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旭



刘咸炘《说诗韵语》对清代论诗绝句的发展

马 旭

刘咸炘《说诗韵语》是一组论诗绝句，从《说诗韵语》内容上来看，它将诗歌理论阐释与诗人评论结合在一起，论述了唐、宋、清诗歌创作的特点与范式，提倡诗主抒情的诗学观，在评论诗人时则重视诗人的源流，以辨体和溯源贯穿诗歌宗旨。从形式上来看，《说诗韵语》减少甚至消除了论诗绝句作为文学批评方式自有的局限性。刘咸炘在诗前加序文，说明创作缘由，指出诗歌凡例；在诗后加注文，解释诗中语意模糊部分，并在注文中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诗学观念。

刘咸炘；《说诗韵语》；论诗绝句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成都双流人。祖父刘沅，清儒学者，其学融合儒释道三家，自成一家之言，创立槐轩学派。刘咸炘幼承家学，博通经典，稍后细研《文史通义》，私淑章学诚。著作总为《推十书》,取“推十合一”之意，该著作不仅在内容上涵覆经、史、子、集四部，而且在思想上融会贯通中西之学，在方法和见解上都有独到之处。刘咸炘创作《说诗韵语》见于《推十书》戊辑第三册，《说诗韵语》是一组论诗绝句，在内容上，诗歌阐发诗论、评品诗人，在形式上，刘咸炘为诗前加序，诗后作注，打破了论诗绝句常有的范式，通过序文和注文，我们能够更清晰的掌握刘咸炘的诗学观。

一、刘咸炘《说诗韵语》内容及诗学思想

刘咸炘《说诗韵语》正是在清朝论诗绝句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他有意模仿元好问和王士祯的论诗绝句，但又自认为“笔拙韵短”*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397页。，所以在每首诗下又自作注，让读者更能清晰明白诗的含义，从内容上看，诗歌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讨论诗人渊源

在《说诗韵语·初作二十六首》中，有三首诗歌论述了诗人渊源，其渊源论述与刘咸炘《诗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刘咸炘在《诗系》中，将刘桢、曹植溯源为国风系，在《说诗韵语》中同样推崇曹刘出于国风，诗曰：“肥瘦殊形溯国风，时人妙绳论原公。如何五字传三昧，不识曹刘是两雄。”*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首先，诗歌论述了曹、刘是国风系的两大支流，故用肥瘦殊形而喻之。其次，刘咸炘肯定曹、刘二人在诗坛上的贡献，用遗山之说，称为两雄，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高度评价了曹、刘二人在建安诗坛上的作用。刘咸炘赞同元遗山的说法，同时否定王渔洋的说法。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曰：“金角弹棋妙五官，搔头傅粉对邯郸。风流浊世佳公子，复有才名压建安。”*王士祯著：《王士祯全集》(一)，《渔洋诗集·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396页。以五官代指曹丕，以“搔头傅粉对邯郸”的做法代指曹植举止的潇洒，王渔洋论诗绝句开篇谈建安诗坛只云曹丕和曹植，刘咸炘认为这是渔洋不明诗人源流而大谬也。刘咸炘曰：“钟仲伟并推曹、刘，渔洋非之，极不取公幹，此大谬也。渔洋高标三昧，实只知五言，已说于前。公幹五言，子桓已称为妙绝时人。子建、公幹，并出国风，一广一狭。渔洋取曹舍刘，正公幹所谓采春华而忘秋实者，由其本属南派耳。曾不如遗山，尚知曹、刘为两雄耳。”*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刘咸炘诗歌溯源论主要源于钟嵘的《诗品》，钟嵘诗品推曹植和刘桢为国风之流，刘咸炘在论诗绝句中同样论证诗人的源流，并对元遗山论诗绝句有所补充，而对王渔洋的论诗绝句则是翻案，可见刘咸炘的论诗绝句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而又有自己的辨识，并非完全的模仿，对论诗绝句内容是有所发展的。

第二首：“隐逸陶潜别作宗，鲍昭险句降居中。谁知再降王苏假，白苇黄茅一望同。”*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钟嵘《诗品》评陶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评鲍照诗“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290页。。钟嵘认为陶渊明开隐逸诗之先宗，鲍照开险俗之风气。虽然后人对评渊明句多有争议，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钟嵘品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但在刘咸炘看来，此二者评价最为恰当，他认为这是钟嵘将二人降为中品的原因所在，刘咸炘评曰：“仲伟称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以明远下开险俗，降居中品，其分画最为明白。”*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刘咸炘这首诗的前两句正是来于此，说明隐逸诗风和险俗诗风的源流。

