巧那名儿竟没能流转下来。想必是个凡夫俗子，没资格留名青史吧。看来终究是史书作者，对凡人凡事，没甚兴趣使然。”[4]68作者想要向我们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贴近现实的故事。鲁迅《阿Q正传》在第一章的序里，也向我们交代了故事主人公的“不确定性”，“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某字，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5]93中国立传的种类极其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加传、小传……而阿Q似乎都不合，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远远被各种“传”排除在千里之外。芥川曾在《烟草与恶魔》的序文中说：“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出来的。……但是材料即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4]71可见，他的作品也是贴近现实的，旧瓶子装新酒，使人初读起来新鲜，再读起来便会深思。鲁迅在二十年代介绍芥川的文学成就时，曾就这个角度着眼，说：“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6]相似的开头，对主人公姓名籍贯的相同处理，是否也间接地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山药粥》写一个处处受人嘲笑的五等武士的故事。五品其貌不扬，窝囊怯懦，任人欺凌、嘲弄，却无动于衷，似乎从未生气过，过于难堪时也只会脸上堆着笑说：“莫如此呀，各位仁兄”即使有片刻的同情大家也会瞬间消失，之后接着摆弄这个饱受世间迫害的“人”。五品饱尝人间卑劣：上司有意的捉弄，周围人的肆意愚弄，就连面对小孩子的凌辱，该武士也只是用苦笑来掩起羞辱，任其作践。使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阿Q正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面对欺辱他们同样的产生一种“奴性”心理：没有自己的人格，没有尊严，得过且过的生存。阿Q在形式上被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心里反而不以此为辱，反而在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这种精神胜利法使他心满意足。当他在赌摊上失利，心里的闷闷不乐难以消除时，他能立即转败为胜，“他举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仿佛是他打了别人一般”转而心满意足地躺下睡了。在丧失人格的同时，他畏强凌弱，也丧失了人性，他欺辱弱小者，欺辱小D，嘲笑王胡，侮辱小尼姑，调戏吴妈……

如果说芥川笔下的五品武士似乎还存在人性之善的一面(同情心)，当他看到一群孩子在抽打一条跑丢了的狮子狗，便心生怜悯，但是由于自己的懦弱，他只是脸上堆着笑在一个像是孩子头的肩上小心翼翼地拍了一下，然后用祈求的语气，请求孩子们饶恕这条狗，并告诉他们狗挨打也是会痛的，结果却受到了孩子们的辱骂：“你个酒槽鼻子！算什么东西！”五品听了这话也只是默默地离开，身后的孩子挤作一堆，有的做鬼脸，有的伸舌头，五品不知道。“即使知道，这对不争气的五品说，又能怎样呢？”[4]1可见芥川龙之介对五品的遭遇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阿Q不同之处还在于，五品一生有一个唯一的愿望：痛痛快快地喝一顿在当地视为美味的山药粥。而阿Q拥有的却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愿望就是欺辱弱小者以换取满足感。五品面对众人冷漠的欺辱虽然也是窝囊怯懦，无奈的接受，却不会去欺辱比自己更可怜的人，而阿Q却是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比其更弱小者。如果说在五品那里除了人格丧失后的奴性还可以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的话，那在阿Q这里除了自欺欺人的奴性，别无其它。

此外，二者的结局不同：五品在被利仁戏谑、打趣之后，饱尝“山药粥”的愿望得以实现。而阿Q在纠结圆画的是否完美，游街时羞愧自己没志气没有唱几句戏中走向死亡。试想，面对身材矮小，红鼻头、八字眼，相貌丑陋的五品，如果人们不是人云亦云的加以嘲讽捉弄，变习以为常的麻木与冷漠为温暖，多一些爱心和帮助，或许五品的人生将会被重写；如果面对处于弱势又拼命想要被尊敬的阿Q，人们多一些尊重，或许他也不会变态式地转嫁自己的痛苦于更弱势者，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所造就的人格的丧失。面对冷漠，鲁迅让主人公死去，而芥川龙之介则让自己死去。

二、阴暗的利己主义

芥川龙之介对人性和社会进行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对利己主义的暴露和批判是其文学的基本主题内核，通过对人在集体冷漠情况下的利己本能的考察，剖析和批判人性与社会。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民族启蒙是鲁迅文学基本主题的内核，改造民族性格，升华民族灵魂是其文学宗旨，他认为文学可以更新人的精神。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集体无意识下人的冷漠使人性丧失，人骨子里阴暗的利己主义开始抬头。

