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萌



科幻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从《北京折叠》谈起

林 萌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部科幻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紧凑，于充满了幻想的未来空间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饱含现实关怀的小人物的冒险经历，用“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表达了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作品内里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其成功的密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向。《北京折叠》为科幻文学创作拓展了空间。

《北京折叠》；郝景芳；科幻文学；现实主义

中国科幻界这几年喜获丰收，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连着夺取了有着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捧回最高荣誉，皆大欢喜，《北京折叠》也迅速成为了热议的读物。与结构宏大的《三体》相比，《北京折叠》只有区区两万字。那它到底有什么可以品评和借鉴的成功密码呢？又能给我们的科幻文学创作以什么启示呢？这将是我们展开讨论的主要内容。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提，笔者读完《北京折叠》的最大感受是如鲠在喉，欲言又止。思绪的杂乱源于内心的波澜。主人公老刀仿佛身边千万个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每天就在你我身边上演。他的所历所思，如此真实，以至于“科幻”的外壳起到了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estrangement effect)，强行将我们拉离故事营造的世界而坠入思考的深渊。空间的转化过程如同舞台剧的换场，一幕幕激荡着内心思绪的情节得以暂歇。《北京折叠》交织着现实主义的切实表达和浪漫主义的诗意呐喊，共同奏出科幻文学的别样乐曲。

一、反乌托邦：空间与阶级的魔方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里设置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世界。那是未来的北京。“大地分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凌晨六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之所以说它令人深思，是因为作品所构建的模型或样态神似(甚至形似)于现实生活。第一空间布局合理，人们生活在广阔的土地上，别墅独立，处处鸟语花香，连办公场所也美轮美奂，这无疑是高档社区的隐喻，住着社会的精英和当权者；第二空间，鳞次栉比，楼房紧密，人们穿戴整齐，干练忙碌，一切显出秩序和规范，象征着写字楼、白领公寓和高校，住着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主人公老刀住在第三空间，那里出租屋杂乱交错，人声鼎沸，脏乱不堪，混合着垃圾的酸臭和廉价食物的热气，像极了现实中的城中村，住着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戴锦华把它叫做“空间与阶级的魔方”。魔方“是一个归纳、筛选，最终达到某种纯净，形成某种由纯净造成的美感的过程。它是不同侧面的同色、同质的组合，以及不同侧面的不同色、不同质的区隔。”*王立尧整理：《戴锦华：空间与阶级的魔方》，《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20日，第6版。都市化的进程正好起到了这样的功能，异质性的阶层被以时空的模式区隔开，独立生活，互不干涉。城市一步步挤压农村的生活空间，并对资源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再分配，其结果便是社会底层日益边缘化，成为城市中看不见的阴影。老刀在参加“折叠城市五十年”的庆典时，想在视频里看看父辈建造城市的画面，终未成功。他们被遗忘在了城市车水马龙的快节奏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中。

在社会学上，我们常常根据一个人占据社会资源的多寡来判定其所处的层次。这种不平衡就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发现的“二八定律”。小说里，不平衡既表现在对空间的支配上，还表现在对时间的支配上，只有第一空间占有完整的二十四小时。小说的开篇便是：“清晨4:50，老刀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去找彭蠡。”接下来的故事中，始终相随的也是时间的提醒：“清晨4:50”“清晨5点”“5:45”。这种处理使故事紧凑，线索明晰，增强了紧迫感，也表现出权力与时间资源的关联。顶层人待在聚光灯下，他们的生活只是通过各式媒体与大众相接，底层的挣扎则呈现在顶层人的慈善晚宴中，成为了一种“被看”的事物。世居北京的老炮儿也会有这样的感受，都在皇城根，却几乎见不到权贵和明星，权贵和明星自然也见不到凌晨四点的清洁工和拾荒者，现实生活中这种区隔不言自明，以至于大家习以为常、各安其命。

