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娟

（宜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新发展

钟世娟

（宜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近年来，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在各种因素的内外作用下进一步加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在对已有本土领导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同时，新的突破和进展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研究向的重新定位、针对领导的“反思——批判性”研究、本土领导角色的研究三个方面。而在影响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发展的诸多相关因素中，本土领导研究的信心、管理实践的需要、发展世界的管理学的愿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本土领导研究；审视；发展；影响因素

领导研究作为管理学领域的重中之重由来已久，领导的有效性与组织的绩效密切相关也已成为共识。中国的现代领导研究，很大程度上为西方领导理论发展所引领。然而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不满足于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企业的领导行为，而是日益关注中国特有文化情境下领导行为的特殊性。全新的本土化的中国式领导理论开始出现。这些中国本土领导理论的有效性在华人世界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大大增强了研究者的信心，扩大了中国本土化领导研究的影响力。2011年，世界知名的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简称AOM）年会将主题定为“西方遇见东方”（West Meets East），［1］专门对管理学在东方的运用及东方特色的管理方式进行研讨，而其会标更以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太极图为原型。可见，从事本土研究的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世界管理学界的认同。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正在成为世界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亮点。近年来，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在各种因素的内外作用下进一步加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一、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新发展

纵观近年来的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理论成果不断涌现，总体来看其发展呈现如下新的特征：

（一）已有本土领导理论的重新审视

本土领导理论的提出，是在西方领导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本土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随着本土领导研究的不断纵深发展，这些理论也在被众多研究者重新审视。1995年，台湾研究者郑伯埙首创家长式领导理论，［2］成为本土领导研究的典范。20年来，围绕家长式领导理论的讨论日益广泛和深入。而这一过程中，该理论也承受了诸多后来者的质疑与挑战。不少研究者提出：需要重新考虑家长式领导在中国的现代组织中是否真实存在。家长式领导理论的威权、仁慈、德行三元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其中，威权是指“领导者强调其权威是绝对、不容挑战的，对部属会做严密的控制，而且要求下属毫无保留地服从”；仁慈指“领导者对部属个人的福祉做个别、全面而长久的关怀”；德行指“领导者必须表现更高的个人操守或修养，以赢得部属的景仰与效法”。［3］郑伯埙及其合作者认为，集威权、仁慈、德行于一身的领导形象，正是中国式领导的突出特点，构成了领导行为有效性的主要来源。这一本土领导理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不断将家长式领导理论置于不同情境之中进行有效性验证，随之在验证过程中围绕三大维度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威权维度是否构成领导有效性来源的质疑。研究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威权与个体的工作态度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家长式领导理论的描述。在很多场合，威权与个体的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留职意愿、组织公正感等呈现出负相关而非正相关的关系。［4-8］此后，在团队及组织层面，研究者也有了类似的发现：威权领导与团队效能负相关，［9-11］在组织层面则未观察到威权维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12］为何会出现这样相悖的结果呢？在研究者的分析中，此种结果缘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威权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被证明是领导者的普遍特点，是上下级之间权力距离的准确概括，但是它不符合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趋势，与现代化的价值观无法相容，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员工尤其是当下80、90后新生代员工所拒绝。为了解决家长式领导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学者们正在开始沿两种思路对威权维度进行修正，“其一是删除原有构念中隐含负面意义的行为表现，使威权领导变得更和缓；其二是从构念上对威权领导进行细分，分辨威权中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13］

第二，德行维度受到企业领导行为实践的拷问。根据郑伯埙的研究，家长式领导的德行，主要表现为不徇私（尤其是不通过滥用权利来牟取私利）、以身作则、正直和对部署一视同仁。德行维度是保证下属对领导及组织产生认同、进而激发其工作热忱的重要部分，其与个体、团队、组织绩效的高度正相关性也一再被验证，成为家长式领导中的核心。但是理论的正确与否，必须接受来自实践的不断拷问。转型期的中国，从政府部门到企业不断爆出领导人贪污腐败锒铛入狱的消息，领导利用职务追求一己私利成为常态，内部员工对领导人的德行认同也持续降低。领导的德行问题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诸多现象让人不得不怀疑：在当下中国的企业管理活动中，领导者的德行是否还与其领导有效性直接相关？如果领导者的德行仍然重要，又如何解释现实中有如此多不称职的领导在主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刺激下，相关学者注意到西方管理学界近年来开始的对“破坏性领导”的研究。西方研究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工作场所的破坏性领导行为相当普遍。破坏性领导不仅会影响下属的工作态度、行为，而且会给员工带来很多负向心理反应，最终也对下属的绩效造成负向影响。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借鉴此理论，发现当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破坏性领导行为包含四个因素，即：贪污腐化、苛责下属、辱虐下属与德行缺失。而且这些破坏性领导行为，确实对领导有效性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14］如此，在中国社会的企业管理活动中，德行与领导有效性的关联从反面得到了验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德者居之”的价值理念，仍然广泛的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而目前中国企业领导德行缺失的问题，既有社会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选人用人机制的弊端，亟待从多方入手来解决。

（二）本土领导理论的新发展

从验证西方领导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到比较和修订西方领导理论，再到构建新的东方领导理论，中国的本土领导研究已经进入了“强本土”的初级阶段。如何发展起源于本土的领导理论，是强本土化研究的重点。［15］继家长式领导理论、差序式领导理论之后，致力于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学者仍然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其中尤以以下三个方面最为典型和突出。

