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锐（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历史终结”中的当代中国
——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罗锐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思想的最初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的“中国”颠覆了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重温此书，梳理福山政治观念的历史思想史，其中大写的“人”提醒着当代中国：马克思唯物史观关注人的发展，寻求人之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地要将“人”字大写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关键词：中国；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人学观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从科耶夫式的黑格尔出发，捕捉住历史的主要驱动力“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一欲望之外的非经济指标，借此驳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经济”支柱的不充分性与不完整性，从而铺就其历史自由民主式的终结之路。时隔二十几年，曾经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爆炸性轰动的核心结论或许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失去原初的引起激烈反响的效应。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重温这本颠覆了中国自身认识的西方政治立场的著作，理性的反思与自省必将替代热烈的拥抱或批判。

一、历史终结中的“中国”——一个颠覆性的认识

通过精细的历史观念思想史考察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巧妙地转化为对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从而使对历史理论的思考再度成为国内外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的焦点，或许是施特劳斯学派后学、阿兰·布鲁姆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思想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学术影响力愈发深厚的主要原因。［1］在此书中，福山站在西方现代化主流体制的立场，根据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理解，借用黑尔格对历史的纯粹哲学阐释，确认在大写的“历史”中有一个具有方向性的逻辑终点，以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进行了极为彻底的辩护：人类最后的政治形式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它将解决人类所有真正的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福山理论中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批判”的中心。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与政治环境皆是与其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之路背道而驰的。福山明显描绘了一个与中国自身认识与实践绝然不同的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扬弃了黑尔格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设定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为历史终结，以源于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式与手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全体中国人民谋福祉，共同创建“自由、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关于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福山将其认定为不完备的历史变化的经济解释，并阐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的差异。他认为，两者都认为历史会有终结的可能性，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历史终结时会出现何种社会”。［2］黑格尔认定的历史的终结是自由王国，而马克思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找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福山指出其并不具有预言性，也“并不代表一个比自由民主更高的阶段”，［3］并且会因“所提供的承认形式的重大缺陷”［4］而被自由民主所取代。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福山将其归因于之前并不彻底的经济控制，将其看作是“共产党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之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5］而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因自由的闯入而为自身带来不满者的表达与反对者的声音。经由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体制是“一种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道的’左翼体制”，［6］这是一种似乎能打败“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体制的唯一确实的竞争者。这位强者在政治上显示威权，在经济上走不完全市场经济道路，不仅构建了高超技术水平的官僚体系，而且拥有着强有力的科技能力。尽管如此，福山依旧确信，它是高度的政治落后与经济落后的结合，并在未来会愈加趋向自由民主，愈加接近具有浓郁自由民主气息的欧美，而非相反。对于中国的批判，福山最终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产状态之上。他仿佛带着一种悲悯的情感，深切地为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感到担忧：当代的中国人正位于强权政治之下，没有自由的空间，拥有不完全的民主，得不到充分的承认。

当面对一种过于绝对的言论时，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以学者的理性充分考察其论证的充分性；每一个具有国家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会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进行合理的辩护。基于黑格尔历史理论的精巧立论，看似精致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历史终结论”是否确实无懈可击，自由民主制是否必将是无可取代的人类未来的最优与终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该如何自立等问题，在此书问世不久便被提出，并得到不同视角的解答。时隔二十几年，此刻再来看福山对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说三道四”，［7］其中包含的对中国奋斗目标的反向判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因分析的曲解、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都不容忽视，但更值得当代中国关注的是基于“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对中国进行如此断定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长久存在的争论，是西方立场的自我简单辩护与价值防卫，还是一种内心深处作为人而对同类的深切的“同情感”与更好状态的寻求呢？回到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最初，即科耶夫式的黑格尔纯粹哲学性的历史思考，我们会发现，在福山强调的大写的“历史”中至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大写的“人”。

