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一 刘 真



存在的荒诞与反抗的偏执
——《褐色鸟群》的存在主义解读

于京一 刘 真

格非小说《褐色鸟群》将存在主义哲学对于现代社会体系化的后果进行了近乎偏执的具象化呈现，呈现出荒诞的存在主义意味，提醒人们对于现代人精神世界危机和思维方式的反思。论文从“惊觉的意味”“清醒的逃离者”“外在化的时间”“偏执的反抽象”等方面对小说展开解读，表达了对于现代社会“体系化”“理性化”“外在化”“抽象化”，并最终将人“异化”的极端后果的预见和批判。

《褐色鸟群》；惊觉；逃离；外在化；反抽象；存在主义

格非的《褐色鸟群》用怪诞的手法、非常态的叙述方式表现了主人公“格非”的情感和生活经历，在小说中显现出了与存在主义哲学相近的人生荒诞意味，“理性”被“经验”取代，“体系”被“偶然”消解，“意义”被“虚无”攻占，人类的精神世界受到来自人类自我的威胁。

一、“惊觉”的意味

有人说中世纪的人们最幸福，因为那时候一切存在都有理由。在中世纪，神学不仅作为一种知识，更已成为人们的“心理基质”*[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5页。，它像柔软的棉网包裹着人们的精神，在“死后升入天堂”的感召下有家可归。人们对任何事情的思考都要过一遍这层网，或者说，人的精神从不直接面对现实事物，总有一层“宗教”作为缓冲。

但当“新教”兴起、“科学”发现、“资本主义”萌芽，越来越多地，在由阿奎那亲自编织缝补的网上戳上一个一个的洞直至不能忽视时，人们再难像以前那样在网内安宁度日。宗教的衰微让人们发觉日常事物被宗教赋予的神圣性消失，人的真实而丑陋本性开始显露，人们被迫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同时，理性的高扬、科学的进步让人们在自然世界的探索上高歌猛进，人们试图规划一个“合理”的世界，于是忙于构建科学体系，不断细分，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兴奋。

但是，这种现象是真实的“有序”(体系)，还是人们刻意忽略“无序”(偶然)而自己建构出来的“有序”？这个问题在当时被人们所忽略，直到理性的飞速膨胀催生出“反理性”，“存在主义”在一战的炮火下发出痛吼：人被体系化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生活的偶然性、突发性被重视，人们这时才惊觉进退无路，在宗教的缓冲消亡的此刻，人们直接面对现实事物，常常显得不知所措、茫然惊惧。

这种“惊觉”令现代人感到恐惧和荒诞，《褐色鸟群》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这种“惊觉”的体现。它不仅弥漫在“格非”和“棋”的对话中，在“格非”混乱的叙述中，也在“格非”自己的思绪中。

“她怀里抱着一个大夹子，很像是一个画夹或者镜子之类的东西。直到后来，她解开草绿的帆布，让我仔细端详那个架子，我才知道那果真是一个画夹，而不是镜子。”*格非：《褐色鸟群》，《相遇》，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棋陡然坐直了身体，一字一顿的说：李朴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认识你难道连李劼也不认识嘛？

我猛然一惊，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起来，我满腹焦虑的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57页。

“事情好像还没完。我说，什么事情？你和那个女人的事。我不由得一怔。”*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1页。

“我来到桥头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桥面上她刚刚走过去留下的靴印。”*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3页。

“她朝我歉意地笑了笑：那是我男人。我的脑壳‘咯噔’一下，像是关节错位的榫头弥合了一样。”*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0页。

“可是下着这么大的雨，园丁来干吗？砸门声越来越响。”*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6页。

“我突然看见棺内的尸体动了一下。”*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8页。

“我们在恬静安详的烛光中喝着葡萄酒，她突然一连说几声“灯灭了”，脑溢血模糊了她的视线。”*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81页。

“我不认识什么李朴、李劼，而且也从来没人给我画过画——您是谁？

我一愣。”*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83页。

“那么——我指指她怀里抱着的画夹。少女将那个帆布包裹搁在膝盖上，熟练地揭开青绿色的带子。那是一面锃亮的镜子。”*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83页。