关于魏晋时期诗人追述流派，刘咸炘大都尊重钟嵘的说法，在他看来，钟嵘《诗品》探本溯源是明诗本教的做法，而刘咸炘所倡导的诗教观最为重要的便是遵从诗之本教，因此，在谈及诗人源流时，刘咸炘毫无疑问肯定钟嵘的说法。钟嵘之后，述诗歌流派者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宋育仁《三唐诗品》，他将唐代诗坛分为初、盛、晚三个时期，并根据风格的相似性对三个时期重要诗人溯源。唐以后，诗歌源流溯别逐减，刘咸炘认为这是诗之衰弊的原因，曰：“诗之衰弊，始于晚唐，每况愈下，以至于今。”*刘咸炘著：《诗系》，《推十书》戊辑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172页。诗歌后两句则是为唐代王维、宋代苏轼两位诗人溯其源别。“谁知再降王苏假”，诗句借用了洪亮吉《北江诗话》中的评语。洪亮吉是乾隆时期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其诗歌理论主要见于《北江诗话》六卷，“王苏假”来自于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原文曰：“或曰：今之称诗者众矣，当具何手眼观之？余曰：除二种诗不看，诗即少矣。假王、孟诗不看，假苏诗不看是也。何则？今之心地明了而边幅稍狭者，必学假王、孟；质性开敏而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若言诗能不犯此二者，则必另具手眼，自写性情矣。”*洪亮吉著：《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1页。这里的假王、孟是指王渔洋神韵说之余裔，假苏诗是指随园性灵一派之末流。刘咸炘却认为王孟、苏诗其实远源于陶、鲍，刘咸炘曰：“《洪北江诗话》举后世假王、孟，假苏诗两者之弊。此两者远源实出陶、鲍。王、孟出陶，苏出韩，韩出鲍，一以清淡为长，一以奇豪为长。”*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刘咸炘以诗歌风格来辨别诗人之源流，认为王维、孟浩然诗风清淡出于陶渊明，苏轼诗风以奇豪为长，近出于韩愈，远则源于鲍照。诗歌溯源陶渊明、鲍照之流别，两人之下开王维、孟浩然和苏轼。

第三首诗：“曹刘阮左漫攀援，上溯元嘉族仅存。千载诗人论谱碟，繁支多是谢家孙。”*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刘咸炘看重汉魏六朝诗，他认为后世诗歌大都可以追述到汉魏六朝之诗，无论在创作手法还是在诗歌内容方面都有对汉魏六朝诗的学习和继承，所以他说：“上溯元嘉族仅存，繁支多是谢家孙。”元嘉三大家：颜延之、鲍照、谢灵运对唐初诗风影响深远，而谢灵运、谢朓诗风更是影响了整个唐代诗坛，刘咸炘称千载诗人都是谢家子孙。

刘咸炘推崇汉魏六朝诗，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倡导的诗歌溯源论来自钟嵘《诗品》，另一方面则是与王闿运在尊经书院任教时主八代诗风有关。1873年，具有洋务思想的知识分子张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张之洞到川后，目睹四川知识界的没落状况，绝意改革教育，正兴蜀学，培养人才，创办了尊经书院，在众多书院山长中，王闿运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在尊经书院主讲“公羊”今文经学，王闿运认为“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之教，始于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遂有题桥之陋。今究其弊，必先务于实。”*王代功著：《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9页。因此，他强调要以实学来教育学生，在此影响下，他倡导复古诗风，以学习汉魏六朝八代诗歌为主。刘咸炘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王闿运，但刘咸炘的哥哥刘咸荥是尊经书院学生，刘咸荥也曾在刘氏书塾任教，因此刘咸炘或多或少受到了尊经书院教育理念的影响，并且刘咸炘对王闿运的学术也是特别佩服的，他说：“湘潭王壬父氏，异世同道，备究三唐。其徒宋芸子氏申之，词格源流，粲然可睹，又一盛也。”*刘咸炘著：《诗系》，《推十书》戊辑三，第1172页。因此，在诗学思想上，他接受了王闿运主八代的诗学思想，刘咸炘曰：“后世诗人，动称汉、魏、六朝。其言格调最高者，如王渔洋及诸主盛唐者，上溯实止小谢。王壬父之主八代，近世人之主中唐、北宋者，上溯实止大谢，其余亦或溯于陶。元嘉三家，颜、鲍与谢，颜与大谢。近、后世宗陶、鲍者少，已成假王、孟，假韩、苏，余皆谢家法。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进一步说明了刘咸炘推崇汉魏六朝诗。