《鼻子》使芥川龙之介一举成名，文坛领袖夏目漱石称赞这篇小说：“文笔凝练，朴素平易，诙谐自然，情趣雅致，而且材料新颖，立意精到，构思谨严，令人敬佩。”并且预言：“如果再写上二三十篇这样的作品，那定会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4]39当年的鲁迅先生也很欣赏这篇小说，并在1921年亲自把它译成中文。

《鼻子》由僧人禅智内供的特大型长鼻子引起的喜剧性的小故事，深刻地揭示出自我的脆弱、自尊心的可悲，由于人的脆弱与孤独，强烈的社会认同感被需要。人们往往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由此来确认或否认自我的价值，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别人的评价所左右。正如内供非常在意自己的长鼻子，常常为此烦恼一样。同时这篇小说也深刻地反映了人们那种专以别人的不幸为快慰的阴暗的利己主义心理，从别人的苦痛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优越感，津津乐道于他人的缺陷从而衬托出自己的完美，热衷于渲染别人的丑恶，从而掩饰或宽宥自己丑恶、阴暗、可怕的，然而又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心理。丑恶不丑恶都是与别人比较而言，从别人的丑恶可以掩饰或冲淡自己的丑恶。正如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所指出：“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不知怎么地觉得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4]97当内供的鼻子恢复和普通人一样短的时候，引来了更多的嘲笑声。

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多被认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书生的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在我看来，抛却历史背景来看，它和《鼻子》一样，揭示了阴暗的利己主义。《孔乙己》是以鲁镇酒店里小伙计的口吻来回忆12年前关于孔乙己的悲惨故事。

孔乙己是酒店里唯一一个穿着长袖站着喝酒的知识分子，他是大家嘲笑的对象，他的到来总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5]27枯燥沉闷的生活需要一剂调剂料来给劳累的生活注入片刻的快乐，大家都不愿损失自己的尊严换取别人的笑料，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孔乙己那里。孔乙己是众人嘲笑的对象：“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5]29酒客们通过揭露孔乙己的伤疤取笑他，故意听他的争辩，然后哈哈大笑，借此来缓解疲惫的身心；掌柜的是一个生意精，但精神上却极度的空虚，当看到孔乙己被打断了的双腿后，“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取笑？要不是偷，怎么会打断腿？”[5]31借机取笑使他难堪；就连小伙计也取笑他，当孔乙己善意的要考考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如何写，小伙计也只是在心里暗自嘀咕，一个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不予理会孔乙己，相反，孔乙己寄予小伙计重望，认为他应该会写字，以后要做掌柜，将来做了掌柜这些字都要会写的，想要教给他，当听到小伙计会写茴字时，显示出极其高兴的样子，还要给他讲茴字的四种写法，小伙计却不耐烦地努着嘴走了，孔乙己见小伙计毫不热心，便叹了一口气，显出极其惋惜的样子。有人认为，最开始在别人嘲笑孔乙己时，小伙计却看到了他从不拖欠的良好品质，而后，渐渐被这种周围的冷漠而同化，进而变得麻木冷酷，以他人的苦为乐。小伙计对孔乙己态度的变化与周围的环境有关，冷漠的环境使他变得麻木冷酷，潜移默化之下，他个人的利己主义心理也随之产生。孔乙己的书生命运如此不济，想必周围人在大环境的干预下，大部分人的命运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们也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心理利己主义认为，唯一可能让每个人当成最终的目标去追求或实现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利益，虽然有时候人们也在乎他人的幸福和利益，但这也只是当成追求自己幸福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不自私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损己利人的行为不是伪装就是愚昧，除了自我满足外，人们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去关心他人。

孔乙己的书生命运不济，最后沦为偷盗，在众人的嘲笑挖苦中悲惨死去。他的不幸生活，带给周围人的是欢乐，而不是同情。一个人的悲剧命运被当成喜剧来对待，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悲剧。利己主义心态的作怪成功地将孔乙己面对的这场悲剧，当成了精神释放的喜剧。孔乙己在酒店的每次出现都会给在场的人带来欢笑，都会有人捉弄似的问候他，而“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样过”一直到他死去，也没有人关心他。在利己主义支配下，人们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精神愉悦。