小说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并通过老刀的见闻完型出各个阶层的生活样态。郝景芳还触及到了区隔的另一面，即认知视野和价值模式的不同。这种区隔与其说是结构主义的决定论，还不如说就是资源的多寡导致的直接后果。第三空间的人们在仅有的八小时生命中，忙忙碌碌，他们要重复枯燥、肮脏的工作，得到微薄的薪水，筋疲力尽，倒头就睡。在他们的世界里，回锅肉和水煮牛肉是最好的菜，毕竟，他们平时吃的只是炒面或炒粉。年轻人的最大梦想是“千方百计在舞厅里表现自己，希望能找到一个打碟或伴舞的工作。在服装店做一个店员也是好的选择，手指只拂过轻巧衣物，不必在泛着酸味的腐烂物中寻找塑料和金属。”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老刀铤而走险挣来的20万，只是秦天两个月的薪水，对依言则只需两周。这种差异，才是最可怕的。它让第三空间的人们一叶障目，自生自灭。他们不会有第二空间实习生秦天的梦想，也根本没有做梦的机会，因为生活的重担早已压垮了腰，抽光了精气神。《北京折叠》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确提取和夸张展示。

在小说中，我们从第二空间能够隐约看到狭窄的上升通道，第三空间则几乎毫无希望，那里的人们也仿佛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教育是后两个空间跃居第一空间的唯一机遇，老刀算是一个尝试者，但他多次高考失败，这才使他寄希望于糖糖能有个好的起点。但教育之路谈何容易，“平等性”成为了神话般的存在。缺失良好的资源坏境使第三空间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了。这种恶性循环保障了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也几乎切断了各阶层的流动。这正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小说体现出了阶层固化的趋势。其实折叠本身的物理设置即是一种表征。为了保障等级分明的权力空间，这个世界还有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加固。“谁若走得慢了，就被强行收拢起来。”“步行街通常只是步行街，但对清理队的车除外。”法律和机制是超越了一切的存在。现实世界自然没有这种层面上的这种区隔，但不代表区隔不存在。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中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的后果，而这种后果恐怕并不乐观，因为它使穷富的鸿沟越发明显。折叠的北京科技足够发达，但这种发达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老刀还从事着最繁重的劳动，而原因纯粹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解决第三空间人们的就业问题)，反而全用在了改造城市建筑格局上，这种格局意在保持甚而加固阶层的现状。这座荒诞的反乌托邦(dystopia)，让人想到了人类在反思现代化历程中所滋生的反乌托邦话语。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甚而付诸影像的《罗根逃亡》《撕裂的末日》《黑客帝国》《饥饿游戏》等等。反乌托邦话语是残酷的，充斥着阶级对立、统治极权、人性消散，破灭了仅存的幻想。但这种带血的反思，恰恰是人类最需要的思想血脉。这在中国文化的根基里并不罕见，所谓“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只是系统而形象地展示于文学作品中确实少了一些。《北京折叠》无疑让我们拾起批判的利剑，直指现实。

二、科幻外衣包裹下的现实主义

《北京折叠》获得的是科幻大奖，它在形式上也的确体现出了诸多的科幻元素：折叠的城市，自动收集垃圾和自动制作饭菜的机器，依言乘坐的奇异的交通工具和老刀在地下超市遇到的自助小车。故事的整体框架更是具备充分的“科幻性”。主人公老刀横穿三大空间的情节设置承继着传统科幻小说一贯推崇的所谓“时空历险模式”。“西方人称科幻小说的文学类型起源于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是基于‘空间旅行’及由此推论出的‘时间旅行’，两者合成为‘奇异旅行’的支脉。”*刘俐俐：《科幻小说：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机遇》，《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3日，第5版。但在读完之后，想要猎奇的读者恐怕会大失所望。这也是《北京折叠》口碑不一的重要原因，它对很多科幻迷的“期待视野”形成了挑衅。科幻界一向有所谓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硬科幻就是得有“硬货”(即有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等为基础的框架构建)，一般被认为可以预言科技的发展，凡尔纳的一系列小说便是杰出代表。极具现实意味的《北京折叠》无疑是软科幻，它将现实思考和人性关怀推至前台。这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处理手法密切相关。

