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玲 曾子芙



论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女性的焦虑
——以《你好，忧愁》和《上海宝贝》中女性焦虑为例

夏 玲 曾子芙

本文以女性焦虑作为切入点，从愿望和行为分割的两难矛盾、内心的空洞和都市的热络触发的孤独、父权控制和自我逃离的叛逆以及焦虑带来的结果等四个角度来分析比较萨冈作品《你好，忧愁》和卫慧作品《上海宝贝》里女性的焦虑。从而看到两部作品对女性焦虑表达的独特之处，进而看出两位作家对当时写作社会的反思和回应。

卫慧；萨冈；女性；焦虑；都市

在20世纪繁复多样的文学花园里，法国女作家佛朗索瓦丝·萨冈与中国女作家卫慧都属于在媒体的一片褒贬声里产生的“明星作家”。1954年，《你好，忧愁》发表，在法国畅销达百万册，让18岁的萨冈一夜成名。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卫慧异军突起，《上海宝贝》的发表一时间让报刊、网络和文学领域都不约而同地对卫慧的小说展开讨论，卫慧成为了当时最受媒体议论的女作家。

萨冈和卫慧的成长过程中都没有战争或是大的历史动乱记忆，她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写作避开历史和社会等大环境的影响，面对自身进行私人化写作，在作品中透露出现代都市给她们带来的焦虑。卫慧的《上海宝贝》展示出青年女性面对人际变化和情感矛盾而生发出的城市焦虑；萨冈的《你好，忧愁》表现出少女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家庭和生活不得不进行让步而产生青春焦虑，不同层次的焦虑感都在她们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焦虑感在两部作品里的展现同时给作品赋予了自由、叛逆的情绪基调，城市给她们带来的焦虑在两部作品里的表达又各有特色，形成两种不同的格调，共同的焦虑感的表达是作者对女性成长主题的探索。

50年代的法国和90年代的中国，都是在经历了大的历史变革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一时期的巴黎和上海，则是当时国内经济发展最迅速、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城市，是摩登、欲望和繁荣的代名词。外在的影响因素是造成女性焦虑的另一因素，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习惯了慢节奏、低效率的生活方式的人是一种严重的冲击。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使人们心理上旧的平衡受到震动。虽然萨冈和卫慧的写作具有年代和国别区别，但她们在作品里所表现的女性焦虑是有一定可比较之处的，在这样的城市生长起来的女性，透过她们的文字，通过她们对自身情感的书写，可以看到国际大都市给她们带来的焦虑。二位作家对都市给自己带来的焦虑感投射出了不同情怀。

一、矛盾：无言的两难

女性给人的刻板印象都是情感丰富的个体，她们情绪易波动，容易情绪化，女人的眼睛、眉毛、鼻子以及肌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无时不在地与外界交流感情、传递信息。女性的力量与功能均在强烈的感情生活中显现出来。*宋辉：《女性心理咨询》，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心理矛盾是重要的女性心理特质之一，而在行为上反复的矛盾行为则是女性焦虑的外在展露。两部作品中的塞茜尔和倪可前与后的矛盾和所想与所为的矛盾反映出她们的焦虑心理。

《你好，忧愁》中塞茜尔在一个夏天远离都市，同父亲和他的情人来到海边，她一面想远远地躲开追求她的大学生，认为他们“粗鲁、总是惴惴不安地替自己的青春担忧，总是在青春年华中发现悲欢离合和愤世嫉俗的借口。”*[法]弗朗索瓦丝·萨冈：《你好，忧愁》，余中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一面又同大学生希利尔恋爱。思想上想要远离巴黎的生活，行为上又陶醉在巴黎的声色又舒适的生活里。

《上海宝贝》中倪可因男友性无能而又找了情人，却又承受着道德拷问的折磨，在故事中倪可每次背着自己男友在外和德国情人媾和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5页。却又总是周旋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内心折磨中。她在失落和矛盾中进退两难，又努力粉饰着自己的生活，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诗情画意。她将细碎的生活细节与略带颓废的心绪揉和在一起，一面炫耀着她穿梭在大城市如鱼得水的优越感，一面又惶惶不安地控诉她内心的彷徨和挣扎。

同时，两部作品中又都有倪可和塞茜尔认为生活正派的、循规蹈矩的女性参与她们的生活。倪可一直羡慕的循规蹈矩、举止端庄的表姐朱砂最后却离婚和一个小她好几岁的前卫画家在一起，朱砂的离婚及后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出乎倪可的意料也颠覆了倪可过去对贤良正派女性的观念。