1.研究路向的重新定位。沈毅在2012年的研究中指出：［16］以往海外及港台的华人组织领导研究侧重于从文化取向来分析领导行为。郑伯埙等虽然很好的抓住了组织领导的文化传统，但忽略了组织外部的体制结构背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难以回答中国企业的组织运作模式特点，从而呈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已经面临着继续深化发展的瓶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组织运作模式的成功密切相关。将文化解释与结构解释相结合，才能突破文化研究的局限，推动本土领导研究向前迈一大步。此外，以郑伯埙为代表的本土化领导研究团队侧重分析存在于港台地区的家族企业的领导文化传统，但大陆企业从国营发展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与港台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同体制的企业所倚赖的文化传统也可能存在诸多差异。沈毅认为，近年来大陆的市场化体制转型正好为研究不同体制下组织领导模式的运行以及其内在文化传统的支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不同性质组织领导模式的成败，有来自体制结构的原因，或许也存在文化支撑差异的原因。未来的本土组织领导研究只有打破既有学科视角的局限，主张文化取向与结构取向的不同研究立场的交流对话，才能完整建构独具中国文化特色与社会机制分析的组织领导理论。

2.针对领导的“反思——批判性”研究。传统的领导研究过分关注其正面作用，忽视了领导力量的模糊性和多变性，这一点已经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反思。韩巍等人从这一角度开展本土研究，对中国领导者中“不称职”领导大量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他们提出一个“文化、社会化、组织情境和互动”四维度本土领导分析框架，然后围绕“领导与组织成员的互动”归纳出四种领导类型，进而对其中的“机会型领导”和“幻觉型领导”展开深入研究。“机会型领导、幻觉型领导”是两种不称职的领导类型，但是在中国各类社会组织中却大量存在。研究者认为，组织成员之所以会服从不称职的领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中国文化中突出的“权威取向”使得中国人习惯于对领导的顺从；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到的少见的、高度一致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的“驯化”，使其少有质疑与反思。如何规避和扼制中国社会组织实践中随处可见的机会型、幻觉型领导，应该成为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主题。“中国本土的领导研究应该更多从‘社会干预’的角度，积极反思文化资源、社会化过程及组织互动，唤醒领导者、组织成员个体的‘责任意识’。”［17］

3.本土领导角色的研究。徐立国等人指出，［18］学界现有对领导者角色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缺乏本土视角。他们选取海尔创始人张瑞敏这一本土领导的典型案例，并结合基于建构的扎根理论，对本土领导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及其行为进行了探索。其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基于不同的领导角色承担，表现出不同的领导行为，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他们以张瑞敏在海尔发展历程中的工作作为典型研究对象，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本土领导者至少承担着设计师、市场政治家及形象代言人3种领导角色，而其中的市场政治家角色显现出最为突出的中国本土特征。在中国企业的发展中，领导不仅必须关注市场，更需要关注“政治”。这种跨越两个领域的领导角色，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的本土情境下，领导把握组织的战略方向不能离开市场，而要实现市场中的战略则离不开“政治”。

二、影响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本土领导研究的信心大为增强

中国的现代领导研究是在过去30多年间，跟在西方领导理论后面一步一步学着发展起来的。初始阶段，机械照搬和移植西方理论研究是主要特点，忽视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情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中国企业的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的领导力研究甚至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研究热点。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的学者也纷纷转换研究视角，调整研究重心，由对西方领导理论的学习转而关注中国本土领导的特殊情境研究。毫无疑问，这种转变首先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企业的成功经营带来的信心。随后，学者的研究兴趣也进一步为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取得的成果所激发。郑伯埙、徐淑英等人提倡的本土研究在华人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较好的认同，这让中国的学者有了更多摆脱西方管理理论，创新中国管理研究的勇气。诸多优秀的学者大声疾呼中国本土研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推动着一拨又一拨中国学者走向本土领导研究的道路。

（二）管理实践的需要是深层次动力

本土管理理论兴起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管理理论被认为脱离中国管理实践、无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和指导。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涌现，大量企业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实践界迫切需要真正符合中国情境的理论来进行指导。伴随中国经济的转型及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小米等，正在进行着大量的管理创新实践。这些企业身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更多当下的新思维新模式。而从企业中的管理对象来看，80、90后日益成为企业员工主体，新一代员工也对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推动着管理的创新研究。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企业内外环境诸多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企业领导者如何做出适时调整，保持对企业的有效领导是大家都极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当下的本土领导研究，关注中国的特殊文化情境，更日益关注企业内外环境的新变化给领导方式带来的冲击。大量的本土研究在关注新环境新条件下的领导行为变化，正契合了当下管理实践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本土研究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管理理论的反思批判中，也迎来了本土领导研究的重要机遇。

（三）发展世界的管理学的愿望

在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管理理论及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越来越客观的认识。但是批判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研究者准备把一切西方管理研究成果完全摒弃，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事实上，走过了对西方管理的学习、模仿阶段之后，中国本土领导研究已开始注重基于中国的研究场域而将世界古今中外管理思想进行融合，凭此发现管理实践的真正规律。他们希望能够在对中国的领导研究中建立国际通行的研究模型；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适用于中国，也为世界范围的管理研究提供借鉴；希望中国的管理研究能够从本土管理学走向世界的管理学。正因此，在中国本土领导研究的新发展中，他们才会用西方的“破坏性领导”来分析中国德行领导中存在的问题，又反思以往本土研究注重文化取向忽视组织运作模式的缺陷，关注“不称职”领导的西方研究进展等。中国的本土研究者在持续的保持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努力对全球管理学界有所贡献。

（注：本文系江西省宜春市社科研究“十二五”（2013）规划项目课题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企业领导有效性研究》（重点项目）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ycskl2013-0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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