郝景芳说她的构思来自于一次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与老刀相似的是，司机含辛茹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孩子上个好点的幼儿园。整部小说的框架则得益于郝景芳的生活境遇。“我曾经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我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曾于里：《〈北京折叠〉:社会现实能否容纳得下诗意？》，《文学报》2016年8月25日，第21版。聆听过第三空间的声音，又因工作关系常接触到第一空间，再加上自身所处的第二空间，丰富的阅历构造了一个奇异却实实在在的世界。这正是《北京折叠》的框架原型。按照郝景芳自己的说法，就是“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一些事件，然而表达的内容却与现实息息相关。”“虚幻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现出来。”*王侃瑜：《“无类型”文学创作的追求》，《文艺报》2016年9月19日，第2版。这就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关怀。

现实主义在中国历史悠久，因为它符合我们骨子里“文以载道”的精神血脉和文学主张。有人说“文以载道”不是早就该被打倒的旧思维吗？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批判，已近百年，“文以载道”早成陈词滥调了。以至于到了现在这个欲望至上、消费为擎的时代，一些人谈及文学，仿佛其只有娱乐大众和兴奋感官之类的作用。但“文以载道”真的过时了吗？新文学的先驱们反对的只是“文”背后那个裹挟着传统伦理规范的“道”，而不是“载道”模式本身。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口号为的是文学革命上的反拨，如今语境不同，我们的“文”和“道”之所指都已发生了变化。文若无道说到底都是个空壳子。关键看这个“道”是什么，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灵魂”，还可以是“说教”；可以是“娱乐至死”的狂欢，也可以是“寓教于乐”的庄谑相融。一切取舍全看作者心中含蕴的是大道还是小道。

《北京折叠》正是披着科幻的外衣，行着现实主义的“侠义”。现实主义的最大价值，是它要能担得起“历史见证者”的名号。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可不是仅仅表现了现实就能功成身退。

1918年5月13日刊发于《新青年》4卷5期上的《狂人日记》是鲁迅也是现当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严家炎称它“第一次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新的艺术境地，完成了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所绝难完成的任务”。*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饶有意味的是，就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同时还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一文。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新观点论述短篇小说的文字，它指涉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他说短篇小说“不单靠篇幅不长”就行，而是一种“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断面’，数了‘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断面’”。沈雁冰也说新小说要“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贾植芳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98页。也就是说只有把得住时代的脉搏，塑得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能够描绘出现实生活基质的作品才能进入现实主义的话语。

《北京折叠》从两个角度为我们塑造了具有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现实镜像。

第一，传神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在对三个空间的叙述对比上。第三空间里，人们住在公租房或单身小房子里。“六平米房间，一个厕所，一个能做菜的角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胶囊床铺，胶囊下是抽拉式箱柜，可以放衣服物品。墙面上有水渍和鞋印，没做任何修饰，只是歪斜着贴了几个挂钩，挂着夹克和裤子。”对彭蠡房间内景的描写让人很容易就想起了“北漂”在地下室的居住环境。而第一空间的旅馆则是“似乎有自己租的房子两倍大。房间的色调是暗沉的金褐色，一张极宽大的双人床摆在中央。床头背后的墙面上是颜色过渡的抽象图案，落地窗，白色半透明纱帘，窗前是一个小圆桌和两张沙发。”从大小到布局，从家具到审美格调，第三空间和第一空间的生存状态通过寥寥数笔便勾勒了出来。通过一个人居住的环境，看到的就是社会的横断面。这也是海德格尔从农鞋里看出的世界。“少年每人面前摆着一盘炒面或炒粉，几个人分吃两个菜，盘子里一片狼藉，筷子仍在无望而锲而不舍地拨动，寻找辣椒丛中的肉星。”筷子的“无望而锲而不舍”将底层人群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比如，同样的消费，一个是为了裹腹，在小摊上挑土特产，在塑料桌子上狼吞虎咽；一个是穿行在“顶端闪烁的小灯打出新疆大枣、东北拉皮、上海烤麸和湖南腊肉”的商铺；一个则是在伴着智能小车的超市自由进出。这些描写不正是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直观展示吗？生理(裹腹)、社交(平等交换的商业活动)、尊重(整个超市似乎并没有警卫或店员)层层升格，彰显出等级与秩序。

