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峰

（铜仁学院　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杨树达初文研究析论

肖峰

（铜仁学院文学院，贵州铜仁554300）

杨树达初文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释出了一批初文并对前人时彦的初文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二是归纳出了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现象和揭示了初文发展到纯形声字的“三步说”。

杨树达；初文；后起字；“三步说”

引言

杨树达（1885－1956年），湖南长沙人，我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语法、修辞、训诂和文字学诸领域均有很深造诣，而文字学研究最为突出，学界称许备至，赵诚认为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文研究的领军人物［1］84，卞仁海认为“若以篇目计，超过甲骨发现以来的任何一位学者”［2］3。他在治学中，继承了乾嘉朴学传统，私淑段、王，积极创通大例，成就巨大。他的初文研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善于从字例中归纳条例和总结规律，同时又能用这些条例与规律来指导他的初文考释，为后学树立了治学的典范，值得学习和研讨。

一、初文研究源流、概念及杨氏初文考释范围

初文研究的源头是传统说文学研究的字原研究，但与字原研究又有很大差别，字原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说文》中的部首，局限性十分明显，“因为《说文》部首既非全为独体之文（有的是合体字），亦非独体字的全部（有的独体字不是部首），更非独体初文，这就使得以前标为字原的著作，只能停留在《说文》部首的研究水平上。”［3］127初文研究吸收了字原研究的合理成分，但有很大突破：研究对象不再是小篆，而是甲金文；范围扩大了，由小篆形体分析发展成甲金文与小篆形体的对比研究；方法更新了，由静态的分析发展成在静态分析基础上加入动态比较的方法；理论更丰富，除了传统的六书理论以外，还引入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更产生了新的文字学理论。总之，初文研究以古汉字形义关系为视角，以古汉字发展演变规律为工具，以古文字材料为依据，探索古今文字的字际关系，追溯上古汉字的原初面貌，大大推进甲骨文、金文研究步伐，对甲骨文、金文文本释读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杨树达初文研究在吸纳传统说文学、训诂实践和宋以来金石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深研甲、金文，抽绎出古文字发展演变规律，如加旁理论和初文变为形声字“三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传注以外，凡现代语言及其他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甲文金文大出，我尽量地利用他们。”［4］2可以说杨树达无论在研究材料的使用上、研究成果的借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理论的建立上，为初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初文一词的提出，始于章太炎，语出《文始》［5］4。不过他的研究只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字的字源”，“企图通过语音联系考察字义联系的一大尝试”［6］4，不是真正文字学意义上的初文研究。从宋到民国初始的前20年，古文字学意义上的初文考释，多冠以“古文”和“本字”，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最早引入初文一词用以考释古文字的是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指出：“余谓当是蛤之初文，象形。”［7］此后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4年）［8］162和杨树达撰写《释神祇》（1934年）一文也开始使用，紧随其后的有于省吾（1940年）［9］14和唐兰（1949年）［10］。总体来说，此后的50年时间里，这一术语虽然为学界接受，但使用范围依然不广，术语还不固定。即使从杨氏自己的论述来看，本字、古文、初字和初文交错使用。如《释匕》篇（1937年）初文和初字混用，即使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在著述中初文、古字、初字等交相使用：《小子相卣跋》（1948年）、《伯再跋》（1951年）作初字，《网父辛觯跋》（1951年）、《夸爵跋》（1951年）、《保侃母壶跋》（1951年）作古文。这一术语广泛运用于古文字考释中并基本固定下来是近三十年的事。杨树达将初文这一术语用于考释古文字，并为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有推动作用的。

杨树达也是第一个为初文在古文字学意义上作出定义的学者（1950年）。他说：“文字之构造，先有义而后有形，造字者因义赋形，故所赋之形必与其义相切合。此义谓之初义，此形谓之初形。”［4］280这里所说的初形就是初文，它有两方面特征：从时间上看，它是一个词义的最初对应的字形；从形义关系上看，该字形与所对应的词义形义关系密合。他对初文定义的探索影响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如李圃（1997年）［11］166。

