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古灌阳县建置与县治变迁考辨
——南岭走廊历史地理研究之一

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结合西汉岭南政治格局，推测观阳县创置于汉文帝初年，被废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服南越时，提出东汉末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复置观阳的观点，并认为东汉末以后的观阳县治皆在今灌阳县城地。通过考辨《水经注》的相关记载，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一些讹误，廓清了西汉以来观阳县政区设置及县治变迁的历史。

南岭；观阳；刘备；水经注

在传统帝国时期，南岭走廊地处帝国内地边缘地带，历史上有多个政治集团在这一地区进行角逐，其政区设置及变动也较为频繁。或因为此，南岭走廊的政区地理依然有不少待明晰之处，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尚须一一辨析。本文所研究的广西灌阳县处于桂北山区、湘桂交界地带，位于南岭走廊西段，都庞岭及海洋山脉夹峙其东西，文献记载对古代灌阳的政区设置与县址存在不同说法，需要细致考辨。

一、学术史回顾

观阳县始置于何时、何时被废、又复置于何时，历史文献资料有多种记载，说法不一。观阳县始置于何时，传统文献大多依从《宋书·州郡志》“观阳男相，吴立”［1］1131的观点，认为观阳县乃三国孙吴时期所创置。随着19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图的发现以及古观阳城址（在今灌阳县西南新街乡古城岗）的发掘，谭其骧先生等将观阳县初置时间提前至西汉前期，后晓荣等学者认为秦朝已设有观阳县，考古学者蒋廷瑜先生根据古观阳城址出土的秦汉遗物及其附近发掘的战国晚期墓葬，进一步推测楚国曾在此地设县①。观阳县第一次被废时间认为是在西汉末年，复置时间有东汉末年、孙吴时期等多种说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予以详细辨析。

观阳县治几经变迁，如今已确定了西汉前期观阳古城址的位置，然而东汉末、孙吴时期的观阳治所又在何处，《中国历史地图集》［2］中将魏晋南朝时期的观阳县治订在今灌阳县城灌水东岸，其中的《隋朝卷》又将县治订在今灌阳县城②，这种观点是否可靠，还有历史文献中关于观阳县治的其它说法，都需要综合进行辨析。

二、观阳县始置于文帝初年、省并于元鼎六年

今灌阳县在隋朝以前称为“观阳”，本文使用的“古灌阳县”包括观阳县。观阳县始置时间，后世地志大多从《宋书·州郡志》“观阳男相，吴立”之说。1972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绢帛地图，其中一幅被命名为“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这幅地形图由墓主下葬时间而被认为成图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之前，谭其骧先生据此推断文帝十二年前已设有观阳县［3］255，但未明确指出观阳县的始置时间。后晓荣的“秦朝说”及蒋廷瑜先生的“楚国说”虽皆有合理之处，但仍有待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证实。

由于《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观阳”，观阳县第一次被罢废的时间亦不明。谭先生从《汉书·地理志》所记政区下限推断观阳县被废于“西汉末年以前”［3］255。这一说法被学界广为接受，蒋廷瑜先生甚至直言：“观阳县在西汉末年被撤销并入零陵县，修《汉书·地理志》时漏载”。［4］204无疑，观阳县在西汉末年时已被省废，但具体时间仍需进一步探究。

观阳县的置废时间要放在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背景下才能理解。战国时期，楚国在今广西北部的政区设置并不多，现已知仅设有洮阳一县。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铜“鄂君启节”铭文中，记载有鄂君的舟船通过湘水，南抵洮阳，而洮阳故城在今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秦朝时又设有零陵县，零陵故城在今广西兴安县界首镇城子山。自秦开凿灵渠后，这条零陵——漓水路线就成为岭南与中原间的重要通道。当秦亡时，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并在桂林郡北界、故秦城西南的灵渠南端，创筑越城，因此西汉初这一带也是汉廷与南越对峙的前沿阵地。