其次，写实却出彩的人物塑造。小说的主人公老刀，从父辈起就住在第三空间，但为何他能成为那个信使呢？这自然不单因为他收到了秦天的信息那么简单。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他可担此职。第一，他缺钱。老刀考了三年大学，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历险的初衷。第三空间自然谁都缺钱，但并非都愿意冒这险，例如已经过着“闲散”日子的彭蠡就质问他“你就这么缺钱花？”第二，老刀受教育的背景让他可以和第二、第三空间的人搭上话，虽未到平等对话、视域融合的地步，但至少不会鸡同鸭讲、白忙一场。第三，老刀是个聪明人，也很细心。这从他和秦天、张显的对话就可见一斑，张显说他希望政府“选拔也要放开。也向第三空间放开。”老刀的反应是“没回答。他其实不是厌恶，只是不大相信。”在第一空间，当他看见依言被老男人搂住腰接吻时，立即就明白了依言为难的原因。小说还体现出他细心的一面，要去送信前，他“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穿上了最体面的衬衫，还不断担心身上腐坏的气味。这都为行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依言是摇摆在爱情和金钱间的万千少女的镜像，是消费时代身份焦虑的表征。出生在第一空间的她，家教严格，貌美体娇。吴闻是自己爸妈的朋友，可能比老刀“年轻两岁”。为了不让自己的地位“下滑”，甚至进一步上升，她选择了放弃爱情。她明知不会和秦天在一起，因为她“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但她享受着被秦天挂惦的感觉。依言给自己编织了个心灵的幻境，来缝合现实的得与失。秦天则是未被社会规约的年轻人，活在“一飞冲天”的幻想里。秦天的室友张显则实际得多，已渐被官场熏染。

由是，老刀、依言、秦天、张显等成为了被塑造的典型人物，彰显出现实熔炉巨大的形塑作用。

老葛对老刀解释折叠原因时说：“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到活儿干。你明白了吧？就是塞到夜里。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次通货膨胀几乎传不到底层去，印钞票、花钞票都是能贷款的人消化了，GDP涨了，底下的物价却不涨。人们根本不知道。”老刀一懂半懂，但是听得出那“一股凉意”。学经济出身的郝景芳熟稔GDP和菲利普斯曲线何为，这使整部小说获得了现实主义痛彻的感染力。

三、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向

优秀的作家正善于把诊时代的脉搏。他们精于观察，将所见所思，积聚于心，不得不发。就像屈原所谓“发愤以抒情”，韩愈之称“不平则鸣”。当然“愤”与“不平”不一定就是作家自己的经历，但肯定饱含其思考与情感。这个过程又使作家具有了浪漫主义的情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决然二分，本就是一种学理上的暴力，狭义的范围上规约二者实不可取。郝景芳一直坚持自己的“无类型写作”。《狂人日记》亦是如此，它是现实主义，更是象征的和浪漫的。《呐喊》《彷徨》背后的鲁迅是个情感细腻、笔触沉郁的苦闷的关怀者。其实哪一部优秀作品不是兼具“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双面性呢？康德的“无功利”的审美终究是一座空中花园和飘渺的乌托邦。作家应该是那个在文字的夹缝间生存的泪流满面的讲故事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痛哭流涕，陈忠实写完《白鹿原》在塬上嚎啕大哭。好的作品首先得感动自己，才能将这情感传递。郝景芳说她写作《北京折叠》的初稿只花了三天，但酝酿的时间不下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她一定被凌晨四点天盖四野中的清洁工触动过，也曾面对书本上冰冷的GDP陷入思维的螺旋。郝景芳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她首先是个实干家，年纪轻轻就换了一个又一个的专业，从理工到金融，还有从未丢弃的文学，如此大的跨度、如此多样的阅历交织在这个消瘦的80后女孩的躯干里，她的头脑该是多么强大才能驾驭向四面八方探出的触角。丰富的阅历正是作家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北京折叠》体现不出郝景芳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瑰丽的想象力，但这恐怕正是现实主义的极简作风。扎实讲好故事，不炫技、不拉扯。

