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树民



乡邦·地域·国家
——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省思与展望

任树民

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吉林文学没有完成从区域到国家的蜕变，以现象级的方式走进中国文学史，吉林文学研究只是一种乡邦叙事情怀。根植吉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融通，面对还没有得到全面考索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未来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只有出入于区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将文学现象研究与文保、访古、考察等实践传承融合起来，才能架构地域·国家格局下的乡邦情怀，铸就走向未来的乡邦记忆。

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省思；乡邦情怀；实践传承

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吉林文学发展至清代，从传说、故事、歌谣、祭词、曲艺到诗词、散文等等，不仅形式多样，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满汉交融，灿烂地辉映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下，由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所衍生和制约。社会结构中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受一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的制约。李白不能写出“十四行诗”，莎士比亚不会创作律诗和绝句，这是不可逃避的“地域”限定。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于是，以区域文化为理论基点，在历时性的结构中去揭示、体认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区域文学现象的生成、发展、内涵及其规律就成了当下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但是，正如“地域”限定的解释并不能让我们完全领会李白和莎士比亚各自的文学魅力一样，区域文化之于区域文学现象的互证也是。因此，当下的地域文学研究者一方面继续以区域文化双向印证区域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历史——文学社会学这一视角的局限，或者立足于文学本位，或者基于传播、全球化等视角不断地来拓展着地域文学研究的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考察，本文拟将寻绎一下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的研究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省思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点和定位，展望清代吉林文学研究的未来，从而让清代吉林文学更好地辉映吉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

一、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生态

文学现象是文学运行轨迹的折射与反映，从特定意义上说，它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基于这一认定，关于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的生态，我们的寻绎如下：

(一)钩沉文献，谱绘图跡

作家作品的材料是透视各种文学现象的内涵与本质的基础材料。因此，要想梳理与透视清代吉林文坛的各种文学现象，就必须钩沉各类史志文献，用作品来架构与阐释。1985年，我校前身之一吉林师范学院时期李澍田教授主持的以弘扬乡邦文化、挖掘区域文明为理念的《长白丛书》正式出版。30余年来，经过三任主编的不懈努力，《长白丛书》一改“东陲无文”的历史，已成“东北史之绝唱”。被誉为“北有长白，南有岭南”的《长白丛书》再一次证明，乡邦吉林，不是文化的荒漠，而是荒漠了的文化。以《长白丛书》的出版为契机，清代吉林文学文献首次得到系统整理，如《香余诗抄》《顾太清诗词》《宋小濂集》《徐鼐霖集》《成多禄集》《白山诗词》《刘大同集》等等在丛书中都得以专集出版。除了书面文学，作为满族发祥地的吉林，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也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口头文学文献——满族说部。由于满族说部靠的是口耳相传，但民间传承人却越来越少，民族瑰宝面临濒绝的危险，鉴于此，上个世纪80年代我省启动了《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出版《抢救满族说部纪实》《扈伦传奇》《萨大人传》《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天宫大战》等28部。2011年8月9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可见，吉林省的满族说部整理与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要之，诸如此类的文学文献的整理为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诸如此类的文学文献的整理显然不是基于文学现象的视角。文学现象意味着作家作品呈现出独有的样态进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为人所注意。因此，上述的整理只是为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不意味着这些整理就是基于文学现象研究的一种整理。

清代吉林文坛最先出现的文学现象是流人文学，而最早的基于文学现象的文献整理也是始于流人文学。早在1988年张玉兴先生即率先出版了《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一书，对东北流人的诗歌创作予以了搜集、整理和注释工作。此时，吉林流人文学是作为东北流人文学的一部分而存在。2010年，笔者在对吉林流人、流经吉林的流人以及流人后裔写有吉林者的著述情况一一详考的基础上，辑集了《清代吉林流人著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一文，首次基于文学现象的视角全面钩稽考察了清代吉林流人的创作。因此，本文所谓的文学现象的整理就是基于文学现象的认定，钩沉作家作品，以类相从，予以辑集编目、整理、出版等等。再如，我们把宋小濂、徐鼐霖和成多禄看作一个整体——“吉林三杰”，那么对于他们的别集整理就是一种基于文学现象的整理。流人文学、“吉林三杰”等等这是已有公论的一种文学现象，除此，还有一些文学现象需要研究者去整理、认定，例如驿路文学。钩沉吉林地方文献，我们发现，有清一代，不但来往吉林和流返黑龙江的流人在吉林驿路上留下了大量诗文，而且过往士子、官员甚至皇帝都在经行的驿路上留下了吟咏行迹。寻绎这些创作，我们认为，它们已经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基于此，笔者与研究团队，于2011年成功申报吉林省社科联项目“清代吉林地区驿路文学研究”，对清代吉林地区的驿路文学展开了钩稽考察。我们认为，驿路文学是指以驿站及驿路沿途风光为题材的一种文学现象。阶段性成果《清代吉林流人与驿路文学》(《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透过清代吉林流人的驿路创作，使驿路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得到了作家作品的支撑和诠释。

