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文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窥探和省思：新教伦理对我国社会的现代启示

王进文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马克斯·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强调了宗教精神和道德伦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产生和功能发挥。作为中国社会新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蕴含了丰富的伦理价值，也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信任缺失、“拜金潮”兴起、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韦伯所论证的新教伦理精神进行省思和理性借鉴，这将对我国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现代启示作用。

关键词：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借鉴；现代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实践，体现了转型社会下我国社会发展与价值体系的统一，凝聚了社会变迁中我国群体团结和集体协作的内在精神动力。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阐述：倡导富强、和谐，倡导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等。同样，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中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强调了宗教精神和道德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产生和功能发挥。那么何为资本主义精神，其实质和内涵又是什么？富兰克林精辟的将其表述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用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1］从东西方价值伦理比对来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基于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中汲取文明的营养，理性悦纳其给我们的现代启示，以此促进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

一、解读韦伯：新教伦理的背景提出及其内容简述

马克斯·韦伯作为西方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被称为“西方文明之子”。《新教伦理》中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创造绝不仅是韦伯个人天才式的思想超越，也应该从韦伯的早期家庭教育和所处时代背景中加以窥探。从时代背景方面，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是一种野蛮的、抛弃理性的掠夺性行为。此外，传统天主教垄断了个人自我救赎和自我发展的通道，压抑了人性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致使社会群体难以自由和理性。然而，随着启蒙运动过程中的个体地位张扬和宗教改革过程中的自我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对人性进行省思和自问，萌发了对理性主义的追求，这为韦伯对理性化的探索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从个人教育方面，韦伯很早就研读他所接触到的历史、哲学等著作，接触了众多的著名人物，如狄尔泰、西贝尔等。在阅读了包括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后，韦伯逐渐领悟了理性的启示，开始将理性主义融入了个人学术研究和道德人格之中。从家庭环境方面，他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施泰因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深厚社会和宗教情感的虔诚基督徒，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正是她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在此过程中，韦伯潜移默化的接受了母亲所传递的社会责任观念和理性精神。

在时代环境和教育熏染的双重作用下，韦伯开始了对宗教理性化的研究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以窥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在动力的惊世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此著作中，韦伯先通过从当时西欧社会的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出发，以事实统计论证了天主教更加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有禁欲苦行色彩，［2］（P26-27）新教更加注重经济理性，从而揭示了不同宗教对待世俗活动的态度。其次，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白简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特征，如珍惜时间、讲究信用等。最后，通过对路德的职业概念以及禁欲主义新教主分支的实践伦理观进行探析，韦伯阐述了天职观念以及其他新教伦理更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能成为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因素。韦伯在其著作中隐含了对新教伦理的赞扬和对理性化的推崇。韦伯再三指认资本主义的本质精神，主要目的就是论证个人行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都最终要以理性的思维为准绳。［3］事实上，韦伯所宣称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够生成，是因为在宗教伦理背后实际上是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其关键在于法制健全和制度完善，理性化过程实际上是法制化和制度化发展的结果。现代各种形式的法律的发展，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促进资本主义精神自我内化的重要原因。

目前，由于我国社会法制化进程缓慢和主体伦理自觉尚未形成，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一系列非理性化观念逐渐兴起和扩散，这显然与先进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对社会生产生活起着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驰，更无法形成与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符合的伦理精神。基于此，深入探析《新教伦理》中体现理性化特征的形式和内容，这将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新教伦理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朝着理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也利于为改变不良风气和非理性观念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二、特征探析：新教伦理中理性化的基本表征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近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形成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合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深刻论述了理性化的具体特征：一是宣扬以天职观为出发点的责任感；二是宣扬以禁欲主义为要求的生活方式；三是宣扬以先定论为基础的自我救赎。韦伯进一步认为，通过理性启示下的现实责任承担、生活方式转变、自我救赎实现，新教伦理精神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发挥和体现，从而使得宗教伦理和世俗活动之间协调更加得当，也就是具有了某种“亲和力”。为了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韦伯将不同类型宗教进行了划分和比较。笔者认为，要想理解新教伦理如何在世俗活动中起到纽带和衔接作用，必须要深度探析《新教伦理》中所体现理性化的基本表征。