(二)评价唐、宋之诗

在刘咸炘的论诗绝句中，有一部分诗是专门论述唐、宋诗歌的。有论及唐、宋诗歌内容，唐、宋诗歌风格以及唐、宋重要诗人。在清代诗坛上出现了宗唐派和宗宋派，前者以王士禛为代表提出的“神韵说”为主，后者以翁方纲为代表提出的“肌理”说为主。到了清代后期，宗唐诗派无论是格调说还是神韵说都已衰落，宗宋诗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者而成为诗坛主流。刘咸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唐、宋之诗进行评价的。

首先，刘咸炘评论了唐诗内容：“论世开天遗事在。征人怨女国风情。何因乐国群居者，反作边愁室叹声。”*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诗歌指出唐前期边塞诗、闺怨诗出现的原因，他认为这与当时夷狄多事、宫闱专宠的时代背景有关，刘咸炘评曰：“玄宗时夷狄多事，宫闱专宠，故高、岑、王、李诸公多讽刺微旨，后人以摹仿盛唐相矜，边塞宫闱之词，十居五六，何为也哉。”*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接着，刘咸炘对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诗特点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刻意雕琢诗之字词，追求诗句的险巧是不明诗本教也，刘咸炘推崇诗要有真情实感，后人作诗应学习《古诗十九首》，刘咸炘诗曰：“同愿齐心识曲真，风人原不贵惊人。少陵率语君休信，虎豹鸺鹠可是神。”*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诗后，刘咸炘作注：“后世论诗者，多以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为真诀。自长吉、浪仙以降，流至宋、元，无怪不有。不知《十九首》诗之祖也。其言曰：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言之感人，不在险巧。仲伟特降明远，卓识正论，虽李、杜亦当俯首受弹。今之学宋诗者，专以险推杜。杜之本领，岂在此哉。”*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可见，刘咸炘并不赞成作诗过于推敲诗歌字词、讲究诗歌说理议论之法，他所倡导的是“言志”抒情的诗学观。在此思想引导下，刘咸炘推崇唐代元稹、白居易的写实诗，刘咸炘诗曰：“茶饭家常刺绣文，小儿嬉舞勇夫奔。韩苏白陆何容易，作俑难同讳恶论。”*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刘咸炘认为元稹、白居易诗往往从身边小事入手，虽言茶米油盐，但并不低俗，诗歌工巧如刺绣，后世虽有学元、白者，但诗作都不如元、白。刘咸炘曰：“元、白诗之工巧者如刺绣，白、陆之浅琐者如道米盐，韩斗硬如勇夫，苏跳踉如游戏，四君皆有不朽者存。而四者实非诗教。后世崇尚四君，诗之本体乃渐灭矣。”*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

其次，刘咸炘论宋诗，主要论述了宋诗推陈出新的作诗手法，并将黄庭坚与苏轼诗进行比较，认为黄诗更胜苏诗。刘咸炘诗曰：“沧海横流早已成，好音过耳说诗鸣。空多噪噪闲言语，(白香山咏《秦言了》句)秦更羡苏家反舌声。”*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第一句出自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这首诗争议较多，或以为贬斥苏、黄末流的诗人只知学习苏、黄的推陈出奇，或以苏黄之后诗歌出奇以沧海横流、泛滥成灾。如宗廷辅即云“自苏、黄更出新意，一洗唐调，后遂随风而靡，生硬放佚，靡恶不臻，变本加厉，咎在作俑者，先生(指元好问)概之，故责之如此。”*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民国六年常熟宗氏家刻,徐兆璋刊印，第26页。然而刘咸炘却认为诗歌创作求奇求新的横流实不出于苏轼，刘咸炘曰：“苏诗专主于新，元遗山责为横流，非不当也。然横流实不始于苏，韩、孟已以诗斗奇。韩以诗鸣推孟，又作二鸟诗以明同调，其言悠怪。实则亦欧阳会所谓鸟兽好音之过耳而已。”*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在刘咸炘看来，诗歌求新求奇早在唐之韩愈、孟郊就已经出现，刘咸炘的观点是正确的，宋诗求新求奇的做法实际是中晚唐诗风的继承和发展。