二、历史终结中大写的“人”——一种思想史的追溯

哲学基础深厚、充满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福山眼中“第一个回应康德”撰写普世历史号召、并“在许多方面仍是最严谨的”［8］哲学家。为了论证自由与民主本身的优越性以及全世界人民对这种优越性的普遍共识，为了避免自由民主国家的居民对历史进行解释时把动机习惯性地归于经济，福山将目光定位到科耶夫式的黑尔格那比创始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在自由主义的理解方面更高的、“非常有效且有启发性的看待当代世界的方式”［9］——“寻求承认的斗争”。“寻求承认的斗争”不仅是福山论证其自由民主制终结之路的开端，而且是贯穿其理论始终的关键线索。而这贯穿始终的线索始终存在着“人”：人是科耶夫理解的黑尔格非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叙述的开端，另“人之为人”的“寻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人是历史关注的的永恒对象。

在建构自由民主这一具有方向性的、可理解的普世史过程中，福山为我们呈现了两种平行的历史解释方案。一种是长久被人所熟知的“现代自然科学逻辑”，另一种是“超历史的”路径。前一种逻辑的另一名称是历史的经济解释，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尽管它为历史进程储蓄着避免彻底归零的能量与记忆，从而使非循环式的方向性变化成为可能；但忽视了人的非经济性欲求的非完备性是它致命的缺陷。而“超历史”的解释路径，即参照人性这一永恒标准、在更抽象层面上囊括了所有历史事实的非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科耶夫式的黑尔格“承认”机制，使历史最终指向单一的终结。“若不参照人性，似乎就没有可能谈论‘历史’，更不要说什么‘普世历史’”，［10］福山指出：“为了揭示‘寻求承认的’的含义，我们需要理解黑格尔关于人或人性的概念。”［11］因此，“人”是科耶夫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式历史叙述的开端。

黑格尔理解的人是自由和不确定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着本性；同时，历史这一高度抽象的工作也因人性的不稳定而具有可变性。那人性到底是怎样的呢？它最终将历史带向何方呢？同黑格尔之前的早期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一样，黑尔格在讨论人性时也呈现了一种关于“最初的人”，［12］即拥有公民社会和历史过程开始就已经具有基本人性属性的人的自然状态描述：一方面，最初的人与动物共有一些基本的的自然欲望；另一方面，最初的人因欲求真实、实在的对象的承认以及欲求把自身当作人承认而与动物绝然区分开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为了满足自身作为一个人被承认的欲求而产生的流血斗争是人类灵魂中欲望与理性之外的人首先评价自己并赋予自己价值、为自己的利益而义愤的激情的一部分。相比于霍布斯与洛克的“人性”观，黑格尔将人的道德选择自由放在了自我生存与自我保护之前，从而将人与动物彻底区分开来。“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一满足人性最深切的欲求让人之所以为人，并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福山遵从了科耶夫-黑格尔综合的辩证法式历史观，将人类历史中的人看作是不断寻求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得到承认的个体，将历史的终结定义为实现充分承认的社会秩序的建构。黑尔格式辩证法的起点——‘最初的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为最终导向连续的、定向的自由民主人类历史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在以此为钥匙重新理解了过去种种历史现象之后，福山探讨了在历史终结时出现的造物——“最后的人”。“最后的人”——“布尔乔亚”，是自由社会最典型的产物，是缺乏人之为人的道德维度而只是狭隘地将当下的自我保存和物质利益摆在对周围共同体利益之前的自私者。从人性探讨到历史定向，在历史终结之处，人依旧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关注的永恒对象。