(二)界定特质，昭示关系

李少群在《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诗学格局》中指出：“我国现有的地域文学研究，由于在主体意识上是从‘文化’即从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地域文化入手，多是在历时性的结构中去描述、阐释受地域文化影响的文学现象的生成、发展并去找寻其规律，或是探讨某作家、作家群体及创作与所在地方文化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与类型上，大部分是属于历史——文学社会学范畴并向着文化审美方向展开的研究模式。”*李少群：《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诗学格局》，《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吉林文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风气影响也不能例外。例如史成忠等的《从清初东北流人诗看关东地域文化》(《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从题目即可看出这一研究倾向。近年我的同事孟祥娟博士的《沈承瑞的山水田园诗论析》一文可谓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文章首先指出沈承瑞的诗歌成就在于山水诗和田园诗，然后又析为田园、江景、山景、古迹以及纪行五个小类予以一一分析，最后指出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与其生活经历、诗歌题材及其诗承均有关系。”*孟祥娟：《沈承瑞的山水田园诗论析》，《关东学刊》2016年第6期。作为满族发祥地的吉林，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金恩辉的《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以及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等都曾对吉林地区的满族文学创作做了个案性的赏析和钩稽。而一旦上升到文学现象层面，地域文化研究的套路就出现了。例如关纪新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中的“长白山情结”》(《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注意到了清代满族作家“长白山情结”这个文学现象，然后，就事论事，文章具体剖析了清代满族作家“长白山情结”这一审美心理的表现及其生成原因。难道地域文学研究只有如此一条行进路径？审美疲倦之后，学界开始反思，陆续产生了一些有质量的文章。当《吉林文学通史》写作的时候，主编何青志教授即深入反思了这一问题，进而提出吉林文学通史的写作要“将吉林文学置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大文学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立足文学本位，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吉林文学的地域性特征，阐释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何青志：《吉林文学源流与地域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承蒙何教授抬爱，《吉林文学通史》书成，获赠一套。然而当笔者将清代部分检阅之后，发现何教授的宏愿并没有在这部分得以体现。我们都知道，文学史的写作成于众手，有的时候主编的意愿难以彻底实现，著名学者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看其绪论何其宏阔，然观其书，实现者有待加勉。由此观之，我们也不必责全何教授。但是，这其中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吉林区域文学研究的发展。

(三)个案考察，全局缺位

中国文学迈进清代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景象，而清代吉林文坛也是人才辈出，各体文学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就文学现象而言，清代吉林文坛曾先后出现过流人文学、驿路文学、巡行文学、满族文学、乡土文学、吉林三杰、长白山文学、扈从诗、客籍诗人的“旅人诗”以及满族说部等各种文学现象。对于这些文学现象学术界都有或多或少的关注，但是，总体来说，学术界关于清代吉林地区文学现象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个案文学现象的梳理与考察。其中流人文学、吉林三杰、满族说部是研究热点，而对其他文学现象的关注则可谓凤毛麟角。尽管我们也有了《吉林文学通史》，弥补了吉林文学无文学史的历史，但是，由于学术取径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从文学现象这一视角全面系统地审视清代吉林文学及其史的变迁，在学术领域还是一个新命题。

二、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展望

何谓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中区别出自身的。但中国文学又不是简单的国别文学所能涵括。“中国”一词由于历史上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已远非是一个地理或空间概念。与之相对，中国文学也如是。张未民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是一个由许多地域、许多地区、许多地方的文学构成的中心性与地方性、中华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相统一的文学，是多元一体、多层一体、多区一体的中国的文学，属于地缘的中国，也属于文化和历史的中国。”*张未民：《何谓“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中国文学是由各个区域的地方文学构成的。即以中国文学发轫期的“诗三百”和楚辞来说，“诗三百”是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学，而楚辞则是南方江汉流域的文学，尤其是屈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楚语巫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少数民族的诗歌总集。然而，由于屈原“发愤以抒情”，区别于“诗三百”“尚德”思想背景下人作为宗法社会成员以伦理情感为旨归的情感言述，昭示了一场关于个体心灵安顿于何处的有关人生出处的寻绎，于是，汇聚着社会与个体，固持着道义承担与灵魂安放，与“诗三百”一起演绎了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任树民：《〈诗经〉与楚辞的诗学意义之探讨》，《时代文学》2010年第3期。此时的“诗三百”和楚辞华丽转身，成功链入中国文学，既是地方的，又是中国的，成为民族记忆。治楚辞的湘鄂人、治“郑卫之音”的河南人、治鲁颂齐风的山东人可以在中国文学与地方文学之间自由转换身份。相比之下，吉林文学就比较尬尴。翻开任何一部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都难以觅到吉林文学的踪迹。吉林文学在哪里？吉林文学当然也属于张未民所谓的“多区一体”的中国文学。然而，吉林地方文学没有出现过“诗三百”、楚辞式的文学现象，尽管吉林文学现象也精彩纷呈，但是它们没有完成从区域到国家的华丽蜕变，因此，吉林文学只是属于中国文学，它只是一种乡邦记忆，是一种“小传统”。正因此，吉林地方文学者都有一种身份认证上的窘迫。撰写《吉林文学通史》，何青志教授注意到，“对吉林文学地域性的探究，并非是与主体文学文化完全差异的写作，而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的文化互动和文本互现。”*何青志：《吉林文学源流与地域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我完全赞同何教授的看法。但是，赞同之余，我深刻感受到的是底气不足。试想，如果吉林文坛也曾出现过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文学现象，我们再来撰写吉林文学通史，我们会这样小心翼翼地说吗？基于吉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这种地位表现，绾合前述我们对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生态的寻绎，我们认为，未来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要在地域/国家的格局下书写进而打造一种乡邦情怀。