塞茜尔一直以一种奇异心态看待试图干预她和她父亲生活的安娜，她自己设计诡计来报复安娜，在这个过程中又始终伴随着纠结、矛盾、怀疑、自我审判的情绪。一方面自由的塞茜尔被安娜煽动起对未来的担忧和敌视的心情，一方面她又觉得安娜是对的，尝试用要写论文来讨好她，反倒因为没写出来，又被安娜责怪。她觉得安娜能让她脱离这样矛盾的心态：“她将说服我，她将按照她的愿望来决定，而这样一来，我将不再受这些刻薄的令人沮丧的感情侵扰。”

从倪可和塞茜尔的成长过程中无法克制的紧张焦虑看，塞茜尔的焦虑心理和行为矛盾的诱因是她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对她的陪伴、关爱和教育的缺失，无母又缺父爱的现实给她带来的不安定感。倪可的焦虑感的诱因是她站在后现代女性应该挣脱一切做自己的立场追求自己内心的感受，但她在享受当下行为放纵的同时，她又带着传统中国女性的特质，在先锋和传统的挤压下，她的矛盾心理越深，焦虑感也就越强。

二、孤独：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

巴尔扎克说过：“在各种孤独之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焦虑衍生的精神上的孤独感，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孤独状态会引发来自于孤独的思考。孤独的状态有两种，一种是守候个人领域，面对自身进行思考；另一种状态极力地融入人群之中，在热闹中更衬托出孤独。

《上海宝贝》和《你好，忧愁》都是避开社会和历史，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化写作的产物，作品里常常出现对同一场景的反复描写，不断地强调同一场景展现出的是女性困顿在固定的生活氛围里的惶恐和孤独。《你好，忧愁》里，反复描写着舞会、沙滩、大海；《上海宝贝》也始终陷入纠葛不清的情感主题，场景始终固定在一个又一个奢靡的舞会，还有在夜里不断穿梭的同一条道，倪可为了写书无休止地把自己关在天天的家里，犹如把自己锁进牢笼。同一场景的反复出现，如同漩涡一般裹挟着人物，把人物锁定在固定的空间，既是对女性焦虑的强调，也展示了女性在踏入公共空间之际的一种是进是退的尴尬和茫然的处境。

塞茜尔和倪可都是时代叛逆的孤独者。焦虑孤独因于环境的压力和女性本身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塞茜尔和倪可是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两个阶段的女性，在作品里展现的女性面对孤独方式不同。塞茜尔常常把自己锁定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有时是在自己的房间做瑜伽或思考，有时又是在海边树林里随意的一个角落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在不怎么大起大落的被日常琐事堆积的生活里，最令塞茜尔在孤独中焦虑的，是生活中细密而又致命的百无聊赖，而她又不能和任何人诉说她的焦虑，从而，孤独感会随时随地轻易地渗透进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倪可随时随地陷入对自身的怀疑并产生追问：“我是谁？”“我该如何回答？”但这样的问题常常是一闪而过的，倪可也不会更多地去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她会马上用一种行动来取代思考，她马上走进派对里、电影院里、大街上、公园里……她在这些公共空间里放纵自己，努力地宣泄着自己的情感，她在感受到孤独之后，马上把情感转移到身体的放纵上，从而弱化自己的思考，企图忘却和淡化自己的焦虑。倪可是活色生香的，她永远都处在热闹的中心，她周遭的热度越高，衬托出她的内心越冷。就像伊壁鸠鲁说的那样：“被迫置身于人群的时候，往往是最自守孤独的时候。走向公共空间的行为，把女性还原成了欲望、精神和道德维度的个体。”

如果说萨冈和卫慧在焦虑源头的表达上只呈现出零星的区别，在焦虑感给女性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不同表现，以及给自我和他人命运带来的衍生结果，就呈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塞茜尔是在私人空间反思，但她的报复行为却导致安娜神情恍惚；而倪可则是走到公共空间宣泄，给天天带来绝望并进而吸毒。从女性的个人化写作角度来看，两种表达呈现的是“忧愁”飞升和“肉欲”的坠落的区别，都写出女性从孤独中生发出独立的思考，是女性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的进步。