三、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一种历史理论的辩护

不知福山的论断是否引起了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辩护或者集中关注西方体制优越性的学者的普遍共鸣，但此部作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冲击力。人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地树立着马克思唯物史观，并持续创建着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历史终结——共产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或许没有彻底颠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的信念，但当有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家正按照共产主义理想设计快速健康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非凡成就之时，毫不掩饰地公然站立在其对立面，宣告中国正走一条与历史真理全然相反的道路时，引起轰动与关注便成为必然。从1989年福山此书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现在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共中央精准把握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胜时期。尽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黑格尔原本的历史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福山对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理解的运用也不一定准确，尽管福山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直言不讳地否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念、现行制度以及表达出“善意”的忧虑；但正像福山这样的“最激进也是最有力度”［13］的对西方政治体制及理念的辩护，让中国和中国人去追溯不同声音的来源，检测到这些差异、不精准以及否定，从而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防护，保持一份应有的清醒。让中国在热切冲向未来的时候，在安逸自得地享用既得的“奶酪”时，回想行动的初衷，找寻或许已然被淡忘的为何现代化的最终原因，去抵抗看似光鲜亮丽但实则虚假的历史的进步。

要承认的是，福山至少成功地将“人”的概念重新提到历史大舞台之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定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福山理论中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始终是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在关于‘人’的哲学反思中，马克思为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创建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14］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注人（无产阶级）的命运，探究人受奴役的根源让“人”登场，到《神圣家族》通过对费尔巴哈“抽象”的超越、对鲍威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将抽象之人转化为现实之人，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研究和界说，依然是一条鲜活明朗的红线。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诞生，是人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革命性变革，它变革了人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范式、基本内容与理论功能，开创了人学理论的新形态，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16］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将人放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中进行深度理解——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实践”，即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成为超乎幻象的尖锐武器，犀利地打破了旧唯物主义以“直观”形式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化及神秘化壁垒；深邃的政治经济学洞见揭开了显现的物物关系之下实际隐藏的赤裸的“变形”了的人人关系的面具，让人类的解放不再是虚渺的玄思或无根的遐想。

但福山将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经济解释。这种现代自然科学的解释逻辑虽然“也为资本主义规定了一个普遍演化的方向”，“能够解释我们这个世界大部分现象”，［17］但当考虑到人的“整全性”时，即人并非只是一种经济动物时，便显现出不完备性，显现出对“大写的历史”的解释的不充分性。他指出：“除非考虑到灵魂的激情部分，把寻求承认的斗争当作历史的主要驱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任何其他主要基于经济的历史理论，在根本上就是不完整的。”然而，事实却是“马克思的综合理论体系包括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比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以及那些社会制度——如财产权、契约关系、政府的形式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些内容作为干扰因素或论据来来对待，这意味着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18］“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征之一便是将和谐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本身归入经济分析过程，或者说，就是不仅把它们作为数据，而且把它们作为变量”，［19］“在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解释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只要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问题就会引刃而解。基本真理的魅力正存在于这种真理所具有的单一关系的严谨和简明中”。［20］

四、结语

福山所谓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下的不考虑人的非经济性的历史的经济的解释并不能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有效的反驳。反而，进一步反应出福山为论证自己政治观点，为彻底有力地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辩护而片面的极端化。毋容置疑，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的准确解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对未来人最诚挚的期盼。马克思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制度，试图解释在阶级的战争中资本家将如何彼此相互摧毁，最后甚至将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关注人的生活状态。“自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要为全人类所创造的题中之义，“民主”是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之下的一种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

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差异性的观念与相对性的冲突还在持续地生长。自觉的意识和实在的主体如何才能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厘清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历史地位，回到历史的现场是一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自身对人类本身的重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注人的发展，寻求人之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地将“人”字大写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胜阶段，即“十三五”规划时期，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必然牢牢把握住历史的主体，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创进步。中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 ［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2］［3］［4］［5］［6］［8］［9］［10］［11］［12］［17］［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5，17，55，56，160，155，162，162，13.

［7］陈学明.评福山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说三道四［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3，（12）.

［13］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14］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19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16］赵士发，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历史变革及其当代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

［18］［19］［20］［美］熊彼特著，绛枫译.换个角度看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2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