以区域文化为理论基点来烛照某地域文学现象进而形成一套知识体系是多年来地方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种研究立足文化本位，较少从文学内部去透视各类文学现象。近年来学术界大力呼吁地方文学研究要立足文学本位，注意探究各种文学现象的内在机制和艺术构成特征，即各类文学现象独有的精神和审美取向。立足文学本位，是学术界在反思中国文学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而将立足文学本位引向地方文学研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要立足文学本位的题中应有之意。几十年来高校的文学教学常常是挥动着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以及人物形象这四把“剪刀”来任意割裂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经典，文学本位的提出让人们在厌恶这种教学模式的同时看到了希望，于是学术界更加积极响应文学本位。各类文学史的重写也将之付诸实践，将文学本位定为理论基点，例如1999年出版并在当下高校拥有广泛影响的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就明确提出是立足于文学本位的。喧嚣的文学本位回响在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学研究之间，其结果如何呢？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有的地方文学研究却很难说有什么进步。其文学本位有的时候甚至流为了作家作品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简单等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不是我们不想、不努力，而是有的地方文学在中国文学当中不具有普适性，文学本位的努力研究结果可能就是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分析。而这种分析除了研究者自己，业内人士都不愿意看。就清代吉林文学来说，就存在这样的短板。我们一再提到，尽管清代吉林文坛也算文学现象纷呈，但却没有产生民族性的影响而走进“中国文学史”。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摆正清代吉林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呢？我的意见是，立足地域/国家本位，出入于区域文学/中国文学之间，让吉林文学研究不仅成为乡邦情怀，也让吉林文学成为值得关注的“惊艳”存在。地方文学研究不能仅仅是一种理论研究，我们还要不断尝试开拓区域文学研究的实践格局。就丰富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来说，我们要探讨怎么让它们走出史志，走进课堂，走向社会，进而让它们成为一种可不断体验的地域文学知识和文学观念递衍在乡邦社会。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打造有效的实践平台，将地方文学研究与文保、访古、考察等实践环节融入其中，让地方文学在乡邦社会成为一种有温度的载体，可呵护和想呵护的精神实体。

将来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研究要怎样在地域/国家的格局下，出入于区域文学/中国文学之间，书写、打造一种乡邦情怀呢？下面，我们不妨以具体的研究实例来说明一下。

署名窦鼐窦薪(心)传的旧抄本《吉林赋》被有的研究者拿来与《盛京赋》和《卜魁赋》相匹敌，并冠之以清代东北三大赋之称。该赋以流寓者的身份、律赋的形式广泛地摹写了当时吉林社会的风土人情，诸如饮食、居处、习俗、店铺、赌场、商贩、娼妓、演戏、贡物、特产等等都有所涉猎，是一幅广阔的市井生态图画。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吉林赋》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立足文学本位，《吉林赋》以“山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十字为韵，是一首律赋。具体成就可以见仁见智。窦鼐为什么要写《吉林赋》呢？《吉林赋》的末段有详细交待：“夫非其民朴诚者少，实由于官贪饕者多。贤奸莫辨，法令唯苛。政教不堪则效，闾阎何所观摩？以致世风败坏，民气偏颇。虽有善行可采，其如虐政之何？难免背后讥评，聊以备风俗之略；只就当前闻见，恐不无考据之讹。笑骂由他，且泄我满胸闷闷；伤时不问，但付之一笑哈哈。”*周克让：《吉林话旧》，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窦鼐之所以写作《吉林赋》目的有二，一是“备风俗”，一是泄心中愤懑。为什么会这样，窦鼐的流人身份使之然。至此，《吉林赋》的写作目的、内容以及成就等等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是否我们就读懂《吉林赋》了呢？就笔者所见《吉林赋》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到此为止了。但在我们看来，《吉林赋》的研究不能就到此为止，《吉林赋》还需要放到中国文学赋体文学这一大的背景下去考察。以赋体书写吉林，除了窦氏的《吉林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两篇同题作品——尤侗和吴兆骞的《长白山赋》。尤侗没有来过东北，而吴兆骞则是流放至宁古塔的东北流人。明末清初一直到清中叶是赋体中兴的时代，而尤侗和吴兆骞又都是写进清代赋史的赋体名家，成就都不低。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评价《吉林赋》显然就要联系明末清初赋体中兴以及清代文学诸体皆备这一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定位《吉林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进而也有助于中国赋体文学的描绘。如是观照地方文学《吉林赋》即是笔者所谓的地域/国家格局下的出入于区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这是理论研究应有的高度，但是，还缺乏实践的热度与温度。