三、叛逆：父权控制与自我逃离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父权制都在多数国家的文化里占重要部分。而父权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女性反过来对父权进行控制，是女性主义的一大进步。

《你好，忧愁》里塞茜尔面对安娜企图对她和父亲回归正规生活轨道的干涉，对改变的不适应而感到焦虑。《上海宝贝》里倪可一直在男友天天与情人马克间周旋，又要忙于应付周遭人的言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迷失自己的方向，在外在压力下，倪可愈发焦虑。

塞茜尔对焦虑的反应是刚性的，她有选择有个性地对父权进行控制，用一种不经意的态度不是有意的行为干涉父亲的情感，她成功了，这种小心机似的反抗，更像是反抗父权的行为。她对于当下处境的感知是带有危机性的，她在考察他人言行的同时，也在极力维护自己拥有的青春。这样的状态既带有明确的个人意志，又具有多方思考的理性意义。

在中国90年代的写作语境下，一方面，西索提出“躯体写作”口号和主张“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成为一些女性作家信奉的名言；另一方面，“建设性逐渐向消费性转化，性爱的道德的、社会文化解放的意义已消除殆尽。”*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女性的私人小说在这样的书写环境下易陷入一种迷失状态。在《上海宝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迷失的特点。倪可对焦虑的反应是逃离式的，逃离职业，逃离自我，逃离当下，逃离社会，逃离家庭。她手足无措，在周围人面前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她需要不断地获得共鸣和理解，在倪可粉饰自己的过程中，离原本的自己越来越远，只有不断追问着自己是谁。反观文中反复描写的倪可行为上的出离，其实也是摆脱男性控制的衍生动作。在这部小说里，女性还是作为男性的“肋骨”附属存在，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语境。“卫慧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生存世界，这里充满了疯狂、激情，放肆以及无所不在的自我沉湎。”*邓伊：《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叙事为例》，《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四、回归：追问自我

萨冈作品中展示的20世纪中期的法国社会，与卫慧笔端呈现的上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都属于各类思潮交互激荡的时代。当她们在作品中展示出对时代交互带来的情绪进行感知和回应后，在作品结尾处，都回归到了对自我进行追问的状态。

两部小说结尾都是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你好，忧愁》里因为塞茜尔的干扰，安娜出车祸死亡；《上海宝贝》里倪可的男友天天因为吸毒过量死在了倪可的身边。塞茜尔和倪可作为女性在经历了生死的冲击后，都逐渐回归于反思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追问自我的状态。塞茜尔把她的焦虑描写总结于“忧愁”状态，这样的忧愁将会长久性的伴随她的人生；倪可在经历伤痛后，也回归到了她原本靠写作填充生活的生活状态，她把她的焦虑归因为对自我认知的迷失和周围环境对她的挤压，这样的焦虑是暂时的、可改变的。

《你好，忧愁》的最后，塞茜尔和父亲回到巴黎，随后她和父亲又都有了新的恋情。安娜的事情逐渐被淡忘，成为父女之间难以明言的话题，生活还在继续，新的焦虑也会紧随其后，成长就是不断地从百无聊赖中获得新的感受。

《上海宝贝》的结尾，倪可料理完天天的后事，重回父母身边，开始认真写书。正好和在作品前半部分，倪可的父母和天天不断地劝说她回到家里却屡屡遭到倪可拒绝相对应。这个结局是带有隐喻性的，90年代末的年轻女性在经历叛逆之后，也要结束反叛的生存状态，重新回到日常生活，成长由此开始。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女性焦虑表现外，两部作品中都有富有特色的性焦虑表达，两部作品中的性焦虑的原因、表现、环境及情节也不相同，《你好，忧愁》中塞茜尔的性焦虑源于青春期，是一种少女的朦胧的自然的精神性的性焦虑，而《上海宝贝》中倪可是成年女性，她的性焦虑源于她的爱人天天的性无能，倪可的性焦虑是扭曲的、肉欲的、行为变态的性焦虑。因两部作品中的性焦虑已被论家广泛讨论，本文就不再重复。

通过比较萨冈的《你好，忧愁》和卫慧的《上海宝贝》，可以看到两部作品对女性焦虑感的不同阐示。从而看出一直被作为青春代表的萨冈在处女作中就表达了女性在特定处境下的困顿和成长，也看出在90年代末期，以卫慧为代表的新生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夏玲(1968-)，女，昭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昭通 657000)；曾子芙(1994-)，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