历史证明，优秀作家都有现实主义的“基因”。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喜闻乐见，就在于扎根大地，代人民言声。优秀的作品都有现实主义的密码，这是作家和现实主义自身的宿命。这宿命不是宗教上的神秘主义，不是政治上的戴高帽，而是彻头彻尾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每个人拿起笔，都想书写“真理”，但真理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个人出发探追的“真善美”。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作家不是“私人写作”，没有写作不是抒发私愤。当然，私愤绝不是个人得失、婆婆妈妈的碎事，而是浸透着社会纹理的活生生的历经锤炼的结晶，是胡适说的“横断面”。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道：“文艺只有扎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我们应该看到，“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因此，如何反映至关重要。“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我们现在正处于变革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一味地歌功颂德，以颜值换深度、以欲望消解反思，终将失去市场，被人民唾弃。

作家就像一位特级厨师，将现实的食材用一双巧手做出佳肴美馔。这么一来，作家的光环倒也不那么神秘，就是不断淬火的思维和不断打磨的文字技巧。不过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的因素，我们强名之“天赋”。但“天赋”绝不是搪塞不努力的借口。这正是郝景芳值得尊重的地方。她不断地开拓与跨界，既拓宽了自己的事业，也深化了思考的维度。从个人感受出发，加上长期的思考和娴熟的表达，这便是优秀作家的密码。有人说，所谓作家就是恰当地说出了我们普通人想说的话，这倒不假，谁都想表达，谁都有话说，但我们思考得不深、词语用得不熟、天赋也不到位，蒸出的就是一锅夹生的米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北京折叠》则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功效，虽然它的基调是暧昧的灰，但并不让人绝望。老刀在第一空间并非孤立无援，出身相似的老葛一直在帮他。秦天和依言也都不是性恶之人，或者说，《北京折叠》里根本没有坏人，相反人与人之间还颇为温情。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折叠”的局面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陈希我有句话很有意思：“写作者归根到底是弱者，那么所谓写作只是寄托，所谓抗争只是挣扎，所谓勇气只是以头捣地，所谓正直不过是坏脾气，所谓希望，不过是虚妄。”*陈希我：《当我们谈文学时谈什么？》，《文学报》2016年3月10日，第18版。小说的最后，一番喧嚣终落场，老刀“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这让我们猛然想起一百年前鲁迅笔下的狂人最后也是个“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虽今非昔比，但质虽不同，难题仍在。郝景芳所做的就是平静地呈现出一个个现实的难题。作家的发声，就是一种反思和抗争，是迎着命运的僭越。正视现实便是克服灰暗的第一步，这是作家的勇气。现实主义从不唱赞歌，只会从最腐朽的痈疽入手切割。软科幻一点儿都不软，名字“老刀”不啻为对现实捅下的一刀，快上幼儿园的糖糖有个如蜜般的名字，我们想知道的是，她会有个甜蜜的未来吗？

结语

郝景芳和刘慈欣的获奖，再次兴奋了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科幻文学，一切都显得欣欣向荣。但我们要反思的是，热闹过后剩下的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美”呢？按照刘慈欣的说法：“美国有几千人写科幻作品，中国经常写作和发表的不到30人。”*许旸：《中国科幻文学距真正崛起还有多远》，《文汇报》2016年8月22日，第1版。我们关注科幻文学，也热爱科幻文学，并且希望其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能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郝景芳和刘慈欣的成功，代表着我们有这样的潜能，而且1984年出生的郝景芳还很年轻，也还有大量新生代的作家在崛起。

《北京折叠》带来的启示是，科幻文学不是空中楼阁，闭门造车，不是空想与捏造。扎根现实、关注社会民生、代百姓发声才是每部优秀作品所应担起的使命。科幻文学的现实主义密码，是“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在当前阶段的新结合和新发展，是站在人民视角，用严肃态度书写卢卡奇所谓的对现实的“整体性把握”的有效尝试，是对科幻文学创作的成功拓展。《北京折叠》为我们开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林萌(1989-)，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