在初文定义上，赵诚（1993年）也作过探讨，由于只强调初文的时间属性，其外延十分宽泛，包括形初文、音初文和形声初文［12］118-25。这样一来把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拉进了初文，响应者不多。曾宪通、林志强师（2010年）从时间、结构和功能对它进行限定，认为初文“是汉字中一批资格最老、繁衍能力最强的早期文字”［6］49。凭心而论，是比较被学界接受的一个定义，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强调形义关系的密合。

初文按其字形发展变化和形义匹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古至今，在汉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字形与字义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者变化相对不大；一类是字形变化相对较大，其初形与隶变以后的字形有一定程度的简省讹变、或是“初文据后起义”“后起字据初义”，初形初义关系发生了空间上的置换、其形义关系随着历史发展逐步湮没。前者如“人”“牛”“羊”等字，虽然它们从时间、结构和功能等方面都符合初文的定义，但从甲骨文到现在，它们的字形变化不大，形义关系也一直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这些初文研究学术价值不高，往往难以成为学者的关注对象。后者由于字形变化剧烈、形义关系发生空间转换，对于研究古文字的发展演变和汉字形义关系由密合向疏离演变等现象有重要的揭示作用，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杨树达初文研究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后一类初文上。

二、杨树达初文考释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杨树达初文研究散见于各文字学著述中，如《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神祇》和《释晋》、《积微居甲文说·释冘》；《积微居金文说》则零散分布在各跋中；《积微居小学述林》中的《读甲骨文编记》《彝铭中之本字》有零散论述，论述较多的主要分布在卷一至卷三中对一些文字字形的说释。而论述相对集中的主要出现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的《文字中的加旁字》和《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两篇文章以及《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部分章节中。据统计，杨树达所涉及到的初文，除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重文形式列出的初文以外，尚有175个。大致分布如下：《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118个，《文字中的加旁字》66个，《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52个，《积微居金文说》26个，其中这些著述之间又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叉，如甬、匕除分别出现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释甬》和《释匕》中以及《积微居金文说·录伯跋》和《齐侯盘跋》中，也同时出现在《文字中的加旁字》、《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论述中和《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部分章节中。在这些初文中，有些是杨氏首创，如晋与箭用与桶、与布等。有些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论述，如希与絺，钱竹汀等虽然作过论述，但相对简略，杨氏从释形、考义并证之以文献典籍，其说相对详尽。有些则在前人启发下有所创获，如与昴，是得到孙诒让晶与星考释上的启发的。有些则是直接引用，如天与颠等。单单从所涉及到的初文数量上来看，这方面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现在，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杨氏在初文的论述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初文研究与本字研究相交织。由于本字与初文在本质上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和属性，甚至从定义上也基本一致：“本字者，造字时因义赋形，形义密合之字也。许叔重书据形说义，求其吻合，所说之义大抵皆初义，故其字皆本字也。”［4］680本字研究的是其初义，探讨的是其形义之间的密合关系，这两点都是与初文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不强调的时间属性。因此，在杨先生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本字就是初文，所以只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的相关章节，就会清楚地看到，本字与初文在很多地方是混用的。即使是他在谈有关初文的问题上，在很多地方往往也使用本字这一术语，如在《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一文中，虽然讲的是初文，但很多地方还是用本字：“按云来格之本字，是也，云足自外至，非是。”［4］281这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初文考释在不同时代所使用的不同名称：甲骨文出现前，概以古文称之，罗振玉、孙诒让之后，始谓以本字，至20世纪30年代后，初文一词才开始出现在古文字考释中。

二是初文研究与加旁方式的研究相并存。加旁方式的研究，是在考察初文与后起字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初文与后起字之间的关系的桥梁，更是初文生成后起字的种种条例。因此加旁方式的研究是附着在初文研究的基础上的。