二人在作品中都突出描写了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所造成的利己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倾听被搁置，人与人之间出现情感的真空，由此形成麻木不仁的性格，群体的麻木不仁导致同情心的整体缺失，这也是刘再复有时感到绝望的‘病态，变态人格’”[7]如《祝福》里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的悲惨遭遇，在麻木无情的人群中成了谈说的笑料，而“我”在回答了她有关人死后有无“魂灵的问题后，开始还担心害怕，怕她因此出事，找理由为自己推卸责任，内心纠结不安，等祥林嫂真的死去，当看到周围人对她的死的冷漠，“我”竟觉得轻松起来。《偷盗》里孩子的冷漠，孩子用树枝挑着死蛇往女尸体身上扔；亲情冷漠，沙金根本不在乎母亲的死活，她连老母亲都不要了；人心冷漠，互相满不在乎地看着杀人。二人的作品旨在告诉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感染(同情、友善)，个人利己主义很容易泛滥成灾。

三、异同

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伦理，尼采曾说过：“如果把道德劝诫和人性改善的目的从艺术中排除出去，那么，不用多久就会产生一个后果：艺术完全是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的，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8]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二十世纪的作家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9]鲁迅弃医从文，觉得人的灵魂比体魄更本质，欲救中国，必须改变他们羸弱萎靡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格，升华民族灵魂。可见，二者的作品都是剖析人类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鲁迅和芥川龙之介都关注人性，对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给人带来的伤害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但是他们在表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鲁迅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来反思这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旨在拯救；而芥川龙之介表现出来的则是对人性冷漠的无尽失望，从失望走向绝望，在绝望中走向死亡。面对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为何鲁迅益加坚强，而芥川龙之介却如此不堪一击？

不同的性情导致二人不同的命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其独特的风格及内涵，这是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独有的价值观体系。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颇深，从表面上来看有着很多相似点，然而经过历史的变迁，两国的文化性格已经产生了诸多显著的差异。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两国不同的伦理倾向：日本是一个注重义理的国家，如果事关体面的话，日本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维护，而自杀则成了血洗耻辱的最佳方法，日本人的“忠”使日本人在生死观上变得极端，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看来，不论生前好坏，人只要一死就成了神，生前的一切罪责便也消失了，同样被子孙后代视为神灵；生死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则更为理性，深受传统儒教影响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为了正义、国家、民族而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中国人爱憎分明，坏人即使死了也会遗臭万年、遭人唾弃。因此，当世界的善在逐渐变少，力量在逐渐减弱，而恶在逐渐占据着主流位置的情况下，在绝望的精神世界里，芥川龙之介书写人性的恶，选择了死亡，“据我体会，自我从憎恶的最强烈的特色，就是从一切事物中看到虚伪。而且，我对此种发现毫无满足感。”[4]115人心的冷漠使芥川陷入孤独的绝望之境无法自拔，面对集体无意识下的人性的冷漠，他对世间人情充满了绝望，用结束生命来反抗这种遍及人际关系中的冷漠；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鲁迅选择了抗争，面对绝望鲁迅选择走向反抗，用绝望来反击绝望，用文学拯救这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冷漠，唤起国民性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张中良.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世界的遇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5)：165-175.

[2]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

[3]杨沫.选择的大门——读微电子学与社会[J].读书，1985(4)：11-17.

[4]高慧勤，魏大海.芥川龙之介全集·1[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5]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6]鲁迅.《鼻子》译者附记[M]//译文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7]刘再复.人论二十五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

[8]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325.

[9]程麻.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66.

(责任编辑：倪向阳)

Indifference Under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Comparison of Novels Written by Lu Xun and Akutagawa Ryunosuke

ZHANG Huiz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re is close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u Xun and Akutagwa Ryunosuke are important world literary giants in both countries.Lu Xun ever studied in Japan， he read and translated Akutagawa Ryunosuke’s works. These two writers are keen on deep analysis in human nature. In this composition， we will analysize the indifference and its harm under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including the loss of personality， prevailing of gloomy egoism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orks from these two writers.

Key words：Lun Xun； Akutagawa Runosuk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收稿日期：2016-02-20；

修订日期：2016-03-10

作者简介：张慧真(1990— )，女，河南鹿邑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1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4-00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