从天职观角度来说，韦伯将天职看做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认为职业概念中显然包含了对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肯定评价。在对路德教进行探析后，韦伯认为信徒在世俗生活中的个体行动和集体行为都需要依赖于物质活动和进取观念，而这主要体现在勤勉工作和责任履行上。就勤勉工作而言，俗世生活需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生理需求，而勤勉工作是其获得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必要方式。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4］（P91）由此，任何因休闲、懈怠而不务工作的生活方式都将被看做罪恶并得到坚决否定。个人在俗世生活中有条不紊的工作和有序的追求俗世之物，成为了人们获取上帝恩宠和荣耀上帝最为重要的方式。然而，这并意味着人们可以怀有自负炫耀、自我放纵等非理性态度，因为他们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为谛听上帝旨喻而工作，而不可为肉体的诱惑而产生罪孽。就责任履行而言，认真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人们的唯一生存方式和生活要求，而坚持出于责任出于公益来接受现实分工和职业形式更是一种荣耀上帝的途径。此外，上帝是至善的、值得信赖的，通过施行胞爱来证明世俗职业中具体劳动的合法性的目的也在于荣耀上帝，这将使人们的宗教价值观因在世俗生活的行动而逐渐世俗化。在此过程中，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的劳作，其对上帝所遵从的天职（Calling）也被内化为个人在尘世中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对天职观的信仰和对职业精神的追求并没有使人们产生伦理谴责和精神追悔，反而实现了他们在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中的统一，这为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伦理动力。

从生活方式来看，新教徒实行的是禁欲主义，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非理性、苦行僧似的出世禁欲主义，而是要有理性和虔诚，要有道德和诚实的入世禁欲主义德行。虽然新教伦理精神宣扬了世俗之人可以在现实中尽可能多地挣钱，进而实现经营利益和财富追求的统一，但其现实基点和关键原则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因为它是一种对至善伦理和荣耀上帝的情感张扬，而并非是对过度“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本能依赖。在韦伯看来，对人们实行禁欲不是为了扼杀教徒的个人自由和内在需求，而是希望他们从理性角度和道德层面出发，以客观理性的生活态度去争取世俗生活中的幸福，而禁欲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生活更加理性化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韦伯发现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间的本质差异，并且探究了世俗生活中个体本能对金钱的获取欲望是如何转变成具有理性化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强调将工作本身当做生活目的，将职业道德当做现实责任的前提下，认为人们通过将新教的禁欲主义灌注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获得了在尘世中建功立业的道德认同，找到了足以肯定现世生活的理性化途径，［5］从而有效抑制了人们的贪欲和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更重要的是，韦伯认为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对社会群体的心理规制引导了个体实践和自我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开始合理化，也为实现资本主义精神在生活方式转变上提供了生成基础。

从自我救赎来看，以先定论为基础的救赎方式打破了传统教会和教士做为联系上帝的中介对教徒的约束和压制，加强了信徒与上帝联系，加快了其理解上帝旨喻的过程。韦伯指出，上帝旨喻已经预先规定了谁被选召，谁被弃绝并且这将与个人行为无关，得到上帝恩宠之人将永远得到上帝的恩宠和赏赐，而得不到赐福的人将永远与上帝相隔，最终要受到来自上帝末日审判的惩罚。这一教义使教徒内心充满着孤独甚至恐惧，开始怀疑上帝是否选中他，并给他永恒的荣耀，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救赎的机会。对路德教派的开创者来说，必须信仰上帝的恩赐是可以取消的（可失性），也是可以通过悔悟后的谦卑和绝对信仰上帝的旨喻及圣事而重新赢得的。［2］（P77-78）而回归新教教义本身，教则认为灵魂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意识，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6］为了消除内心的孤独和恐惧，人们开始重归信仰上帝并选择在世俗生活中努力奋斗与开拓进取，以期达到荣耀上帝的目的。这一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教徒已由消极被动的思索自我是否得救向积极主动的探究自我救赎方式的转变，而且预示着教徒开始由倾向于神秘主义、感情主义向理性主义、禁欲主义方向转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世的生活是彻底理性化的，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的支配。［2］（P90-91）