刘咸炘诗曰：“丈夫女子喻偏工，大楚难齐曹桧风。若自温柔敦厚说，涪翁终是胜坡翁。”*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0页。前一句出自林艾轩评苏黄诗和黄庭坚赠苏轼诗的典故，刘咸炘曰：“林艾轩谓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出去，黄诗则如女子，便多装裹。此语意在扬苏抑黄。不知诗本主婉隐，本须装裹，与文不同，不可大踏步也。黄赠苏诗云:我诗如曾桧，浅陋不成邦。君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曹、桧虽小，列于《国风》，楚虽大，反不得与。此隐以正宗自寓。山谷诗虽不得为正宗，此语自确。苏本太放恣，黄虽狭，犹有厚意。”*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刘咸炘欣赏黄庭坚诗含蓄委婉，他认为诗本应主婉隐，而苏轼诗太过直白，有失温柔敦厚的诗教。

(三)论清代诗坛

刘咸炘论诗绝句中对清代诗坛出现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都有评论，他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并不偏向于其中的某一派，而是就三派的诗歌创作及其特点进行了评论。刘咸炘评王渔洋：“才原不薄宗非正，晋帖唐临未是偏。雪里芭蕉诗有画，还他南派祖帅禅。”*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诗句典故源于袁子才和洪北江对王渔洋的评价，刘咸炘曰：“袁子才论渔洋诗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洪北江则云：何应一代才名盛，只辫唐临晋帖诗。二语皆非平允。袁所谓才力不薄，乃放纵泛滥耳。渔洋之辨气格，亦未可谓非也。”*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可见，刘咸炘对王渔洋的才华是给予肯定的。刘咸炘认为王渔洋的神韵说是格调说的继承与发展，刘咸炘诗曰：“格调依然主盛唐，横山门下接渔洋。扶偏救弊谈何易，大匠翻成墨卷行。”*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刘咸炘认为翁方纲所倡导的肌理说有救神韵之失，诗多考据，又兼取李、杜、苏、黄，有调唐宋诗家之力，诗曰：“肌理新拈考据高，调和唐宋费叨叨。归愚弟子休相诋，做脚装头一样劳。”*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此外，刘咸炘还指出了肌理说的缺点：“粗疏密塞两非宜，学究才人莫自知。果是未除伧父气，也应嫌少性情诗。”*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注曰：“洪北江挽翁覃溪诗曰：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颇中翁病。然北江诗格亦甚卑，但骋才气，虽不满随园，而实与蒋心余等同病。李爱伯论之日:可惜未除枪父气，平生多事友船山。又中洪病。翁之论诗，大类学究，自摹拟弊现以后，所谓才人者，多矫之而不讲气格。当时诗家大抵与洪同病也。”*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刘咸炘引用洪北江和李爱伯之论说，指出肌理说缺乏诗之性情的缺点。

最后，刘咸炘评价了王闿运的诗学观，刘咸炘诗曰：“逆流无过王湘绮，康乐东川法未乖。拟议若教成变化，何应鲍谢便无阶。”*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注曰：“湘绮逆转，可谓严矣，然苦摹拟未化。尝云：诗至鲍、谢，无阶可登，盖本止康乐法也。向上更有路在，后学不可不勉。”*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401页。刘咸炘认为王闿运诗主八代的诗学思想是对清诗坛“神韵”、“格调”、“肌理”说的逆流，刘咸炘赞成诗需复古，但他指出复古不必苦于模拟，他所提倡的复古诗风应是强调诗歌抒情言志的作用。刘咸炘创作《推十诗》，则是以古体为主，他在诗集序文中说：“稍长欲为诗，先考亦姑为之期日命题，教之作古体，曰：能古体，自能近体也。于是纵而长歌行，自喜以为豪，且往往投赠人，不知有格调，不自觉其丑也。出而见人之为诗者，无不为近体，偶为之，则声不偕，自谓过纵，将不复能为近体矣。”*刘咸炘著：《推十诗》，《推十书》戊辑二，第617页。可见，他所复古的是诗歌体式，而在诗歌内容上他强调要重视写实，重视诗歌的抒情性。刘咸炘创作的《推十诗》内容以社会写照为主，或揭露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或描写蜀中土风土俗，《推十诗》在民国期间就已刊稿，一些诗歌还刊登在《蜀学报》上，广为蜀人传阅。刘咸炘在《推十诗》刊报小引中说：“白乐天云：诗合为事而作。此言甚当。流连光景，不如描写风俗。七言歌行最为难作。与其强仿韩、苏大篇而无谓，不如效张、王短篇之有益。处今之境，好题正多，道民疾苦，可备史料。言之无罪，闻之足戒，可当谏书，可当善书。并世诗人，必乐乎此。假宣传于报纸，以鄙陋为前驱。癸亥五月土偶人。”*刘咸炘著：《推十文》，《推十书》戊辑二，第591页。这段话说明了刘咸炘创作诗歌的内容以及诗歌的功用。