西汉前期长沙国与南越国分界线，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大概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东南行穿灵渠，越海阳山、都庞岭，经江永县循今湘桂省界又东经连县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乐昌峡，循今湘粤、赣粤省界东至大庾岭小梅关［3］251-252。西汉初年，由于南越国已占据了今漓江上游地区，赵佗在高后时北犯长沙国，汉文帝元年才又和南越国“通使如故”，同时加强了对交界地带的防御。据张修桂先生对龁道县置废年代的考证，他认为龁道县极有可能是在赵佗犯长沙之后，汉文帝初年因军事防御需要而创建的，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前111年）时被废［5］555-566。本文同意张文思路，亦认为观阳县当创置于汉文帝初年，废于西汉元鼎六年。文帝初年，官府派兵沿湘江上游的灌江驻军置县，设观阳县于今灌阳西南二十里东临灌江的古城岗，因此观阳城位于西汉对南越西部防御线的最南端，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但观阳的战略位置因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而发生改变，武帝在岭南地区相继开设了九郡，并对南岭一带的行政区划做了相应调整，割桂阳郡西部地域新设零陵郡，零陵县升为附郭县，新置始安、营道、谢沐、冯乘等县［6］1596、1629。其中，龁道县与观阳县二县可能即因战略地位的改变而于元鼎六年后被废。观阳县被废后，其辖地随即被并入零陵县。正如《元和郡县图志》所称，灌阳县“本汉零陵县地”［7］710，《太平寰宇记》等书皆从之。由于西汉前期观阳存在时间短暂，仅68年左右，故《汉书·地理志》缺载。

三、东汉建安十五年刘备复置观阳县

根据上文分析，《宋书·州郡志》所记“观阳男相，吴立”，实则为观阳县的复置时间。但观阳县复置之时间，南宋以来还有三种说法：汉末孙权说、汉末刘表说与汉末刘备说。

“汉末孙权说”的提出者当推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七《广西二》“灌阳县”下曰：“后汉建安中孙氏析置观阳县，以观水为名，仍属零陵郡。晋以后因之。梁、陈间讹曰灌阳。”［8］4831但不知顾祖禹依据何种史料提出“汉末孙权说”。

“汉末刘表说”则主要依据汉末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的《绥民校尉熊君碑》，宋人洪适率先提出这一观点，清人叶奕苞、近代杨守敬及今人李晓杰、陈健梅等学者皆从之③。为便于分析讨论，首先摘录这方碑文的部分内容：

君讳囗，字子囗，其先盖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兴平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壬寅，诏书除补桂阳曲红长，既敦文武，为政果达，临化宣惠，所去遗绩。视事六载，荆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奔囗掩迫之（周）［害］，罹灾致寇，囗郡溃乱。镇南将军、荆州牧侯山阳刘君讳表，字景升，以君禀纯履正，出自帝宇，缅荣轻举，厉志疾邪，牧侯囗美囗为民所安，命还拜绥民校尉、领曲红长。复莅五年，政隆上古，流移归怀，繦负而至，吏民作诵曰：彼熊父兮，解我患（周）［害］，安我流移。遭母忧囗囗去官。阳九应会，王室威囗，君功显宿著，海内谘美。拜骑都尉，受命立（灌）［观］阳县，督长六载，无为而治，稽则先民囗囗附，罔无怨旷声。君春秋七十有一，以廿一年三月二七日丙寅卒官。④

原碑所记的熊君名与字皆阙，晚明的曹学佺指出“熊君讳尚，字子高”，因为明嘉靖分守湖南卜公“求得诸州治土中，（碑石）今存”［9］551，说明他对此碑是有了解的。此说虽是后出，或当有所据，后代也多称之为熊尚碑，今暂从之。

依据这方熊尚碑，洪适可能是最早提出“汉末刘表说”的学者：

《后汉志》荆部无“灌阳”，《晋志》零陵始有观阳。《水经》云：湘水北迳灌［观］阳，与观水合。唐上元中吕諲奏用萧铣旧名，复置灌阳。今隶全州。《碑》云“受命立灌阳县”，则是刘表初命熊君置此邑也。［10］132

清初金石学家叶奕苞进一步讨论道：

洪氏曰：灌阳县以观水得名，伪“观”为“灌”。吾友顾景范闭户三十年，著成《方舆纪要》一书，考订精审，引据该博，及查此县云“建安中孙氏析零陵置”。予告以此碑，荆州牧刘表拜熊君为骑都尉，受命立灌阳督长，非孙氏也。《吴志》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权为吴王，以大将军领荆州牧，则孙氏全有荆州，在表死十年之后，碑为当时所立。其云受命立灌阳，乃表所置无疑。［11］764