“天职观”、“禁欲主义”、“先定论”的结合构成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核心，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天职观”和“先定论”体现出精神领域内价值和信仰的文化导向，而“禁欲主义”则体现了现实生活领域内行动者的生活要求，这使得神圣世界与俗世生活在工作、生存方式等方面渐趋一致，最终促使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

三、理性借鉴：新教伦理精神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尚未健全、信任机制尚未建立，功利主义兴起、道德伦理丧失、人际关系冷漠等问题日益凸显，造成我国社会的失序和不和谐。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新教伦理之间内在生成关系的经典之作 《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强调了资本主义中非经济因素的动力基础——伦理·道德·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韦伯的论证并非客观和严谨，但他对新教伦理的合理论述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对新教伦理的全面把握，利于我们认识道德伦理和价值理性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汲取优秀文化价值，宣扬道德伦理，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

新教伦理本源于教徒对宗教的崇拜和敬畏，其中信仰是构成新教伦理的基本内核。在韦伯看来，对宗教的敬畏和对上帝的崇拜促使了个体对宗教规则和秩序的屈从和遵守。信仰本身利于天职观念的形成和资本家职业精神的塑造，利于社会发展更加有序和理性化。就信仰价值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祖先信仰，起着凝聚家族的合力和能量、强化群体的认同和理解、宣扬社会的互助和友善的作用，这显然利于转型社会下集体意识和公共价值的张扬，利于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情感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文化价值观能起到指引人们行动方向、统合人们行动使之成为社会秩序的作用。［7］为此，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大力践行社会价值观理念，以期实现个人的价值意识理性化和社会行动合理化的统一。此外，韦伯强调了道德文化和理性价值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倡导和谐而有序的儒家文化也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主张“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等道德伦理。就财富获取而言，儒家思想中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逐利思想为社会群体所接受，为既有价值理念所接纳，这些都可以为我国社会发展注入新的伦理精神动力。在此过程中，这不仅需要加强传统道德伦理转型，注重伦理自觉和道德意识的培育，而且要建立相关机制来激发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使之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文化动力和道德支持。

（二）健全法律体系，培育理性精神，使之为社会发展提供规范机制

韦伯作为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其对世界上的主要宗教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解释：“具有近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在中国和印度等地出现”。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指出中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没有产生理性化的、合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也认为新教伦理并非是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而是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初期。新教伦理是理性化和合理性发展的产物，法律健全和制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宗教的规制作用。在转型社会时期，如何促使理性化、具有公平秩序体系得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约束力，人消费欲望中所具有的“更多、更快、更频繁”的本能冲动，贪婪和一种肆无忌惮的占有欲成为社会常态，最终将会导致 “无欲的浪费和破坏”这一悲观结局。［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于诚信机制、公平公正，需要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道德伦理，共同推动其向经济理性化的道路发展。基于此，在完善市场体系过程中，要将企业家的那种“非理性价值”关进法治的笼子。另外，政府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从而使社会群体更加理性化和得以规训。

（三）引导宗教文化，挖掘其社会作用，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和绝对理念，其对世俗的引导和规制作用明显。从宗教约束来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阐述：“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种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9］（P67-68）由此观之，韦伯看到了宗教的引导和激励作用，看到了宗教伦理在遏制人性中无尽的恶等方面的约束作用。从宗教价值来看，在基于唯物辩证法基础上，马克思论述了上层建设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宗教也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宗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禁锢思想、弥漫虚无理念的制度性组织，而是可以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现如今，我国宗教也已逐渐融入俗世生活中，正在发挥着引导社会群体向善、重视众生平等、注重同胞之爱的作用，并开始在社会互助、社会救济、社会慈善等方面显示出积极作用并发挥其特有功能，这显然利于改变社会失序、人情冷漠、道德滑坡等现实状况。因此，通过引导我国宗教发展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对培育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伦理和实现我国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著，郑志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2］［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2007.

［3］廖靖靖.浅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文化研究，2010，（1）：141-142.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郑祥福，徐正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重思［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56-57.

［6］范和生.现代社会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12）：43-44.

［7］黄荣英.转型期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意义［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6）：44-45.

［8］李明，韩立坤.马克斯·韦伯社会发展观浅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5，（2）：44-45.

［9］吴金海.对消费社会的另一种理解［N］.人民日报，2012-12-04.