上述描写十分清晰地表明，一方面，事情的发展与叙述者/人物所预想的总是相反，比如“镜子”与“画夹”的猜想和关于“李朴”“李劼”“琪”身份的预想。这些不符合日常经验逻辑的现象密布于小说文本中，“不符合逻辑，但这就是事实”的表达，也有其深意。另一方面，就是由“反常”而引出的“惊恐”与“焦虑”，比如下雨天的敲门人，比如没有看到脚印的追赶，比如突然脑溢血的女人，都不是生活的常态，超出了人日常的经验范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全由叙述者的讲述使得故事节奏骤然停顿，造成“惊吓”的状态，比如主角在谈话当中的“突然一愣”“猛然一惊”，不是前面的情节铺垫令读者觉得惊讶，而是叙述者/人物的反应令读者觉得惊讶，便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意图了。

作者在此或许是想告诉人们，生活并不是按照现代社会人为构建的体系一路展开，而是充满了偶然、突发和非体系性。生活是自然的，而体系是人为的。自然不能为人为所完全掌控，就算人本身的生活也是如此。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停顿”“空白”“混乱”与“意料之外”，就像基尔凯戈尔所说：“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没有体系可言的”*[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41页。。那种忽视“偶然”重要性、将意义强加于事物，从中寻找“注定”迹象的做法，可能是现代人的误区和弯路。

二、清醒的“逃离者”

现代社会迷恋于“学科细分”的暂时安全感，陷入人自己建构的“理智目标”的狂热中，掩盖了对于自身的关照和自身精神的需求。这种状态看似“充实”，其实相当“病态”，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也不能持久。人虽然在这种现实繁碌中找到一种暂时刺激性的“被需要感”，即存在的理由，但过一段时间，当人甘愿退出“理智”的管辖，便会感到“无家可归”的空虚，即发现存在理由的空缺。“一段时间”的长度是偶然的。但第一次惊醒一旦发生，便种下了“无依感”的种子。

从“惊恐”到“空虚”到“焦虑”，再到“绝望”，反复无常。这种情绪看似潜藏于理智的现实生活底部，实际上凌驾于一切生活之上。它像一块浮木，理智暂时将它摁下水面，但总会再次浮起。就像《褐色鸟群》中所描述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已全力将她忘记，今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胸脯一阵阵抽搐。”*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0页。而“这一天”却是偶然的，人们自己都不能控制，因此人生的荒诞感便油然而生。

“理性”世界选择建构体系，忽略非体系(偶然)的因素，以彰显人对于研究对象的强压性力量。这种力量开始是面对自然而为的，后来被用在了人的身上。如果一切都可以“对象化”“客观化”，那么人对自身也可以，于是人和自我也处于了“对战”的境地，面临“异化”的过程，因此人们开始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于“理性”(体系)的“逃离”。

对于理性的逃离，小说《褐色鸟群》在叙述修辞上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体系”的蔑视和破坏，以“自我经验”作为叙述故事的最高标准。这是整个小说的叙述特点，充满个性化和经验式的表达。

“不过，我说，你是怎么知道事情还没完呢？

根据爱情公式，棋说。

爱情公式？

我想事情远未了结并不是棋所说的所谓爱情公式的推断，它完全依赖于我的叙述原则。”*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2页。

其次，对常态逻辑的逃离，体现在小说具体的叙述语言上。小说开篇时介绍自己的妻子在三十岁时过于激动，不幸逝世。作者在后又加了一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55页。妻子逝世后怎么会再见到她，加上的这句话与常理相悖，特意与常态逻辑相对。再次，推理强调条件和结果，而小说中“格非”的叙述没有事情发生的理由，只有事情发生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比如小说十分细腻地描写了“格非”追逐女人的过程，但没有人知道“格非”为什么要在雪夜里不顾一切地追赶那个女人。或者说，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变成了不知为何的偏执。