叶奕苞指出顾祖禹“孙氏析置”之说当误，此见识精辟。因此，他否定了《宋书·州郡志》“吴立说”，因为熊尚开置观阳县早于建安二十一年，而孙权至建安二十五年才被封为吴王。按照叶氏的分析思路，考察孙权何时“全有荆州”，才能否定顾祖禹的“汉末孙权说”。但遗憾的是，他并未细致考察孙权何时据有荆州，亦未发现熊君受命复置观阳县是在刘表卒后，因此距正确说法仍有一步之遥。

台湾学者叶国良先生沿此研究路径提出了“汉末刘备说”，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在辨析前两说基础上，认为观阳县立于建安十五六年，当为刘备所开设。该文考证精当，结论可靠，惜所论仍不够详实，未受到学界关注［12］159-164。

先从《绥民校尉熊君碑》碑文所记载的熊君生平进行分析。熊君卒于建安二十一年三月（216年），享年七十一岁，以东汉计虚岁推，当生于本初元年（146年）。他少时治欧阳氏今文《尚书》、仕州郡，历任诸曹从事、贼曹、主记史、督邮、主簿、五官功曹、上计掾等官职，兴平元年（194年）以上计掾迁为桂阳郡曲江长，先后任曲江长十一年、灌［观］阳长六年，最后终老于观阳长任上。

从建安二十一年熊君卒年，反推其任职观阳长的时间，他在观阳任“督长六载”，当在建安十五年（210年），而刘表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去世。据此，拜熊君为骑都尉、立观阳县的绝不会是刘表，若置于汉末荆州政局变动的政治实态中去分析，可知熊氏应是受刘备所命。

拙文《〈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13］中分析了汉末荆南政局。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卒，建安十四年刘表子刘琦病逝后，由刘备代领荆州，建安十五年刘备通过任命地方长官、安抚地方豪族而逐渐得以控制荆南地区。零陵豪族熊君受命为“骑都尉、观阳长”，复置观阳县，刘备试图倚靠地方豪族熊氏安抚流移民众、创置新县，招纳或搜刮更多“蛮夷”，以加强刘备集团在荆南地区的控制力度。但建安二十年，孙、刘二集团划湘水而治，至建安二十一年熊君卒时，零陵郡在名义上仍属刘备集团控制，或许已逐渐被纳入孙权集团的势力范围，随后此地全属孙吴所有。这可能是导致后世误认为观阳县立于“汉末孙氏”时期的历史背景⑤。

四、灌阳县治变迁考辨

汉末复置观阳县，孙吴、两晋及南朝时皆沿袭之，隋开皇十年（590年）观阳县被罢废。隋大业十三年（617年），萧铣析湘源县置灌阳县，唐武德七年（624年）复废，上元二年（761年）复设。汉末至隋唐时期观阳县经两度废置，其县治是否发生过迁移，迁移于何时，这至少有两种意见：

一说在隋朝。这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在该书第三、四册三国两晋南朝时期，观阳县治均被标注在今灌阳县城灌江东岸，而在第五册隋大业年间灌阳县则标注在今县城灌江西岸，这说明隋朝时灌阳县治由灌江东岸迁至西岸。

一说隋朝始建县城，在今县西南二十里古城岗雀儿山，后迁今治地。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灌阳邑人李高《重修城垣记》一文称：“邑西二十里有古城冈，废堞犹存。《志》谓隋建，后迁今地。而建置迁废之岁月，漫不复纪”［14］417，文中的《志》当指明嘉靖六年的《灌阳县志》［15］127-128。

汉隋之间记载观阳县治的材料并不多，而《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篇》应是最为重要的史料，该书曰：

湘水又迳零陵县南，又东北迳观阳县，与观水合。（观）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界，西北迳观阳县西。县盖即水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谓之观口也［16］3122。

湘水东北流经观阳县境内，观水“西北流”汇入湘水，尤其“西北迳观阳县西”这一句关涉到观阳县治在今灌江东岸还是西岸。杨守敬的注释最为明确：“吴置县，属零陵郡。晋、宋、齐、梁因。在今灌阳县东”［16］3122，指出了观阳县治在今灌阳县城东，而这一观点或许正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重要依据，故将汉末观阳城址定位在今灌阳县城东、灌江东岸，这一段的灌江恰好呈西北流向，此说或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需要怀疑的是，从未来过南方的郦道元这段注文是否可信，他又是依据什么资料。《湘水篇》还有三处提及“观阳”的史料，摘录分析如下：