二、《说诗韵语》对清代论诗绝句的发展

至清代，论诗绝句得到了全面发展，论诗绝句数量增多，从渊源上来看，清人的论诗绝句主要还是受到杜甫和元好问的影响。其中，元好问的影响更为突出。刘咸炘《说诗韵语》同样受到了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刘咸炘在创作《说诗韵语》时，既对前人论诗绝句有所学习，同时在学习的基础上加以了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

内容上，《说诗韵语》将阐述理论和评论诗人相结合。在清人论诗绝句中，往往是把两者分开论述。前者如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后者有洪亮吉《道中五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包括在清以前，二者论述都是相分离的，如戴复古《论诗十绝》主要谈理论，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则偏于论作家。刘咸炘《说诗韵语》将二者结合，在评论作家中又贯穿诗歌理论，在阐述理论中又以诗人为例。刘咸炘《说诗韵语》贯穿始终的诗学宗旨是诗人推源溯流、诗歌辨明体式，《说诗韵语》第一首：“辨体何容混假真，论词却不忌甘辛。凭君莫笑高坛站，也只难安作愿人。”*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7页。开篇就强调了辨明诗体的重要性，刘咸炘曰：“论诗者多矣，于流派则以嗜好龂龂而争，于体义反不探本而任其纵滥，宽严失当，所以屡变不休而去本体愈远。”*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7页。在诗人推源溯流中，刘咸炘推崇汉魏六朝之诗：“曹刘阮左漫攀援，上溯元嘉族仅存。千载诗人论谱蝶，繁支多是谢家孙。”*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9页。在对唐、宋、清诗歌评论时，刘咸炘强调诗之本教以抒情为主：“一息人间万乐哀，嘈嘈谁是立言才。若将春鸟秋虫例，富姐难供梨枣材。隐旨微情托咏歌，陈诗不是直言科。隆周尚止三千首，尼父删存可太苛。”*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8页。在他看来，诗与文不同，“主性情者，因言志之说，遂谓无人无地无时不可为诗。”*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8页。

形式上，刘咸炘为诗加序文和注文。论诗绝句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自有其局限性，一是作为诗的形式，限于篇幅，不可长篇大论；二是限于韵律，受到平仄和韵脚的制约，有些句子往往造成语义模糊，基于此，刘咸炘创作《说诗韵语》诗前加序文，诗后作注文。刘咸炘《论诗韵语》序文如下：

昔人皆称论诗绝句，今不然者，因有说焉。古人评议文艺，无零碎之体，必知《文心》、《诗品》，具源注始末，有次第条贯，斯谓之论，名实相符。此但随意拈说，且间及他事，不尽评议之词，不可以蒙论号。经师说诗，此其近之。诗者，言志主文之物，非以载议论也。议论止宜为文，以为诗者，乃侵官离次。况吾笔拙韵短，尤逊元、王，直可视同歌括，拟诸易传老子之流，韵语不皆是诗，尚可容此异种耳。然议论作诗，已不合校雠之法，而自作长注，又大违元、王之意。既须长说，便可不作诗，既已作诗，便不宜长注。虽极力删注，使不如《白石词序》，终是进退失据，不成体制。然竟不改者，又有故焉。又作为韵语，便于拈说，且言不迫切，可启悟会。若删去注，又使读者不明所指。反复思之，不有两善，世有通人，为我决之。乙丑八月咸忻自记。*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6页。