“格非”克服了许多包括自行车链条震落的困难，“我狠命地蹬着自行车，它就像是一匹盲马跌跌撞撞的朝前疾奔”。*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2页。“盲”表示没有目标，盲的不是自行车，而是骑车人。虽“盲”却“急”，仿佛生命被强烈地需要。但事实上，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必要的吗？还是人们自己给自己构建的虚伪的体系？

好在这样的人不只“格非”一个，另一个骑着自行车、“好像在朝前急急赶路”*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3页。的人的出现，让“格非”感到“亲切”。不是这件事存在理由的发现让人感到心安，而是他人和自己处于同样的状态让人感到心安。这似乎在说，现代人的悲剧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只要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一样，他们就会放弃对于自己存在缘由的探寻，而躲进暂时安全的看似忙碌充实的脆弱外壳里。甚至惯于逃离的人们会有一天忘记“逃离”本身，但这种虚假的安全感能持续多久呢？

“格非”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后又屡屡发现不对劲，但他依然没有去探究“原因”，而是继续惯性的逃离，逃离到自己架构的现实生活，给自己一个特定的“追上女人”的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直到无路可走，又退无可退，生命顿时陷于虚无。这时才被告知这里根本没有路，也没有所谓的“女人”。

逃离，被拉回；再逃离，再被拉回。就像“褐色鸟群”一样，飞走，又飞回，好像只是为了证明时间的存在，而它本身又不是时间。人的存在也只是一种状态，并没有存在的理由和被人们刻意梳理的意义。“我们的小说越来越关心无面目无名字的主角人物，它既是每一个人又不是每一个人”，*[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65页。这种“格非”式的存在几乎笼罩了所有人。

“怎么？

你的故事始终就是一个圆圈，他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不过，你还是接着讲下去吧。

我押了一口咖啡，继续对棋描述以后发生的故事。”*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6页。

至此，不是“格非”自己产生怀疑，而是听众产生了怀疑，但“格非”不但没有给出理由，甚至没有惊讶，继续讲他的“可以无限重复”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格非”并非没有意识到自我的逃离，而是恰恰清醒地看到了“体系”的非合理性，他的“逃离”带有刻意性和麻木感。他是一个清醒的“逃离者”，而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直面理性、寻找理由和意义的结果，最终仍会是虚无。

三、“外在化”的时间

现代社会让一切生产都非常“合理”，满足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也让生活变得“外在化”*[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32页。，除了人们不自觉越来越多地用“概念”代替“实物”外，像基尔凯戈尔所说的，新闻报业“让人们能够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二手信息处理生活”*[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32页。。可是历史多次证明人们对于“能够”欲望的膨胀就导致了“只能够”的结果以及人类能力的退化。现在人们已经难以分辨新闻的真假，难以获得第一手信息了。“外在化”的威胁不仅存于新闻业，且早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中。

人们用“钟表”“日历”等代表“时间”，但“时间”并不等于“钟表”，把“钟表”或“日历”扔掉，时间依然在流淌；但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依赖“钟表”和“日历”这种外在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它们的提醒，甚至不会察觉到时间的流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时间测量本来就不是专题地指向时间本身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1页。“日晷”“钟表”“日历”等事物都是具有其“现时意义”的指向性存在，而现代人越来越习惯于将外在性的东西等同于时间本身。小说中的“格非”将“褐色鸟群”作为他判断时间的标志。如果没有看到飞翔的鸟群，他就觉得时间没有流逝，“我仿佛感到酒店里的时间是静止的”。*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2页。他认为如果符号消失，实在的物质也会一同消失。“我想，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56页。他是这样偏执地依赖“褐色鸟群”这个符号，以至于当他清醒地和棋对话时，他明知道时间在流逝，但他更关注的是这个外在的符号，“和棋的初次相遇让我错过了一次注视候鸟的机会。”*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56页。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人在现代社会对于外在化事物的过分关注，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实在事物特别是自我的判断。“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以及它的本质”，*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56页。而“格非”片段化、时好时坏的记忆，事实上就是人在现代世界被迫“碎片化”或“片段化”的体现。