营水又北流入营阳峡，又北至观阳县而出于峡［16］3129；

（应水）东南流迳应阳县南，晋分观阳县立，盖即应水为名也……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16］3131。

观阳县东有裴岩，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响远彻，其类也［16］3136。

第一条称营水北经观阳县，这是记载有误的，熊会贞注释曰：“观阳县见前，与营阳峡隔山，又中隔营浦县，且在西南，不在北，种种不合，此观阳二字当零陵之误”［16］3129，熊说可从。

第二条称应阳乃分观阳县而置，出自《宋书·州郡志》，又引王隐《晋书》云“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则二者记载有冲突，熊会贞认为“验之地形，应阳之南为洮阳，洮阳之南为观阳，则观阳不得越洮阳而有此地”，因此他认为“应阳之立乃合洮阳及泉陵二县地”，《宋书·州郡志》“观阳”当为“洮阳”之误［16］3131，此说亦可从。

关于第三条，熊会贞注疏称：“今打鼓洞在灌阳县西十里……但洞在观水西，郦氏前叙观水迳观阳西，则古县在水东，而裴岩又在县东，亦不合，岂《注》到东为县西之讹欤？”［16］3136显然，熊会贞的解释有穿凿附会之嫌，不过此处亦称观阳在观水东，即依据前文之“西北迳观阳县西”。

综合以上《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篇》四条有关“观阳”的记载，大致可判断出郦道元对观阳县包括其县址的认识是不准确的，而杨守敬、熊会贞依据郦道元注文将观阳县址订在灌江东岸亦须重新审视。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朝卷将灌阳县治由灌江东岸移至西岸这一看法，须结合隋唐时期灌阳县建置情况。其中，隋末唐初与唐中期的灌阳县城是否真有过变动呢，这在唐宋史料中有些蛛丝马迹可寻：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九《江南道五》“灌阳”条曰：

灌阳县，汉零陵县地。隋大业末，萧铣析湘源县置。武德七年废。上元二年，吕諲奏置。灌水在城西南一百二里。［7］710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灌阳”条的记载：

灌阳，汉零陵县地。大业末，萧铣析湘源县置灌阳县。武德七年废。上元二年，荆南节度使吕諲奏，复于故城置灌阳县。灌水在城西，今名灌源。［17］1615

比较这两则史料，《旧唐书·地理志》应主要依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只是增加了“复于故城置灌阳县”，而“灌水在城西，今名灌源”又有所省略。上元二年（761）荆南节度使吕諲仍在“故城”复置灌阳县，此“故城”当指隋末唐初的灌阳故城，但这里“灌水在城西”并不是指“故城”在今灌江东岸，而应指灌源在县城西南处的意思。换言之，东汉末年至唐中叶的观（灌）阳城址应在同一个地方。

根据蒋廷瑜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研究，在西汉前期观阳城址附近，还发现有战国及汉晋墓群分布，但总体上该古城在汉代以后逐渐被废弃了。因此东汉末年复置的观阳县当北迁至今灌阳县城，而不是按《水经注》的说法，在今灌阳县城东岸⑥。

后代方志对灌阳县治也有不同记载，除了上文李高的《重修城垣记》，清康熙《灌阳县志》卷一《舆地志》“古迹”条称：“旧县，在今县西二十里雀儿山前，隋初建县于此。后迁今治”［18］353。雍正《广西通志》卷四十四《古迹志》“灌阳”条下亦载：“观阳县，吴置，隋废入湘源，萧铣复置，唐初省，上元中复置。在县治西二十里雀儿山下”［19］809。这些明清时期的地方传说提及的县治只有两处：古城岗的观阳古城与今灌阳县城，都无一提及今灌江东岸。但这些明清时期的记载还有多处错误，如雀儿山古城并不是隋时所建，至于何时迁至今治或今治始建于何时，明清时人已“漫不复纪”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汉前期，观阳县治在今灌阳县西南古城岗，后观阳被省，县城亦逐渐被废弃；至东汉末复置观阳县时，县治北迁至今灌阳县城，隋平陈后被废，隋末唐初及唐上元二年复置的灌阳县治时皆在今灌阳县城地，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五、结　语