近年来，我的同事孟庆茹教授带领研究团队积极探索将吉林文化引入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孟教授通过“深入探究吉林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点和两者的交互作用，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在精练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将吉林文化巧妙地引进了中国古代文学课堂。这一教学改革不仅激发了吉林籍学生的乡邦自豪感，也让外籍学生对吉林文化有了深入了解，而且还起到了区域文学研究的示范作用，“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让学生切实体会了文化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孟庆茹、李秋：《将吉林文化引入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之探索》，《北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孟教授的改革是成功的。在我们看来，孟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改革就是地方文学现象研究成功的实践研究案例。实际上，《吉林赋》的实践研究即可纳入这一课程平台来践行。在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中，吴伟业的《悲歌赠吴季子》和顾贞观的《金缕曲》由于谱写了一曲山长水阔的真挚情谊，荡人肺腑，常被作为清代诗词的代表写入中国文学史或选录进各类作品选。与之相对，被吴、顾二氏泫然悲慨，被清人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却屡屡缺席。从吴兆骞留下的作品来看，他理应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位。所以，我们在讲吴、顾二氏的作品时自然就可引出吴兆骞。吴兆骞在诗、赋、散文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吴兆骞一共留下8篇赋作，那么讲吴赋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联系《长白山赋》，进而绾合尤侗的《长白山赋》和窦鼐的《吉林赋》来给学生总体梳理清代吉林文学赋体创作的情况。不仅如此，窦、吴二氏的创作属于流人文学，而流人文学与驿路文学还有深厚渊源。翻阅史志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当流人穿梭于吉林驿路之时，留下了大量以驿站、驿路为切入点的诗文，仅吴兆骞的《秋笳集》中就有《五日阻水年马河》《四道岭》《早发尼失哈》《大乌稽》《小乌稽》《交河山中夜行》等20余首诗作。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亲近地方文学，我们完全可以与学团部门互动，以“重走古驿路”的学生活动形式，进行文学和文化考古，寻访窦鼐、吴兆骞等等吉林流人当年的行进足迹。在课堂讲授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学生自然对吉林文学现象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稍加引导，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就有了研究吉林地方文学现象的内在动力。而实际上，我校汉语言文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每每有选择吉林地方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而这，显然又促进了地方文学研究的理论热度。通过诸如此类的践行方式，打造地方文学研究的实践平台，拓展宣扬地方文学研究的实践格局，如此良性循环，吉林地方文学现象研究自然会成为前后相续的乡邦记忆，而且会随着学生的毕业流动而走向他乡和远方。

小结

文学现象是文学运行轨迹的折射与反映，从特定意义上说，它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构成文学史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就存在于丰富的现象之中。在丰富或复杂的现象展示与连接之中，历史的动态和过程往往自会呈现出来。实际上，文学史就是各种文学现象的展示和连接，而各种文学现象要想链接进入中国文学史，它们就必须完成从区域到国家的华丽蜕变，否则它就只能成为从属于中国文学的地方文学。就吉林文学研究来说，我们尚不能在中国文学与地方文学之间自由转换身份。基于这种身份尴尬以及地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把握，面对还没有得到全面考索的清代吉林文学现象，我们固然需要立足吉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融通，把握吉林文学现象的独特性，不断拓展中国地域文学的研究格局，但是，地方文学根植的沃土——乡邦，切不可忘记。换言之，实践传承研究理应是地方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的吉林文学现象研究，我们需要在地域/国家的格局下，出入于区域文学/中国文学之间，将文学现象研究与文保、访古、考察等实践环节融入其中，书写、打造一种乡邦情怀，进而让吉林文学成为前后相续的一种乡邦记忆。

吉林市社科联课题“清代吉林地区文学现象研究”(省市1520)。

任树民(1979-)，男，文学博士，北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吉林1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