三是初文研究经历了由单字考释到系统研究再到理论提炼的逐步提高的过程。杨氏的初文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晋》，作于1934年，其后的《积微居小学述林》中的大部分篇目都是在1937年到1939年之间，而《积微居金文说》的大部分篇目大多写于20世纪40年代，这些都是单字考释。《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诸章节所列初文可以看作是对初文的系统研究，撰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而将初文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单篇论文《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和《文字中的加旁字》，他们分别作于1950年和1952年。因此杨氏的初文研究基本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单字考释——系统总结——理论提炼。这正如他自己所言：“金坛段君高邮王君夐绝一世，其于创通大例，顾未有闻，予以顽质，乃邂逅得之。”［13］22创通大例，即从语言事实寻找相应的语言条例和语言规律，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在其他著述中，对前人未能在一些语言现象中抽绎出其中的语言规律，或不能通过一些条例去解释相关的语言现象，深感遗憾，如：“《说文》虽误分晶、星为二字，然晶下云精光，曐下云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以精释晶，又以精释曐，于二文为一，未尝无所窥见，其未能认二字为一文，仅未达一间耳”［4］58如就朱骏声对字的分析评论说：“此字当从亟革声。按朱氏致疑许说，是矣，而认为形声，不知其为加声旁字，犹为未达一间也。”［4］136即便是与其同时代的学者，如于省吾先生、郭沫若先生等，也都只是就单个文字进行考释，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进行专题论述。这种情况的出现，本人有个不太成熟的见解，这可能是跟研究者的小学功底有着密切联系。依相关资料来看，于氏对于《说文》的研究，时间是比较迟的：“答访于思泊（作者注：省吾）……自言辽宁僻陋，居中学尚不知有《说文》，近年来始从事考订云”［14］119。其答访的时间是1936年7月，这说明于氏从事《说文》的学习和研究，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遇夫先生自幼精习《说文》，他除了在日本留学期间可能稍有间断外，可以说是勤治不辍，正是这《说文》研究的深厚功底使得遇夫先生往往能站在一个系统的高度来看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和地位。可以说理论提炼是杨氏初文研究的一个特色，也是他高出其他学者的地方。

三、杨树达初文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不足

杨氏在初文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大范围地集中研究和讨论初文。据统计，加上《说文解字》明言的初文，他在论著中所涉及的初文有200多个，其数量之多，在他之前和同时代的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这种大量搜集和考释初文，对于我们了解古今汉字的字际关系，追溯它们的来龙去脉，贡献极大。除了数量多以外，论述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由于杨氏将这些初文按类排列，集中论述，方便后学这方面的学习和对它作进一步研究。

二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归纳文字发展演变现象，总结文字发展演变规律，这是杨氏在初文研究上最大的贡献，也是区别其他学者的最大的特点。创通大例是杨氏一生孜孜追求的学术目标，在初文研究上，他往往能从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感悟，汇集材料，归纳现象。比如，在古文字发展过程中，部分初文往往有后起字，立足于今文字来看它们的形义关系，后起字往往据其初义。这种现象其实在清人的论述中时有发现，如段玉裁，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认识，杨树达则将其上升到一种自觉的认识。从造字方法上看，初文多为象形、会意，而后起字绝大多数是形声字。而从初文的以形表义到后起字的形声合义，又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了一个中间过程，即由初文到添加形符，再在此基础上用一个纯表音的声符替换具语音提示的初文，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形声字。这就是杨氏著名的初文到形声字“三步说”。这一规律的揭示对我们认识由初文到形声字发展轨迹起到以简驭繁的作用，也对我们深刻认识古汉字形义关系从密合到疏离的转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三是精准地考证了一批初文。杨氏凭借丰富的古文字考释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学理论，凭借训诂学、说文学的功力，对古文字的发展演变的深刻认识，在初文考释中往往能驾熟就轻，许多论述胜义纷披，结论确不可移，成果丰硕。最为人称道的如对晋与箭、久与灸、危与跪、与布、与、与昴等字的考释，这些结论现在基本为学界所接受。

如今，在古文字材料日益丰富、考释成果日渐精进的情况下，反思杨氏的初文研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对部分初文的考释存在一定的失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误信许书，因许误而从其误。如龙、能、金等字，皆依许说，认为有象形、有义旁，复有声旁。其实，按之以甲金文，龙作或［15］1260，小篆作，马叙伦指出：“从肉由而讹，童省声由而讹，其初文实象形”，朱芳圃认为：“金文，从从，即之省形”［16］（9）420－421。它们的演变轨迹还是相对清晰的。因此这些声符实际是部分构件或笔画的讹变，许慎以讹形为据进行说解，自然让人难以信服。当然依唐兰的观点，认为这是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变作声符，是“声化”一类，勉强可备一说。但既然谈初文，自然应以其最初字形作说解，不当以已经讹变的小篆字形作说解。杨氏以小篆立说，其误显然。（其实这些字应该算是形体上发生讹变的初文，不能纳入与初文对立的后起字）。