结合西汉初年汉朝与南越的军事防御格局，以及武帝平定南越后的政区设置，推测观阳县创置于汉文帝初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征服南越时或不久即废观阳县入零陵县。同时在汉末荆州政治格局背景下，细致考辨《绥民校尉熊君碑》后，提出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任命零陵豪族熊君为“骑都尉、观阳长”这一观点。西汉前期观阳县被省后，其县治古城岗逐渐被废弃，至东汉末新置观阳县时，选择今灌阳县城地为新县治，魏晋南朝时期皆沿袭之。灌阳县虽经隋朝及唐初两次被省并，但唐中期上元二年复置时依然选择今灌阳县地为治所，延续至今。

本文还通过考辨《水经注》“观阳”的相关记载，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些错误，认为该书第三、四册对观阳县治的订位皆有误，应修改至灌江西岸今灌阳县城；第五册隋唐卷的“灌阳”也有误，隋朝灌阳县复设时间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唐朝复设时间是上元二年（761年），而隋朝卷“江汉沅湘诸郡”图下标注时间是大业八年（612年），唐朝卷“江南西道”图下标注时间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而灌阳此时皆尚未复设。

注释：

①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载《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33页；蒋廷瑜：《广西境内的秦城和汉城》，《广西日报》2007年9月24日，第11版；又见其所著《广西考古通论》，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04-205页；王群韬：《灌阳建县年代考略》，《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3期。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三册28-29、四册34-35、五册26-27

③叶奕苞：《金石录续补跋》卷4《汉绥民校尉熊君碑》，《历代碑志丛书》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4页；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杨守敬集》第1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04页。

④洪适：《隶释》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131页。此碑初立于今湖南永州市道县西北乐福堂乡龙村石羊山，今已佚。关于此碑文考释与分析，参见拙文《〈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一文，《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4期。

⑤观阳因孙吴而显，当无疑义。明嘉靖十一年当地人李高《重修城垣记》称：“献帝末刘表为荆州牧，制拜熊尚初骑都尉、灌阳长，而灌阳之名见于史，然未始有邑也。三国吴得蜀零陵等郡地，遂分陵泉等十一县，灌阳其一，而邑始名矣”，康熙《灌阳县志》卷10《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⑥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04-205页；曲英杰《水经注城邑考》依据水经注记载，推断汉末观阳城在今灌阳县城灌江东岸十余里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81页。此说可能不确，尚待以后的考古发现证实。

［1］ 沈约.州郡三［M］//宋书：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3］ 谭其骧.长水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 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5］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 班固.地理志［M］//汉书：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李吉甫.江南道五·永州［M］//元和郡县图志：卷29.北京：中华书局，2005.

［8］ 顾祖禹.广西二［M］//读史方舆纪要：卷107［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曹学佺.道州［M］//大明一统名胜志：卷13［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0］洪适.隶释：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叶奕苞.金石录续补跋［M］//历代碑志丛书：卷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叶国良.石学蠡探［M］.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13］江田祥.《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4）.

［14］单此藩.艺文志［M］//康熙灌阳县志：卷4.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5］陈相因，秦邕江.广西方志佚书考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6］郦道元 注.杨守敬，熊会贞 疏.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7］刘昫.地理志三［M］//旧唐书：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单此藩.舆地志［M］//康熙灌阳县志：卷1.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9］金鉷修.古迹志［M］//雍正广西通志：卷4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History of Ancient Guanyang County：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y of Nanling Corridor（First One）

JIANG Tian-xiang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541001）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of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West Han Dynasty，It contends that Guangyang county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first several years during Emperor Hanwen's reign，and was cancelled at B.C.111 when Emperor Hanwu conquered the South Yue Kingdom.Guanyang country was reestablished by Liubei at A.D.210，and since the year，its county seat has been locating at the place which is Guangyang city.Furthermore，through probing into Shuijinzhu，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some mistakes i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and offer a true delineation of the history of Guangyang county.

Nanling Corridor；Guanyang；Liubei；Shuijingzhu

K234

A

1673—8861（2016）02—0007—05

［责任编辑］袁春剑

2016-04-25

江田祥（1981-），男，江西贵溪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西文科中心“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合作研究团队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地理。

2013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38）、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青年项目（11FMZ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