这篇序文主要论述了刘咸炘对论诗绝句这种批评方式的认识。首先，刘咸炘认为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诗品》为最佳，二者源注始末，有次第条贯。而对于用诗的形式进行论说和批评，刘咸炘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当然与他诗学观是一致的，刘咸炘诗学观主张诗歌抒情言志，因此他对论诗绝句这种以诗阐发议论的作法予以否定，刘咸炘曰：“诗者，言志主文之物，非以载议论也。议论止宜为文，以为诗者，乃侵官离次。”实际上，刘咸炘这样说是为《说诗韵语》加注文而作铺垫，他并非否定论诗绝句艺术成果和功效，甚至他对元好问、王渔洋的论诗绝句是给予称赞的。只不过在论诗绝句中加以注文既不符合校雠之法又不遵循刘咸炘的诗学观，所以，他将自己创作的论诗绝句称为“说诗韵语”，刘咸炘曰：“况吾笔拙韵短，尤逊元、王，直可视同歌括，拟诸易传老子之流，韵语不皆是诗，尚可容此异种耳。”这虽是一种自谦之词，却表明了刘咸炘对诗歌创作的认识及态度。其次，通过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论诗绝句的凡例以及刘咸炘为论诗绝句加注的原因，刘咸炘曰：“又作为韵语，便于拈说，且言不迫切，可启悟会。若删去注，又使读者不明所指。反复思之，不有两善，世有通人，为我决之。”在他看来，为诗作注解决了诗主情不言议论的矛盾，加注文后可以长抒大论，有便于后人更好的理解诗句。

诗加注文。论诗绝句之有自注，从杜甫就开始了，但注文极简，只涉及诗中人物。如《解闷》“曹刘不待薛郎中”，自注“水部郎中薛据”。而至清代，论诗绝句中的注往往如同一则诗话。刘咸炘《说诗韵语》中的注就有这样的特点，《说诗韵语》第三首：“百官群学用维钧，专对原非作者身。解道性情殊职业，诗人宁得比函人。”注云：

广而士农工商，狭而经史子家，要皆以有用而成专门。行人之学在诗，乃诵诗以为言语，非作诗也。诗本言志，人人所有，绝不得为专门。诗人之称，始于后世目《三百篇》之作者，以其无名，故浑称日诗人耳，岂矢人、函人之侍哉。后世学者乃谓诗为学之一门，专力精之，以济于群学，误后生不浅。*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8页。

注文解释了诗中百官群学所指，阐释了诗人与函人之别。《说诗韵语》第六首：“尚友还资论世精，人间何道是天成。心灵格调如相害，象周无因责父兄。”注云：

袁枚谓诗者人之性情，与唐、宋无与，唐、宋者国之号，与诗无与。此语似是而非，虽潘先生犹为所惑。学道治世，非自家事耶，何以孟子必辫四圣王霸之异同，凡事必学，学必师古，师古必辫古人之面目。若谓性情不必论古人格调，然则可云夷、惠、伊、孔乃人名，无关身心乎。一任天然，是以赤子之笑啼为天理矣。宋人戴昺已云：性情元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辫宋唐。知其说，当云身心原自无今古，行诣何须辨惠、夷乎。娇构分格调之偏，而至于荡，则不如仍守格调之为愈矣。朱子跋病翁闻筝诗，已论及此，潘氏信朱子者，何为昧此？*刘咸炘著：《说诗韵语》，《推十书》戊辑三，第1398页。

注文阐释了诗中的格调性灵说。刘咸炘为诗作注，一方面是对诗中语意模糊的地方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注文则更像诗话，是对刘咸炘诗学观的阐释。

综上所述，刘咸炘的《说诗韵语》在前人论诗绝句的基础上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从《说诗韵语》内容上来看，它打破了清人论诗绝句分阐释理论和评论诗人的常规作法，而是将诗歌理论阐释与诗人评论结合在一起，《说诗韵语》论述了唐、宋、清诗歌创作的特点与范式，提倡诗主抒情的诗学观，在评论诗人时则重视诗人的源流，以辨体和溯源贯穿诗歌宗旨。从形式上来看，减少甚至消除了论诗绝句作为文学批评方式自有的局限性。刘咸炘在诗前加序文，说明创作缘由，指出诗歌凡例；在诗后加注文，解释诗中语意模糊部分，并在注文中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诗学观念。在《说诗韵语》后，刘咸炘又创作《说词韵语》，体式基本和《说诗韵语》一致，通过对这两组诗的细读，我们能够了解到刘咸炘诗歌创作的风格以及他的诗学观和词学观。

马旭(1983-)，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