二是不满许说，但在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失误或争议。如咸字，《说文》：“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后世学者多有怀疑，杨昌济以为喊字的初文，朱骏声以为咸字初文，唐桂馨以为缄字初文，而杨树达以为是諴字的初文，其实皆非确释。吴其昌认为其字所从之口当是斧碪［16］68－69，其义为杀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可，因此它没有后起字。再如亡字，杨氏以为与是初文与后起字的关系。郭沫若认为亡是肓之象形初文，马叙论则认为是巷字之初文，其义为逃亡、丢失，只是假借义。李孝定认为：“盖汉世为有无所制专字，商世假亡为有无字，周金则假舞之本字为有无字，则合二假借字而为有无之无之本字。”［16］1006－1011这样一来，不管是依郭的说释还是马的说释，亡字不符合杨氏自己所定的初文的定义，即初形与初义不能密合，不能称之为初文。

三是杨氏在初文考释中，还存在前后矛盾之处。比如午字，在《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中，认为是杵的初文，而在《中国文字学概要·象形》中，又认为是啎字的初文。冘字，在《中国文字学概要·象形》中，认为是枕字的初文，而在《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冘》中认为是儋的初文。字，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会意》的加旁一节中，认为是很的初文，在会意变形声一节中，则认为是的初文。午是杵的初文，已得到学术界公认。而午有交午之义，则应该是假借义，后写作啎，则不能看作是啎的初文；冘和的情况应该差不多。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一方面说明杨氏在研究过程中，在吸收前人时彦的成果同时不断有所发现和感悟，另一方面说明古文字考释的不易。

当然，杨氏的这些考证失误，并不能掩盖他在初文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绩，正如赵诚所说：“其实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包括所有被肯定为大师者，没有一个没有失误，不能因有失误而不承认其贡献。对杨氏当然也应该如此，不然失去了学术公平。”［17］64

总结

杨氏虽然在少数初文的考释上存在失误，但是他在初文研究中对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的现象的归纳以及初文发展为形声字“三步说”的揭示，并以此考证出了许多初文，结论令人信服，为学界广为接受。他所归纳的初文与后起字在初义与后起义所发生的空间转换现象和初文发展为纯形声字的“三步说”，对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形义关系和追索一些古汉字发展演变、汉字由初期形义密合逐步走向疏离的轨迹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理论氛围依然不够浓厚的今天，他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依然闪耀着学术的光辉。

［1］ 肖峰.杨树达彝铭本字研究刍议［J］.铜仁学院学报，2015（6）.

［2］ 卞仁海.杨树达训诂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7.

［3］ 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4］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 章太炎.文始［M］.杭州：浙江图书馆校刊，1925.

［6］ 曾宪通，林志强.汉字源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8］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11］李圃.甲骨文文字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2］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3］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4］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

［16］李圃等.古文字诂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7］赵诚.杨树达的甲骨文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5（1）.

On Yang Shuda's Study of Protoform Characters

XIAO 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Tongren College，Tongren Guizhou 554300）

Yang Shuda's contribution to protoform characters study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on the one hand，he has determined a batch of protoform characters，and offered a summary of the achievement on protoform characters before him；on the other hand，he has put forth“Three-stage-theory of from protoform character to phonogram”and some important academic opinions，such as the primary meaning of a Chinese character is indicated by the form of the non-primary Chinese character rather than by the original form.

Yang Shuda；protoform character；non-primary Chinese character；“Three-stage-theory of protoform character”

H12

A

1673—8861（2016）02—0034—05

［责任编辑］袁春剑

2016-05-15

肖峰（1975－），男，湖南邵阳人，铜仁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研究方向：古文字学与训诂学。

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14GZYB51）、铜仁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trxyDH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