四、偏执的“反抽象”

如果寻找西方精神的源头，我们可以找到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主张理性推理，轻视经验与实干；而希伯来文化恰恰相反，重视经验，轻视理论。这两种精神源头形成了两种思维倾向，一种是抽象化，一种是具象化。西方的现代科学就是承袭着重理论、抽象化的思想脉络而来的。但是20世纪，人们发现这种抽象化的思维模式，令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变成被概念堆积叠加的产物，人们开始思考这种理论与倾向的合理性，一战后的存在主义就反对抽象化的概念，崇尚实在的物质表达。比如在《永别了，武器》中恩斯特·海明威这样写道：“抽象的字眼如光荣、荣誉、勇气或神圣，比起具体的乡村名字、街道编号、江河名称、部队番号以及日期来，简直是一种亵渎。”*[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47页。列夫·托尔斯泰也曾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仅仅需要一瞬间，我就与阳光、河流、峡谷永别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人只有在即将失去生命的瞬间，才会发觉具体事物而不是抽象概念的重要性。存在主义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机器大生产等形式，让人被流程、数字、机器所异化，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具有自然属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功能、一个符号，甚至只要把他胜任社会生产的那一特定部分的属性得以保留就可以，其余自然属性几乎可有可无、可以忽略不计。长此以往，自然属性终究会在人的意识中“脱落”。“机械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32页。存在主义认为这是全人类此刻共同的境遇，因为机器大生产及其影响已经扩张到地球每一个角落。“集体化的人，不管他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都依然只是人的一个抽象的片段。”*[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31页。存在主义鲜明地反对抽象化，并将其作为防止人类“精神麻木”而保持“精神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褐色鸟群》近乎偏执地重复女人裤子的描写，从形态到颜色，都具体到近乎刻板，正体现出作者对于“抽象”的极度排斥，甚至不惜在小说文本中进行近乎偏执的“反抽象”书写。

“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屈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钩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0页。

“她的魅惑力像泉水一样从她的浅黄色、深棕色、栗树色的衣饰的褶皱中流淌出来。”*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1页。

“在雪夜中我分辨不出她的栗树色的靴子和浅黄色——深棕色的腰部衣饰的褶皱，以及她圆润的臀部成豆瓣状分裂的节奏。”*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63页。

“我看见她的床前整齐地放着一双擦得油光锃亮的栗树色靴子：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屈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钩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格非：《褐色鸟群》，《相遇》，第173页。

这段描写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栗树色的靴子”更是出现了十余次，这种不断的、大段的重复，是反抽象化的表现。反抽象意味着温度和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女人不再是一个名称或者编码，而是一个具有情绪色彩的人。尼采曾强调主观的情绪、意志和激情对于人与艺术的重要作用：“创作行为以前，与其说是眼中和心中已经有了一系列带有思维条理之因果关系的形象作为准备状态，不如说有一种音乐情绪。”*尼采：《悲剧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小说多处用与“水”相关的语言来描写女人“湿冷”的特点，“锃亮的栗树色靴子”“浅红色”“浅黄色”又为女人增添了一抹亮色，作者对于女人的具体描写随着环境对情绪的需要而改变，这些都体现出其为“反抽象”做出的努力。

小结

作为叙述者/人物的“格非”在小说文本中三番五次地说自己忘记了，不想再提；但当记忆袭来，他却清晰记得女人衣服褶皱处的颜色。他的记忆画面并不是每处都清楚，而是焦点式的以女人为焦点的清晰，“观察越是专业化，其焦点也越是明显，而对焦点四周的所有事物也越发的全然无知”。*[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第5页。“格非”在追逐女人时所遭遇的四周茫然，反映出他对于焦点的过于紧张。这与现代社会人们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分(专业化)与体系化建构不谋而合。小说将现代社会把人“抽象化”“片段化”“体系化”的后果放大，并以近乎偏执的反叛形式表达出来，表达了格非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识。

于京一(1979-)，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威海 264209)；刘真(1995-)，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